包刚升：现代化的精英——制度主义理论：基于跨国类型学的比较研究

“二战”以来，后发展国家都在积极探索通往现代化之路，学术界也极为关注现代化问题，并提出了许多与现代化有关的理论、学说。然而，在全球范围内，成功的现代化并非通则，而是特例。从英国作为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兴起至今，如今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真正成为现代化国家的不超过1/4。这意味着，真正成为现代化国家是较为特殊的个案，未能成为现代化国家才是常态，是更大概率的事件。因此，关于现代化问题的理论研究显得更为重要。基于对现代化研究的回顾，本文从精英—制度主义的新视角出发，理解经典的现代化问题，从而构建起新的解释模型和分析框架。

一、现代化研究的历史脉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化理论率先兴起于美国。“二战”结束后，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发展问题与现代化问题，逐渐引起美国和欧洲政治学界、社会科学界的关注。此后，诸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西里尔·布莱克（Cyril Black）、艾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一批代表性的学者围绕现代化问题著书立说，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当时的许多研究都跟如何理解现代化这一基本问题有关。比如，詹姆斯·奥康内尔（James O’Connell）指出，现代化概念关系到三个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基本方面：“（1）对事物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的存在，有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维持着一种连续不断的、系统的和创造性的知识探索——换言之，便是具有分析因果关系式的观念和创造发明的观念；（2）产生于第一种观念并加以促进的工具和技术的大量增加；（3）在个人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接受不断变化的愿望，与此同时又具有保留个人和社会特色的能力。”比如，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是一个革命的、复杂的、系统的、全球的、长期的、有阶段的、同质化的、不可逆转的和进步的过程。亨廷顿在这里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更多是站在普遍主义视角提出的，赋予了现代化普遍性的含义，但他并没有指明不同国家特殊的发展路径。再比如，印度学者德赛（A. R. Desai）在《现代化概念有重新评价的必要》一文中也探讨了现代化的核心概念，涵盖思想领域、文化领域以及体制转型等。又比如，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在《发展中的政治经济》一文中认为，现代化主要包括了两个政治变量（两个P）和两个经济变量（两个W），其中，两个政治变量分别是政府能力或权力（Power）、人民参政（Participation）或民主化；两个经济变量分别是经济的增长和分配，或者说是财富（Wealth）和福利（Welfare）。这些理论和观点对于理解现代化概念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学者发现当时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尚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甚至遭遇了现代化理论的“贫困”，于是又出现了对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和批判，逐渐形成了政治稳定论、依附理论等。此后，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出现了相对的衰落，但跟现代化有关的理论议题更多地跟经济增长、民主化、国家构建等研究发生交叉与融合。即便如此，21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热情并没有下降。在反映国际研究趋势的科学网（Web of Science）平台数据中，以“现代化”（Modernization）为关键词的文献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可见，现代化研究仍然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关于现代化理论，国内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北京大学的罗荣渠教授作为国内现代化理论的学术领军人物，曾出版《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等，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当代中国现代化理论与比较现代化的研究。曾先后任教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钱乘旦教授等早在1987年就出版了《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系统地探讨了欧洲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多样性问题，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的现代化差异等。后来，他还带领数十位学者完成了十卷本的《世界现代化历程》。这项研究尽管各卷差异较大，但总体上对世界各地区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是世界现代化研究的系统性、总结性成果。21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继续升温。其中比较重要的理论议题，主要包括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及其评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中国情境下现代化与政治转型的关系、中国情境下民主与现代化的关系等。还有研究基于严格的实证社会科学解释全球范围内现代化的历史变迁。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之后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呈井喷态势。相关研究非常多，这里不再赘述。

现代化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理解现代化。基于现有文献，现代化可以有经济维度、政治维度和观念维度三重内涵。其中，经济维度的现代化是指工业化、技术进步与创新、城市化、全球化，以及交通、通信技术的改善等。政治维度的现代化是指国家建构、法治建设、政治民主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等。观念维度的现代化是指科学与理性观念的兴起、自由与权利观念的增长等。所有这些不同维度的特征构成了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所有这些变化和转型综合起来就构成了现代化的整体概念。

同时，已有的研究并没有涵盖现代化的一些概念和视角。就目前成果而言，并没有学者从精英—制度主义角度对现代化进行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基于精英—制度主义的视角，重新理解现代化问题，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对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开展比较研究，进而构建新的解释现代化的分析框架。

二、分析视角、理论预设与主要观点

研究现代化问题，首先要区分三个概念，即“现代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其中，“现代的”（modern）是时间意义上的概念，对应“传统的”（traditional）；“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过程意义上的概念，对应“传统社会”（traditional society）；“现代性”（modernity/modernism）是属性意义上的概念，对应“传统性”（tradition/traditionalism）。这三个概念都与现代化问题息息相关。

现代化可以被定义为从传统社会状态到现代社会状态的过程。可见，现代化是具有时间性的议题。从时间维度来看，早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基本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现代化问题就已出现。当然，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当时的现代化水平其实非常低。“二战”后，现代化又有了新的标准，基本以最发达国家为参照系。这些参照系提供了现代化的共性因素。但同时，现代化也是具有个性的问题。现代化涉及政治、经济、观念等不同维度，在这些维度上，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现代化问题在理论上可以被归结为不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问题。本文试图在总结不同国家现代化的共性和个性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该框架立足于精英—制度主义的视角，关注统治精英与政治制度模式之间的互动。在讨论这一分析框架的主要观点之前，这里先给出几个理论上的预设。这些理论预设可以被视为精英—制度主义分析框架能够成立的前提条件。本文提出以下六种主要的理论预设。

其一，阶层预设。一个国家可能分为精英与大众，精英又可能分为权力精英（政治部门）与财富精英（经济部门）。处于高层的权力精英是统治精英（ruling elites）。

其二，精英支配预设。统治精英的数量极其有限，但决定了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制度和政策。当然，这并不是否定大众的影响力。只是相比大众，精英特别是统治精英对重大政治、经济事务更具支配性影响，尤其对于制度设计与政策选择而言。

其三，理性人预设。人在大部分情形下会尽可能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行为与策略。在决策过程中，精英的观念和意志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大众的影响，但更为主要的是，由自身的理性和利益诉求主导，并在制度设计和决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

其四，制度预设。精英的权力与利益受到既有制度的规制和约束。也就是说，精英的权力与利益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会受到一整套制度的影响。这些制度框架是精英在其中行动的约束条件。

其五，环境预设。任何国家都处在一定的国际体系中，既容易受到最发达国家技术、制度扩散效应的影响，又容易受到其他国家政治、军事竞争压力的影响。技术扩散和制度扩散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可以享有的好处，即后发展国家可以通过学习、模仿获取最发达国家的一些技术和制度。但是，处于特定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中，各个国家也会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压力甚至是威胁。特别是一些国家由于历史或其他原因处于竞争甚至冲突的状态，这种压力就会比较大。

其六，现代化非中性预设。现代化对权力精英、财富精英与大众的权力和利益的影响并非中性的，而是可能改变精英与大众或精英与精英的权力和利益对比关系。随着现代化的进行，它可能使一部分人获益较多、另外一部分人获益较少。这会造成不同社会成员和集团相对实力的变化，进而影响各自的权力和利益。

基于上述理论预设，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精英—制度主义视角的理论假说，即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实现现代化，取决于该国统治精英是否选择有利于现代化的制度与政策；这又取决于现代化及其结果是否符合统治精英的权力与利益诉求；而一国政治经济模式构成了统治精英的初始约束条件。

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是这个国家的统治精英制定对现代化有利的制度和政策。然而，在许多情况下，统治精英也可能采取不利于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这也是许多国家无法有效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原因。统治精英未必选择有利于现代化的政策，是因为现代化及其后果和效应未必符合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利益诉求。因此，现代化的进程是否有利于实现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利益诉求，就成了影响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因素。如果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利益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维护与增进，那么，统治精英就更倾向于采用有利于现代化的政策；反之，如果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利益受到削弱甚至有可能被摧毁，那么，统治精英就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倾向于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等各方面抵制现代化。问题是，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利益又是什么决定的呢？实际上，影响因素可能有很多，但本文认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模式是决定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利益的根本因素，它也因而构成了统治精英权力和利益的初始约束条件。

三、精英—制度主义的现代化分析框架

围绕现代化问题展开分析，首先要明确其中的行动主体，即大众与精英，而精英又可以分为权力精英和财富精英。在这三类主体中，权力精英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是支配性的，同时，这种支配也受到特定政治经济模式与主体间关系的影响。政治经济模式决定了精英的权力与利益结构，决定了权力精英与财富精英在该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同时也决定了权力精英、财富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关系，进而造就了不同的权力精英和财富精英类型。

图2呈现了不同主体在国际和国内环境下的互动。其中，国际环境主要是现代化情境下的工业化与全球化。国内环境则包含特定的制度背景和权力关系。在这一情境下，精英处于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顶端。相比大众，精英特别是统治精英往往更具支配性的力量；相比财富精英，权力精英手握强制力，因而更具支配力。根据后发展国家的既有研究，本文把权力精英分为垄断型和共治型两种类型，把财富精英分为食利型和生产型两种类型。

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模式的特点决定了精英的权力和利益结构。这种政治经济模式在一些国家的前现代阶段就已经形成。在不同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它们的政治经济模式是不一样的，其精英的权力和利益结构也不一样，同时，权力精英和财富精英所处的位置也不一样。从权力精英和财富精英的关系角度来看，如果国家存在约束强制力的正式制度安排，即宪法和法治的安排，权力精英的权力就会受到财富精英的制约。如果这种制度安排缺失，那么权力精英基本上拥有对财富精英的支配性力量，因为他们掌握国家机器与政治权力，因而拥有充分的强制力。由此，权力精英和财富精英存在两种可能的关系：没有正式制度约束，权力精英支配财富精英，形成支配关系；存在正式制度约束，权力精英和财富精英相互制衡，形成博弈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财富精英可以借助各种各样的制度与途径在相当程度上约束权力精英，权力精英无法为所欲为。

根据不同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权力精英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垄断型权力精英和共治型权力精英。其中，垄断型权力精英控制权力的方式更加权威化，共治型权力精英的权力则受到一系列民主制度的约束。本文还把财富精英分为两种类型：食利型财富精英和生产型财富精英。食利型财富精英往往可以控制土地、矿产资源等，也可以通过控制行政资源对经济资源进行分配，从而获得超额利润。食利型财富精英获得财富和经济利益，往往依靠的不是生产本身，而是分配。他们的收益更接近政治经济学中的“租金”概念。生产型财富精英则通过技术研发、生产制造，为社会提供更好的产品或服务来获得财富和经济利益。生产型财富精英的致富过程，往往跟他们对生产、技术创新的推动关系密切。根据权力精英和财富精英的不同类型，可以建立四种不同的模式组合，以此解释不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模式差异和路径差异。

在各种行为主体中，现代化有着不同的福利效应。总的来说，现代化与大众的权利与利益大体上是一致的，即现代化程度提高会推动大众权利与利益水平的改善。当然，这里也会涉及再分配等更复杂的理论问题。但从总量的角度来看，现代化通常都会显著提高大众的权利和利益水平。因此，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民众都是欢迎和支持现代化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他们的权利、利益与福利水平等往往都能得到大幅改善。

然而，现代化对精英的权力与利益的影响更为复杂，并且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一是增加和改善效应：现代化促进精英的权力与利益；二是减少和恶化效应：现代化弱化精英的权力与利益。这主要是因为，精英的权力和利益，不仅取决于他们获得的权力与利益的总量，还取决于他们获得的权力与利益的比例或份额。一般来说，精英同样可以在现代化过程中获得绝对收益，但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民众在该过程中获得了更高比例的影响力——包括在权利和利益上，在这种情况下，精英的权力与利益就会遭受相对损失。

随着经济的发展，统治精英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财政资源。由于交通、军事等技术水平的改善，他们掌握和控制权力的能力也会提升。如果考虑到跨国的竞争和对比，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在跨国比较中，一个国家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利益，随着现代化过程的推进，相对于别国也会显著地上升。这是现代化对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利益的正向影响。然而，这一过程也包含了负面的效应。这种负面效应并不意味着统治精英享有的绝对收益会下降，而是指相对其他社会行为者的相对收益可能出现下降。当这种情况出现时，随着现代化过程的推进，这意味着统治精英需要把更多的权力和利益让渡给财富精英与大众。总之，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利益，不仅取决于他们获得的权力和利益的绝对数量，而且取决于他们获得的权力和利益相对于整个社会、相对于财富精英和大众的比例。

现代化还可以通过影响财富精英或大众的相对实力，对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利益产生冲击或威胁。一方面，现代化可能会提高大众在权力与利益上的比例或份额，并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相对实力和讨价还价的能力，其机制是：自由与权利的增加、教育水平与思想观念的提升和解放、动员与组织的强化。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着大众自由和权利的不断增加，因为想要调动社会成员共同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适当的自由和权利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教育水平的提升、思想观念的解放也会让越来越多的大众要求平等的权利和自由。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化还会不断强化大众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在传统社会中，大众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很低，现代化则可以显著提高大众的组织和动员水平。以上所有因素叠加，就使整个社会权力分配体系中大众的讨价还价能力得到极大提升。这会反过来削弱精英尤其是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利益。

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还会改变权力精英与财富精英的关系，提高财富精英在权力与利益上的比例或份额，并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相对实力和讨价还价能力。在现代化进程中，财富控制者的政治力量也在提高，这个往往是统治精英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想要现代化，几乎无一例外，都要求一个不受权力控制的经济部门的规模和力量的增长，否则，一个国家几乎无法实现现代化。然而，这就会不断提高财富控制者的相对力量和政治影响力。

上述分析显示，现代化有着特定的政治效应：跟精英相比，相对实力会向大众倾斜；跟权力精英相比，相对实力会向财富精英倾斜。这两种情况都是统治精英不愿意看到的，都是对统治精英相对实力的削弱。这也是理解不同国家的统治精英采取支持或反对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的关键逻辑。

综上，现代化对统治精英权力和利益的影响存在四种可能性。如图3所示，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利益可能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第一种是类型A，即正相关，意味着现代化进程大体符合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利益。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统治精英的权力与利益还在增长，真实情况未必是一条斜率向上的直线，但基本趋势是这样。第二种是类型B，即负相关，意味着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利益不仅没有增长，反而还出现了不断削弱的趋势。第三种是类型C，即先正相关、再负相关。第四种是类型D，即先负相关、再正相关。这两种类型，其实就是类型A和类型B在时间变化维度上的不同组合。

在上述不同情境下，统治精英自然会选择不同的制度和政策。在类型A的情境下，由于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利益与现代化进程基本呈正相关，统治精英倾向于制定和采取有利于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在类型B的情境下，由于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利益与现代化相背离，现代化程度越高，他们的权力和利益越会遭到削弱，因此，统治精英倾向于采取反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在类型C的情境下，由于现代化是先促进后削弱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利益，因此，统治精英可能会在前期采取支持现代化、在后期采取抵制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在类型D的情境下，由于现代化是先抑制后促进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利益，因此，统治精英可能会在前期采取反对现代化、后期采取支持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

当然，在实际的现代化进程中，统治精英的权力与利益是多元的，这些权力与利益也构成了统治精英效用函数的约束条件。一般来说，如果借鉴新古典国家理论的研究视角，统治精英至少需要考虑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可统治性的问题，或者说统治精英的政治生存问题。借用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的压制成本和包容成本概念，当面对可能的政治抗争时，统治精英需要在这两种成本之间寻求平衡。如果压制成本过高，统治精英往往更难维系自己的可统治性或政治生存。二是统治租金的问题，即统治精英希望在统治中获取足够的收益，在权力和利益上获得足够的比例与份额。三是国家间竞争导致的政治压力问题。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处于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中，国家间竞争造成的政治压力会传导到国内政治中，进而影响统治精英的政治选择。例如，如果军事、技术等方面的竞争压力很大，理性的统治精英就不得不与财富精英合作，因为需要靠推动现代化、提升经济与技术水平的办法，有效抵御国际竞争带来的压力。当然，与较发达国家相比，一些国家由于实力过分弱小，统治精英也可能通过关闭国门的方式，避免卷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从而缓解自身的政治压力。

总之，统治精英实际的权力和利益是现代化带来的增加值。一般来说，它们的绝对值都是增加的，但要乘以统治精英在现代化过程中获得的份额的变化，才能得出现代化进程对统治精英权力和利益的真实影响。综合来看，这种影响存在四种可能性，它们也对应着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四种不同路径，即进取路径、掠夺路径、包容路径和溃败路径（见表2）。这四种路径对应着一个国家的权力与财富总量增加值是否为正，以及统治精英得到的再分配效应是否为正的不同组合。如果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对统治精英权力和利益的影响存在差异，统治精英会在不同阶段对现代化采取不同的制度和政策。需要强调的是，统治精英的选择不仅受到较为客观的权力和利益的影响，也会受到自身主观认知的影响。这些认知甚至还会影响统治精英对自身权力和利益的看法。所以，不同的认知模式往往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制度和政策选择。

在四种路径中，进取路径指的是，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一个国家的权力与财富的总量在增加，统治精英在此过程中得到的份额也在增加，其对应的就是统治的强化。同时，统治精英不断选择促进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包容路径指的是，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一个国家权力和财富总量在增加，但统治精英在此过程中得到的份额在减少，其对应的就是统治的弱化。在这种路径下，统治精英的做法是包容这种在权力和利益上的绝对收益增加但相对收益减少的事实，并继续推动有利于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这样做，往往可以为后面的各种政治转化创造新的机会和可能。掠夺路径指的是，整个社会的权力与财富总量增加了，但统治精英想要获得更多的比例与份额，其固然对应的是统治本身的强化，但这样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会显著降低。溃败路径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权力和财富总量在减少，统治精英获得的份额也在减少，其对应的趋势不仅是现代化程度的降低，而且是统治的溃败。由此可见，一方面是一个国家的权力与财富是否增加，另一方面是统治精英的再分配效应，这两个因素的不同组合展现了国家发展或现代化的不同路径。与这些路径相对应的是统治精英的不同选择。

考察现代化路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统治精英与财富精英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不同关系及其组合方式也会带来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上文将统治精英分为垄断型与共治型，将财富精英分为生产型与食利型，他们之间的不同组合可以形成食利型权威模式、发展型权威模式、食利型共治模式和发展型共治模式四种类型（见表3）。这些类型对应着不同的现代化路径以及不同的现代化结果。

四、现代化的类型学及其比较分析

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为了更好地解释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路径，本文提出了基于精英—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框架。本文的经验研究部分主要采用比较案例研究和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聚焦最近两个多世纪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类型学案例，解释与现代化有关的重大理论问题，特别是解释不同国家现代化道路背后的差异性问题。其中，现代化的每种类型背后，都有一些或一组国家作为支撑。根据统治精英与财富精英类型的不同，上文已经区分了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的四种主要类型，分别是食利型权威模式、食利型共治模式、发展型权威模式、发展型共治模式。接下来，本文将逐一分析这四种主要的现代化类型学模式及其典型案例（见表4）。

其中，食利型权威模式的代表性国家是蒙博托时期的刚果（金）以及石油国家沙特等。其中，蒙博托是一个著名的掠夺型政治人物，是垄断型统治精英的代表。在这些国家，财富精英占有石油等自然资源，构成了食利型财富精英。当财富精英主要不是食利型的，而是生产型的，它就进化为发展型权威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统治精英对政治权力依然是垄断性的，如朴正熙时期的韩国、弗朗哥时期的西班牙、李光耀时期的新加坡等。食利型共治模式则是共治型统治精英和食利型财富精英的结合。比较典型的就是内战之前的美国南方，其经济模式是种植园经济，以黑人奴隶为主要劳动力。同时，美国南方白人精英参与政治投票，选举议员、州长等。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拉丁美洲国家也是食利型共治模式的典型。19世纪中叶，拉丁美洲已经实现了第一波经济起飞，此时拉丁美洲普遍的情况是精英们参与政治，拥有投票权，很多地方势力也都有相当的影响力，但它的经济是庄园模式，财富精英主要靠占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获得丰厚的回报。而在第四种类型学模式即发展型共治模式中，统治精英是共治型的，财富精英则是生产型的，比较典型的国家案例有1688年后的英国、1787年后的美国和1945年后的日本。

在这四种不同的现代化类型学模式之下，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与现代化成就也存在显著差异。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ison）估算和统计的世界经济史数据显示，撒哈拉以南的很多非洲国家是典型的食利型权威模式，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非常有限，现代化的程度至今都非常低。从1950年至2018年，许多这类国家的人均GDP还在500美元至2000美元之间徘徊，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见图4）。

发展型权威模式国家的经济发展则有着显著的出色表现。新加坡、韩国和西班牙是三个较为典型的发展型权威模式国家。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这些国家逐步走出了一条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的道路，人均GDP和技术水平呈现较为稳定的上升趋势（见图5）。当然，后来这些国家陆续推动了民主导向的政治改革，西班牙和韩国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后期逐渐实现了民主化，新加坡最近二三十年的民主程度也大大提高了。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些国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与技术水平。如今这些国家已经达到或接近共治型发展模式。

食利型共治模式国家的经济发展虽然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总体提升水平有限，且波动较为明显。1850—1950年的拉丁美洲国家就是典型的食利型共治模式（见图6）。其中许多国家的人均GDP甚至远高于意大利。

20世纪早期的委内瑞拉、阿根廷都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行列。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已经实现了精英共治，经济模式则主要以种植园和矿业为主，通过出口原材料和农产品等获取财富。正是由于这种模式，这些国家的财富精英后来难以从食利型转变为生产型。在后期农产品和原材料市场发展受限后，这些国家就难以保持良好的经济增长。这也是拉丁美洲国家跌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发展型共治模式的国家在经济持续增长和现代化方面有更好的表现。正如上文提到的，1688年后的英国、1787年后的美国、1945年后的日本和德国等是典型的发展型共治模式（见图7）。发展型共治模式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能够走上持续、稳定的长期发展通道，现代化程度也稳步提高。尽管这些国家也很难避免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但长期来看，它们基本上维持着长期经济增长与经济繁荣。

本文的主要理论观点是，世界各国走上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主要原因在于精英的不同选择。精英是否选择有利于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不是由现代化带来的总收益决定的，而是由精英在现代化过程中获得的相对收益决定的。这一主要理论也可以很好地解释现代化的不同类型学模式。例如，传统的帝国普遍反对现代化，无论是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还是中国的清王朝。这并不是因为现代化不能给这些国家带来好处，而是现代化很可能会损害当时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利益。这些帝国总体上符合图3中的类型B。正因此，这些传统帝国往往会选择在技术领域推动革新（因为技术革新不会削弱统治精英的统治），但在政治制度领域往往难有较彻底的改革，因为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会削弱这些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利益，甚至可能瓦解其统治。比如，清王朝就选择通过洋务运动推动技术革新，但无法在政治上建设一个尊重宪法、讲求法治和民主的现代国家。

从经验来看，食利型共治模式的长期发展潜力不足，后期经济与现代化进程容易出现停滞。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财富精英是食利型的，其利益被锁定在特定的轨道中，无法转变成生产型财富精英。既然通过土地、矿产或政商关系就可以获得丰厚收益，他们有什么动力去从事艰苦的生产经营或不确定的创新事业呢？如果财富精英想实现从食利型向生产型的转变，就要对整个土地制度、庄园制度、政商关系等进行彻底的改革，其中的阻力会非常大。

既然权威体制之下统治精英都是垄断型的，那么为何又会出现发展型与食利型的分化？这主要是因为，如果国家原来的垄断型统治精英拥有非常丰富的土地、石油等自然资源，那么它就有可能被锁定在食利型模式，难以走出来。但是，在没有自然资源禀赋优势的条件下，当这些国家面临国际压力或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竞争时，统治精英就倾向于与生产型财富精英结合，进而塑造出发展型权威模式。韩国和新加坡这样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在朴正熙时期和李光耀时期都走上了发展型权威模式的道路。

基于这些分析，还可以发现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经验，那就是生产型财富精英主导的国家往往更容易出现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现代化。这主要是因为，当财富精英是生产型的，他们就倾向于塑造有利于生产、经营、技术创新的制度与政策，而当政治模式是共治模式时，财富精英更能在政治和政策议程中发挥重要或主导的作用。

当然，上述解释主要是静态的，侧重于从横向截面分析不同现代化类型的差异。但进一步说，我们也可以用本文提供的分析框架解释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动态变化。各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统治精英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待现代化的政治倾向可能很不一样，因此他们也在调整跟现代化有关的制度和政策。这也会导致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现代化类型之间发生切换。比如，有的国家可能会从食利型权威模式转向发展型权威模式。尤其是在面对巨大的国际压力或国家之间的竞争压力时，它就迫切地希望提升整个国家的权力与财富水平，从而抵御外部的各种压力。在这种情境下，垄断型统治精英就需要跟生产型财富精英建立政治联盟，这就会导向现代化的发展型权威模式。

而当发展型权威模式成型以后，它的后续演化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保守化，就是某些情境下回归食利型权威模式；二是再进一步，就是某些情境下转型为发展型共治模式。促成不同变化的关键变量，可能在于垄断型统治精英相对实力的强弱。如果统治精英依然能够控制较大的权力，同时他们认为，不断深化的现代化有可能会危及其统治地位，他们就倾向于牺牲生产型财富精英，转而退化为原本的食利型权威模式。但是，如果垄断型统治精英在现代化过程中相对实力受到严重削弱，大众和生产型财富精英的力量得到较大程度的增强，那么就容易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动力，促使发展型权威模式进一步转型为发展型共治模式。实际上，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班牙、韩国等国家就基本走上了这样的政治现代化与转型道路。

如上文所述，拉丁美洲历史上曾经长期出现过食利型共治模式，这种现代化类型的后续演化也有两种重要的可能性。一种可能是向食利型权威模式倒退。这是因为在食利型共治模式下，统治精英会发现，共治的加强与大众参与的增加既可能危及他们的统治地位，又可能会挑战食利型财富精英从土地、矿产等资源占有中获取租金的模式。所以，统治精英的可能选择是通过政治方式遏制既有现代化模式的共治色彩。这就有可能发生向食利型权威模式的倒退。另一种可能是向发展型共治模式转型。当大众的相对实力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提升，甚至变得足够强大时，他们就会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甚至也会对统治精英形成越来越强的制约，同时对食利型财富精英通过租金获取利益的模式发起挑战，当统治精英和财富精英不得不做出让步时，食利型共治模式就有可能转型为新的发展型共治模式。这就解释了食利型共治模式的两种后续演化路径及其逻辑。

所以，本文提供的基于精英—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框架，不仅能够在静态上解释现代化类型的差异，而且能够在动态上解释不同现代化类型之间的变迁。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总的来说，现代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没有哪项研究可以覆盖所有的重要变量和解释所有的重要案例。一项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不在于能够提供一种完备的理论解释，而在于能够对比较多的重要现象提供一种新的合乎逻辑的理论解释，进而为我们提供新的重要认知。

关于现代化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已经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视角与理论。本文从精英—制度主义视角出发理解现代化问题，并基于新的分析框架解释了不同国家现代化的路径差异。其中，统治精英是否愿意选择有利于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是一个主要的逻辑。这项研究既包括静态的解释，有对现代化路径的类型学区分及其背后逻辑的分析，包括食利型权威模式、食利型共治模式、发展型权威模式、发展型共治模式；又包括动态的解释，分析了不同类型之间的转换，比如，发展型权威模式有的会倒退为食利型权威模式、有的会发展成发展型共治模式，食利型共治模式有的会倒退为食利型权威模式、有的会发展成发展型共治模式。

从政策思考的角度来看，假如现代化是个“好东西”，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塑造与现代化进程利益相容（encompassing interest）的统治精英。如果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利益跟现代化进程不相容，这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就会遇到诸多挑战。当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利益跟现代化进程相容时，国家才能实现充分的现代化。而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利益是由特定的政治制度模式塑造的。所以，现代化和政治制度模式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个国家最终能够完成现代化的关键。所谓现代化和政治制度模式的良性互动，就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促使统治精英的权力和利益跟现代化进程的政治经济效应趋于统一。如果不能完成这种良性互动，一个国家就难以实现充分的现代化。

（本文原刊于《政治学评论》2024年第2辑，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