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对原定议题的重要突破

分组讨论一开始就突破了原定的三个议题。产生最大影响的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

他认为对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那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他举了六个问题为例：

(1)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2)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此时他还未担任组织部长)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和1940年他当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这两个决定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的情况下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他们不是叛徒，应该恢复党籍。

(3)陶铸、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的一批党员，直到七七抗战后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在讲陶铸等人的问题时，陈云提出中央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4)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5)“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6)“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是中央“文革”的两个顾问之一。康生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了党政机关的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同一天，别的分组也有些同志提了类似的意见。如西北组就提出了做好重点转移必须平反冤假错案，如解决“六十一人”不是叛徒的问题，要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等等，提出要把查清康生在延安整风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列入议题等。

陈云同志在党内威信高，考虑得周到，问题提得准确，语言有力。他的发言得到各组出席者的纷纷响应。聂荣臻在东北组，康克清在华北组，宋任穷、肖华在西北组，以及许多人，都就陈云提出的这些问题发表意见，并补充提出其他一些必须由中央考虑做出平反决定的重大案件，如：彭罗陆杨案件，此时罗瑞卿已去世，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尚未安排工作；“二月逆流”案件，虽然在“文革”中毛泽东表示过“不要说了”，但解决得还不彻底。

会上提出了不少案子，只有刘少奇这个案件太大，许多人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时机似乎还不成熟，因此在会上还没有人提出。这都是平反冤假错案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的问题是许多人表示除康生问题必须彻底查处，大家认为还有一些跟着“四人帮”干了不少坏事、民愤很大的人，如对中央机关中的谢富治、吴德、吴忠、郭玉峰等，也揭露了许多事实。在地方上，山东提了王效禹，吉林提了王淮湘。

争取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关于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和它的伟大意义，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认识一直是十分明确和坚定的。在领导机关中负有一定责任的干部和学术界人士对之也给以高度评价。

“四人帮”粉碎后，党中央对1976年4月7日中央政治局所做出的决定和同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对“天安门事件”所作的宣传，在看法上有所改变。

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对“天安门事件”讲了这样一段话：

“关于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事件的问题。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已于1976年12月5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这就是说，他虽然对1976年党中央、《人民日报》所宣布的结论有所改变，但还肯定存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对这种关于“天安门事件”性质的说法，广大群众和干部是十分不满意的。尤其这个讲话还谴责1977年有人张贴大字报，发表演说，点名攻击中央负责同志，要人们警惕“反革命分子的阴谋”(那时有一个写大字报批评吴德的青年，就因“恶毒攻击罪”被送进了监狱)。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要求“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人们当然不能答应，因此在1977年3月这个讲话后，群众和干部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吁并没有停止下来。

一直到1978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的几个月中，广大群众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制造舆论的活动非常活跃。街上有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字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童怀周(这是一个集体的署名，表示“一同怀念周总理”)又编辑印发了颂扬天安门活动的诗文；上海工人编写并演出了陈云发言中提到的那个话剧《于无声处》；许多因“天安门事件”而受到迫害的人，在各种场合做自己斗争经历和遭遇的报告；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复刊号发表了文章；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编了一个“天安门事件”的专页，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同志不让登这一专页，这家报社的编辑余焕春同志1978年6月8日在全国政协的会议上讲了一番话，说这个案子还没有彻底翻过来(余焕春在《百年潮》1998年第二期写了一篇关于“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文章，介绍他知道的许多情况)。可是直到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不久，要求“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活动仍得不到支持。

汪东兴等人在粉碎“四人帮”后，敢于违背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意志，阻挠“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根据”，就是说“有毛主席的批示在，谁也翻不了这个案”。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了，对这个党内和社会上普遍关心的问题，在会议讨论转移问题时大家就很踊跃发言。我在简报上看到的关于“天安门事件”最早发言的是华东组的陈再道。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已经有了，“真理”也有了，就是不敢去“检验”——不敢说真话。如“天安门事件”，悼念周总理，实践证明是革命行动，是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如果说“天安门事件”有反革命，这反革命就是“四人帮”。这个问题向全国人民说清楚，全国人民也就服了。

接着——当时我在简报上看到的——陈云同志在东北组的发言，他讲的六个问题中的第五个问题便是“关于天安门事件”。他说：

“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以陈云这样威信很高的革命前辈，这样早地提出问题，对中央工作会议各组的同志起了带头和鼓励的作用。

李昌在华北组对“天安门事件”讲得很透彻。他说：

“天安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是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五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启蒙运动，也可以说，天安门的群众悼念活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从此大大发展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潮和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潮，是应进一步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的。现在正在演《于无声处》，请北京市委大力支持‘五四’运动。”

吕正操在华东组也率先就这个问题发言。他也说：

“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有‘五四’运动，那么‘天安门事件’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四五’运动。”“它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而当时在镇压“天安门事件”后，北京市还召开万人庆功大会，有一个坏分子在会上大讲如何到政治局去批判邓小平同志，说的话都是人身攻击。这是党内从未有过的怪现象。当时主持会议的吴德同志为什么允许这样的发言？”

11月13日于光远、王惠德、杨西光在西北组联合发言中提出在我国有充分发扬民主的必要。在联合发言中我们说：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一定要使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都要相应地改变。列宁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灭’。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应该在党内明确，那就是我们党在成了执政党之后，仍然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之中，领导人民群众去争取民主。因此争取民主的斗争，应该继续下去。而且民主不应该是恩赐的，恩赐的民主是不牢靠的，只有人民自己起来争取到民主才是巩固的。而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又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从领导群众争取民主这样的革命立场出发，党应该对‘天安门事件’明确表态。”

我们指出：

“天安门事件是一个伟大的革命事件，完全应该得到我们党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接着我们还说：

“执政的共产党，一方面要站到群众之中，继续领导群众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夺取了的政权，去保护人民民主，配合群众自身争取民主的斗争。”

各组在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头都有人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

在11月13日上午我们做联合发言时，我们不知道北京市委正召开它的常委扩大会议。

发言的第三天，11月15日《北京日报》上有一篇关于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长篇报道，对“天安门事件”说了这样一段话：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北京日报》上报道的这段话与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的讲话比较起来，有几点进步：首先是对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去活动的意义评价提高了。1977年3月讲话只是说群众(没有说广大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报道则说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是伟大的革命行动；更重要的是三月讲话中接着前一句又说了一句：“确有少数反革命乘机制造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14日《北京日报》的报道对1977年3月讲话中这后一句话的意思虽然没有否定，但也没有再提。

这一段话是11月15日见报的，何时经过怎样的过程在报道中写进这样的话，我至今还不清楚。《北京日报》中这一小段话插在长达三四千字的报道中，而且没有在题目中标出，当天没有引起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人的注意。可是新闻界的三位同志：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却敏感地注意到了，而且采取了一个重要的行动。他们从《北京日报》报道的全文中抽出这一段话专门发了一条新闻，加上了一个《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标题，把本来只是讲群众到天安门广场去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如何如何的内容“拔高”了。

新华社11月15日发出电讯后，11月16日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出这则新华社电讯稿。当天早晨参加工作会议的同志看到这条新闻兴高采烈。新华社发出这条新闻时没有送中央政治局审批，也没有向常委中任何一个人报告。据余焕春回忆，事后胡耀邦对胡绩伟说，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没有给他打个招呼。当时曾涛等人的考虑是：这件事以不请示为好，就由新华社自己负责。关于此事未经政治局讨论这一点，纪登奎在西北组开会的会议室里，在开分组会前说过，这样的事未经政治局讨论不好。大家就对他说，这件事情已经很清楚，毋须讨论。

我接触到的同志都赞赏曾涛同志的勇气和果断行为。华国锋当然明白这一点。这件事只是产生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并不是会内的事情，但对会议发生了影响。因为在新华社这条新闻发表后，经过三天的考虑，11月18日华国锋为童怀周送去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求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华国锋用这样一个方式，做出了支持曾涛等同志的行动的表示。

新华社这条新闻同时也报道了在“天安门事件”中被判刑者全部宣布无罪的消息。但中央工作会议上还是有人希望中央对“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再做一个明确的表态，认为在18日华国锋题书名之后，“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这一件事事实上应该说是完全解决了，唯一还要做的事，便是要求中央再正式发一个文件，再做一个明确的表示。东北组的华楠就这样回忆说：

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大会上就“天安门事件”讲了这么一段话：“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就着手解决在‘天安门事件’和这一类事件中革命群众被迫害的问题。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这方面的问题大都陆续得到解决。但是，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这一段话华国锋讲得是很聪明的，为自己做了某些辩护，又承认了未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现实，最后表态接受会上的意见，代表中央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他讲话中的这一部分，我认为是应该受到欢迎的。“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确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曾涛等同志的行动只是使这一平反来得快了些，快得没有能等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没有等到三中全会召开，就提前解决了，这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提出的、未等会议结束就得到解决的唯一重大问题。

华国锋接着讲11月14日北京市委宣布的结论，他所叙述的北京市委宣布的内容是符合《北京日报》的报道的。但在这里有一些细节问题我没有弄清楚，那就是北京市委这个会议究竟是何时举行的。这种情况通常应该公开报道，而《北京日报》的报道却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这是很奇怪的事。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段话是什么时候由华国锋审批的，华国锋讲话中所说的中央常委究竟是指华国锋本人，还是指他和汪东兴二人，或者还加上别的人，那就更不知道了。批准时肯定没有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在11月14日晚上才结束对新加坡的访问回到北京，11月14日上午他还在新加坡受到热烈欢送，他不可能参与“批准”这件事。批准时间不可能如华国锋讲话中说的是11月14日，这样说肯定有误，因为载有关于这一段话的《北京日报》，在11月14日清早已经在北京街头发行了。不过这些实在是无关紧要的细节。

关于1978年北京市委做出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件事，我在《百年潮》1998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1978年“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当时我的“亲身经历”，并做了一番“文献考证”和“一些辩证”。

应该对“天安门事件”进一步作科学分析

1976年3月下旬至4月5日，南京、北京、西安等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地进行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活动。4月4日晚开始北京市当局及其公安部门，清理花圈、挽联、挽词、标语等和抓“反革命”，4月5日对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活动的广大群众进行镇压，制造了“天安门事件”。4月6日，天安门广场群众的抗议活动没有完全停止，北京市仍有群众冲破封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广场举行哀悼仪式，发表演说，高喊“批邓不得人心，悼念周总理无罪”的口号。同日，“四人帮”一伙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会上张春桥提出“天安门广场事件实际上是中国的匈牙利事件，那些人拥护邓小平，就是要把他抬出来作中国的纳吉”。会议决定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负责写一篇报道，同中央决议同时见报。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4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的报道。4月9日，北京十万人举行“首都军民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庆祝粉碎反革命逆流胜利大会”，全国各省市也相继召开所谓“庆祝大会”。4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追查所谓“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追查所谓“反革命的政治谣言、诗词、传单的制造者”。大部分省市也发出追查指令，对参加悼念活动的人民群众进行镇压。4月27日、28日，发表洪广思的《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罪魁祸首》以及池恒、梁效等人的文章。这些，便是我对1976年“天安门事件”有关的重要史实的最为简单的叙述。

粉碎“四人帮”后对“天安门事件”的说法有所改变。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讲话说，在1976年清明节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反革命的活动，“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仍是反革命事件。一直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还一直压制群众和舆论界关于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要求，甚至有对这种要求继续镇压的活动。

关于1978年11月14日后有关这个问题的变化发展，我在前两节做了叙述，不在这里介绍了。在最近对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20周年的纪念中我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了。但是对于这个历史事件的分析做得很不充分，认为有必要提出本文题目写的这个问题，希望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努力一番，用这种研究成果帮助今天的干部和群众更加深入地认识这段历史，得到更多的教训。

我现在是顺着这样一条思路进行思考：

第一，这一个事件基本是两种政治力量的尖锐斗争。就广大群众(包括广大党员广大干部)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就“四人帮”一伙来说，是一个他们制造出来的流血惨案。这两者说的是同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正因为广大群众的行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给“四人帮”一伙打击极大，“四人帮”一伙就穷凶极恶的残酷镇压。而正因为勇敢反对这种反动镇压，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也就更加显示其伟大。

第二，在这个事件中不同的行动主体，应该从这个事件中取得教训，我们对他们也就应当采取不同的态度。广大群众对自己的革命行动引为骄傲，理直必气壮，历史歌颂他们。“四人帮”从他们的本性出发，他们的行为有其必然性，历史将唾责他们。在镇压天安门广场群众行动的那些人中除“四人帮”的爪牙外，绝大多数或者受蒙蔽，或者本人糊涂，盲目地执行命令。不论各人的情况有何不同，但无论如何是他自己历史上所做的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在真相大白之后，他们会反思也应该反思，提高自己的觉悟。在这个事件中还有毛泽东本人以及参与到这个事件中的某些其他党中央的领导人，他们在事件中也犯了严重的丧失革命立场的政治错误。历史对不同的人有不同态度，本人也会有不同的认识。这是一个分析的态度。

第三，“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历史意义，我认为有四点：一是对“四人帮”罪恶活动的揭露因此更加彻底；二是为批评“两个凡是”打开一个重要的缺口；三是伸张了正义；四是维护了民主，对“天安门事件”平反是为在我国充分发扬民主所必要的事情。

1978年11月13日，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北组上和王惠德、杨西光做了一个联合发言，主要讲平反“天安门事件”与发扬民主的必要性。因此我写了一个附记附在这一节后面。

华国锋在11月25日大会上的表态

中央工作会议一共开过四次大会。11月10日开幕是第一次。11月13日纪登奎作关于两个农业文件的说明是第二次。11月25日开了第三次大会。第四次大会是在12月13日。第一、第三次都由华国锋一个人讲话，其他的副主席没有讲话。11月25日的大会上华国锋表示前十多天的会议他感到满意，赞扬了这次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肯定“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他说这些话对于大家发言是种鼓励。在以后大家发言就更加敞开了。

他在这次讲话中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回避，态度诚恳。这样的问题他讲话时讲了八个，后来定稿时补上了对“批邓”的平反，成了九个。关于“天安门事件”，他承认“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这是对当时的情况恰当的判断。并且代表中央宣布，“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这就是他代表党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所做的正式而庄严的平反。

然后华讲了第二个问题，承认“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决定撤销有关的全部中央文件。

第三个问题讲“二月逆流”，他说：毛主席在1971年时就已经为“二月逆流”翻了案。现在中央决定，由于这个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

第四个问题，他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已查明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

第五个问题关于彭德怀问题，决定“其骨灰应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第六个问题关于陶铸问题，说“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第七个问题关于杨尚昆的问题，说“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第八个问题关于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他指出这两个人“有很大的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情合理的”。“有关揭发他们的材料，可以送交中央组织部审理”。

第九个问题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的问题，“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总之，凡是讨论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他都做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复。

华国锋这个讲话肯定是经过中央常委讨论通过的，这是一个中央集体讨论的结果。华国锋的态度也值得肯定。我参加过不少会议，但几乎没有见过党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这样听取大家的意见，问题解决得如此彻底明确。他的讲话也很实在，不讲事实上做不到的事，也讲了一些应该注意的事情。如在讲处理地方性问题时，他说可以开群众大会，可以发文件，但不要登报，也不在电台广播。他说这些问题涉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曾经分裂为两派的广大群众，一定要慎重周到地处理好，防止重新引起派性斗争。总之这次讲话是很好的，这次大会过后，讨论就更加深入地开展了。

一件会外发生反映到会内的事情

11月25日下午，也就是紧接着第三次大会之后，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了北京市委林乎加、贾庭三和团中央韩英、胡启立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汇报后中央常委以集体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革命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现在，有的人提出一些历史问题，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情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些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提出了要纠正“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我们现在对冤案、错案、假案平反，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我们相信，毛主席如果在世的话，这些问题也会逐步解决的。我们要准确地、全面地去理解毛泽东思想，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些问题总要有一个暴露和认识的过程。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报纸要十分慎重。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中国历史证明，陈独秀、王明、李立三……都不行，只有毛主席能领导我们走向胜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言语可以形容得出来的。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但与他的伟大功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讲，马克思、列宁写文章就经常自己修改嘛。不能要求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这样不是林彪的“天才论”就对了吗？外国人问我(邓副主席)，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邓副主席)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

这个讲话当时没有在会上正式传达，但是会议把《中央政治局常委指示精神记录要点》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会议出席者了。这个文件，并没有很快发给我们，大概整理这个谈话要花几天时间。文件看到时已经不再是集中批评“两个凡是”的时间，因此会议出席者反映并不很强烈。

注意这个文件的人看后，认为这是中央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个正式表态。在11月25日华国锋只讲了“天安门事件”等几个具体问题，还没有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做出反应，而这个讲话明确地讲了真理标准问题，说了“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这样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正式表态。

但是这件发生在会外的事，既然没有向会议传达，许多人，包括我在内，也没有就它发言。可是我从简报中看到在西南组的张平化讲到这次中央常委听汇报的事情。东北组的同志批评张平化作为中宣部部长对真理标准讨论采取消极态度时，张平化辩护说，那是因为中央没有正式表态，他不好表态。他说现在情况不同了，11月25日下午中央常委表态之后，他就不会这样了。从他发言中可以看出他参加了那次汇报会，因此没有等到文件发到会上他就知道那天中央常委讲话的内容。

11月25日下午中央常委的讲话，我最早是从西南组的简报上知道的。这是一件在会外发生、对我们的会议产生很大影响的事。别的组的情况我记不清楚，说不清楚张平化之外还有谁讲到25日下午那次汇报会上中央常委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