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里峰：游走在历史学与政治学之间

一、蝙蝠的困惑

我于1992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毕业后考入本校历史研究所（现名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随罗福惠、严昌洪两位老师攻读硕士学位，1999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随蔡少卿老师攻读博士学位，2002年博士毕业以后又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随李喜所老师做了两年博士后，2004年博士后出站后回到南京大学政治学系工作至今。

从本科、硕士、博士一直到博士后，我的教育背景都是历史学，而此后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在政治学系。算起来，从上大学开始，12年在历史学，21年在政治学。这样我就面临一个蝙蝠的困惑：一个学历史学的人混迹于政治学圈子，开设政治学的课程，指导和评阅政治学的论文，申请的科研项目、发表的学术成果也在不同学科之间游移——你究竟是鸟还是兽？我先后主持过三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第一个青年项目属于中国史学科，第二个重点项目属于政治学学科，第三个重大项目属于党史党建学科。为写这篇文章，我去查了一下截至2025年6月自己已发表文章的学科归属，结果如下：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的67篇文章中，归入历史学、政治学的分别为34篇、19篇，还有一些被归入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在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93篇文章（含少量文摘刊物重复收录）中，归入历史学（包括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中国通史、世界历史）和政治学（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政治学、政党及群众组织）的均为44篇（有的文章同时归入不同领域，所以统计总数超过发文篇数）。

可以想象，我时常会用“跨学科”三个字来解释自己何以在历史学与政治学之间游走。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在琢磨：作为一个历史学出身的人，能够给中国政治研究带来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中国政治，无论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传统，要更深入地理解它，需要有历史的脉络、长时段的眼光。我们研究中国政治，主要关注最近的几十年，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但要弄清楚当代中国政治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历史基因，就需要往前追溯，追溯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还可以继续追溯到19世纪国门被打开以前，追溯到传统帝制时代甚至先秦时期。

我和闾小波老师共同给博士生上一门课，课程名称最初叫“近现代中国制度与政治思想专题研究”，后来改为“中国政治传统专题研究”，其中有一讲就是“中国政治变迁的长时段分析”，从三个时段来讨论中国政治的历史渊源，由近及远依次是：从100年看中国政治，即中国共产党成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建立了一个跟西方政党、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一直延续到今天；从200年看中国政治，即西方近代的政治制度、政治文明传入中国，自由、民主、平等、资产阶级革命、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为中国政治发展和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制度资源；从3000年看中国政治，即从殷周之变、周秦之变说起，儒家与法家、制度与观念相结合，共同支撑起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君主制帝国。把中国政治置入这样的长时段脉络之中，或许能够得到更深刻、更清晰的理解。我自己这些年的研究，就是想通过历史维度的引入，为中国政治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启示。

二、“年轻的老革命”

读硕士的时候，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硕士论文选了一个不是特别有名但其实还蛮重要的人物，叫作汪康年。大家都知道戊戌变法，知道《时务报》，梁启超当年是《时务报》的主笔，写了大量“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传播西方思想、倡导维新变法。汪康年则是《时务报》的总经理，在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下办这个报纸，但后来汪康年和梁启超闹了矛盾。戊戌变法失败后，汪康年又办过《中外日报》《京报》《刍言报》等很有影响的报刊。后来的历史评价，当然认为梁启超是进步的，汪康年是保守的，批评汪康年是朝廷的代言人，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我的硕士论文，就通过系统阅读汪康年所写的文章、所编的报刊、所交往的朋友圈，探讨以他为代表的一批“革政派”士人的政治思想，他们的立场和主张既不同于激进的革命派，也不同于守旧的顽固派。

硕士毕业后，我到南京大学历史系跟蔡少卿老师念博士。蔡老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尤其擅长秘密社会史，如天地会、哥老会、青帮、洪门、袍哥等。但蔡老师同时也研究严复，研究近代思想史，他那时候是在社会史、思想史两个方向交替招收博士生。我报考那一年，他的招生方向正好是思想史，我非常高兴，期待能跟着蔡老师继续做思想史研究。但入学之后，蔡老师跟我说，虽然招生简章上写的方向是思想史，但希望我能够跟着他一起做秘密社会史研究。那会儿我还年轻，老师说的话都是金科玉律，老师怎么说就怎么办。蔡老师建议我做的博士论文选题是，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探讨清代的秘密宗教政策及其社会影响。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去看相关的材料，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秘密社会史研究。

博士一年级，除了上课和读书，主要时间都用来阅读清代秘密宗教的相关史料和相关研究。但是读了将近一年的材料，却越读越困惑，觉得材料大致就是这些，过去的研究都已经用过了；我能想到的一些观察点，过去的研究也都讨论过了。怎么对既有研究有所超越、有所创新，我觉得心里面没底，想不出来一个突破的方法。咬牙坚持了一年，转眼到了2000年秋天，第三学期开始了，我非常焦虑，觉得自己没法写出一个像样的博士论文。

正在痛苦不堪的时候，曾在硕士阶段给我上过课、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的王奇生老师到南京来出差，我跟他讲了自己的困惑，王老师几乎不假思索地说：“你为什么不考虑做跟中共相关的研究呢？”他说，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各省编了很多革命历史资料选编，有的是正式出版，有的是内部发行，卷帙浩繁，内容非常丰富，但学术界用的人非常少，用这些资料可以做出很有价值的研究。

说实话，我之前确实没有想过做党史研究，总觉得很难把握、很难驾驭。但是病急乱投医，既然在秘密结社、秘密宗教领域写不出有新意的博士论文，就只能另辟蹊径。当时已经是博士的第三学期，我们那时候博士学习年限就是三年，而且从没考虑过延期毕业这个选项。听了王老师的建议，我就到学校图书馆的检索系统去检索，去找跟中共党史、革命史相关的图书类别编号，然后跑到书库，一排一排地查看，结果发现了一套《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总共有23册，每本篇幅从300多页到500多页不等，总共有800多万字，此外还有一本非常详细的索引。20世纪80年代各省编辑的革命历史文件选编，大多是内部发行，没有正式书号，但是山东的这一套是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有书号的。我翻一翻目录，再翻一翻内容，觉得博士论文有救了，当即决定以山东省为中心，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蔡老师非常开明，我放弃了秘密社会的选题，他有些遗憾，可是非常尊重我的选择，鼓励我按自己的想法好好写博士论文。

接下来，我就把这套资料借回宿舍，一次借不了那么多，先借10本，大致翻完了再借10本，对其中重要的内容进行摘抄或复印。后来觉得时间不够用，就把研究时段缩小到抗战时期，就是1937年到1945年。随后我又去了山东省档案馆，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月，进一步搜集与抗战时期中共组织形态有关的未刊档案资料。在那里收获特别大，看到了很多比那套资料选编更丰富、更生动的中共基层组织档案，包括党员登记表、干部登记表、干部流动、教育训练、纪律执行、党政关系等各个方面的材料。这些资料消化得差不多了，博士论文该怎么写也就基本想清楚了。所谓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具体说来，就是要考察党员都是些什么人，党内干部都是些什么人，从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区委一直到基层支部是怎样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党内的信息和指令是怎样传递的，每个层级的党组织和政权组织的关系是怎样的，党的组织纪律是怎么执行的，等等。有了这一套大部头的资料选编，又有了在山东省档案馆搜集的二三百份未刊档案资料，完成论文就有信心了。就这样，我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贸然闯入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研究领域，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从那时候算起，我研究中国革命已经整整25年了，所以朋友们戏称我是“年轻的老革命”（当然早已不年轻了）。

最后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框架结构非常简单朴素，除导言和结论外共有六章。第一章是党员群体分析，主要考察入党的都是些什么人，在党组织中不同阶级成分的比例如何，当时是如何去吸纳和发展党员的。第二章是干部群体分析，主要考察党内干部的人数比例，干部群体的阶级构成、社会构成，以及干部群体的不同类型及其相互关系——有政治干部、专业技术性干部，有本地干部、外来干部，有工农出身的干部、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这些不同类型的干部之间关系如何，存在哪些矛盾，党组织怎么去解决这些矛盾。第三章是组织结构及其效能，主要考察干部的任用和流动，党组织内部的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尤其是基层农村支部的社会构成、组织生活等。第四章是党内的政治社会化，主要考察党组织怎样对党员进行教育、对干部进行训练，让党员和干部能够掌握党的基本知识、树立理想信念。第五章是组织纪律及其执行，主要考察党内组织纪律的基本原则和执行情况，分析受到纪律处分的党员人数和比例，出于什么原因受到纪律处分，纪律执行、整风审干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哪些偏差，党组织如何去克服这些偏差。第六章是党政关系及其实践，主要考察抗战时期的“三三制”原则及其运作情况，制度出台的初衷如何，在实际运行中遇到了哪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阅读材料、消化材料、补充材料、确定思路、拟定提纲，完成这些工作，就已经到第五学期了。这里还有一个技术条件问题，我在2001年春到山东省档案馆查阅档案的时候，笔记本电脑尚未普及，档案馆不让拍照，对复印数量也有很多限制，而且也比较贵，所以主要是用纸和笔抄写，效率相对较低，花费的时间也比较长。我着手写论文的时候，大量的材料其实还不是在电脑里面，而是在厚厚的一大摞信纸上面。

可以想象，论文写作的过程是很艰苦的。最后写完是20万字左右，有时候写得很顺畅，有时候会卡在一个地方写不下去。写不下去的时候会很焦虑，晚上睡不着觉；写得顺畅的时候觉得思路不能打乱，就得一直写下去。2002年春节过后，博士论文写作接近尾声，但在收尾阶段又遇到困难，主要是想不清楚结语该怎么写，曾经连续熬过三个通宵，晚上不睡觉，彻夜地想，彻夜地写，终于克服了最后的难关。完成初稿后就一帆风顺了，按照蔡老师的意见稍作修改，顺利通过预答辩、外审、答辩，6月份就拿到了博士学位。所以算起来，整个论文从确定选题，到搜集资料、论文写作，直到最后通过答辩，其实就是20个月的时间。大家可以想象，这期间的压力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我后来指导学生写论文时，不管是硕士论文还是博士论文，总要强调一点：一篇好的学位论文，首先必须是已经写出来的学位论文。很多同学在写作的过程中会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想问题想得太多，到最后不敢动手去写，或者写的时候遇到一个障碍卡住了，就在那个地方反复纠缠，写不下去，一停顿就是一两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最后自己失去了完成论文的信心。从我自己博士论文写作的经验来看，即便你遇到了种种障碍，即便你很多问题没有想清楚，即便你觉得资料还不够齐备，也一定要写起来再说，写的过程当中你会找到新的灵感，会找到克服各种障碍的突破口。

在选题和写作的过程中我还有一点感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资料问题。一篇像样的学位论文，一定要有核心材料的支撑。我写的是一篇历史学博士论文，史料的可靠性和丰富性是一个基本要求。研究离我们较近的近代、现代乃至当代历史，档案资料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因为一般认为档案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直接留下来的、没有受到种种污染的一手材料，所以觉得这种材料的价值是最高的。其实除了原始档案，很多其他类型的材料也可以成为博士论文研究的核心材料，比如说有人以日记为中心，有人以族谱为中心，有人以报刊为中心，这些对历史研究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材料。如果我们不是做历史学的研究，比如一篇政治学的学位论文要写的不是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政治发展史或者当下比较盛行的所谓历史政治学，而是要写当代政治制度和政治运作，或者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哲学方面的题目，那么要用的核心材料当然就不一样。它未必是档案，可以是问卷调查的材料，可以是深度访谈的材料，可以是参与观察的材料，可以是各种大型调查所形成的数据库，如此等等，都能成为博士论文的核心材料。

在我看来，不同类型的资料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分，所谓研究资料的“鄙视链”往往是一种偏见，关键在于资料能否与研究的对象和路径相契合，能否帮助作者顺利实现自己的研究目标。一般说来，核心材料首先应该是靠得住的、经得住检验的，还应该是比较系统、比较丰富、比较立体的，如果是其他人还没有深度使用过的当然就更好了。有了这样的核心材料作为支撑，博士论文的研究和写作就会比较得心应手。

三、博士论文的收获和遗憾

再说研究思路和问题意识。我当时给自己确立的基本写作思路，就是要从政治实践而不是制度条文的层面来探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及其运行实态，关注它的实际状况如何，而不是理想状态如何。关于中共组织史的研究成果早已汗牛充栋，但这些成果大多侧重于组织机构沿革和制度条文演变，而对这些机构和制度实际运行状态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我就把它作为自己的突破口。这里又涉及学位论文写作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参考借鉴已有的学术成果。我们都知道学位论文必须有文献综述，就是要对既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阐明自己的研究有什么创新价值。

当时除了国内党史学界的研究，我还特别关注了西方学界特别是美国学界对中国革命的研究，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意识：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又为什么能成功？西方学者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形成了不同的解释模式。一是农民民族主义模式，意思是说日本人的侵略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朴素民族主义情感，而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把抗日旗帜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最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二是群众路线模式，意思是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赢得革命胜利，主要是因为它能够在根据地走群众路线，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改革，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从而赢得了民众的支持。这种解释很有意思，跟我们党自己的解释非常相似，所以这方面的代表作《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20世纪70年代出版后在西方学界遭到了很多批评。三是组织效能的模式，意思是说民族主义、群众路线都是表面现象，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其强大的组织效能和有效的政治动员，而它的竞争对手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都做不到这一点。还有一些学者不愿从某个单一因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一些对华东和华中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主要关切的就是党和农民在村庄场景中的互动。

在总结既有成果和阅读核心材料的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基本问题意识，就是要探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及其运行实态，进而在国共比较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进行学理反思。

学术文献浩如烟海，为了一项研究去查阅文献，当然只能看与这项研究相关的文献，可是什么是真正的“相关”，很多同学的理解是有偏差的。这些年我和清华大学的应星老师交流比较多，他有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好，大意是说，查阅文献不能掉进“不相关的相关文献”的陷阱，而要特别重视“相关的不相关文献”。这个说法有点拗口，但很有启发性。研究生为写学位论文去做文献综述，首先想到的通常是到数据库里面去检索，比如到中国知网（CNKI）上去搜索中文文献，到JSTOR西文过刊全文数据库去搜索英文文献，输入关键词，出来一大堆文献，然后根据文献的标题和摘要、刊物的级别、作者的名气等因素简单筛选，打开来看，就可以整理提炼去写文献综述了。这种常规化操作当然不错，但以这种方式检索而来的文献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跟你的问题意识不相关的，未必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文献综述其实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文献综述，关键词检索就是最常见的做法；另一种是以问题意识为中心的文献综述，就是说你的研究要采用什么理论、什么视角、什么方法，研究中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基本假设是什么。从特定的问题意识出发，可能很多文献都具有启发意义，可是因为这些文献的研究对象和你不一样，通过关键词检索就会把这些看似不相关，实则非常重要的文献遗漏掉。以研究对象为中心、以问题意识为中心的文献都要去查阅，再结合你自己所搜集到的核心材料，学位论文的基本框架就会慢慢地浮现出来。

写作博士论文时常遇到的另一个困惑，就是在实证研究部分做完了之后，还有一个理论阐释的问题，通常以两种提问方式表达出来。为什么（why）？那又怎么样（so what）？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这是一个具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的研究领域，在立论和行文上都需要良好的平衡感和分寸感。前面提到我在结语部分卡壳了很长时间，主要就是为了把为什么和那又怎么样的问题想清楚。尤其是，我在研究中看到了中共组织运作的一些负面情形，应该怎样去解释它，更准确地说，就是如何正确地看待和合理地解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所面临的问题。

比如说党员群体的阶级构成，党章中明确规定我们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们的党应该是工人阶级的党，可是从1927年以后，党员群体的大多数始终是农民而不是工人。再比如新党员的吸纳机制，我们都知道现在入党的要求很高、程序很严格，但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党员人数太少了，亟须扩大组织规模，有时候就难免会用一些不太妥当的方式去发展党员。再比如组织纪律的执行，我根据各个地方的零散材料，综合起来作了一个整体估算，在整个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党员受处分的人数比例在20%以上，每5个党员当中就有1个受过处分。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办法真正严格地执行纪律，在纪律执行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偏差。

我的解释是，革命的现实是一方面，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成功的过程，也就是在丰满的理想和骨感的现实之间不断地寻求平衡的过程。有问题有错误有失败是正常的，但共产党就是在不断地克服这些问题、错误和失败的动态过程中一步一步实现革命的目标。如果否认或无视这些问题、错误和失败，认为革命是一帆风顺的过程，恰恰是误解了革命，低估了革命的复杂性、困难性，也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所作的重要贡献。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遇到了这些问题、偏差和失败，但最后还是成功了，为什么？前一个问题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这个问题则是学理层面上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又参考国民党史的经典论著，尤其是王奇生老师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一书，对国共两党的社会基础、组织效能、意识形态等作了比较分析，指出两党都是遵循列宁主义建党原则而建立起来的党，在组织形态和政治理念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两者的社会基础不一样，共产党以工人和农民为基础，赢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而国民党始终以社会精英为基础，所以不接地气，在政治形势复杂的时候就不能有效地坚持下去。两者的组织效能不一样，共产党将列宁主义建党原则贯彻始终，具有稳定的组织结构和强大的动员能力；而国民党改组之后的组织效能仍然是比较弱的，它既想要列宁主义政党的形式，又想要英美式政党的风格，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两者的意识形态不一样，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并能将其有机融入整个党组织；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但无论党员治国还是党义治国都难以真正落实，只能是一个弱势的执政党。

整个博士论文的研究写作过程，从确定选题、收集资料，到明确思路、拟定提纲，再到最后撰写成文、通过答辩，经历了很多的思考、努力和反复，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最后的结果还算令人满意。博士论文是2002年六一儿童节那天通过答辩的，直到2011年才付梓，在外审和答辩过程中以及正式出版后，都得到了学界前辈和同仁的较高评价，被视为新革命史的代表作之一。

尽管如此，我自己心里很清楚，由于写作时间仓促，毕业之后又很快转入博士后阶段的另一项研究，所以无论是博士论文还是后来修订出版的专著，都有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

在内容上，中共组织形态有好几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限于时间、限于资料，我没有能够去写它。一是经费问题。中共早期有许多职业革命家，他们家庭生活和从事革命活动的费用从哪里来，整个党组织的经费从哪里来，陆陆续续有人写过一些文章，探讨过一些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的党的经费问题，但是直到现在，革命年代党的经费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系统和深入研究的题目。二是信息传递问题。革命战争年代，交通和通信很不发达，文件的上传下达、情报的搜集传送、人员的安全护送等等，当时有一个笼统的名称叫“党内交通”，人、物、信息的传递运送都叫“交通”。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没能把它写出来。后来我的博士生周峰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就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的交通和通信为题，写了一篇很不错的博士论文。此外还有党军关系、组织派别等问题，也都是非常重要而我没能深入探讨的问题。

在资料上，我主要使用了前述23册的《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和山东省档案馆的未刊档案。大致翻一翻我这本书——《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就会发现，这些材料里面的统计数字很多、图表很多，但是深度的个案描述很少。这主要是由于资料性质所限，其实如果花更多的工夫去找报刊、传记、回忆录或口述材料，是可以找到一些质性资料作为补充的，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没能做这个工作。另外，用中共党内的文件比较多，而用党外关于中共的材料非常少，没能用内部资料和外部资料来作对照分析，也很遗憾。

在结构上，全书六章的章节安排总体上还是比较平面化的，缺乏立体感、厚重感和纵深感。导言中说要探讨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其实也是一个未兑现的承诺。所以这篇论文尽管涉及和回应了政治学的议题，总体上还是一篇比较纯粹的历史学论文，更多的是在还原历史场景，发掘历史真实，而在政治学的学理分析上还是比较薄弱的。

这些遗憾始终没能得到有效的弥补，博士论文修改出书时也没有实质性地去改善它。但是在博士毕业之后开展的另两项研究中，我有意识地针对这些遗憾作了一些新的尝试。

四、运动中的治理

2002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去南开大学历史系做了两年博士后。这个博士后是全脱产的，两年时间我一直住在南开大学西南村博士后公寓，按照学校要求，除了发表两篇期刊论文，还得完成一篇博士后研究报告才能出站，相当于再写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关注的是党本身；要想更好地理解中国革命，还得弄清楚党组织与党外的人民群众的关系，所以博士后期间我决定以华北地区的土地改革为中心，探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和乡村治理问题。

南开大学历史系有研究华北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优良传统，以魏宏运先生为代表，他们不仅做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还长期坚持田野调查，坚持和美、欧、日等地学者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是李喜所老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和留学生史，希望我也能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我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决定沿着博士论文已经开启的方向，继续探讨中国革命，李老师对我的选择表示理解和支持。

一开始我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土地改革的重要性，只是想以土改为中心来考察中国共产党如何进行民众动员。但是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以及写完之后很长时间的修改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土改运动不仅是一场简单的群众运动，而且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基因和密码，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进行国家治理的基本逻辑，所以我提醒自己不能把它做成一个纯粹的历史学研究，而必须借鉴政治学及其他学科的概念和理论进行学理分析。在这一点上，我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研究报告是很不一样的，前者基本上还是一个历史学研究，后者则有意识地把历史学和政治学结合起来。本文一开头说自己在历史学与政治学之间游走，但严格说来，这种跨学科的尝试不是从博士论文，而是从博士后研究报告才开始的。

写华北土改，最核心的材料是山东省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所藏的土地改革档案。我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在两省档案馆查阅、摘抄、复制了五百多份土改档案，其中约有三分之二出自土改工作队员或村干部之手，主要内容是报告、总结一村或数村土改的过程、成绩和问题，另外三分之一则是来自省、区、县、分区等各级领导机构的相关文件。

此外是已经出版的各种资料选编，如《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解放战争时期山东的土地改革》《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等，前述23册《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中也有很多和土改相关的材料。

我还充分使用了几位西方人士的参与观察记录。半个多世纪前，韩丁（William Hinton）和柯鲁克夫妇（Isabel Crook和David Crook）曾以工作队员的身份，分别参加山西张庄、河北十里店的土地改革，并将运动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以实录的方式记载下来，以英文出版并被译为中文，成为今天研究土改运动极有价值的资料。这几部著作不仅翔实而生动地记述了单个村庄所经历的土地改革运动，而且细致刻画了村中的各种人物，描述了群众大会、诉苦、分配果实、整党等重要事件的场景，令读者身临其境，充分感受到土改期间华北乡村的真实氛围，可以有效弥补档案资料之不足。

土地改革是中共党史、革命史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相关学术成果非常丰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来自中共党史学界的通论性著作，大多利用较高层级的中共文件和报刊资料，全面叙述中共土地政策的演变和全国范围内的土改概况；二是来自历史学界的区域性研究，大多利用特定区域（通常是一个县或相邻的几个县）的档案资料，细致考察该区域土地改革的背景、政策、过程及后果；三是来自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的个案性研究，多以口述资料为主、文献资料为辅，就某一问题对单个村庄的土改进行深描，其关注点往往不在土改本身，而在它背后的权力和话语实践。

我这项研究的特色，一是兼顾国家层面的宏观透视与乡村社会（尤其是村庄）层面的微观分析，二是兼顾制度/政策分析与实践考察。在分析中共土地政策的演变与执行、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构等宏观问题时，力图着眼于华北乃至全国的普遍情形，对土改背后的制度（institution）和结构（structure）要素作一般性分析。而在探讨土改运动中的政治动员技术、村庄权力结构、基层政治精英、民众行动逻辑等具体问题时，又始终聚焦于村庄层面、个体层面，对动态结构中的行动者（agent）要素作微观性描述。

这项研究主要是在两年时间内完成的，2002年入站不久即选定题目，2004年6月写完30万字左右的研究报告，顺利出站。但是出于种种原因，书稿直到2018年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付梓，题为《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一项政治史的考察》，从开始研究到专著出版用了整整16年。跟我的博士论文相比，这本书比较自觉地使用政治学的一些概念、理论来进行分析，比如政治动员、国家与社会、理性人与博弈论、政治精英、权力的组织网络、运动式治理等，内容更为立体和多元。

不同于一般的土地改革史著作，我没有按时间顺序对土改运动过程进行历时性叙述，而是采用问题导向的研究思路和叙述框架。除导言和结语外，全书按照问题意识和逻辑顺序列为九章，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二章）简要叙述华北土改运动的背景、政策和概况，指出革命前华北地区的土地集中程度和阶级分化程度并没有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高，中共早期土地政策的实施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土地的分散化，因此应该超越纯粹经济视角，去关注土地改革的政治意涵。第二部分（第三至六章）从微观互动论视角出发，细致描述土改运动在基层乡村社会的实际运作情形。这一部分是我用力最深的，其中关于诉苦和阶级划分、不同社会阶层的行动逻辑、土改中的工作队和贫农团、基层政治精英的多重角色等问题的讨论，都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第三部分（第七至九章）探讨土改前后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演变和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并在描述土改结束后乡村社会新变动的基础上，指出从土地改革向集体化的转变，存在着阶段论、条件论、替代论三种不同的逻辑。结语部分对“运动式治理”的基本特征和利弊得失进行反思，指出群众运动可以帮助党和国家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动员基层民众、贯彻国家意志、实现乡村治理，但与此同时，这种动员和治理又很难纳入常规化、制度化的轨道，而需要以接连不断的新运动来维系，从而在社会变革的动力与社会运行的常态之间形成了张力。

关于结语我再多说几句。运动式治理是现在政治学、社会学领域比较热门的话题之一，很多学者，比如周雪光、冯仕政，都对此作过非常精彩的阐述。但在我二十多年前做这项土改研究的时候，运动式治理尚未成为一个成熟的学术概念，相关文献也不太多。我只是在看材料的时候产生了一个困惑：为什么各个地方的土改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经过了很多次的运动才完成？土地改革、土改复查、平分土地等等，每次都有一个不同的名称，但做的事情却很相似。工作队进村之后要发动群众，要寻找积极分子，要划定阶级成分，要组建贫农团，要对干部进行整顿，要对土地财产进行重新分配，哪怕上一轮运动已经划分过阶级、整顿过干部、分配过财产，新的工作队仍然要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我当时就感到很困惑，然后再联想到土地改革结束以后又不断发起其他的群众运动，经过反复思考，我在结语中提出了运动式治理的概念，即党和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是以一种运动式的、非常规权力不断介入常规科层结构的方式来实现的。后来在修改出书的过程中，政治学和社会学界关于运动式治理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理论阐释也越来越深入，我自己的土改研究就和这个脉络对得上了。当然一些具体看法不完全相同，但是我们都关注在一个现代科层制的组织体系当中，为什么需要非常规的、超出科层之外的力量不断地介入，来给革命和治理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我到现在只出过两本专著（还有一本是个人文集），分别在博士论文和博士后研究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相比之下我对第二本更满意，自己打个分的话，我可能会给博士论文那本书打65分到70分，给博士后研究报告这本书打80分到85分。一个学者，在其学术生涯中应该写出一本能在学术史上留下来的书，我觉得自己的第一本还不行，第二本是有可能的。

五、从组织史到概念史

大概从2010年起，我开始涉足政治概念史研究。2021年是南京大学政治学科百年华诞，我们组织了一个系列学术讲座，我讲的题目就是“概念史视野下的中国政治现代性”，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从概念变迁来理解中国的政治现代性，这个研究看起来跟我的博士论文、博士后研究报告差异很大，因为前面两项研究关注的都是非常实实在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政治动员、基层治理等，而这项研究看起来有点抽象、有点玄乎。但实际上这个研究仍然跟我博士论文、博士后报告的问题意识有密切的关联性，甚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从中共组织史转向政治概念史，有个人因素，也有机缘巧合。从个人来说，在完成中共组织形态和土地改革的两项研究后，感觉单靠这种完全务实的研究还不能充分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中国政治，还需要更深入地考察革命进程中人们主观层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观念、情感、记忆等等。我在做土地改革研究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还没找到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与此同时，对未刊档案资料依赖度很高的中共组织史研究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尤其是获取档案资料的难度越来越大。我很幸运，在主要依靠档案资料做研究时赶上了档案开放度较高的好时光，但最近一二十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也是促使我研究兴趣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机缘来说，十多年前，我的同门大师兄孙江教授辞去日本教授职位，回到南京大学工作，促成了南京大学概念史跨学科研究团队的组建。孙江是蔡老师招收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赴日本留学，获得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所谓综合文化研究科，最大的特点就是跨学科和国际化，孙江的博士论文也跨越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不同学科。他回国后召集同仁们商议，发起成立南京大学学衡跨学科研究中心，不久更名为学衡研究院。作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机构，学衡研究院最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概念史研究（同时也致力于知识史、社会史、公共记忆、学衡派研究），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现在已经成为国内外学界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概念史研究重镇。

概念史是在“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影响下，于20世纪中叶在德国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标志性成果是从1972年到1997年陆续出版的8卷9册、正文约7000页的巨著《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Geschicht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ntschland）。其灵魂人物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提出了概念史研究的一些基本假设，如启蒙运动之后的一个世纪（1750—1850年）是德国概念体系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鞍形期，政治社会基本概念具有历史化、民主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等基本特征，概念作为“经验的空间”和“期待的视域”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机联结起来，等等。大约在21世纪初，概念史研究开始被引入中国学界，逐渐形成了数据库分析、历史文化语义学、新名词研究、翻译与传播研究、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研究等不同的研究路径，并与思想史、词语史、政治史、数字人文等相结合，产出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在历史学、政治学等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

我开始接触概念史研究后，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了解西方概念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系统阅读和梳理中文学界的概念史研究论著，先后发表了两篇中国概念史综述文章，一篇是《概念史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福建论坛》2012年第5期），一篇是《中国政治概念史研究的新探索》（《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1期），其中第一篇在中国知网已被引用一百多次，成为该领域的基础性文献之一。

其次是反思在中国情境下开展概念史研究的独特性，以论文或研究性书评的形式发表了一系列理论与方法文章。例如，在为方维规的《概念的历史分量》所写的长篇书评（刊于《学海》2020年第1期）中，提出中国概念史研究需要处理好时间（古与今）和空间（中与外）的双重张力，应聚焦中、西、日之间的“跨语际实践”，在判断译词之对应、确定概念之来源、理解译名之多样、解释译词之厘定等方面下功夫。另一篇书评（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以孙江的新著《人种》为例，对学衡研究院所倡导的“全球本土化”理念作了进一步阐述，并提出从局限于词与物的概念史，走向将词语、概念、知识、实践、人物、事件熔于一炉的概念史。

在中文学界我也较早提出将概念史方法引入中共党史、革命史领域，并在理论、视野和方法上提出了一些设想。例如，《中共党史研究的概念谱系刍议》（《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1期）一文将中共党史基本概念分为核心概念（如革命/国家/政党）、价值性概念（如民主/平等/解放）、身份性概念（如人民/群众/先锋队）、制度性概念（如人民民主专政/三三制）、策略性概念（如组织/宣传/运动）、本土化概念（如翻身/翻心/诉苦）等类型，提出中共概念史研究应具有历史感、层次感和张力感。《1920年代与中国革命的概念史研究》（《史林》2021年第1期）一文指出20世纪20年代不仅是中国现代基本概念形成和定型的年代，更是这些概念由“表征”转向“要素”、由话语转向行动的关键时期，主张从政治概念与政治实践互动的角度展开革命概念史研究。

最后，较重要的是第三方面的工作，就是围绕一个个概念开展的实证研究。我想到要去探讨的第一个概念就是“群众”，这当然是跟我在博士后阶段所做的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研究密切相关的。这十多年来我做概念史研究，所关注的都是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密切相关的概念，研究这些概念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中国政治。说来惭愧，转向政治概念史研究已有十多年了，不仅还没有专著出版，连像样的研究论文也只有寥寥数篇，大致涉及群众、运动、政党、国耻、民族、阶级、青春等概念。但是我的研究有自己的特色，和其他很多概念史研究论著不太一样。简单地说，就是重点不在于概念本身的渊源、译介、传播和变迁，而是聚焦于政治概念/观念与政治实践之间的互动，关注概念如何影响实践，实践又如何形塑概念。之所以选择这种做法，一是在多语种之间进行概念溯源和梳理非我所长，而且语言学者早已做过很好的研究，二是我在中共组织形态和土地改革研究中逐渐意识到概念/观念与实践之间的密切关联，三是这种做法也契合了德国概念史家将基础性概念视为历史进程之“助推器”的理念。

以我在“五四”百年、建党百年之际发表的两篇长文为例略作说明。在《“运动时代”的来临——“五四”与中国政治现代性的生成》（《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8期）一文中，我从五四运动的命名问题出发，指出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场发生不久即被称作“运动”的群众性政治运动；随后提炼出五四运动具有以民众为政治舞台之主角、直接行动与社会制裁、公共空间与公开行动、强有力的组织与宣传、力求根本之解决等理念与行为特征；进而指出在甲午战败后的三十年间，国耻事件不断累积，激发国人的救亡意识和民族情感，主义话语和群众运动作为有效的思想与行动武器得以形成、强化和传播，五四运动则是这一脉络从量变转向质变的转折点；最后由“五四”反思中国的政治现代性，指出五四运动以降，声势浩大且长期延续的群众运动改变了中国政治的整体面貌，塑造了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另类政治现代性。《从“主义”到“党”：政党观念转型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江海学刊》2021年第2期）一文梳理中国近代政党观念的传播和演变过程，探讨政党观念转型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间的密切关联，并从政治现代性角度反思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文中指出：甲午战败后政党观念在近代中国广为传播，成为政治和文化精英表达政见的重要视点；但到民国初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已开始质疑以代议制为基础的西方政党政治，思考国民运动和国民政治的可能性；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在1920年春夏之交转向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政党理念；最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一次实现了主义与组织的有机结合，为中国的政治转型和民族解放奠定了基础。这两篇文章，都体现了将概念变迁与政治转型、概念史与政治史有机结合起来的努力。

这些年，学衡研究院为推进概念史研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是创办学术集刊《亚洲概念史研究》（商务印书馆），迄今已出版13卷，成为中文学界概念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二是经过多年积累，于2023年推出“学衡尔雅文库”（江苏人民出版社），迄今已出版10种，其中《封建》《人种》以及刚出版的《国际主义》都产生了很好的反响，预计5年内将达到30种。三是举办了一系列学术讲座、研讨会、工作坊，其中由我组织发起的“中国革命的概念史研究”已连续举办四届，在概念史研究的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优秀参会论文即将结集出版。概念史在中国可以说是一项方兴未艾的学术事业，我相信在未来一二十年间会取得更大的成就，甚至可能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产生实质性影响。

六、几点感想

如果把攻读硕士学位算作学术生涯的起点，我已经从业近30年了。借此机会，谈谈自己从事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的几点感想。

首先是虚实结合的问题。所谓“实”，是指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实实在在的，比如说一个事件、一个组织、一个机构、一个制度，都是非常确凿地存在着的，如果材料足够充分，理论上讲是可以把它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弄清楚的。所谓“虚”，则是要关注这些事件、组织、机构、制度背后主观层面、意义层面的东西，诸如观念、情感、记忆之类。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很抽象，和所谓政治科学的研究似乎不匹配，但恰恰是真正理解政治现象所不可或缺的，因为任何组织、任何制度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的行为、思想、情感等叠加和互动而形成的。

20世纪中叶以来，所谓“语言学转向”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前大家觉得语言是透明的，只要拥有足够丰富的材料，就可以把过去发生的事情或者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如实地呈现出来，就像镜子一样。但是语言学转向以后，大家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共识，即语言是不透明的，受主观原因和客观条件的制约，语言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呈现出客观真实的存在。语言学转向之前，人们努力探究想要达到的目标是真实（truth）；语言学转向以后，人们意识到绝对真实是不可能的，最多只能获得对真实的表征（representation），它并非对现实世界的纯粹反映或如实再现，而是通过语言、概念、象征来展开的意义生产和文化建构。

另外，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所谓真实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实际发生过的事情是真实的，人们对于真实发生过的事情的认知、记忆和书写也是真实的，即便是虚假的或扭曲的认知、记忆和书写，它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一种虚假的叙述广为传播和接受时，可能会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很大影响，而这种影响也是真实存在的。例如，所谓“君士坦丁的赠礼”，我们现在都知道这是欧洲历史上一个著名的谎言，但是由于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相信这个谎言，它对欧洲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说法本身是真是假就不重要了，它对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才是重要的。如海登·怀特所说，真实与虚构、真实与想象之间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赖而存在的。正因如此，我觉得有必要将相对务实的事件、组织、制度研究与相对务虚的情感、记忆、表象研究结合起来，这样反倒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接近客观真实。

以我自己的三项研究为例。第一项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形态的研究，完全遵循史学研究求真务实的传统，利用较翔实的档案资料，去探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及其运行实态。第二项关于土地改革的研究，总体上仍是实实在在的，书中的讨论和观点都有比较坚实的档案资料作为支撑，但是其中部分内容我后来作了有点务虚性质的改写。例如书中有一节讨论土改中的诉苦，作为单篇论文发表后影响较大，在CNKI上已有460多次引用。后来我在墨尔本大学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从革命记忆生产与再生产的角度对这篇文章进行改写，探讨诉苦行为如何对农民的苦难记忆进行仪式化、情感化、同质化改造进而增进其政治认同和革命参与。对一个务实的文章进行了务虚的改写，但是写出来之后，大家觉得是能够站得住脚的。第三项关于政治概念史的研究，始终致力于将政治概念、政治话语与政治实践、政治转型结合起来，去理解中国的政治现代性，多少具有一种虚实结合的性质。在我看来，务实的研究离不开观念、情感、记忆之虚，务虚的研究则一定要落到实处，只有虚实有机结合，才能做出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研究。

其次是跨学科的问题。由于自己的教育背景和学术经历，我对跨学科问题一直有较高的敏感和自觉。当你从一个学科领域到了另一个学科领域，你能给这个新领域带来什么新东西？对新学科领域缺乏系统训练是你的劣势，但原学科领域的优长之处可能是新领域从业者所不具备的，如何扬长避短，将劣势变成优势？现在有的人主张跨学科，其实并未真正掌握本学科的精髓，也并未真正理解新学科的逻辑，对新老两个学科都是一知半解，结果是把两个学科的劣势和短板结合起来了，怎么可能做出好的研究呢？

站在不同学科领域的重叠区，《论语》所谓“和而不同”，或费孝通先生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是健康、合理的态度。历史学与政治学，或者更广义地说，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它们各自的优长之处在哪里呢？我以为，历史学最可贵的品质在于坚持历史感和复杂性，社会科学的优长之处则在于其概念化和理论化的能力。法国历史学家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说，历史学是一门时间的科学，就是要关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以及在特定时空范围中活动的特定的人，历史学最值得社会科学家借鉴之处，便是对既有绵延又有变迁、既有惊涛骇浪又有深海暗流、多声部、多节奏的历史时间的准确把握，此即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历史感”。相比之下，社会科学家通常具有比一般历史学者更强的概念化和理论化的能力，强调模式、规律和机制，其旨趣不在于描述和分析特定的单一社会，而要对存在于不同社会中的同类现象进行比较分析，以揭示其结构和变迁的基本模式。这当然不是说历史学不用概念和理论，或者社会科学没有时空观念，只是在比较中寻找二者的“美”点所在，以求得“美美与共”之效。

最后是理论方法的问题。做学位论文时常见的困惑是，找到一个不错的题目了，可是找不到特别理想的观察视角、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在我看来，有必要对视角（perspective）、理论（theory）、方法（method）进行必要的区分。

所谓视角，是指观察研究对象的角度和方向，或者分析研究对象的切入点和侧重点。研究视角有远近之分——艾森斯塔特、斯考切波等历史社会学家在进行宏观比较历史分析时，往往采用望远镜式的远观视角；汤普森、霍布斯鲍姆等社会史家在探讨英国近代早期的工人阶级和社会抗争时，则会借助显微镜式的近观视角。有内外之分——思想史家在探究政治思想的起源和演变时，既可以选择以文本和观念为中心的内部视角（如洛夫乔伊），也可以内外结合，致力于揭示文本与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波考克和斯金纳）。有上下之分——政治社会学家在考察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时，大多会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探究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但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关注政治因素如何影响社会结构。每种视角都有其优势和盲区，只有把各种视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接近研究对象的本相。

所谓理论，是指研究者在各种因素之间建立起来的相对抽象的关系、机制或规律。古典社会学家往往致力于构建关于人类社会变迁的宏大理论体系（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些持方法论个人主义立场的社会学家，致力于在特定情境中建构相对微观的社会理论（如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和戈夫曼的拟剧论）；近半个世纪以来广为接受的，则是默顿（Robert Morton）所倡导的介于抽象理论和经验命题之间的“中层理论”（如涂尔干关于自杀的理论）。研究者既要有意识地建构和使用理论，又须注意到所有概念和理论都是一种必要的简化（抽象、概括、归纳、演绎、分类、假设等等），而简化必然导致信息的损失和扭曲。理论缺失的碎片化和理论过剩的同质化，都是需要警惕的不良倾向。

所谓方法，是指帮助研究者实现既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有两种不同意义上的方法：一种是获取和处理资料的方法，如文献分析、问卷、访谈、实验、参与观察等；另一种是将资料与研究问题和理论勾连起来的方法，如个案研究、比较分析、结构功能分析、博弈论等。没有好的方法就没有好的研究，但需要强调的是，具体的方法和抽象的方法论都只是研究者所使用的工具，工具本身很难说有好坏、高下之分，对于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来说却有合用与不合用之别。如严复所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如果纠缠于方法论之辨而不能自拔，陷入方法论强迫症、焦虑症，反而无法开展实际有效的经验研究。

一位前辈学者曾说，大学人才培养应该分层施教，本科生传授其知识，硕士生训练其方法，博士生提升其境界。我对此深以为然。不过从学位论文设计与写作的角度来看，只有在知识、方法和境界诸层面同时达到较高水平，才能写出一篇优秀的学位论文。其中境界一说，尤其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玄妙色彩，但是通过广泛阅读、深入思考和反复训练，是有可能提升境界、写出佳作的。愿与读者诸君共勉之。

来源：李里峰主编《学位论文设计与写作》，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6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