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部粮食生产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论述

1980年8月17日至19日，胡耀邦到宁夏固原地区视察。八月十九日到固原西郊公社明家庄大队与基层干部群众座谈。他说：你们要多种草、种树，把光秃秃的山绿化了，把小城镇建设好，让我们全国都来实现邓小平同志人均一千美元的奔小康奋斗目标，让人民生活富裕起来。

 

1983年7月16日，胡耀邦视察甘肃天水地区。他说：你们这里有两万五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三千八百万亩，三百六十多万人，每个人就是十亩多一些。我们讲了多少次，每个地区一定要放开眼界来看，你如果只把眼睛放在三亩耕地上面，翻番就翻不成。解放以后我们搞了二十几年，眼界都放在耕地上面，就是那么几分地、一亩地、两亩多地。如果把视野放在十多亩田土山水上，我们的文章就好做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小平同志讲，如果不向山山水水发展，我们的农业发展就慢。小平同志在另一个地方还说，我们的农业还有许多地方没有破题，连题都还没有破哩！你们天水地区的水田只有百分之五、六，其余九百多万亩，近一千万亩是“帮忙田”。现在全国化肥产量只占农用肥料的百分之三十。而农民的经济作物在不断发展，总是要肥料的，那么百分之七十是什么呢？第一是精肥；第二是绿肥，南方的草籽，北方的草木樨、毛苕子等；第三是饼肥，什么油菜籽饼、芝麻饼、棉籽饼等，还不算农杂肥。那个农杂肥，什么一千斤呀，没有多少肥效，从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实际上是黄土搬家。我们这几年，饼肥和农家肥大量增加。现在全国三亿多头猪，毛主席说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化肥厂。绿肥有某些增加，但是不大。中国解决肥料的问题，绝对不要轻视精肥、绿肥、饼肥。这几年油菜籽几次降了价，还压低了收购线，为什么农民还愿意种呢？就是为了要肥料。所以，这就联系到“三北”农业的指导方针，必须逐步树立农林牧结合的指导思想，逐渐地使农民多从发展畜牧、发展绿肥，来提高粮食作物的单产。这个指导思想是很重要的。华北特别是西北，同东北不同，东北是黑土地带，即使施肥比较少，也不要紧。所以西北要坚定地走农林牧结合的道路。我们要坚定走这条路子，十年可能解决不了，就走它个二十年，二十年不行就三十年，确实把生态平衡这个问题解决了。西北古代是森林很多、畜牧业很发达的地方。中国历史上，从西汉开始一直到唐代，至少有八百年，那时候西北富得很，主要是畜牧业。后来怎么遭受破坏的，我不清楚。西北用几十年、半个世纪，不把林业、牧业搞上去，只搞农业，“以粮为纲”，还是个恶性循环。西北有六千六百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十五分之一，面积将近三分之一。西北生态平衡再不能破坏下去了。将来有一部分地方要逐渐变成草地，当然一下子改变不过来。

 

1983年7月21日，胡耀邦视察甘肃定西、平凉地区。他说：你们地委、县委、公社自己带不带头种草种树？如果自己不带头，就没有什么说服力。你们两个地区国家干部五万多人，你一个人一年义务种草两亩，一年就是十万亩。既然我奉了党的命令在这里当干部，就有义务为两个地区人民翻身作贡献。一声令下，地动山摇！前面我说，困难地区整不整党，可以考虑。可是国家干部必须整党，这个没有什么考虑的。整党头一条，我就要求干部一年种两亩草，十棵树，你拿国家的工资，一年种两亩草，十棵树并不多，定西有的是地。前年以来，中央的同志亲自干了那么几件事情，搞卫生呀，种树呀，小平同志七十八岁，亲自带头搞的。除了两亩草，你们每人十棵树，保种保活，这一下子对全区的人民就是个推动，这要专门作个决定，一声令下，地动山摇，那没有什么讲价钱的，这就可以感动“上帝”。毛主席讲“上帝”就是人民，感动着人民跟着我们干。两个地区干部一个特殊任务，就是恢复两个地区的生态平衡，帮助人民翻身。要规定几条责任，这个不能含糊。不是讲村看村，户看户，老百姓看的是干部，你们对干部要求严格一些，你们地委书记领着干。我们过去打仗，指导员说：“跟我来”，“冲上去”！我们战争时期就是这样干的。你们一带头，下面的部长就跟着你们干。不说则已，一说就办，说出之后，地动山摇，这个没有什么含糊的。这要算一条路。种草种一次以后可以管好多年，它自己就繁殖。你五万干部一年种十万亩，五年就是五十万亩。先搞个五年计划，党支部要专门开会讨论，作个决定。平凉、定西两个地区国家干部带头种草种树情况，每年要给我写一个报告。

他说：你们一个庄浪县、一个静宁县，两个县五八年前都是可以自给的吗？（答：五八年以前是自给的。）五八年以后，六八年、七八年，二十五年一直没有翻过身吗？（答：二十五年没有翻过身。）粉碎“四人帮”已经七年了，三中全会已经快五年了。穷到什么程度？你这两个县比定西的那个通渭更穷还是差不多？（答：差不多，和定西的会宁、通渭县连着哩。）你二十五年了，一直没有翻过身，究竟是什么原因？河南有几个县，不是当时死人死的很多吗？为什么他们两三年就能恢复，你们二十几年就不行？你们对历史状况作过深刻的了解没有？究竟是什么原因？（答：庄浪、静宁现在生态是彻底破坏了。）是什么时候破坏的？（答：是五八年，加上文化大革命破坏的，树都被砍了。）今天我在飞机上看，大概就是庄浪县，看不到黄土，土都是灰色的，看到的树很少很少。你们估计，再有三年时间，能不能恢复到五八年以前的状况？（答：按照两西建设规划，到九○年才能解决温饱问题，恢复到五八年以前的状况。）九○年，我们十三大都开了，就不好报帐。到九○年还有八年，我们十三大怎么作报告。全省有几个这样的县？（答：有十八个县。）我就问十八个县，按你们说的，几年才能改变面貌？你们找些老农，找些正派的基层干部，很诚实的基层干部，就是解放初期的，仔细调查一下，找出破坏的原因。通过分析，找出主要原因，如何采取措施？这个恶性循环，现在还没有把它制止下来。对这十八个县，从什么措施入手，才能恢复的更快一些。现在看，一两年恐怕很难恢复过来，但不超过五年，把它恢复过来。超过五年，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年，最好不超过十年，到一九八六年就是十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十年还变不过来吗？

 

1983年7月30日，胡耀邦在兰州同甘肃省领导同志研究治穷致富的问题。指出：种草种树，发展牧业，是改变甘肃面貌、治穷致富的根本大计，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他说：西北地区一个共同的突出问题是干旱。要治理干旱，就要弄清干旱区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列举历史记载，说明西北、华北的许多地区多少年前草木林地非常之多。后来成为干旱区，大自然中各种因素亿万斯年的作用固然是基本原因，而一、两千年来连绵不断的战争，滥伐森林和盲目开垦，也是重要的一条。他说：不讲这一条，老是埋怨天老爷，就不可能弄清由来，怎样治理也就弄不清楚。

改造山河，减轻干旱，保证农业增产，出路何在？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从何入手打开局面？指出：第一位的工作是种草种树。有草、有林，才能发展畜牧，才能畜多肥多，多打粮食，也才能促进各农林牧副产品的加工工业和各种轻工业的大发展，甘肃有四十五万六千平方公里，如果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奋斗，达到用十万平方公里即百分之二十几的土地来种树，那就等于是造了相当于整个江苏省那么大的一个林区。十万平方公里是一亿五千万亩，如果成林之后每亩每年出材半立方米，就是一百五十亿元，而现在甘肃工农业总产值不过一百一十亿元，仅此一项，不就等于是翻了一番多吗！这当然不轻松，至少要准备干它三十年。但是必须从现在起，就有明确的目标，从明年起就要抓紧动手，种草种树。

种草种树要有什么办法和措施？提出十条措施：一、思想大解放，多年来有个老框框，就是“以粮为纲”，单打一抓粮食，但越是单打一地抓粮食，结果就越没有粮食。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来一个思想大转变。就是要抓种草种树，发展牧业，由此增加肥料，达到粮食大增产。二、意志大集中。就是要把大家的意志集中到一点上：在北方干旱区，特别是在土地多的地方，狠抓种草种树，把它摆在第一位。围绕这一点来统一思想。三、广泛大动员。就是要党内党外、男女大小都知道。还要深入，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还要持久，整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要讲，二十一世纪还要讲，完成任务了才不讲。要讲得通俗易懂，说一些群众能记得住的话，比如：“种草种树，治穷致富”，“十亩草山两亩林，子子孙孙不受穷”，“家有两头大畜十头羊，光景一年定比一年强”等。要把种树种草同农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四、事情靠群众。种草种树这件大事，主要靠发动群众，靠千家万户，千军万马。一定要以发动群众为主，国家财政支持为辅。领导工业和领导农业有很大不同，工业没有国家大量投资不行，而农业主要是靠用政策来调动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五、种子要狠抓。要广泛收集各种适合需要的草种、树种。本县、本地区或本省适合种什么，要开列名单，可以编成《草木百家姓》。六、技术要跟上。各地种草种树，怎样种法，要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之下，具体落实，保证质量。七、检查要认真。每个省、地区、县、公社、大队，每年都要认真检查一次，表扬好的，批评懒洋洋的。八、政策要落实。谁种谁有，长期不变，子女继承。有些地方应当扩大自留山，同时认真落实责任山。牧业政策、林业政策、各种责任制，都要坚决落实。大胆地和尽快地落实。九、干部要带头。这也要搞责任制。这一条是最过硬的。不带头干没有说服力。十、决心要持久。要把干旱地区改造过来。有的地区要三十年，有的还要四十年。这个怕什么。这代人搞不完，下一代，一代两代搞不完，还有第三代，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干好。

 

1983年8月1日，胡耀邦视察甘肃兰州。带领农业部和林业部有关人员进行现场调查，在观看甘肃省歌舞团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时，看到“反弹琵琶”的舞蹈动作，受到启发。在讲话中，提出西北经济发展“反弹琵琶”的思路。指出：对山区来说，对粮食产量不高的干旱地区来说，要跳出单打一抓粮食的思路，而来个“反弹琵琶”。他说：《丝路花雨》不是有一个“反弹琵琶”吗？我看，甘肃农业要开花，也来个“反弹琵琶”，即把不适宜种粮食的山区和干旱的地方，种树种草；继而发展牛、马、驴、骡、羊等；牲畜多了，厩肥等有机肥料就多了；此时就能多打粮食。这也是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改造山河的正确途径。

 

1983年8月1日下午、3日上午，胡耀邦出席在甘肃兰州举行的省委汇报会并讲话。当省委汇报会上谈到中部地区发展种草养畜，需要国家在资金和粮食上扶持、缓口气时，他说：要缓这个气。你们还是要强调种草，你们葫芦里不要光卖“粮药”，要搞各种“草药”，种草嘛！过去犯错误，卖的是“粮药”。现在要细心研究一下，中央给你们一亿六怎么个用法，再不要把钱用在水上去了，犯单纯抓水的错误。我们有些同志往往容易走老路、用老办法办事。如果种一亩草要八十六元，中部只需要四亿多元。现在一年给你们一亿六，三年的钱就够了嘛。要搞户有林场。要种红柳、柠条、毛苕子。我们现在叫灌木，古代人叫莽。我们要当“草莽英雄”。“上山为王，入草为寇。”你们要专门开个会，不要谈别的，一个个的县委书记，一个个的公社书记，要打通思想。还有你们省、地的干部不要讲老话，什么抓紧粮食呀，粮食不过关不得了呀。要把“以粮为纲”换成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目的是用多种经营促粮食生产。我们省、地干部尽讲老话、走旧路不行，要换个新词。这个习惯势力绝不可低估，要搞辩证法。前几天，赵海峰同志给我说，中央文件不是写“绝不放松粮食生产”吗？我提出这两句话，是怕人家反对，实际上我们做文章是做下面的那句话，就是“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目的是想以多种经营促粮食生产。

他说：你们这里不要多提万斤粮户，以后要多提百亩林户、百亩草户、百头畜户。因为这个地方与浙江、江苏、安徽、湖南、湖北不同，他们提万斤粮户，你们这里不要过多地宣传。这要进行一系列的转变，你们各个地方的干部要因地制宜，提倡万斤草户、万株林户。我们说话，检查工作，表扬什么，都要有一系列的彻底转变。这么多年为什么推不开？一个是当时我们没有能力，没有钱解决他们的困难；第二个是思想上没有彻底转变过来，没有被多数干部所接受。万株树户要有三十多亩地就够了，万斤草三亩地就够了。你们要多开万株树户、万斤草户的会，年年开这种会给予奖励。你们各级管农业的同志思想通不通，你们分管农业的省长思想通不通？你们总结的申家山种草养畜致富的经验材料《人民日报》要发表。你抓粮，我就抓草。抓草就是促粮，我们提倡辩证法。不能等把水提到山上再种草种树，要多种草、种灌木。把水提到山上再种树，只有少数地方可以，这是“贵族”方法。广大地区要先种草、种灌木。等水上山种树，要等几十年。

他说：请你（指年得祥）编一个草木种子的“百家姓”，如红柳枸杞，柠条苜蓿。搞个通俗的科学教材，也是识字课本。世界上树种六万多种，云南有两万多种，我们不要这么多，只要种子“百家姓”。叫做“西北草木种百家姓”，叫“三字经”也可以，要编的押韵。扫除文盲要同生产联系起来，把群众性的生产工作做得生动活泼。编好后发下去。这些东西一搞，我们的自然知识就丰富了。北京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概念化的东西太多。你编个通俗易懂的东西，你什么时候把这个编好？我是要看的。你年底编好交给我。我们中国不能只搞人的《百家姓》，也要搞树木草种“百家姓”、“三字经”，我们的工作要搞得非常生动活泼。你编一百句话，就是两百种草种、树种。毛主席批评过多少次，青年报唯一的毛病就是学生调，青年报要办得生动活泼，多少年未改。解放战争时期，我编过个《新三字经》：“中国人，四万万，有好人，有坏蛋”。为了绿化甘肃，你们编个“草木三字经”，一百种就行了，不要太多，太多了不好记。

种草种树问题，要家家户户、千家万户干这件事情。实际上改变生态环境，主要靠万株树户、万斤草户。几个工程只解决少数人的问题，家家户户都搞，比你光搞几个工程好得多。不要只着眼于几个大工程。如果拿搞“三北”林带的钱，来支援千家万户，那就会有更好的效果。是着眼于几个工程，还是着眼于千百万群众、千家万户？我们要着眼于千家万户、千军万马。搞农业与搞工业的方法不同，搞工业是骨干工程带头，什么龙羊峡呀、镜铁山呀、金川镍矿呀，工业是靠这个，要搞大工程。农业必须立足于千家万户、千军万马。农业主要靠这个，主要不是靠工程。所以，领导农业的方法和领导工业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小平同志讲，我们的国家没有几百项、上千项骨干工程是不行的，不上这些项目工业就打不开局面。而搞农业，我们几十年想搞大的，什么“南水北调”、“三北林带”，光靠这个不靠群众。搞几个骨干工程我不反对，但主要是靠千家万户、千军万马。三中全会前后到现在，开了七、八次中央工作会议了，我们有许多省委书记要求搞什么农业工程，你不好反对。我每次讲话都讲政策。我们搞责任制搞了五年才完成，你们这里抓得是比较早的，全国今年才能完成。我同金日成同志讲三年完成，结果三年没有完成。牧业责任制什么时候能完成，这个慢慢再说，大概今年还完不成。所以，农业要靠千家万户、千军万马，这个思想转变用三年时间完成完不成？如果三年完不成，你们省委有责任。我说的意思是主要靠千家万户、千军万马，而不是靠新上骨干工程。我不完全反对搞些骨干工程，你们河西走廊修水利工程那就修吧，骨干工程总是要一点，但主要的靠千家万户、千军万马，这个思想要明确。我们党委的农业部门比较容易说得通，行政部门就不那么容易说通，他们向计委要钱。你换个法子要嘛！如我要搞千家万户的小工程，种草种多少，种树种多少，钱还是要的。中央广播电台、新华社思想都要变，工业宣传骨干工程，农业宣传千家万户、千军万马，要把这个问题弄透。我前几天在青海讲话，讲了农业问题，农业主要靠政策，靠政策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草多、林多、肥料多，粮食堆成高垛垛（或者叫山窝窝）。你们想粮、抓粮，就抓不到；抓草、抓树，就能抓到粮。这个仗是我们历史上最大的仗，新中国成立三十四年了，再三十四年完成这一仗，甘肃人民才真正开创了新局面，真正立下了丰功伟绩。甘肃人民造了个比江苏省还大的林海，造了一个林业基地，林造起来了，奶也有了，皮也有了，毛也有了，就可以为全国轻工业提供原料。从战略上讲，西北如果有了十五万平方公里的林海，能存多少兵呀，这个意义可就大了。这不是三、五年能完成的，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办法是发动千家万户、千军万马，如果一亩地补助三块钱，三亿亩就是九个亿。九个亿分三十年，一年三千万元。主要是提供种子，有些可以免征购粮。草一、两年就有收入。抓住这个事情，别的都围绕这件事情进行。

他说：你们的草籽可以解决吧，灌木的种子可以解决吧？（答：部分可以解决。）我在青海讲，不是几种，而是几十种，要开名单，凡是适合这里的种子都要。不够的到全国去买，或者让全国送给你们。你们给我开个名单，开四十种，把样品带上。你们省上要抓此事，只抓沙打旺不行。千家万户都种，再加上飞机播种，草灌乔一齐上。大面积种草、种树，光靠人栽是不行的，要多搞种子，靠飞播，大规模地干。再就是要调查好、计划好。

我八○年到西藏去，同西藏同志讲，要搞草灌乔结合，报纸上没有宣传。要种草种灌木种乔木，这是从拉萨地区来的，但西藏到现在还不搞。他说飞机去不了，说飞机种草不行，太贵了。我前天问赵海峰同志，飞机种草行不行？他说种一亩要好多钱，补贴受不了。我现在问一下，飞播一亩地多少钱？（答：一亩地两元钱。）我问张廷发同志，他说没有种子，他要求农业部先收集几十种草种子，用飞机撒。千家万户种和飞机撒相结合，人口少的地方用飞机，人口多的千家万户种。可以用点钱收种子，还要发动青少年选种。一个少先队员一年一两种子，也搞个小五年计划。共青团要专门开会，想个口号，叫“爱国采种运动”。一人一年一两。全国一亿少先队员就是一亿两，折合一千万斤。大城市除外，不然他又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要种子，要钱去买。小城镇、农村可以。只要种下草，牲口不吃不要紧，可以恢复植被。

他说：要把财力物力集中起来，种草种树要花些钱，从国家现在支援你们的资金中调剂。河西不搞种草种树，不搞多种经营，富不起来，水利工程最后也完不成。

你们四十五万多平方公里，他说：比云南大五万平方公里，居全国第七位。一个人平均三十四亩，“三十亩地一头牛”！我向你们建个议，将来你们省上的人下去，根本不同他县上、公社算什么耕地，就是算山水田土有多少。我们这二十几年，耕地越报越少。我和你就是算总面积，耕地多少、亩产多少我问都不问，把这个习惯变过来。否则，他老是不想农林牧结合，老是不想多种经营。这本身就可以使他们开阔眼界。现在，江苏、安徽、湖南、广东、山西、山东都变了。要改变这种习惯势力，你们自己要带头，这样才能改变他的思想，端正他的思想路线。他眼光不向田土山水，只看耕地，这个习惯不改变，不扩大视野、开展多种经营那就难了。你们这里我跑得比较少，其他省我跑的多，他们给我汇报，都讲耕地有多少。你不要问他亩产多少，他那个习惯亩，一亩有一亩半，甚至两亩。你们省委办公厅要专门为这个问题发个通知，所有的同志下去，到下面检查工作，不许问耕地多少，亩产多少。开展多种经营提口号很重要。三中全会以前，小平同志讲，一个实事求是，一个解放思想，我们想问题的方法就开阔了；又提出了“两个凡是”不对，要落实政策，全党的思想情况就不同了。

你们中部、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都要提倡开展多种经营。这个问题我说了多少年。我第一个经验是从湖北得来的。一九六○年困难时期，我到湖北去，和王任重同志商量。他说，湖北现在粮食也很困难，想抓棉花，把棉花搞上去，以棉促粮，我说那个好呀，你干嘛，不要声张，否则农业部就砍掉了。一九六○年湖北棉花二百万担，到六五年就翻到一千万担。从六○年的经验看，粮越不多越以粮为纲，确实是形而上学，不是辩证法。我们一些公社的干部、县上的干部不搞辩证法，越没有粮就越是抓粮，结果还是没有粮。三中全会就废除了“以粮为纲”的口号，毛主席是反对形而上学的，但他的晚年也犯了这个形而上学的错误。所以，你们下乡的同志不要过分讲粮，你这样抓粮，越是抓不上去。这就是经验教训嘛。

 

1983年8月3日下午，胡耀邦出席甘肃省直机关领导干部大会并讲话。他说：我们着重商量了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就是甘肃省委提出的治穷致富的问题。治穷致富的关键在哪里？一个要种草，一个要种树，叫“种草种树，治穷致富”。说得更大一些，不仅是治穷致富，还要改造山河。你们应该经过多少年的努力，比如二十年，三十年，把甘肃变成一个全国第一流的林业基地和牧业基地。我们不提什么粮食基地，没有粮食怎么办呢？全国有办法嘛！林业搞上去了，牧业搞上去了，粮食自然会搞上去的。前天晚上，看了你们一个舞蹈，叫“反弹琵琶”。没有粮食你老是抓粮食，总是抓不上去。所以粮食我索性不谈，来个“反弹琵琶”。什么叫“反弹琵琶”？就是把调子变过来，不能老是老办法弹。现在不“弹”粮食，要“弹”种草，“弹”种树，“弹”林业，“弹”牧业。昨天我们编了个顺口溜：甘肃农业要开花，要来它个“反弹琵琶”。你现在着急搞粮食，反而搞不上去。现在来个“反弹琵琶”，无非是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粮食不够吃。过去粮食不够吃没有办法，现在全国有办法。你们说中央每年补给你们十二亿斤粮食。中央多给你们几年粮食问题不大。但是，林业搞不上去，牧业搞不上去，老百姓就富不起来，粮食也永远搞不上去。如果林业、牧业搞上去了，十年、十五年之后，不但农民富得快，而且工业有了原料，国防也更有保证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他们有乌克兰、白俄罗斯几个大的林区，那里边可以装几十万游击队。甘肃把林业、牧业搞上去，把草种起来，树种起来，意义可不简单！粮食可以上去，国防可以搞得更好，工业的原料也更多了，特别是人民生活也会富起来。这个事情我们要想通，要想通就要算帐。

他说：甘肃的面积在全国是第七位，四十五万四千平方公里，除了新疆、西藏、内蒙、青海、四川、黑龙江之外，甘肃的面积最大。四十五万平方公里，等于六亿八千万亩。从甘肃的地理、气候、面积、土质等四个方面的条件来说，发展林业、牧业都是全国第一流的好条件。我们算了这么一个账，假如经过二、三十年，能够用甘肃的三分之一的土地来造林，就是十五万平方公里，等于一个半江苏。也就是在甘肃内部，又开辟了一个比江苏省还大的林区。它的财富是多少呢？我只算一亩林一年产一立方的木材，每立方米算二百元，就是三百个亿，比你们甘肃现在的工农业总产值一百一十二亿将近翻两番。所以，这个账我们必须算。搞多少林、多少草，可以养多少牛、多少羊，多少其他大牲畜，肥料就更不用说了。当然，这不是五年、十年可以完成的，恐怕要十五年、二十年。但是，我们希望不要超过三十年。

他说：我们全省上下，党政军民学，都来想这个问题，究竟我们怎么来治穷致富。要彻底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彻底解答这个问题。从一九八四年算起，搞到二○一三年。今年作准备，明年大规模开始，行不行？

不是说我们不想粮食，但怎么个想法？他说：中央提过多次，把粮食搞上去，需要深入算账。先有了草，有了树，才能多喂牲口，喂了牲口就有肥，有了肥就有粮，就是这么个算法。你没有牛，没有猪，没有羊，就没有肥。你要搞粮，连烧的都没有，还搞什么粮！所以，对这件事，从党内到党外，从大人到小孩，从地方到军队，从领导到群众，下它个决心，来个半年大讨论。就是到明年春节，彻底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今天上午我提了八条办法和措施。

第一条，思想来个大转变，大解放。他说：省委的同志说，这几年我们确有个包袱，总想摘掉吃返销粮的帽子。你们这个帽子怕什么？指出：原来甘肃这个地方水草是非常丰富的，有原始森林，水也很多，粮食也很多。破坏了两千多年，我们用三十年把它恢复过来，这就了不起！三十年我们能够走完两千多年的历程，在甘肃工作的干部，我们这一两代人，就是为我们中华民族立下了伟大的功勋。他说：不是我不讲粮食，二、三十年以后林业、牧业搞上去了，粮食自然就上去了。过去我们三十多年的教训，就是“以粮为纲”，所以树都砍光了。我们只想粮食，越想粮食越上不去。后来，索性不想了，就搞多种经营。多种经营一上来，粮食也就上来了。俄罗斯人称大地是母亲，给我们大地母亲一点“粮食”吃。现在土地没有“粮食”，瘦了，我先给它点“粮食”吃。我想取它的粮，就先给它奶，土地的奶就是森林，就是牧草。我给你十年、二十年，然后你这个母亲再给我喂奶。不搞这个思想解放，不搞这个转变，就上不去。十年、二十年，无非你甘肃没有粮食，不过就是一年十二个亿，再多一点，给你十四个亿嘛！有祖国这个大后方作你们的后盾，我就索性不想粮食了。你们每年拿上十二个亿，就可以安心地唱一本经，就是种草种树之经，就是“草木经”。

第二条，必须集中意志，集中目标，就是唱草木经。他说：我们在二、三十年内，农业问题，农民生活问题，迫切的问题就是先唱一本经，叫种草种树之经。八十年代唱，九十年代还要唱，一直唱到十五万平方公里的林搞成了，我就不唱了。他说：不但唱，而且要干。看准了就坚持下去，风雨无阻，八四年这样，八五年这样，九五年也是这样。不许刮妖风！你不能说中央没讲这个话，中央文件上没写种草种树。中央文件管二十九个省市嘛！你们意志要集中，要坚持下去。我们一年不是抓几个工作，而是抓一个工作，别的工作都围绕这个工作进行。总的、第一位的是这个，不能动摇。我们先把它定下来，这个方针本世纪内不动摇。如果一动摇，那就要打败仗。不管你是什么人反对，我就抓这个。就全国来讲，二十年翻两番，要年年唱。你们这里唱的，就是种草种树。种草种树搞好了，把这一环抓住了，我看两番可以超过。不许动摇，不许三心二意。三心二意，五心不定，就要输得干干净净。工农兵学商，还有农林牧副渔五业，这个可以搞一点，那个也可以搞一点，就是“五心不定”，那不行。我就是把种草种树放在第一位。

第三条，广泛深入地大规模地进行政治思想动员，要做到家喻户晓。他说：我讲了两个口号，叫做：一户人家“十亩草山两亩林，子子孙孙不再穷”；第二句是“两头牲口十只羊，光景一年比一年强”。所谓种草种树，就是这个目标，这个要求。我就要这个指标，而不是上边规定的那个“三北林带”。草种起来了，树种起来了，然后就是发展牛羊，发展大牲畜。要一家一户地帮助群众落实，不是强迫命令，要说服教育。不是一年完成，一年完不成就五年，五年完不成就十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假使我们的工作做好了，一户十年十亩草山两亩林还完不成吗？

第四条，他说：要解决好种子问题。一个草种，一个树种，树种不光是乔木，还有灌木种子。种子恐怕你们省内是不够的。前几天我就和王兆国同志商量好了，要发动全国的青少年搞种子义务支援，这对全国的青少年也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一个人一年一两，种子的面要搞宽一点，只要能适应甘肃的气候，你们就开单子，来一个种子的《百家姓》。在这个问题上。我倒主张你们省上拿出点钱，但也要不了多少钱。一斤种子打贵一点，两块钱，一年搞一千万亩，一亩地三斤种子，一共才六千万块钱，还是便宜的。这三斤种子的买卖做得。一半你们省上拿点钱，一半还有全国的支援嘛。一千五百万斤种子，有一亿五千万青少年就完成了。所以，草种、树种要精心选一下，抓一下，不要搞了两三年后，你们还是说“万事俱备，只欠种子”。

第五条，要解决好财力的支援问题。他说：要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业，没有一定的财力也是不行的。甘肃农业投资至少有两亿多元，究竟用在什么地方？有些地方搞点水利我不反对，也是需要的。我主张农业投资主要的、第一位的要用在种草种树上，省上落实，地区落实，县上落实，公社落实，一级一级地落实。如果财力分散得很厉害，这本“草木经”是念不成的。

第六条，解决好政策问题。政策问题的中心是谁种谁有，收入归己，长期不变。他可以卖种子，可以卖草，可以卖树。一户发展一百亩林，没有好政策发展不起来，政策对头就不很难，要落实政策。我们提倡每户种两亩林、十亩草，一定要做到谁种谁有，收入归己。

第七条，要加强科技指导。他说：种草种树，都有个技术问题，有个高产问题，必须加强科技指导。科技指导需要科技人才。不要讲得那么神秘，要讲得通俗适用。要办训练班，如干部训练班，技术人员训练班，党团员训练班，我还主张办点青少年训练班，两、三天就行了，种草种树怎么种，病虫害怎么防治，怎么管理，都要讲。不要搞什么繁琐哲学。科学技术能解决大问题，搞好了也能翻番。山东这几年搞得好，就是集中解决了植棉的技术问题。科技必须通俗易懂，不能靠少数人，要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学习简单易行的科技知识。

第八条，实行干部责任制。他说：种草种树，干部要带头。我对定西、平凉的地委书记讲，要求他们所有干部，每人一年种十棵树，两亩草。对全省三十多万干部，不管是谁，都要规定一个指标：一个人一亩草、十棵树，行不行？首先从李子奇、陈光毅同志带头。再加上几十万部队，不是一株一株，而是要一块一块地种。我们干部带头干，就能感动“上帝”，“上帝”就是老百姓。从明年起，三十几万干部，几十万军队带头干。军队的指标可以放轻一点。干一年不感动，再干两年。这几十万人一带头干，老百姓哪能坐得住？

他说：八条集中到一个意思：就是种草种树，改造山河，治穷致富。要打它一场硬仗，准备打它三十年，三十年不够，再加四年，三十四年。搞它几个战役，全省党代会这么讲，妇代会这么讲，工代会也这么讲，坚持打下去，打它三十年。这件事，我们六十岁以上的同志看不见最后的结果了，我们自己看不上有什么关系？愚公讲的，我死了以后还有儿子，儿子死了以后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尽。如果三十年可以完成，那么我们两代人就可以完成。同志们，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干好了，甘肃农民的收入，那就不是二百元，也不是八百块钱，至少是一千二百块钱以上。开始两、三年收入会少点，但我们的眼光不能只看到两三年。假如我们的三十几万干部，七十多万党员，一百多万人，再加上几十万军队，共二百多万人，把这件事情搞好了，甘肃的人民将永远感激我们。我们要力争尽快地扭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个后果，我们不讲，老百姓会讲。水土流失是谁的责任呀？罪魁祸首是谁呀？这不要紧嘛，“大跃进”就是带来一些恶果，“大跃进”就是破坏不轻嘛，这是历史事实。第二个是“文化大革命”。这几年你们工作辛辛苦苦，是有成绩的。要力争提早消除历史上带来的严重后果，恢复生态平衡，逐步治穷致富，走上安定富裕的道路。我们甘肃的干部、党员、团员，就不但为甘肃人民立下了永垂不朽的功绩，而且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强国立下了伟大的功绩。

 

1983年8月6日，胡耀邦出席在延安召开的北方旱地农业工作会议并作题为《关于北方干旱地区农业改革的一些看法》的讲话。他说：干旱区的形成，大自然中各种因素的亿万斯年的作用，固然是基本的原因，但就许多地区来说，就许多具体情况来说，人为因素的破坏肯定也是重要的原因。我们看到地球上有许多地方，都是曾经有草有树，并且经人开发出来，后来又破坏了的。比如我们的华北、西北许多地方，多少年前，草地林地非常之多。前年我到山西，我问他们看过柳宗元的《晋问》那篇文章没有？柳宗元是山西永济人，《晋问》专讲一千多年前山四的风貌，说当时晋北到处都是森林。这次我到甘肃，原属甘肃有个额济纳旗，现归内蒙阿拉善盟，这个地方古时叫居延，是汉朝在西北的屯兵重地，当年有大片的草原，放牧牲畜，还种小麦，驻兵上万，而现在周围地方已是一片荒漠了。陕、甘的畜牧业，过去也都是有相当规模的。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的一位大将叫马援，是陕西人，就曾在西北搞起很大的畜牧业，他对相马法很有研究，写了一本《铜马相法》。还有新疆那个历史上有名的楼兰国，曾经很繁盛，但是后来毁掉了，完全沙化了。什么原因？远的原因不清楚，但频繁的战争和滥伐树木，草原森林被破坏，无疑是个重要原因。还有陕北榆林一带，原是个草原地带，自从清朝康熙时期毁林开垦以后，暗沙变明沙，沙丘南移，榆林城自清初到解放前二百五十年间被迫三迁城址。指出：北方干旱地区的形成，原因可能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为的破坏，是一二千年来的连绵不断的战争，是滥伐森林和盲目开垦。马克思讲过：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我们讨论干旱地区问题，就要注意抓住这个原因，就要研究有关的历史，研究沙化和干旱究竟是怎么来的，或者为什么加剧了，而不要老是一股劲埋怨老天爷。讲干旱地区形成的原因，重要一条是几千年、几百年的人为破坏。不讲这一条，就不可能弄清由来，不可能弄清来龙去脉，害什么病和怎样治理也就弄不清楚。

怎样实现中国北方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他说：第一位的工作是种草种树。有草有林，才能够发展畜牧，发展牛、马、驴、骡、羊、鹿、骆驼等等，才能够畜多肥多，多打粮食，也才能够促进各种农牧林副产品的加工工业，各种轻工业的大发展。现在我们许多同志老是希望多办大化肥厂，但那要大量投资。有些同志认为水决定一切，说川地有水，粮食达到五百斤、八百斤，山上没水，产量就很低。我说没有水只是一个原因，而山地缺肥，靠毛驴子驮一点点都很难得上去，也是一个原因。第一位的东西是什么？我看第一位是草和林。草和林是哥哥，畜牧是妹妹。然后才有肥料，才能生下胖娃娃，叫粮食。

他说：种草种树，发展牧业，是改变甘肃面貌的根本大计。甘肃有四十五点六万平方公里，面积之大，在全国各省区中占第六位。除了新疆、内蒙、西藏、青海、四川，就属甘肃了。如果经过若干年，比如说三十年的努力奋斗，甘肃达到用十万平方公里即百分之二十几的土地来种树，那就等于是造了相当于整个江苏省那么大的一个林区。十万平方公里是一点五亿亩，如果成林之后，每亩每年出材零点五立方米，一立方米算二百元，一点五亿亩出材就是一百五十亿元。而现在甘肃的工农业年总产值不过一百一十亿元，仅此一项，不就等于是翻了一番多吗！有同志会说，你讲的这么轻松？当然不轻松！我说的是要经过若干年，至少准备干它三十年！但是必须从现在起，就有明确的目标。现在不明确，三十年一下就过去了呀！为什么要讲“立下愚公志”？你看我们今天主席台上这一排，大概都干不到三十年了。但是在座有许多年轻的，你们接着干下去嘛！总之不能耽误。耽误一年就是犯一年错误。从现在起就要下决心，明年起就要抓紧动手，种草种树。

指出：讲种草种树，当然不是说要把宜粮地让出来。你西北的山坡、荒滩多的是嘛。陕北有两个地区，榆林四点四万平方公里，延安四万平方公里，合起来八点四万平方公里，比两个台湾还大，而人口只有四百万，延安一百六十万，榆林二百四十万，你们地多的是！这几年延安种草种树搞得好，榆林也很好。

关于种草种树的好处，他说：第一可以富起来；第二以草以林促畜牧业，以草以林促粮食；第三可以促轻工业，促食品工业，促乳品加工、皮革加工、水果加工、干果加工、木材加工等；第四有助于促天老爷，改变气候；第五有利国防。林多了，打起仗来可以藏游击队，不是几万游击队，而是几十万游击队。这是对付侵略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种草种树，确实是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基础一环，是农业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

他说：这个问题，我们讲过多少年了。感谢延安地区、榆林地区的同志们重视我的意见，也重视省委意见。总而言之，我们中国要抓住种草种树这个重要一环，经过若干年努力奋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三十年还不够就四十年，搞出点名堂来，这样来促进农业面貌的改变，促进国家自然面貌的改变，促进国家经济面貌的改变。一改带几改，一个改革带动几个改革，一个改变带动几个改变。

种草种树，要有什么办法和措施？他说：第一条，思想大解放。多年来我们有个老框框，就是怕没有粮食。越怕没有粮食，就越要单打一地抓粮食；但越是单打一地抓粮食，结果就越没有粮食。在这个问题上，看来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或者索性说来一个思想大转变。我在甘肃讲过，我说你们《丝路花雨》不是有一个“反弹琵琶”吗？由此得到启发，象甘肃，还有青海这类地方，索性把粮食自给这个问题暂时放下，不要老觉得粮食问题压力很大，老是只想着甩掉吃调入粮这顶帽子。甘肃、青海每年调进些粮食，我说那不要紧，按你们调粮的那个指标，国家一斤不少给，保证你们这些地方主要抓种草种树，发展牧业。当然，你们不要误会我这个话，以为可以放松粮食生产。我的意思是要抓种草种树，发展牧业，由此增加肥料，增产粮食。这样四个环节都要抓，而就你们这些地方的现状来说，首先要抓的一个环节，是种草种树。草、林搞上去，畜牧业就上去了，肥料就上去了，粮食也就一定能够搞上去。中央讲过“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多种经营上去了，粮食生产也就搞上去了。所以一定要来个思想大解放，狠狠地抓紧种草种树。最后的目的，是经过种草种树，发展牧业，达到粮食大增产。这就叫“反弹琵琶”。指出：《老子》有一句话讲得好，“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西北许多地方的大地，现在很贫乏，缺乏有机质，它喂不起我们了。这就要求我们，一定不要再搞那种掠夺式经营，一定要来个思想大转变、大解放，狠抓种草种树。没有这样一个转变，良性循环是实现不了的。第二条，意志大集中，他说：就是要把大家的意志，集中到一点上，在北方干旱区，特别是在土地多的地方，狠抓种草种树，把它摆在第一位。围绕这一点来统一思想，引导大家讨论清楚，并且作出相应的决定，使大家想到一块，一起这么干。第三条，广泛大动员，他说：所谓广泛，就是要党内党外都知道，男女大小都知道。还要深入，就是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还要持久，就是要坚持不懈，不能这次开罢了会就万事大吉。明年要讲，整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要讲，二十一世纪还要讲。大动员，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讲得通俗，生动活泼，并且提出恰当而又鲜明有力的口号。这次我在甘肃提了几句话，“种草种树，治穷致富”，或者叫“种草种树，巧干致富”。我还说，“十亩草山二亩林，子子孙孙不受穷。”另一句是“两头大畜十头羊，光景一年定比一年强。”陕北历史上有个李自成，他的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你看，只有六个字，大家就跟着他造反了。所以口号一定要通俗易懂，并且同农民的切身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如果不能紧密联系农民的切身利益，只说什么“改造山河”啊，提的蛮高，但是曲高和寡，动员力量就不大。现在有些地方的宣传之所以不能打动人心，不通俗、讲“洋话”、讲套话是一大毛病。第四条，事情靠群众，他说：种草种树这件大事，主要靠发动群众，靠千家万户，千军万马。国家要拿一点钱，但一定要以发动群众为主，国家财政支持为辅。我们大家都要想通一个问题，就是办事不能一切靠钱来推。应该弄清楚，领导工业和领导农业有很大不同。领导工业要有国家投资，而搞农业则主要是靠发动群众，靠用政策来调动千家万户、千军万马的积极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许多领导农业的同志想不通，总是想靠国家投资搞大工程。一到北京开会，就是找什么主任给点钱啊，上个什么水利工程啦！当然，不是说不要花一点钱，钱总要花一点。在那些适宜兴办水利的地方，如河西走廊，办点水利是必要的，国家可以给点支持，以利于增产粮食。尤其是对那些困难地方，如定西地区，用适当补助办法，支持种草种树，扶助几年，让他们缓口气，也是完全必要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在我们有些同志，对于指导方针和工作方法没有搞通，没有想到应当主要依靠发动群众。我们国家的“七五”、“八五”、“九五”计划，资金主要只能用在能源交通和其它骨干工程上，农业上不可能花很多的钱。而且农业那一点钱，还要用得恰当。那种没有效益，劳而无功的工程，切不可再搞了。你们今后指导农业工作的重心，必须明确，就是要发动千家万户、千军万马，种草种树，发展牧业。就是要多想草木，多做草莽之梦。古汉语中，灌木叫“莽”，种草种树可以说就是要当“草莽英雄”。如果你们不做“草木之梦”，只梦那个龙王爷，不想当“草莽英雄”，只想当“定海龙王”，一心只想搞水利，那就想到两下里去了。第五条，种子要狠抓，他说：现在种子不够，包括草种和灌木，乔木的种子。现在一个重要问题，是广收各种适合需要的草种、树种。据说沙打旺种子，一斤卖到四块钱。这我倒也不反对，卖的越贵，身价越高，种沙打旺的积极性就越高。他说：我已经同王兆国同志商量，请团中央发动全国青少年，来一个采集草木种子，支援甘肃改变面貌的活动。通过这个活动，不但可以为支援甘肃、支援西北，为绿化祖国做贡献，而且可以向全国青少年进行热爱祖国的教育。现在我们许多地方搞的思想教育工作太空洞，太抽象，要想办法加以改进。比如“热爱祖国”的教育，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具体事情来搞。共产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都要结合具体事情，才能搞得生动活泼，深入人心。一个青少年一年采集一两种子，全国只要一点五亿青少年参加，一年就是一千五百万斤（注：在胡耀邦的倡导下，团中央组织了北方十一省市、约有一亿青少年参加的采集树种草籽的活动，连续搞了三年，共采集了八百万斤树种草籽，装在特制的“采种支甘”编织袋中，送往大西北）。当然，大城市如京、津、沪可以不搞，它那里草木很少。还有南方各省，采集的种子不一定适于北方，可以自采自用（注：后来有人批评胡耀邦“乱指挥”，说南方树种怎么能拿到北方来种呢?其实胡耀邦当时对活动讲得很清楚，他说：“大城市如京、津、沪可以不搞或少搞，它那里草木很少。还有南方各省，采集的树种不一定适合北方，可以自采自用。有的可以试，经试验适应的就推广。”实践也证明，南方的许多树种，也适合北方种植）。第六条，技术要跟上，他说：一个地方种什么草，种什么树，以及怎样种法，都需要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之下，过细研究，具体落实，保证质量。比如草、灌、乔如何结合，就是一大问题。只种乔木不行，因为只种乔木，保不了水土，还得灌木和草陪衬。有些地方还必须先种草，先种灌木，然后乔木才有可能慢慢长起来。有些地方种树，采取播种籽种而不直接种树苗的办法，成活率可能更高一些。还有许多地方，种树不行，可以先种草，先种灌木。耐旱的草和灌木多得很，比如柠条、沙打旺、红柳，还有干旱沙地的骆驼刺和梭梭。这就叫做从种草起步，草、灌先行，以草养畜，促林促农。这方面的经验很多，要加以总结，用这类有科学根据的实践经验，来破除那种没有水就不能种草种树的思想。此外有些地方，没有办法用人工种，还可以实行飞机播种。第七条，检查要认真，他说：每年检查一次。一个一个省，一个一个地区，一个一个县，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大队，都要认真检查，表扬好的，批评懒洋洋的。我们有多少英雄可以表扬啊！我们的农业干部、研究人员、科学家，只在上面，只在北京、西安、省上不行，要深入实际，要多下去。我们做经济工作的，做党的工作的，做科研工作的，做理论工作的，从总书记算起，都应当注意从不同的角度联系实际，深入实际。谁深入实际，谁认真研究和解决了实际问题，谁改造了环境，谁帮助人们提高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谁就真正是好样的，就应当受到尊敬，受到表扬。第八条，政策要落实，他说：就种草种树来说，要落实政策：谁种谁有，长期不变，子女继承。有些地方应当扩大自留山，同时认真落实责任山。千万不要以为这方面已经无事可作了。要注意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我们搞社会主义，脑子里一定要有两个富：国家富，人民富。一定要把是否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兴旺发达和人民富裕幸福，作为检验自己一切工作对或不对的标准。离开这一条，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要继续坚决落实政策。牧业政策要坚决落实，林业政策要坚决落实。各种责任制都要坚决落实，大胆地和尽快地落实好。第九条，干部要带头，他说：我在甘肃讲，你们定西这么干旱，别的意见我不提，只提一条：要书记带头，一人一年种两亩草，十棵树。为什么对别的地方干部不这样规定？因为你们是在定西这样的干旱地区工作嘛。延安也要规定，国家干部一年种多少草，多少树。我们包的山，种的树，种好了有的还可以送给老百姓。我说这一条是最过硬的。说一千道一万，抵不上干部带头干。种一亩苜蓿草有什么难？无非是多流点汗。二亩实在完不成，就种一亩；一亩完不成，种半亩。不但地方上的同志要这样，中央农牧渔业部的同志们也应当带头干。我的中心意思是，要拨乱反正、开创局面，我们必须带头干。不带头干没有说服力，不能感动上帝——感动人民。这一条我把它看得非常重要。既然我们现在说种草种树、发展牧业是关系子孙后代的大事，我看我们大家也要带头干，搞责任制。第十条，决心要持久，他说：最重要的是这一条。要把干旱区改造过来，十年是不行，二十年看行不行，有的地方要三十年，有的还要四十年。这个怕什么，还是要靠愚公移山，这代人搞不完，下一代，一代两代搞不完，还有第三代。大概陕西有两代人就差不多了，甘肃恐怕得三代人，新疆三代人不够就四代，下他个决心！绿化祖国，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要硬下这个决心，要想到这件事干得怎么样，不是小问题，而是对不对得起党，对不对得起人民，对不对得起后代子孙的大问题。我们想清楚了，就下决心干到底！（注：一九八三年我国森林覆盖率仅为百分之十二点七，而芬兰、日本，当时已经接近百分之七十。二○○二年，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百分之十六，而且地区之间不平衡，差距很大。由于植被问题造成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荒漠化等，已经严重威胁着我们的生存。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沙化土地每年为一千五百六十平方公里，到七八十年代，达到二千一百平方公里，九十年代为二千四百六十平方公里，目前为三千四百三十六平方公里。全国受沙漠化影响的人口达一点七亿。我国的水土流失也日趋严重，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二十八万平方公里扩展到现在的五十六万平方公里，黄土高原年平均输沙量达十六亿吨。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也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三点六万平方公里上升到九十年代的六万平方公里，长江干流年平均输沙量达五亿吨。处在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是由长江带来的泥沙冲积而成，五十多年来面积翻了一倍。五十年来，全国由于水土流失而毁掉的耕地达四千万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