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利工程与治水治沙的论述

1979年1月11日，胡耀邦主持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会议并讲话。关于农村问题，指出：农村要全面发展，除粮食外，还要发展林、牧、副、渔、社队企业等等，不要老治水，要造水。造林就是造水、造粮、造轻工业。

 

1979年4月12日，召开中宣部碰头会。关于农村农业的问题，胡耀邦指出：不要老治水，要造水。造林可以蓄自然水，造林就是造水，造了粮、造了轻工业。

 

1979年国家农委为中央、国务院起草一份农村工作文件，涉及落实中央增加对农业的投资。文件重点讲发展农田水利建设，以解决粮食问题。在征求中央秘书长胡耀邦的意见时，胡耀邦指出：要重视多种经营，不要只强调水利，不要“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要加上种树种草、发展畜牧业。

 

1980年春，胡耀邦召集农口领导同志研究新疆、陕、甘、宁等地种树种草问题。指出：这些地区面积大，荒沙、荒山面积也大，多数是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多，应重视植树造林、绿化荒沙荒地。

 

1980年6月15日，胡耀邦审阅批准《人民日报》发表本报记者和通讯员合写的关于“西水东调”工程的通讯并配发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社论指出：“多年来，我们搞农业，一靠运动，二靠大干。现在看得很清楚，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极大伤害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积极性。结果是‘你整我，我整你，整来整去，大都挨过整；你上台，我下台，台上台下大都下过台’。这种蠢事我们不能再干了。”“至于大干，……就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人造小平原、大搞围湖造田’……这种工程，耗资巨大，劳民伤财，得益很少，甚至根本就是无效劳动。”社论指出：我们长期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不问土质、地势、生产习惯、技术条件等具体条件，统统强调抓粮食，弄得宜林不林，宜牧不牧，宜果不果，宜渔不渔，不但不能扬其所长，反而强人所难，趋其所短，结果是‘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社论最后说：“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吸取了教训，不再搞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一言堂’，不再搞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也就再也不会干‘西水东调’这类蠢事了，我们的事业就会办的好得多。”（注：“西水东调”工程从一开始就受到北京和山西很多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和一些县的干部和群众的反对。但是山西省委的几位领导人却很快批准和坚决支持这项巨大的水害工程。他们认为，无论工程如何艰巨，投资多么浩大，“宁肯把山西所有水利项目抹掉，也要保证昔阳这项西水东调的项目。”这项工程企图从昔阳西边，把西向流入黄河的潇河水，通过一系列复杂工程，东调到昔阳东部的海河水系。这样，不顾原来昔阳西边三十多万亩水浇地的死活，硬要在昔阳东部新搞九万多亩的水浇地，损坏原来的水利设施，制造新的水害。结果，由原来批准的二千多万投资，一再追加到九千多万元，蛮干了三、四年，才完成原计划的三分之一。拖到“文革”结束，陈永贵的权势受到挫折，这项“为大寨为昔阳争光”的工程，才不得不停了下来。《人民日报》文章发表后，陈永贵找到胡耀邦说：大寨这面红旗不是我陈永贵的，而是毛主席亲手树立起来的，你反这个反那个，连大寨都要反啊？后来陈永贵告诉他在昔阳的部属说：“我跟胡耀邦吵翻啦！他居然敢说大寨的农田是劳民伤财，他是胡乱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