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重建个人所有制”——对资改造后留下的一块经济化石（答紫虬先生之八）
看过我上篇文章的人可能会问：既然私人资本必然要与国家、家庭同时消亡，那么私人资本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是否都处在一个持续发展的态势，也就是说都处在一个经济结构全面私有化的时期？那末没有私有财产的未来社会又怎么会不期而至，突然扣门而入呢？要详细全面回答《资本论》中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课题，现在当然还不是最好时机，因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历史才短短的四十五年。未来的社会形态和过渡形式还需有更多的社会实践说明问题，但有此倾向的成果，已经多有出现，非常值得我们重视、欢迎。本文还尝试对此课题的史前史做一研究。我说的史前史是指1956年，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彻底的改造。我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可称为我国的民族工商业，表面看来已经绝迹了，成为一块经济化石，但在特定的条件下，这块死化石是否就会一直这样沉寂下去？
一、如何看待人性
人类社会存不存在人性，怎么看待人性？这是人人都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他又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毛著《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毫无疑问，农民群众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懈奋斗，这就是对人性的具体分析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否则共产党还要进行什么土地革命，土地改革运动嘛？我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矛盾，但已不具有暴风骤雨程度的阶级斗争了。具体的人性已经在经济方面有了更重的分量和体现。
古典经济学的开创人亚当·斯密奠定了近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他对人性的诠释是承认“自利”在经济生活中品行道德的正当性。斯密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把“自利”和“自私”的人性观点，做了明确的区分和了断。他认为农奴、小农逃离土地上的封建束缚，为了自己的利益从事手工业、工商业活动，以及兴办手工作坊、手工业工场，这些都是“自利”的正当谋生活动。这类人逐渐成为欧洲最早的城市市民，资产阶级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在斯密看来，一切“自利”的活动同时也都是“利他”的活动。鞋匠做鞋是为买鞋人穿的，面包师烘烤面包是为买主吃的。“自利”和“自私”的区别全在“利他”或者是“损他”而区分。没有利他的一面，整个工商业都无从谈起。
亚当·斯密说的是经济人，其实是假设的人。社会中，具有自利观点的人性才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主流人群同时还要营造起相应的商业规范、等价交换、交易道德和信用制度。总而言之，亚当·斯密的人性理论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一种进步的人性论，从而大大促进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他早一代的自由主义大师洛克，则从自私的利益角度谈论人性。俩人谈人性都离不开利益，这是一致的，但观念、态度和方法手法是对立的。
我国的墨子，就是一位杰出卓越的思想大家，他身处西周封建领主社会瓦解中的春秋战国时期，代表着社会上的手工业者、工商业者的利益和要求，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经济理论。其影响巨大，导致当时“天下之言，不归杨（杨朱）则归墨（墨翟）”。我的理解是，爱是相互的，单相思不成爱；利也是相互的，只有交换才有利，单方面的买方或卖方都无利可图。1840年以后，大清的同治、光绪年间，官僚资本的运动兴起，我国的民族工商业者也不甘亡国灭种之侮，兴办实业，不但是时代的爱国主义使然，也是人性“自利”的张扬。
二、“否定之否定”命题对改革开放的参考意义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接受了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在斯密、李嘉图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的经济学说。本文要着重说明的，即是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放在这样一个起点上，即放在人身自由的手工业者、个体小私有者的身上，放在简单协作的手工作坊上，同时也放在发展起来的手工工场业主，及为商品生产服务的承包商、经销商、包税商这类人的身上。后面这些人逐渐形成了实业资本家，他们掌握着生产资本，不断吞噬着个体工商劳动者，小私有生产者。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诞生的一个历史新起点，从而，也形成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对立。这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专门的说明。
从马克思学说来看，当家庭和国家开始消亡时起，资产阶级已经消灭了的小工商户劳动者，小私有生产者的历史似乎又在重演，但这绝不是时代的倒退，历史的回归，而是人类历史上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规律的必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它称为“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他在《资本论》中是这样写的：
这是否定的否定。
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兼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这段话的价值，包含在他的《资本论》著作的价值之中。马克思阐述的“重建个人所有制”要走的一条“否定之否定”之路，其逻辑是自洽的，但还未成为现实，但用在人类未来社会的发展上，即便是设想、预测也是极有价值的。
马克思的这一设想是针对欧美发达国家说的，而不是针对中国而言的。由于改革开放的中国，放弃了计划经济的僵硬体制，从各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了改革实践活动，因而出现了多种亵渎旧体制的新事物。一时引起部分国民的怀疑和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改革开放的成果，说明这条道路从实践到理论都是合乎客观规律的。
首先看看我国的改革首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今农村的土地已是村民共同占有了，同时强调承包土地后，农业生产则要统分有机结合，还要进行土地确权的立法工作，一定要尊重农民劳动者的利益，使其自愿走上合作经济的道路，而非行使行政力量，强推合作化运动。这不是很有倾向新意的起步吗？第二实例，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很快就涌现出大批大批的个体工商户和一些私有企业。党的文件把这类经济成分称作非公经济。1986年已成为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经济化石，竟然又复活起来。现在大多数的民（私）营企业都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又有一部分有限责任公司发展为股份公司，华为公司就是其中一家优秀的享誉中外的股份公司。现在民（私）企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已远非过去可比。第三实例，就是拜信息网络公司所赐，在平台经济的台面上，年轻的知识青年手持一台电脑就可以谋生创业，因而出现了大量的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智能制造系统、工业互联网运维员，网络主播等新的职业人群，从而壮大了新社会阶层的规模。这又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新的经济成分无疑又向“个人所有制”靠近了一步。再谈谈我国的国企，不管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也不管它们如何改革，它们的全民性质和地方全民性质是不应改变的。一直存在的问题是这种全民不包括农村乡镇的集体所有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是抽象的一种所有制，受托管理的政府色彩很重，全民的内容，很必要在全民所有的框架下，应融入“个人所有制”的具体内容。第三点，全民所有不见得年终要人人分红，而是要为全民的医疗、教育、养老及各种社会保障做强有力的物质和文化保障。这样的全民所有制则是人人有权益的，可以具体量化的，自由人联合体，这绝非空想，具有探索实践意义。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探索
中国的经济改革无形丰富了马克思学说的宝库，中国的改革也并未因摸着石头过河而远离马克思的学说。这些实践措施都体现了劳动群众自利的人性本质。人性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和诸多因素条件结合，完全可以创建出新的“个人所有制”的生产方式，完全可以代替历史上最后一种“私人所有制”形式，但这也不是我们所说的传统公有制。有些朋友之所以有不少留恋私有经济的感情空间，那很可能是认为私有经济讲人性、讲家庭、讲个人利益、讲遗产继承，讲人的积极性，不遑多让，“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也讲这些内容，更讲自由人的联合体，其根本性的转变，就是只有这种所有制才能使人摆托一切拜物教。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民族工商业一度成为中国经济的历史化石，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段却激活了它的生命，把它变为一块活化石，因为它仍然具有不死的生命基因。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指导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当今的民（私）营经济命运丰富多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张闻天同志对新中国五种经济成分的建议，是符合新民主主义的国情的，也是中国人民的福音。刘少奇同志在天津对民族工商业和工人的讲话，猛听起来，确实让人不舒服，现在多想一想，这种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倒是很理智又很自然的观点，如果急于把私人企业赶走，让其绝种，何异不是把非公经济看作一块死化石，岂不知过去的死化石又会变成今天的活化石。至于现在我国的多种经济成分如何具体进步、共处、演进，如何走着量变质变的道路，今天端倪已见，最重要的，还在今后亿万人民的改革实践中得到何种程度的实现。
致意紫虬先生，当代科学又出了AI技术，造出了可以代替人类劳动、思考的机器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对此科技时代应作何解释，还是需要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划时代的科技成果是给人类带来美好的希望，还是烧毁人类文明的悲剧？这才是今天我们应该集中讨论的问题。
2024.5.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