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的离去

9月16日早上7:05分，《人民日报》原总编辑、全国人大常委胡绩伟，因心肌梗塞引发的心脏衰竭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96岁。

“像胡绩伟这样的老人，走一个，天就塌一块，且无人能补。”作为总编辑，胡绩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带领《人民日报》做出许多推动改革的报道，写就该报历史上一段传奇。在他主持下，《人民日报》是中共执政几十年来最自由、最闪光的时期。他是在胡耀邦执政时期中国新闻自由最坚定的捍卫者，在新闻专业的领域里，胡绩伟因倡导新闻自由，而被业内人士铭记。

胡绩伟病逝的消息，是由《人民日报》原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最先在微博发布的。马立诚对媒体说：胡绩伟认为，社会主义的新闻法应是一部新闻自由的保护法，应当根据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制定新闻法。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胡绩伟就是力促中国制订新闻法的主要推动者。在全国人大任职期间，积极推动起草和制定《新闻法》，但未果，直到他去世，也没能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的新闻法仍然难产。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立法工作还有很大缺憾。

胡绩伟1916年生于四川省重庆地区，1937年加入中共，1939年到延安。胡绩伟创办并长期担任总编的《边区群众报》，后来改为《群众日报》，在延安时期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在西北各省、区解放以后，是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机关报。1952年，胡绩伟调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副总编，文革中自然被打倒了。1976年12月，华国锋起用他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1981年以后，胡绩伟再一次闯下大祸。这一年10月，胡绩伟到陕西临潼温泉治疗他的肩周炎，趁此机会写出了《论党报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的长文。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党报既要有党性，又要有人民性；既要做党的喉舌，又要做人民的喉舌；既要尊重党的领导，又要尊重人民的意见。而且，党性应当服从人民性，是人民至高无上，不是党至高无上，党只是人民的工具。

胡绩伟从陕西回到北京以后，把他的文章送给中央书记处，向分管意识形态的书记胡乔木征求意见。胡乔木做出了根本否定和无限上纲的政治结论，认为胡绩伟的文章不只是对党报性质的歪曲，而且是对党的根本性质的歪曲。于是，一场毁灭性的大批判便紧锣密鼓地策划于密室。胡绩伟愤而辞职，总书记胡耀邦诚恳挽留，任命他担任《人民日报》社长，选派思想同他接近的秦川任总编辑。1983年9月，极左派已在内部会议上对胡绩伟进行缺席裁判，胡绩伟再次愤而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被中央安排为全国人大常委。

1987年，友人在胡绩伟家闲聊，批评他说：“你和耀邦一样是老小孩，不看场合就暴露自己的观点。”胡绩伟说：“多年形成的脾气，改不了了。”北京其他朋友说：对待错误的批评，于光远和胡绩伟有不同的对策。于光远是平心静气地听取别人的批评，大家批完以后，他才笑嘻嘻地引经据典，说明他的哪一个观点是根据马克思在某一本著作中提出的原理，哪一个观点是根据恩格斯或列宁或毛泽东，在某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原则。那些批评者发现他们批评了马、恩、列、毛，都很尴尬。胡绩伟则是一听到错误的批评，就跳起来争辩和反驳。

六年前，胡绩伟去四川成都，恰逢九十岁生日。朋友们闻悉自发办一场小型祝寿聚会，马识途、谢韬等五六十人参加，大多是离退休高干、学者、教师。胡绩伟仍思维敏锐，即席发表感言，坦诚而动情。那天，他在谈话中两次略作停顿，用老人特有的高亢而颤抖的声音向在座者发问：“我知道在座的很多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你们能不能告诉我，毛泽东究竟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谈到党内腐败时又问：“你们有谁能告诉我，我们这个党究竟还有没有救？还能不能救？”这两问，被朋友们喻为“天问”。问得沉重，空气都凝固了。

胡绩伟为《人民日报 》所写的第一篇社论，题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由邓拓审阅，刘少奇批准发稿。胡绩伟将此话引申到目前的现状：“我们很长时间就缺少批评和自我批评，包括党代会、人代会、政协、政府工作报告，都不是很严肃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讲成绩多，很少说，我有什么错误。”

胡绩伟夫人狄沙说，亲朋好友们劝胡绩伟，不必操那么多心了，颐养天年吧。可是，胡绩伟却说：“我只要活一天，这些话，我就要说一天。除非我闭眼了，手脚都不能动了，我才能闭嘴、停笔。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我个人的祸福安危，何足道哉。”“我这个老报人，参加共产党干革命七十余年，先后被打成反革命二十余年。坎坎坷坷、曲曲折折，说不完的欢乐，吐不完的苦水，好在大都写成文稿。步入九十岁后，仍文思袅袅，老眼深邃，笔不停，稿不断。”狄沙说：“胡绩伟确实有点‘宁死直谏’的精神，朋友和亲人虽多次相劝，他一笑置之。”

有人在回忆文章中写：“我第一次见到胡绩伟先生，是在1948年11月，那时，我到陕北仅仅半年，受过几个月政治训练以后，在延安大学新闻班作语文教员。有一天，我和新闻班的同学一起到清凉山《群众日报》社去参观，胡绩伟以报社总编的身份给我们讲话，针对我们这些到边区不久的人对中共党报提出的颇有微词的问题（例如：国民党报纸说假话，边区的报纸也不全说真话），阐述报纸的党性原则。我记得他讲道：真实性也要服从党性原则，如果不符合党的利益，真实的东西可以在一定范围讲，不宜公开报道。四川人多辩才，胡绩伟口若悬河，慷慨陈辞，给人以深刻印象。当时我们都是铁了心要跟共产党走的，对于党性原则，不论思想通不通，反正都接受了。胡绩伟办报30余年，到了1981年才公开提出人民高于一切，报纸的党性要服从人民性，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胡绩伟常说自己是“醒时老，老时醒。”正因为饱经沧桑老而觉醒，才会觉醒得彻底，觉醒得牢靠，觉醒得对后来者更有启发；而对自己来说，活得越老越清醒、越老越明智，而不像有些大人物越老越糊涂、越老越悖谬，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