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百里奚先生

昆明“3.01”暴力恐怖事件发生后第二天，您有一篇同“雨加雪”女士的商榷文章（见附件），纠正了她引用史料的错误。她说耀邦同志和万里同志1980年12月到西藏后，把“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把“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把“1959年叛军司令拉鲁……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拉鲁的妻子、儿子又分别委任职务。这是多大的罪名，因为这些事没有挂在耀邦同志的名下，所以都不是什么问题，“也在我们党的统战政策之中”。您这种切割公正吗？这些事情都是党中央的集体决策，而不是所谓“两个司令部”分裂造成的结果。这是其一。

其二，您说耀邦同志的严重失误，“突出地表现在对以前的上层人士没完没了地‘落实政策’，对西藏民主改革后跟党走的这批人不闻不问”。其实在您“商榷”一文中，自己已给了自己一个耳光！您称赞“雨加雪”的文章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就是这样一篇好文章，连“西藏叛乱分子”，“戴帽改造”人员，“叛军司令”的来龙去脉都张冠李戴，并认为大逆不道，可见落实政策的力度如何了。笔者重视这点不谓吹毛求疵，因为落实“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改革的原点。胡锦涛同志有言：关于西藏新时期的开端，“从全国来讲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西藏来讲是1980年以来，在西藏历史上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见《西藏党史资料》1990年第3集,1990年4月13日胡锦涛同志在《当代中国的西藏》审稿会上的讲话）”，望您切勿盲人摸象，慎重为盼。

其三，从对“落实政策“的不满，您竟然发展到不认定西藏文革后要清“左”，竟又联系到昆明“3.01”恐怖事件。先生是否走得太远了？

您毕竟和“雨加雪”需要谋生的青年朋友不同，望三思后行。

2014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