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两个凡是”（凡是市场、社会能够做的～）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真谛——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足鼎立的治理格局

2026年6月10日，笔者在常态发展公众号刊发了一篇 “‘两个凡是’才是社会主义真谛——三起民间出圈事点评”的文章，留言达到200多。绝大多数留言是认可，甚至高度认可这篇文章。当然，也有一些不认可。一些留言认为，文章内容不错，但标题不好，有点赚流量之嫌。还有一些学者，甚至著名学者，专门撰写短文，对这篇文章进行了点评（笔者选择了三位专家点评作为本文附件）。一些留言是与笔者探讨这个话题。为此，笔者就此话题继续作些讨论。

引言

“凡是市场能够做的，交给市场，社会能够做的，交给社会”，这是前任总理上任之初首先提出的。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刚刚上任的总理首先阐述的政府职能转变核心理念。这一论断深刻界定了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间的边界与关系。而新上任总理这一段话，迅速火爆，被称为新时期的“两个凡是”。遗憾的是，从笔者上篇文章留言中可看出，不过短短的几年，绝大多数读者对这一提法并不熟悉。

2013年10月15日，笔者在人民日报撰文，《三中全会前瞻：如何明晰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文中进一步细化了“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关系，并对新两个凡是“凡是市场能够做好的都交给市场，凡是社会能够做好的都交给社会”，作了详细阐述，并强调要培育社会组织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这是笔者第一次在人民日报详尽阐述新时期的“两个凡是”。

实际上，早在2005年10月7日，笔者在在《人民日报》就发表《第三部门发展的意义和作用》（以“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名义发表，陈剑为执笔人）。文章系统阐述了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作为“社会减震器”和“安全阀”的意义，指出其旨在解决市场和政府失灵，排解社会怨气，推进社会和谐。该文强调第三部门通过提供多元利益表达、培育公益精神，在当时背景下对构建和谐社会与实现社会整合具有重要支柱作用。

2013年10月31日，笔者在《人民日报》理论版继续撰文《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文章系统分析了政府与市场职责的分工，指出市场要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而政府则主要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应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不应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

10年前，2016年2月23日，笔者在人民日报撰文《改革是为了人们更自由，社会更公正》，文章探讨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标准与社会公正问题，指出市场与社会活力释放对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治理机制的问题，笔者至少研究了20多年。

一、 历史逻辑：从“两分法”到“三足鼎立”

从全球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治理模式经历了一条“螺旋式上升”的轨迹。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倡导自由市场，认为“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政府应扮演“守夜人”，主要负责国防、治安和公共工程，不应过多干预微观经济。这一学说打破了封建束缚，极大释放了生产力，推动了工业革命。但由于资本自身特性所限和信息不对称，自由放任最终导致了生产相对过剩与贫富分化。这触发了1929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宣告了纯粹自由市场自发调节的局限性。

面对大萧条，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主张摒弃自由放任，政府全面介入经济干预，通过财政政策（扩大政府开支、发行国债）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总需求，以此应对失业和经济衰退。在此思想指导下，欧洲逐步建立起涵盖教育、医疗、养老等全方位保障的福利国家制度。

高福利政策虽然保障了社会公平，但也削弱了市场主体的竞争活力与劳动积极性。

进入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等外部冲击，西方国家陷入了经济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的处方不仅失效，反而暴露出严重的政府失灵，财政赤字和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接踵而至。

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人们逐渐认识到，仅靠政府和市场无法解决贫富分化、生态危机、信任塌陷等深层次问题。社会作为独立的力量走向台前。“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现代化三足鼎立治理格局由此确立。这既是一个历史过程，更是逻辑演变过程，呈现的是社会发展规律性特征。

二、三足鼎立的职能边界

“三足鼎立”并非三者平分秋色，而是指在资源配置、秩序维护和福祉提升中，三者各自承担不可替代的独特职能，形成一种动态平衡的稳定结构。

市场的核心逻辑是效率。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它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激发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实现财富的快速积累。

政府的核心逻辑是秩序。政府是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和法律秩序的提供者。其职能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如垄断、外部性、公共品匮乏），并通过规制与法律维护公平竞争。

社会的核心逻辑是公平与信任。社会由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社区及公民个人组成。它通过协同治理、志愿服务和道德契约，缓冲市场竞争带来的冷酷，弥补政府行政管辖的盲区。

三足鼎立的精髓在于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与相互制约。任何一足的失衡，都会导致整个经济社会系统的倾斜。

1、政府与市场

 政府为市场赋能。政府通过确立产权保护制度、实施反垄断法，为市场创造公平营商环境。

 市场为政府奠基。健康的经济发展为政府提供充裕的税收，使政府有能力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凡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一定是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往往既有充满活力的市场，也有高效廉洁的法治政府。

2、市场与社会

社会规范市场。社会舆论、消费者权益组织和行业协会对企业形成外部监督，迫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ESG），避免盲目逐利损害公众利益。

 市场回馈社会。市场创造就业岗位，通过二次、三次分配（慈善事业）提升社会整体福利。

 3、政府与社会

 政府向社会放权。通过“放管服”改革，政府将部分社会事务移交给专业社会组织，实现精简高效。

 社会为政府助力。在基层治理、养老服务、心理疏导等诸多微观领域，社会组织能够提供比政府更精准、更具人情味的“毛细血管式”服务。

三、“两个凡是”深层含义

无论是否愿意，是否承认，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是要建立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足鼎立的治理结构。这一历史发展趋势，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

“凡是市场能做好的，交给市场”，强调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应减少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打破垄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创造力。

“社会可以做好的，交给社会”。这需要培育和发挥社会组织、行业协会、慈善机构等社会力量的作用。通过社会自治、协同共治，分担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实现社会自我调节。

政府是有限政府，管住管好该管的。这需要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 政府行政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如果政府包揽一切，不仅会导致财政负担过重、行政效率低下，还会侵蚀市场与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

政府、市场与社会不是零和博弈的对手，而是共同支撑现代文明大厦的三大支柱。唯有三足鼎立、各司其职、协同发力，现代市场经济才能在效率与公平、发展与稳定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实现可持续的繁荣。

政府的权力边界在于“法无授权不可为”。“有限”并非不作为，而是指政府的职能、机构、权力和人员必须限定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将微观经济活动的决策权归还给市场主体。 政府的核心职责应聚焦于加强宏观调控、政府必须将精力从直接干预企业微观经营，转向运用财政、货币、产业和区域政策等手段，保持宏观经济总量的平衡与结构优化。

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政府基本职责。政府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打破行业垄断、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精神，并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通过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

面对教育、医疗、养老、公共基础设施等具有公共属性的领域，由于市场机制容易导致供给不足或分配不公，政府应当承担起“保基本”的底线责任。建设服务型政府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必然要求。

生态环境具有极强的外部性（如企业污染环境，但由全社会买单），这是典型的市场失灵领域，政府通过强制性的环保标准、排放交易机制以及生态补偿政策来弥补这一缺陷，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社会稳定的领域（如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金融风险防范等），市场机制往往因逐利而失灵。政府必须履行强有力的监管职能，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筑牢安全防线。

你可以不承认“两个凡是”是一个规律性的表述。大量的事务为什么要交给市场和社会，政府完全可以大包大揽。问题是，这会导致政府巨量的财政负担，最终导致政府运行难以为继。2026年一季度，中国各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自给率全部跌破100%，这意味着在一般公共预算口径下，已无任何一个省份能够完全依靠自身税收与非税收入覆盖同期支出。为什么全部跌破，因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管的太多了，管的太宽了，很多能够交给市场，交给社会的工作，都给政府包揽了。政府包揽的事多，需要的机构和人员也必然增加。笔者在2014年和2022年，先后撰文指出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超过6400万和8000万以上，这两篇文章，都被媒体广泛转载和报道。2026年各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口或许更多。正因为此，各省财政难以可持续也就可以理解了。改革，从来都是倒逼的，这就迫使政府必须做出相应改革。

政府必须清醒认识到，很多工作，政府根本就做不好，而交给社会，则有可能做好。例如，足球管理，几乎都是由各国民间足球协会管理的。政府管足球，花钱费力效果一定不好。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队就十分努力，笔者曾为中国冲出亚洲而呐喊，那时中国队是亚洲一流球队。努力了四十多年，2025年，国际足联（FIFA）公布的最新男足国家队排名，中国世界排名位列第93位（积分维持在1249.06分），在亚洲排名为第14位。目前世界杯已经扩容到48支球队，亚洲区九个国家参加世界杯，还难见到中国队踪影。

四、三足鼎立，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真谛？

这是本文提出的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纬度进行分析。

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足鼎立，旨在厘清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边界。通过破除高度集中的体制束缚，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与社会活力的全面释放，从而破除异化、消除剥削，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最高价值目标。

（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高度契合

市场能做的，为什么交给市场，道理很简单，市场经济与笔者所探讨的新版的社会主义高度契合。笔者多篇文章曾对这一观点进行系统阐述。这里作简略复述。

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实践说明，计划经济是一种管控经济。这种经济形态的特点是社会流动性弱，人是整个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其巨大潜能被束缚在狭小的空间，以个体被动地服从为特征，不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利于社会活力的释放，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升。计划经济在全球的实践及其失败，说明这种治理模式不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不符合社会主义共治特征。

相比较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更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这是由无数市场主体自然、主动参与的经济。生产越是“社会化”，商品交换程度就越高。作为市场要素的拥有者，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科技、数据、管理等生产要素，只要参与市场活动，参与交换，他们的劳动，就成为一种社会劳动。因而市场经济能够极大调动各类市场主体主动地参与市场的积极性，并能够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市场对个人劳动成果的认可，与个人的努力，包括智力和体力的付出程度密切相关。正因此，市场经济是一种鼓励人的自由发展的经济，有利于人的潜能和活力的释放的经济。

市场经济同时也是一种权利平等的经济，而不是一部分人享有特权的经济。这里的权利平等是指在制度规则和法律规定面前的平等。因此，由个人在市场上自主配置资源，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它是实现个人经济自由权利的重要保障。并因此提升了社会公正。

上述分析说明，一个较为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提升人的社会属性，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公正，因而市场经济发展有利于提升社会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高度契合，更具有社会主义特征。

如果上述论述能够成立，凡是市场能够做的交给市场，有利于提升社会主义因素，进而提升整个社会公正。

（二）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机制健全和完善程度，是衡量社会主义成熟的重要内容

凡是社会能够做的，为什么也交给社会，是因为能够极大释放社会活力，每个人的聪明才智能够得到自由全面发展。这也是笔者探索新版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

人的社会性是通过参与社会活动实现的。一个封闭的社会，无论群体和个人，几乎与外界没有接触，没有参与和流动，整个社会无疑也就缺乏活力，社会性也就大减弱。而个体参与社会活动，是通过参与各种类别的社会组织实现的。而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根据其功能、性质和登记类型的不同，社会组织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别。这些类别直接反映了社会成员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各个维度的不同诉求与兴趣。笔者2024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了半年的公共行政。22年前的加拿大，人口3150万，但各种社会组织，包括NGO，NPO，全部人次超过4000万。这意味着，一个成年的加拿大公民，每人参与各种社会组织超过十个。一个社会组织，就是一个社会，而参与了十多个社会组织，就是广泛参与社会生活的十多个层面， 因而极大提升人的社会性。

而社会组织广泛发展，更多公民广泛参与，不仅能够极大规范政府行为，缩小政府公权力任性的边界，还能够提升公民素养，培养公民多方面能力。

笔者所探讨的新版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共”。包括共商、共享、共治、共言等多方面内容，而利益表达与诉求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是最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内容。能否通过合法途径自由表达自身诉求，是“共”这一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能否实现的关键，对提升社会主义成熟程度具有重要意义。只有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这种机制，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才有不懈的动力。如果中国不同人群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包括城市农民工年底拿不到工资，失地农民生存面临困境，都能够通过合法的途径快捷、直接、准确、有力表达，这种机制将会形成巨大力量，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大踏步前进，并有着持续发展的活力。

在社会治理方面，不同的利益群体能否通过合法途径反映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共享社会创造的财富，实际是是衡量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因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机制的健全完善程度，实际是反映社会主义自身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准。

因而，把社会能做的交给社会，这里所说的社会，就是各种类别的社会组织，他们的发展壮大，规范发展，不仅能够约束政府行为，还能够推进社会和谐和社会进步，提升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真谛？

附件：专家学者点评（“两个凡是才是社会主义真谛”）。

1、著名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

《 社会认知变革的信号及下一步，2026三件民间出圈事感言（六点）》

今天，陈剑先生从美国发来对国内三件民间出圈事之评析，很敏锐，也有见地。读罢思之 ，想开去，引发几点杂感：

一， 这三件以及最近“一连串”民间出圈之事，不是偶然的，是迄今（2026年6月）此时点，社会底层积聚已久、内在力量的一场爆发，令人欣喜。

二，更值得欣喜和看重的，是由这三件民间出圈典型事件，引起的社会认知的变化及其强烈反应。

 请朋友们看看这一周来，网上的感言评论可知。

三，这些社会认知变化之举动，不是自上而下/体制内发动的、而是由自下而下（是否会自下而上，待观察）自发形成的一种活动。这里，我看不仅有传统良知的回归，更有新思潮的萌动。

四，新一轮社会认知的变化，我认为，与近年人类三大浪潮，即数智化浪潮、经济市场化国际化浪潮，以及人本主义浪潮的兴起，紧密相连。即：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与特征（只要比较一下它与法国或国内历史上的类似情况之差别，即知）。

五，社会认知的变化，应当引起当今国内现存三大系统力量的关注悟与重视。

我在2008年曾尝试性提出一个公共服务领域〝三合一”（政府、市场、社会）〝共建型〞模式（当时主要针对卫健等公共服务领域而言）：“政府管基本，市场管超值，社会管广济善助〞。（《人本体制论》第330页）。

陈剑先生此文针对的，显然不只是卫健公共服务领域（尽管他对卫健领域很熟悉），而是面对更广泛领域。他明显提出市场和社会两大板块的作用和机能，揭示了客观存在的“短板”所在，应该引起有关方面高度重视。

六，关键是：下一步怎么办？在市场和社会两大力量的涌动（或倒逼）下，有关部门何处去？

回想四十八年前，安徽（陈剑老家）小岗村农民自发实行“大包干”，决策层能顺应潮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借力发力，“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开创中国农村改革一代风气之先。

今天，这场民间自发形成的社会认知变革，修泽诚盼能〝由下而上”，而后〝由上而下”，上下结合，形成一组更扎实.更有力度的变革举措。

因为，中国改革任重道远。

与朋友共商。

（修泽，6月10日中午于北京，匆匆草成）

2、著名金融学家侧畔（笔名）先生点评

陈剑此文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认知震撼力，并在一定层面迅速广泛传播，正在于它实现了概念、理论与价值三个层面的贯通与升华。

在概念层面，文章以鲜活现实重新诠释历史政治命题，将人们熟悉的话语体系引入新的时代语境；在理论层面，它突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单一理解，将社会主义发展逻辑概括为国家、市场与社会协同治理的动态体系；在价值层面，则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置于全部论述的核心，使制度安排、市场机制与社会活力最终回归于人的成长、创造与实现。

文章以2026年春夏之交三起“民间出圈”现象为切口：无论是“中国足球小将”突破传统青训路径，《给阿嬷的情书》凭借方言文化实现市场逆袭，还是张雪机车依靠自主创新叩开世界高端制造的大门，看似分属体育、文化与工业领域，却共同揭示出一个深层事实：一个社会最持久、最深厚的发展动力，并非来自单一主体的推动，而是源于民间社会所蕴藏的内生创造力，源于市场激励、社会滋养与个体奋斗共同孕育的创新活力。

由此，陈剑提出“凡是市场能够做到的交给市场，凡是社会能够做到的交给社会”的治理命题。其深意并非简单的市场化或社会化，而是在重新厘定国家、市场与社会的边界关系与功能结构：

市场激发效率与创新，社会孕育自治与活力，政府通过制度供给维护公平秩序、弥补失灵环节。三者各安其位、各展其长、相互支撑，方能形成兼具活力、韧性与秩序的现代治理格局。

这种表达实际上完成了一种理论重构——社会主义不仅体现为制度优势，更体现为国家力量、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协同共生。

而比治理逻辑更深刻的，是其价值指向。文章所追求的既非资本逻辑的无限扩张，也非公共权力的主动退场，而是为人的成长开辟更广阔空间。当普通人的热爱能够被尊重、创造力能够被激发、奋斗精神能够获得公平竞争的舞台，当社会肌理中无数微小而真实的力量都拥有向上生长的机会，一个国家最宝贵的发展资源便会持续涌流。足球少年、方言电影创作者、草根工程师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恰恰因为他们证明：推动社会进步的，往往不是预设好的路径，而是无数个体在自由探索中完成的创造与突破。

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时代坐标中观察，民间力量的持续崛起与国际出彩，本身就是改革深化、社会成熟与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当市场活力、社会韧性与个体创造力充分交融，便构成国家长远发展的坚实根基，也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更 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不仅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更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整体进步。

因此，陈剑强调这三起事件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一场冠军、一次票房奇迹或一次技术突围，而在于它们共同印证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国家发展的力量，既来自顶层设计的战略引领，也来自民间社会的蓬勃生长；既需要制度优势的坚实保障，更离不开亿万普通人的主动创造。市场释放活力，社会孕育生机，个体实现成长，三者汇聚形成的自下而上力量，才是一个社会最持久、最可靠、也最不可替代的发展源泉。

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剑的文章实际上是在为一种更加成熟的发展观作出时代注解：真正的繁荣，不是让所有资源与力量不断向中心聚集，而是让每一份创造都拥有生长的土壤；真正的治理，不是替代社会创造活力，而是为活力的涌现提供制度空间；真正的发展，也不仅是财富的增长与规模的扩张，而是让越来越多普通人凭借热爱、才华与奋斗参与文明创造，并共享文明进步的成果。

归根结底，这不仅是一篇关于经济现象和社会热点的评论，更是陈剑一篇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活力释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时代思考。它以现实案例为经，以治理逻辑为纬，以人的发展为魂，在思想高度与现实温度之间建立起有机统一的表达框架。

根植民间，福泽市场；

各归其位，道近大同。

这十六个字，既是对全文思想主旨最凝练的概括，也昭示着一种面向未来的发展图景：让市场充分释放活力，让社会持续焕发生机，让个体自由创造价值；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汇聚亿万人民的智慧与力量，共同走向更加繁荣、开放、自信而充满创造力的现代文明。

3、著名作家南溪（笔名）点评

“凡是”句式在汉语语境中指向性清晰，犹如数学公式般地有唯一结论，不容偏颇。这代人不会忘记，将近半世纪之前，正是从对“两个凡是”的质疑声中，全社会才迎来思想解放，除旧布新，豁然开朗，稍后改革开放的“胎动期”亦可追溯至此。陈剑先生以近期三起民间出圈事件为例，提出新“两个凡是”——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这一治理逻辑极其朴素，就是要“归位”而不“越位”；“解铃”而不“系铃”，以此激活市场潜力，激活社会效率。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正是从“松绑”开始解缆起锚的，40年后，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仍然需要继续并且更加彻底地“松绑”，俾使市场主体“各就各位”，以内生活力的迸发向着既定目标冲刺。三起民间出圈事件即是“各就各位”的典范，而陈剑先生新“两个凡是”既是对此的高度概括，亦是对改革开放现实状况的深刻反思。如果说，旧“两个凡是”让人瞻前顾后，束手束脚的话，那么，新“两个凡是”不啻醍醐灌顶，让人幡然醒悟。

资料来源：

1、陈剑：“ 社会主义因素与基本特征分析”，《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2、陈剑:“我的新社会主义观(上),学习俱乐部,2020年1月7日;

 3、陈剑，我的新社会主义观（下），学习俱乐部，2020年1月21日；

 4 . 陈剑：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机制——社会主义基本特征重要表现形式。学习俱乐部，2020年6月5日。

5、陈剑：民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爱思想网站，2021-08-02.

（以上文章刊发在爱思想网站）

来源：常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