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拥抱人工智能的新时代

怎样理解“人工智能”，一种朴素的认识就是：让机器的行为像人类智能行为。朴素的认识就是最原始的、最基础性的认识。据我了解，人类最先思考这一有趣问题，还是古希腊城邦民主时代的亚里士多德。他在其《政治学》第一篇第四章中讲：

倘使每一生命工具都能按照人的意志或命令而自动进行工作，有如达达罗斯的雕像或赫法伊斯托的三脚宝座，荷马曾经咏叹的那个宝座，能自动进入[奥林匹斯山]群神的会集，这样，倘使每一个梭都能不假手于人力而自动地织布，每一琴拨都能自动地弹弦，[倘使我们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也只有在这样的境况之中]，匠师才用不到从属，奴隶主（家主）才可放弃奴隶。

   （《政治学》第10页）

亚里士多德去世后的2086年——1764年，他的梦想成真，世界诞生了第一台机械自动化的珍妮纺纱机，一台纺纱机一次可以抽拉14条纱线和加捻，它一天的工作可以带动16名纺纱工，以后的织布机的梭子也变成了飞梭，纱线的断头可以自动联接，珍妮纺纱机拉开了英国，也是世界工业革命序幕。对此马克思说到：

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幻想过，如果每一件工具都能按照命令或者预想去完成它所担负的工作，就像达达罗斯的工艺品那样自己会动作，或者像赫斐斯塔司的鼎那样会自动执行祭神的工作，那么师傅就不需要助手，主人就不需要奴隶了。

  （《资本论》第一卷 第469页）

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位哲学家，他所希望的机器，不但能够是代替人们“自行织布”的机器，而且机器还能“按照人的意志或命令”自动工作，也就是说自动化的机器又加上了一定的人类的“智能”，或者说是“智力”。亚里士多德竟然还研究起人类的劳动工具，这对于一个生活在奴隶制的希腊城邦国家的人来说是多么不容易的事。他研究不仅是“自行织布”机的问题，也涉及到服从人类意志的智能化生产的问题。

我如此推崇亚里士多德，并不是说他是人工智能最早的设计师，而是要说文明、科学、哲学力量的伟大。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能从人类使用的工具出发，体现了他能以哲学思维的方式去考察主观与客观，理性与存在，智力与逻辑，人类与工具，劳动与机器，劳动与闲暇，时间与效率等等的相对关系。在这种理论和实践过程中，他产生了对劳动工具自动化和智能化的逻辑想象，不管是幻想，不管是想象，无疑他的哲学思考每时每刻都在发挥着作用。希腊城邦的奴隶制社会出现的无生命的工具和有生命的工具，无形之中意味着人类异化过程的开始。马克思的经济学关于人类异化的问题就与此有关，也是文字和阶级存在的开始。

资本主义进入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不但生产是大机器大规模的生产，就是战争也是由钢铁洪流，大量的机械化武器，进行的大规模的战争。苏德展开的1943年7月至8月库尔斯克会战，双方都投入上百万的兵员部队，苏军投入飞机约2792架，略优于德军；坦克和自行火炮5128辆，几乎是德军的两倍；火炮和迫击炮25013门，是德军的2.5倍。苏德战争中，所称的十大战役投入的飞机、坦克、火炮的数量都是斯大林亲自手批的。就是和平时期，农业的拖拉机大量调拨使用也非要斯大林批准不可。原因何在？“技术决定一切。”这是他脑海里根深蒂固的观念。这话并不算错，但是否绝对化了？如果说在工业化“资本的有机构成”中，技术是决定性的因素则是成立的。

何谓“资本的有机构成”呢？我的理解：是在工业化大生产中，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关系，也即机器和人力的关系，机器的技术含量越高，人力的使用率就越低。斯大林接着说：

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和实践中，有过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蓬勃发展的事实，那时资本家表现为先进技术的旗手，生产技术发展方面的革命家。但是大家同样知道，也有过另一种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终止发展的事实，那时资本家是表现为新技术发展方向的反动者，并转而使用手工劳动。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35页）

斯大林正确解释了“资本的有机构成”问题，这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是正确的，但他预示，当代垄断资本主义仍要继续掠夺奴役殖民地，要把众多独立国家变为附属国，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超额利润的目的，似乎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是新的生产力规划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方向。我认为，新的生产力就是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第一代计算机的出现是1946年，现已发展到第七代计算机。人工智能是1950年，艾伦·图灵发表《计算机器与智能》提出来的，他的科技贡献，标志了人工智能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现已经历了七个阶段。总之，计算机行业为人工智能行业提供硬件和软件基础，人工智能行业则推动了计算机行业的技术创新发展和应用空间的发展。两者合一，我认为就是人工智能产业。这些溶科学技术而形成的生产力，都是斯大林那一代人，都全然不知道的生产工具，生产力的最新成果。

这里容我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年轻学者的一篇论文。论文的作者是《经济学周报》夏小林同志，这篇论文发表于 1985 年的《青年论坛》刊物上。作者在文中不止一次提到带有智力、“智力器官”的机器，并指出这种“科学劳动在创造财富上占据首要位置，直接生产过程的活劳动降到微小的比例”。“智力器官”的称谓出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原话是:

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它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机械的和有智力的器官组成的。因此，工人自己只是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

（《马思全集》46 卷下册 207-208页）

它们(指智力自动机——注)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过程的条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

（同上 219-220页）

资本在其真正的发展中使大规模的劳动同技术结合起来，然而是这样结合的：大规模的劳动丧失了自己的体力，而技能则不是存在于工人身上，而是存在于机器中，存在与把人和机器科学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发生作用的工厂里。

（同上 21页）

我认为这里说的“劳动资料”、“机器”和“物化力量”都是自动机的“机械的和有智力的器官”是一回事。

尽管一百五十多年前，马克思说的“智力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其智力水平还很有限，他本人还不知计算机、AI为何物，但他准确预见了现代人工智能机器人出现的必然，而且论述的逻辑如此清晰，让人很有现实感。如果此论成立，那么生产现代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工作中，固然也有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分，但仅就机器人而言，可以确定已无“活劳动”了，没有了“活劳动”，也就没有了必要劳动和生产剩余劳动了。仅就机器人而言，没有了必要劳动和必要劳动时间，何有剩余价值呢？或者说“活劳动”“必需劳动”逐渐趋近于零，剩余价值是否也趋近于零呢？马克思既说明了“剩余价值”的产生，也说明了它的消亡。这一观点形成了一个科学闭合的历史循环系统。

1980年3月23日，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协讲话说到：

发展科学、发展教育，大力培养各方面的专家们，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开发人类智力资源的伟大事业。四个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这种资源的开发。

（《胡耀邦文选》186页）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是这样表述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上经济基础。道理虽然如此，但对生产力总认识不足，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我国的经济总量发展极快，为何我国的公有制企业，包括大型国家级的公有公司，总的来说效益还是不高呢，是生产力的问题，还是体制问题。生产力要依靠科技的力量，而不是要吃大锅饭，靠特殊政策、地位的关照。

耀邦同志是红军、党内成长起来的小知识分子，尽管他尊重知识分子，但毕竟和我国的大科学家接触有限。他在科学院工作的那段时间和我国知识分子高层建立了极其友好的关系，真可谓“相遇贵相知”呀。我知道，文革期间，经朋友帮助，他有一次夜访华罗庚的经历。

1946年，华罗庚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悉世界上第一台名叫ENIAC的电子计算机诞生了。建国后，我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成立，他是小组负责人。1956年8月25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华罗庚担任主任。

耀邦同志和华罗庚两人之间是互有信件往来的。1982年4月1日，耀邦同志致信华罗庚：

我没有看过圣经。前些天偶然看到一本小册子上引用了它上面的一个故事：古代巴比伦人决心建造一座通天塔。这件事触怒了上帝。上帝使这些梦想上天的人内部不和，在如何建造通天塔的问题上争吵不休。结果，使这件事成了泡影。

现在，中国人接过了巴比伦人没有实现的理想。那个愚弄巴比伦人的上帝又不存在了。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们能不能齐心协力、团结一致为这个工程而英勇献身呢？如果能，我以为，它的成功是可以计日而就的。

华罗庚同志去世以后，共青团少年儿童工作部的同志，组织了一项“华罗庚金杯”数学邀请赛，工作至今已经历了39年，参加的中小学生已过五千万人次。这是对华老的最好纪念。古代哲人有言：“万物皆为数”，如果第一批参加比赛的少年只有10岁，今年也就49岁。5千万这样数学睿智，头脑清晰，逻辑严密的科技人才源源不断，代代相承地进入我国各行各业，这是一支多么大的智力资源，人才队伍。

至此，1975年中国科学院请示上级的《汇报提纲》的是非争论，“科学技术是不是生产力？”这一文革公案也可以作一结论了吧！在马克思看来“智力器官”、机器人形成的“固定资本”已经在极大程度上形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人在生产、生活的物质领域和精神活动中，可以把自己的需要告诉人工智能，并能获得不断地满足，这是怎样一种人性需求的经济，既能消除人类异化，人类又能得到解放的经济。尽管这条道路十分漫长，当今又有人担心新的世界性战争，但生产力不断开辟的光明大路是不可阻挡的。

开发人类智力资源和人工智能产业的最终目的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而不是为国际垄断组织，科技帝国服务。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都是这方面的伟大的思想家，我国的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都在世界的前位。让我们热情拥抱这一伟大时代。这也是我撰写“探索内需导向的经济发展之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