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义军：新华社最有职业品位的老人走了——悼念戴煌

戴煌老走了，就在昨天。

昨天晚上，我和昌平书画界的朋友在大潮饭店聚餐，女儿在微信中说“戴煌老爷子去世了”。

前天，我还和他的女儿通电话，没想到老人这么快就走了。
酒有些喝多了，里倒歪斜的往家走，一路上戴煌老的音容笑貌老是在我的眼前闪现。

我知道戴老是通过读他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第一次和他见面是2004年，在亚运村一个小区，那时郑仲兵老师他们正给老先生做口述。2005年我在写《胡耀邦一份手稿的来历》那篇文章时，就胡耀邦1987年下台后追记1976年10月10日同叶选宁谈话一事的细节问题同戴老通过电话，他的电话是张显扬先生给我的。那时戴老住在延庆康庄，他听说我住在昌平，说离他那里很近，欢迎我到他那里去作客。

后来在《炎黄春秋》的年会上和他见过面，也就是这次见面后就听说他患病了。

2010年5月我在清理我个人收藏的资料时，突然看到1958年2月9日《中央国家机关对106名右派分子处理的意见》中有戴煌、许良英和顾准等我熟悉的名字。5月11日在北京医院朱厚泽先生的告别仪式上我见到了戴老，我和他说了这件事，并约好了到他家去。5月25日上午，我到戴老在新华社的家中把这个材料的复印件送给了他。

那么，这份材料关于戴老都说了些什么呢？这份材料将右派分为六类，第一类是劳动教养；第二类是撤销原有职务，监督劳动。戴老是第二类，在第二类中排名第一的是顾准，戴老排名第十六，许良英排名第十七。在这份材料的第34页有关于戴老的详细介绍：

戴煌

男，31岁，江苏人，家庭出身自由职业者兼小工商业者，本人成分学生，高中肄业，共产党员（1944年入党）。原任新华社解放军分社记者（大尉衔派遣军官，行政15级）。

历史上主要问题：1949年6月3日，南京解放之初，戴煌因擅自向当地报纸投稿，受党内当众警告及撤销记者职务处分。

一、主要反动言行：

 1、反对党的领导。说“今天国家矛盾的根源是神话和特权”。认为自中央、毛主席到地方的各级领导都“把自己神话了”，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特权阶级”，“党的高级干部违法乱纪，党的基层干部无法无天”，以致“全国各个角落，那里没有黑暗的深渊”。主张“要唤起有良心的党团员”，组织“第三党”或“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和党抗衡。

2、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认为“中央权威至上，消弱了普通人的民主和自由”，人民代表大会“不民主”。称赞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民主、职业自由和虚伪道德，主张“开放一切自由”。

 3、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看成是“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认为合作化的农村是“一片黑暗”，“消极失望的阴影笼罩着千百万人民”。

 4、反对党的新闻政策。认为党的新闻事业是“愚民政策”，主张记者要有“独立性”和“一副硬骨头”，争取“新闻自由”。

 5、污蔑苏联。认为“苏共中央领导人在争权夺利”，苏联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实行了“新殖民主义政策”。不满苏联出兵援助匈牙利镇压反革命叛乱，“如果说苏联出兵是对的，那么美国帮助蒋介石也是对的”。

 6、组织反党小集团。自1956年初到同年10月期间，以他和李耐因为首组织了一个反党小集团，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领导活动，阴谋篡夺解放军分社领导权并篡改其政治方向。

二、斗争中的态度：

表示愿意悔改。

三、处理意见：

撤销原有职务，监督劳动。

开除党籍。

建议军委总政开除其军籍、取消其军衔。

已经82岁的老人捧读着这一当年决定他政治和人生命运的材料，甚为激动和愤慨。他读着当年自己的“反动言行”苦笑着说，“小史，你看，我那时的思想多先进”。

我问他，当年你看过这份材料？他说没有看过。他说，这份材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谢谢你啊！

因为戴老是脑血栓后遗症，我怕他情绪太激动对他的身体不好，只能和他聊聊家常，聊聊北大荒，因为我就是出生在密山，我的母亲当年支边时就是在戴老监督劳动的那个云山农场修水库，所以我们有共同的话题。我给老先生拍了一张照片就告辞了，那天他的老伴和女儿都在家里。

这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戴老是一位普通的新华社记者，人们并不陌生，无论在平反冤狱的斗争中还是在反腐败的斗争中，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和看到他的身影。他终身秉持一个信念：记者要有“独立性”和“一副硬骨头”，要争取“新闻自由”。

通过这份材料也可以看出，戴老早在1950年代初，就敏锐地观察到最高领导人独断的危险并加以反对。他为此被划成右派，饱受迫害二十余年，却历经九死而不悔。古稀之年的他仍辣手著文，四处向黑暗和腐败出击，扶弱济困，伸张正义。

戴老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特别是在反对神权和特权方面为同时代的人树立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