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通向繁荣的两条道路:文化、制度与经济增长
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清帝国?经济史学家就此争论不休。二〇二五年,莫基尔、格雷夫等的《通向繁荣的两条道路:公元一〇〇〇——二〇〇〇年欧洲与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以下简称《两条道路》),给出了最新的系统性解答。与主流的单方向因果关系分析不同,本书从文化、制度和经济的多方互动演化角度考察历史进程,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纵观有关经济增长的文献,它们的研究重心从财务资本转到人力资本,再转到制度等社会资本,莫基尔则将视野进一步拓展到知识,认为知识的生产与积累才是增长的源泉,也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有意思的是,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视知识为土地、人力、资本之外的第四个也是更为根本的生产要素。
十六世纪的欧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达到了可称为“爆发”的新阶段,其特点是科学、技术与商业的融合,正是在三者的融合互动和相互促进中产生了工业革命。科学的兴起得益于莫基尔所说的“知识共同体”,来自商业的需求推动了技术进步,从而间接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坚定了自然可以被认识的信心,鼓舞人们在自然界和经济中不断探索,开发新技术并将技术工程化和商业化,产生巨大的经济收益。经济收益反馈投入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如此形成良性循环。对比欧洲,明清中国未曾出现近代科学,源于实践经验的技术发明也显著少于宋代,知识的生产陷入停顿甚至倒退,更不要说作为近代标志的科学——技术——商业的三位一体社会经济结构了。
然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耀眼的经济成就对似乎已是定论的解释提出了挑战,由于社会文化和制度的演化是个缓慢的过程,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基本相同的文化和制度阻碍了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却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支持了罕见的经济增长?《两条道路》试图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虽然突破了现代化研究中的西方道路唯一性,但在关键节点上论据显得单薄,而且存在着明显的逻辑不自洽。
为了更清晰地展现《两条道路》的研究思路和结论,我们简要介绍经济增长的基本概念并回顾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
一、从物质生产要素到知识
经济增长通常用人均收入或人均GDP而不用GDP总量作为指标,这是因为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只有靠效率的提高而不单纯依靠资源投入带来总量的增加,经济增长才具有可持续性。换言之,我们关注的焦点是人均GDP的可持续增长。除非另作说明,本文“增长”一词指的都是人均GDP或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世界各地的经济无例外地陷入了人口驱动的马尔萨斯循环。在耕地总面积和生产技术不变的情况下,人口繁衍减少了人均土地占有量,虽然劳动力的数量增加了,但由于劳动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人均产出降低,从而人均食物消费减少。营养不良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疾病流行,争夺短缺的食物也会引发社会动荡和战争。疾病与战争消灭人口,人均土地面积增加,经济与社会进入下一轮景气循环,但景气期间的人口增长不过是又一次灾难的开端。工业革命的历史功绩在于永久地终结了马尔萨斯循环,开启了至今不衰的可持续增长时代。
注意到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明显不同,经济学家将前者归类为资本密集型,后者为劳动密集型,将研究的重点从农耕经济的土地、劳动转向了资本,工业革命的起源问题也随之转化为资本积累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格兰。
诺斯和温加斯特指出,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前后,英格兰正式确立了议会主权,宪政民主制和独立的司法有效地限制了王权侵夺民间财产的能力,强化了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中产阶级”因此建立了对未来投资收益的稳定预期,投资热情空前高涨。包括地主、租佃农、商人、手工业者、律师、法官在内的新兴中产阶级拿出储蓄和利润积存,投入远程贸易、大型农牧场、棉纺业、矿山开采、冶金等工商经营,终于在十八世纪中叶演变为后人称为“工业革命”的大规模经济转型。私有产权保护不仅刺激了投资,也极大地方便了融资活动,公债市场以及私人债务和股权市场先后发展起来,融资成本不断降低。资本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而离开基本的财产权比如说股票和债券持有者的收益权,资本市场的存在和运行是无法想象的。
尽管资本积累是工业革命的必要前提,却不是保证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资本也像土地、劳动一样,服从边际收益递减律,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单位资本投入的回报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而递减。想象一下,你不会因为购买和使用第二台电脑而工作效率加倍。当资本存量超过某个饱和点后,新增投资形成的都是过剩产能,对产出不再有任何影响,这就是著名的索洛定理。从这个定理很容易推出,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动力。然而,索洛模型中的技术是上天赐予的礼物,我们既不知道技术进步来源于何处,也不知道技术进步是怎样发生的。
为了探寻技术进步的来源,保罗·罗默(二〇一八年诺奖得主)等经济学家开创了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不再是资本积累而是知识的积累。与物质生产要素不同,知识的收益是递增的,比如中学知识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大于小学知识,大学教育的作用又胜过中学。收益递增的另一原因是知识具有公共品的非竞争属性。物质资本是竞争性的,甲使用一台机床,乙就不能使用同一台;而工业生产知识可以由甲乙共享。机床会磨损和报废,知识永远在那里,不会因人们的使用而减少或消失。非竞争性意味着“外溢效应”,不仅知识的创造者如牛顿或乔布斯自己受益,而且惠及整个社会。
霍伊特(二〇二五年诺奖得主)等人进一步研究了知识创造即创新的市场机制,他们的结论是垄断竞争必不可少。在超额垄断利润的吸引以及竞争的压力下,企业走上了持续创新的道路。需要强调的是,垄断和竞争相克相成,两者缺一不可。垄断利润提供了创新的激励,而开放市场中新进入者的竞争不断打破现有格局,分食垄断利润,迫使市场的当前领导者持之以恒地进行创新,以避免被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淘汰出局。
内生增长理论有着明确且完全不同于流行观念的政策含义:政府应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鼓励创新;财政政策的重点是资助研发和教育,增加社会的知识存量;而货币政策仅为稳定经济的工具,与经济增长几乎毫无关系。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在需求端发力(其实刺激投资或拉动消费都无助于知识的生产),而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供给侧基于知识积累的效率提高。垄断与创新的关系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反垄断政策,被传统理论和大众认知妖魔化的垄断原来是创新的动力,政府应慎用行政和监管手段,更多地借助市场竞争去平衡创新形成的垄断。只要市场是开放的,任何垄断都注定是局部的和暂时的。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莫基尔系统地研究了知识的性质、知识创造的过程,说明了什么样的文化和制度环境有利于知识的生产和积累,并在这个视角下解释了近代东西方经济发展的大分流。
二、知识的生产
在《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中,莫基尔将知识分为命题性(propositional)和规范性(prescriptive)两大类,前者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后者解决“如何做”的问题,这两类知识有时也被莫基尔统称为“有用知识”(useful knowledge)。
两类知识大致与科学和技术相对应(尽管莫基尔强调了命题性知识与科学的不同,以及规范性知识和技术的差异),科学(理论)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把握客观世界的运行规律;技术(实践)让我们有可能利用自然资源,改善生存和生活条件。科学主要由人类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驱动,它深刻地影响甚至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回顾一下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达尔文进化论造成的思想冲击即知科学的力量。技术面向具体问题,来源于我们提高效率和创造价值的需求。莫基尔的知识体系也包含了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特别是制度、组织和管理,他同时提醒我们注意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性质不同。
科学与技术密切相关,以至于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在中文语境中被不幸地合并成了一个词——“科技”。科学为技术提供了方向,大大加快了技术创新的步伐,技术则反馈科学,促进了科学的发展。莫基尔举例说明,科学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初期尚未正式登台,经验丰富的工匠们如纽科门、瓦特发明和改进了蒸汽机,蒸汽机制造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推动了热力学的研究,热力学理论上的突破又使新的技术成为可能。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科学为先导,实现了从科学到技术和产业的转化。十九世纪末,德国企业家西门子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另一家德国公司巴斯夫解析了染料的化学结构,通过分子设计以及从煤焦油中提取物质,人工合成化学染料,替代了稀少而昂贵的植物染料。二十世纪前半叶,物理学家奠定了半导体的理论基础,一九四七年肖克利、巴丁、布拉顿三人在实验室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支晶体管,他们为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肖克利开办了半导体制造公司,其麾下的技术和管理骨干后来拿到风险投资,创立了大名鼎鼎的英特尔公司。
科学和技术相结合不足以保证有用知识的持续生产,市场的作用不可或缺,特别是风险投资市场。“风险资本”(VC,venture capital)既不同于债务资本,也不同于一般的私人股权资本(PE,private equity),VC资本不仅风险更高,而且需要更深的专业知识,投资人要在创新项目的商业前景尚不明朗时凭经验和直觉拍板决策,这也是为什么硅谷的风险基金所有者不少是创业成功的企业家。实际上,早在蒸汽机时代,风险资本与技术就开始了合作,瓦特的合伙人博尔顿不仅带来了金属制作的技术,而且还提供了公司急需的资金。今天人工智能大模型风靡全球,开发成本动辄百亿千亿美元,如此巨量的投入离开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是无法实现的。目前欧洲和日本的AI技术明显落后于美国,原因之一是欧日的金融体系仍以风险规避型的大银行和保险公司为主体,风险投资未形成像美国那样的一个活跃的和具备规模的产业。
在莫基尔看来,知识的创造和积累有赖于“知识观念市场”的形成和运行。如同产品、资本市场一样,知识观念市场是可竞争的,各种学说、观念、想法都可以在这个市场上发表,不是由一个或几个权威决定孰对孰错,只有通过辩论和实证检验的知识才能被接受和留存下来。知识观念市场首先在西欧出现,由于那里历史上的政治多元和教会势力的衰退,学者们突破了罗马教廷长期的精神和思想桎梏,在遭遇本国世俗权力迫害时则可避祸他国,即使处于流亡状态,他们也可通过旅行、刊物和书信继续保持交流。重要的是,无论他们在哪里,都能够保持自由的独立思考,尊重和遵守同一套学术标准和学术规范,由此形成一个跨国学者网络,莫基尔称之为“知识共同体”。更准确地讲,这是一个生产和传播知识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参与者有作为骨干的学者,也有工程师、律师、法官、企业家等中产阶层人士,经由他们的交流与合作实现科学——技术——商业的互动,瓦特参加并从中受益的苏格兰月光会就是一个这样的共同体。
知识共同体逐渐孕育出莫基尔所说的“工业启蒙”,它上承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下启工业革命,在西欧确立了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人类有能力认识世界,也有能力且应该积极地运用知识改变世界,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与西欧的进步观相对比,明清中国的精英阶层相信上古三代的政治和社会是不可超越的理想模式,孔孟是儒家学说的巅峰,后人只能诠释而不得质疑,更不要说突破了。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文官制度为朝廷输送了一代又一代信奉正统意识形态的官员,将包括官学和私学在内的全国教育体系塑造为一架洗脑机器,教育的全部内容是研读和背诵四书五经,终极目标是通过考试进入官僚特权阶层,源于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仅在晚清废除科举制后才作为学习科目。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与气候中,既不可能形成知识共同体,也不可能出现观念知识的市场。在产权制度层面上,尽管明清时期私人财产普遍存在,但财产所有者不能如其英国同行那样,进入立法机构,制定和通过有利于保护私人产权的法律。到此为止,《两条道路》关于东西方大分流的论述仍在国际经济史学界的主流解释框架内。
如前所述,这个框架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如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非凡经济成就?答案只有两个可能,要么是晚清以来中国的制度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要么传统结构并不妨碍甚至有助于工业化的开展。《两条道路》采取了后一个研究进路,该书第九章总结道:中国历史和传统中的两个特点在改革开放时代重新显现——依托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中央集权的官僚制体系,在迥然不同于英国当年的文化和制度条件下,中国走出了另一条通向繁荣的道路。首先,在产权和法律制度不完善的环境中,宗族及其他基于血缘或熟人的社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亲属和当地人脉成为自发市场交易的基础,市场沿着非正式的民间网络渐次扩展。实证研究显示,村级亲属关系与民营企业的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与民事和商业纠纷负相关,说明民间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制的不足。宗族重新承担起提供地方公共品的任务,比如保护财产权免受官员侵害、保障民生、参与公共工程建设以及推动互助机制的运作。除此之外,亲朋好友还是民营企业初创阶段最重要的融资渠道,海外华人的资金也优先投向家乡故里。其次,国家以社会稳定为首要目标,经济发展被视为实现稳定的根本前提,这一优先事项通过提拔机制渗透到整个行政体系中,地方行政长官的升迁取决于其辖区相对其他地区的经济表现,公职人员通过税收和寻租分享地方经济发展的成果。官僚系统有效地贯彻执行发展经济的政策,《两条道路》视之为一项独特而优越的国家能力。
用传统的文化和社会结构既解释明清中国经济的落后,又解释改革开放的成就,几乎不可能避免逻辑的不一致。此外,《两条道路》的结论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持,作者观察中国经济改革的视角也带有迎合学术潮流的痕迹。如何在保留知识经济理论内核的前提下,摆脱难以自圆其说的困扰?笔者从区分知识的性质入手,做些粗浅的尝试。
三、“赶”还是“超”?
《两条道路》强调了文化制度传统的不同,却忽视了知识创造和知识获取的区别。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无先例可循,也没有理论家的指导和方案设计,不得不自己发明技术,探索企业组织,创新融资工具,构想和制造新产品,经过大量的试错,由市场竞争筛选得到珍妮纺织机和瓦特蒸汽机。从零到一的创新过程类似物种的演化,亚马孙雨林丰富多样的生态环境是新物种涌现的关键,知识共同体、观念知识市场、产权保护、思想自由等制度的作用正是为技术和产品的创新营造亚马孙雨林。
一旦英国获得成功,其他国家就发现了一条“捷径”——学习模仿,而从一到N的模仿对文化和制度的要求并不十分苛刻。只要保持对外开放,允许市场发挥一定作用,保障基本的私人产权比如资产的收益权,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起飞是相对容易的。对外开放的意义不仅在于扩大市场规模和吸引外资,而且是低成本获取知识的关键。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法、德等西欧大陆国家以及东亚的日本纷纷效仿英国,购置机器设备,引入技师和技工,组团出国考察和收集信息,投资建设自己的大机器生产工厂。这些国家还参照英国经验进行了制度、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的多方面改革,扫除了阻碍工业化的部分前现代陈规陋习,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显著缩小了与英国的差距,其中德国凭借其科学、金融和教育体系的优势反超英国。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后发优势”——学习模仿的成本远远低于原创的成本。
工业化向全球扩展的过程中,碰到了与英国大不相同的传统文化和制度,但无论德意志的国家主义和市场封建制、日本天皇权威统摄的官僚制,还是“二战”后韩国、智利的军人独裁,都没有妨碍它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如果已有可供学习的样板,通向繁荣的工业化道路可能不止两条而是N条。真正的挑战不在追赶,而在超越;不在知识的获取,而在知识的创造。这当然毫无贬低模仿之意,也绝不是说后发国家没有创造。
《两条道路》第三章提醒读者注意,对于农业社会和简单的商业社会,基于人际关系的社会组织结构并不构成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但当技术进步加速时就可能成为羁绊,因为现有社会关系和结构总是倾向保守,压抑作为创新之源的个人想象力和创造力。尽管意识到关系型结构的弊端,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宗族和熟人网络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莫基尔等人仍给予了高度评价。以笔者之陋见,这个评价更适用于二十世纪民营经济起步的阶段,时至今日,人际关系虽然还很重要,但和正式的契约和法律相比,已经退居其次。至于发展经济的国家能力说,由于缺乏公认的严格定义,极易引起误解,以国家支配资源的能力而论,中国从计划体制下的全面管控转向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国家能力主动缩减,为市场和民营经济开辟更大的活动空间。
如果注意区分知识的创造与知识的获取,我们仍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下理解中国经济的繁荣,莫基尔关于知识经济的论述不仅依然成立,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随着模仿型工业化接近尾声,获取先进技术的成本由于各种原因而急剧增加,中国经济即将或者已经进入了创造知识即自主创新的阶段,知识共同体的培育、观念知识市场的扩展、可信的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成为紧迫的课题。毕竟,学习模仿可以赶上先发国家,若要超越,莫基尔所论工业启蒙的文化与制度是不可或缺的。
(Two Paths to Prosperity: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in Europe and China, 1000-2000, Avner Greif, Joel Mokyr and Guido Tabellini,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5)
来源:《读书》2026年10期新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