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论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

作者按：新闻界不少同志对于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问题很关心，议论较多。这不只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原则问题，而且是当前如何加强党报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实际的问题，认真进行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一年多以来，我断断续续地翻阅和学习了有关的一些文献和资料，乘这次养病的机会，把一些重要的章节抄了下来，加以编拼，我想，对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也可能有一点用处。

一  1956 年人民日报改版的中心目标

“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

1956 年 7 月，党中央领导人民日报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改革，这是我们党报历史上重要的一页。当时，中央书记处分工由胡乔木同志直接领导党报工作，这一改革，就是在乔木同志深入报社具体指导下进行的，他同报社同志一起辛勤工作了一年多。他亲自撰写的报纸改革社论《致读者》（1956 年 7 月 1 日刊登）中，明确指出：“《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利益服务的。”“我们的报纸名字叫作 《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我们才能把报纸办好。”

在这次大改革以前，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编辑委员会向中央写了准备改革的报告。报告说：“我们改进工作的中心目标是要使《人民日报》能够多方面地反映客观情况和群众意见，及时地深入地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交流地方工作的经验，对于广大人民迫切关心的工作上、生活上、思想上的问题展开讨论，使人民日报成为群止欢迎的生动活泼的报纸。”

八月一日党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中共中央对这—报告的批语中，强调指出：“为了便于今后在报纸上层开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过去有一种论调说：‘《人民日报》的一字一句都必须代表中央’，‘报上发表的言论都必须完全正确，连读者来信也必须完全正确。’这些论调显然是不实际的，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的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这样做就会使思想界更加活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各地党委今后也要强调地方党报是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如果片面强调它们是党的机关报，反而容易在宣传上处于被动的地位。”

很显然，各级党委的报纸，既强调它是党委的机关报，又不能片面强调它是党的机关报，还要同时强调它也是人民的报纸，“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既要强调加强党委对党报的领导，又强调“人民群众是党报的主人；只有靠着人民群众，我们才能把报纸办好”；既强调“及时地深入地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交流地方工作的经验”，又要强调“多方面地反映客观情况和群众意见”；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天职”；既强调党报是党的言论机关，又强调它同时是“社会的言论机关”；既强调人民日报的言论要代表中央，又强调“除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中央的意见，甚至发表不同的意见”；既强调报纸应该“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关心的工作上、生活上、思想上的问题展开讨论”，“可以允许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又强调“党和人民的报纸有责任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对于这种讨论既要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要有利于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报纸的篇幅也不允许对于任务问题都去讨论，也不提倡无休止的讨论”；但是，又“不应该采取简单的，勉强的方法”。正如《致读者》中说的：“为了便于开展自由讨论，我们希望读者注意：在我们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虽然是经过编辑部选择的，但是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这不是说代表编辑部的意见就不可以讨论，而是说，我们发表的某些文章的某些观点跟编辑部有所不同，这些文章的作者的观点彼此也不同，这种情形希望读者认为是正常的。这种情形不但不妨碍而且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无论问题是由于一种观点战胜了其他观点而解决，或者是由于不同观点在争论中互相接近而解决。”

在党中央直接指挥下，《人民日报》这次改版是一次比较全面的改革，使党报面貌一新，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好评，这次改革是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办党报的光荣传统的。

二  《红旗日报》、《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的光荣传统

党报是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这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历史上的光荣传统。

一九三O年八月十八日，我们党在上海创刊第一份日报《红旗日报》时，创刊号的社论《拥护工农阶级自己的报纸啊!》中，既表明《红旗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同时也表明：“本报是供给广大劳苦群众阅读的，它是一切被压迫的人所能了解的言论机关，成为他们自己的喉舌。”一九三O年九月九日《红旗日报》上发表了《红旗日报》的宣言，第一句话就说：“本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同时是中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之唯一的言论机关。”一九三O年九月党的扩大三中全会的决议案中，关于“党报”部分曾经指出：“党报不仅是统一党员意志的指南，而且是鼓动群众、说服群众、组织群众的利器。中央的红旗日报为使它能实现这一任务起见，必须使全党党员了解党报是党的喉舌，必须使党报的文章具有高度的指导性和最大限度的具体性，必须尽可能地通俗化，使它真正能够深入极广大的劳动群众中去。党报必须设立全国系统的工农通讯员，经过他们使党报与广大群众密接起来。必须建立群众的发行网，以保持秘密的发行路线。”

《红旗日报》在白色恐怖中冲杀，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和他们的主子帝国主义非常恐慌，因而它受到了敌人野蛮的摧残和迫害。《红旗日报》的印刷机关被查封过三次，《红旗日报》先后用《海光日报》、《东方日报》的化名继续出版，到一九三一年三月八日，出版不到半年，终于被最后封闭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十分艰难困苦的苏维埃区域内，我们党除了户版刊物、周报、三日刊以外，没有可能出版每天发行的日报。在胜利结束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转入抗日战争时期以后，我们党先在武汉、后在国民党战时首都——重庆，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创刊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大型日报《新华日报》。一开始，《新华日报》就努力办成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也办成“中国人民自己的报纸”。在创刊三周年的社论(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一日)中，曾经明确地提出：“本报是中国人民的喉舌——照理它应当能够尽量表达中国人民的衷曲，诉说他们的欢乐和悲苦。本报为中共所创办所领导——照理它应当能够完全传达中共的意见，刊载中共负责的人们的言论和文告。这是本报同人和本报广大读者的共同的愿望。”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党中央在延安创办了另一份每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在摸索十个月以后，报纸进行了全面改革，在改版的社论《致读者》(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中，提出：“使解放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同时也就是要使它成为天下人的报，成为一切愿意消灭民族敌人建立民族国家的人的共同喉舌。”而且特别明确地提出我们党的党报，必须“具备党报所必须的品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还提出：这次“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达到这个目的，主要的环节，就是要使我们整个篇幅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改进。这样来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这篇社论提出，党报必须“第一，贯彻着坚强的党性”，“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党的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联，呼吸相通”，“报纸应该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倡导者”。

其实，我认为所谓报纸的战斗性和组织性都是党性的一种具体表现。这篇社论指出：党报必须“洋溢着战斗性。党报必须是为着党的革命方针和路线而奋斗的战士；报纸必须根据当前的政治事变而进行热忱的鼓动，而鼓动的成功，则极有赖于明朗锐利的揭露一切黑暗和腐败，抨击一切有害于抗日团结的阴谋和企图。尤其在思想战线上，报纸应当进行经常的坚持的思想斗争，宣传共产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反对一切反动、复古、黑暗、愚昧。同时，报纸亦应该是我们党手中的有力的自我批评的武器，对于自己队伍中的错误和弱点，党报应该以实事求是的同志的态度加以批评和指谪，帮助其克服和改正。”这篇社论在阐明党报的组织性时指出：“响应党的政府的号召，或者根据党的方针倡导各种群众运动，经常注视和指导运动的展开，具体地帮助各种群众运动和工农大众的斗争。党报决不能是一个有闻必录的消极的记载者，而应该是各种运动的积极底提倡者组织者。”这篇社论对于党报的群众性，是这样阐明的：党报必须“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报纸的任务：不仅要充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

这篇社论是论述我们党报性质的重要文献，它十分明确地阐明了党报的党性和群众性是一致的。

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里说：《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不是指党刊，而是指党本身要有“群众性”，能不能说，这样的提法是降低了党的地位和性质呢?不能这样说。很明显，毛泽东同志认为党性和群众性是一致的。党本身既要有党性又要有群众性；党的报刊就更不消说了。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六日《解放日报》发表个题为《本报创刊一千期》的社论，进一步总结了党报的办报经验，特别指出：“我们的报纸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是人民大众的报纸，这是我们这个报纸的第一个特点。”社论从我国现代报纸的历史来阐明我们的党报必须是人民大众的报纸，阐明党报和人民报纸必须统一。社论说：“在新闻事业的业务方面，一千期来，我们是在学习过程中，在创造的过程中。我们现代报纸的历史，虽较欧美各国为短，亦已百数十年，然而属于人民大众的报纸；则仍寥寥可数，其中大半未到成熟即遭夭折，或则横被摧残，或则中途变质。广大的中国人民大众，要建立作为自己喉舌的报纸，报导自己的活动，畅谈自己的意见，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求之而不可多得。本报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当然义不容辞，要坚持一个方针，这个方针即是，使本报成为抗日人民大众的报纸，成为鼓吹抗战，鼓吹民主，鼓吹进步的号角。我们要把人民大众的生活，人民大众的抗战活动，人民大众的意见，在报纸上反映出来。”

关于党报同人民报纸统一的思想，到一九四七年《新华日报》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明确提出“新华日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的论断。这是对我们无产阶级党报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

一九四七年，在《新华日报》创刊九周年的时期，报社发出了征求读者意见的呼吁，立即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每天都有几十封信送到编辑部，对如何进一步办好《新华日报》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在党中央领导下，报社编辑部根据广大读者的意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地总结了九年来的工作。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一日发表了《新华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检讨和勉励》，鲜明地提出了新华日报的立场、方针和态度。这篇编辑部的文章在回答新华日报的立场是什么时说：“新华日报拥护的是全民族全人民利益，因此，新华日报的立场，就是全民族全人民的立场。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任务，也就是我们的立场。”文章进而提出了我们党的党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根本原理：“正因为这样，新华日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文章对这一十分重要的根本原理作了很好地阐明：“固然，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它的言论主张和新闻报导，是不能违反中共的整个路线、纲领和政策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人民的政党，它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它的一切政策是完全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因此，新华日报也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就是说，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新华日报的最高度的党性，就是它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吸和感情，思想和行动，有的读者说：新华日报的‘党性色彩太浓厚’，这其实正是党性发挥不够；也就是人民性发挥的不够的表现．简单说来，就是为人民服务还做得不够。”

文章对于一个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不仅正确地提出了党报和人民报纸的一致，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更为可贵的是，文章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群众路线、普及和提高等重要原理，进一步阐明党报的办报方针时，充实了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具体观点——群众观点的四种具体表现。

文章说：“新华日报的立场和任务既然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新华日报的方针是‘与实际结合，与群众结合’，所谓与实际结合和群众结合，就是从实际和群众中来，而又到实际和群众中去，也就是在编辑业务和发行业务上建立群众观点。”文章分别阐明了以下四种群众观点：

第一：“我们认为，新华日报既是一张人民的报纸，它就应该首先是中国人民与反动派进行全国范围宣传斗争的武器，是帮助全国人民每天了解世界动态。国内动态，解放区动态的最重要的武器。这个武器必须使用得当，必须使它与人民的实际生活和斗争配合，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中起动员团结和推动的作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交给人民来使用。这就是说，替人民讲话，讲人民的话。新华日报就是根据这个标准来组织自己的版面，剪裁和排列论文新闻以至副刊的稿件；在形式和内容上力求适合人民的实际活动和实际需要，建立自己与实际运动和人民大众之间的广泛联系。”

因而，文章明确地提出：“坚持这种视报纸为人民约武器并交给人民使用的认识，就是第一种群众观点。”

第二：“我们认为，新华日报既是一张人民的报纸，它就应当以全体．人民为对象，反映全体人民的情况和情绪；所谓人民的全体，就是少数反人民的集团以外的一切阶层的人民，而不是仅仅以前进分子为对象。前进分子只是群众的骨干，如果仅仅是以前进份子为对象，就有使报纸脱离群众，陷在一个狭隘的圈子里面的危险。”

因而，文章明确地提出：“坚持这种以前进份子为骨干而又同时团结广大中间落后份子的认识，就是第二种群众的观点。”

第三：“我们认为，新华日报既是一张人民的报纸。它就应当既要做到普及也要做到提高，而以普及为主。普及是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提高是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提高的指导就是建立舆论权威，在政治想思上起教育和领导作用，因此，所谓提高，就是在想思意识上向无产阶级的水平提高，普及的基础就是人人能够读，人人读得懂，因此，所谓普及，就是在文化水准上向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程度降低。这在形式(语言文字)和内容(想思感情)上都要兼顾到。害怕普及，害怕水准向工农群众的程度降低，是一种想思上不健康的立场。”

因此，文章鲜明提出：“坚持以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为主而又在普及基础上提高的认识，就是第三种群众观点。”

第四：“我们认为，新华日报是一张人民的报纸，它就是必须严格服从玫治任务，必须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提出明确的政治主张，来提高人民的政治认识，在人民中进行基本的政治教育，以求得全国人民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团结一致。但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多方面的，是丰富的、复杂的。人民群众这种多方面的生活虽然都要跟从政治，但并不等于政治。因此，报纸的形式和内容必须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多方面的生活，甚至政治以外的生活。适应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即使是枝节的琐屑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够多方面做到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才能够服务得更好。”

因此，文章鲜明提出：“坚持这种以政治为中心而又能够多方面为人民服务的认况，就是第四种群众观点。”

这篇文章是我们党报历史上，阐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一致观点的十分重要的文献。

上面，对我们党报的历史进行了很简单的回顾，从这里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的改革，提出党报是党的报纸又是人民的报纸的改革原则，正是继承和发挥了我们党创办党报以来的优良传统。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是我们党五六十年来办党报的十分重要的一个根本原则。

三  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为什么是一致的？

回顾无产阶级政党办党报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回顾我们党几十年来办党报的理论和实践，重温党委领导党报的经验教训，一个最根本的原则，我认为集中起来可以概括为两句话：

“党委应该强调：党报是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中央关于《人民日报》改版报告的批语

“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一日《新华日报》编辑部文章。

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两种表述方法。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日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就说过：“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也是人民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完全彻底为人民的党，是争取全国人民彻底解放，在全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党，这就是我们党的党性，是它区别于我国其他政党的特点。反动政党也有党性，它的党性是反人民性，是与人民为敌的，当然没有什么人民性。其他革命政党的党性只具有一定的人民性，但不可能像我们党那样具有完全彻底的人民性。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人民公认我们党是完全彻底为人民的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四化。”这就是人民所作的历史结论。因为我们党不仅有彻底解放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而且从正反两面的经验中，逐渐摸索出一套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逐渐锻炼出一支具有组织领导才能的先锋模范队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将来使之顺利地发展到共产主义，求得人民完全彻底的解放。

这就决定我们党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也决定我们的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也是一致的。它是党报又是人民的报纸，它是党领导的党的机关报，又是党领导的人民的报纸，是作为党的机关报的人民的报纸，所以它的党性和人民性是山致的，是统一的，或者说是融合在一起的。一九七九年三月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曾经热烈讨论过这个问题，胡耀邦同志在总结报告时，曾经说过：“我们的新闻工作有很高的党性，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离开人民性就不叫党性，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中都讲过这个问题。毛主席曾经用明确的语言说：‘我们党的唯一宗旨，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只有这—个宗旨，没有第二个宗旨。有时，在一件具体事情上，党组织的要求同人民群众的要求也可能有矛盾，但那只是个别情况和某一具体问题。从党的根本的性质来讲，党性和人民性是融合在一起的，党性就是人民性。总之，我们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都是党所领导的，是党的工具，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因为我们党的唯一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

对于党性，现在常常简单地理解为组织性纪律性；组织性纪律性强，也常常被认为是党性强。党性的概念无疑包含这样的内容，但不仅仅限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党性”的概念有更深的阐明。他说，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而主观主义则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毛泽东同志说的科学态度，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抛弃了这一条就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以党性的首要内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坚持实事求是；换句话说就是坚持科学、坚持真理。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重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我们党要求全党的党性标准的首要内容，增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就是为了很好地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党的党性要求是这样；我们党报的党性要求也是这样，从这个观点看，主张和宣传“两个凡是”的观点，正是缺乏党性；同中央在政治上不保持一致，正是缺乏党性；坚定不移地执行和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正是党性强的主要标志。

对党性要有正确的了解，还要了解党性和阶级性的关系。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共产党的党性是无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无产阶级有许多优良的品质，包括在大工业条件下锻炼出来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但是无产阶级的根本特点，还是它的阶级利益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致，和人民利益的一致，它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工人阶级最大公无私，最有革命性，最欢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曲哲学的终结》中说，“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因而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同情。”这个话清楚地表明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一致。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才产生了共产党。马克思说过，科学形态的辩证法引起资产阶级的恐惧。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却最欢迎革命的真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党性，当然要包括这样的内容。党性和阶级性是一致的，因为指导我们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党本身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又是一致的；工人阶级为了解放自己必须解放全民族和全体人民。所以党性和人民性又是一致的。

我们党的党性来源于它的阶级性，也来源于人民性，但高于人民性。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同人民性是一致的，但党性不完全等于人民性，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厂削弱了人民性，就削弱了党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到底，还谈得到什么党性。但是我党毕竟不是全体人民组成的党，不是一般的群众团体；而是人民中最先进的战士组成的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成的党。所以，我们的党来来自人民，但高于人民，应当是人民的先锋模范，是站在人民战斗前列的先锋队。我们党来自人民，但高于人民，它是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先锋模范队伍，它是领导人民胜利前进的司令部。

至少在以下四点，；表现我们党的先进性，表明它来自人民但高于人民。第一：它的指导想思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不断提高共产主义的觉悟。第二，它是一个思想统一、组织统一、行动统一、纪律统一的战斗集体。第三，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必须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努力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第四，它不仅有正确的理论和路线，而且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能够胜利地领导人民把共产主义的理想逐步变为现实。

所以，我们党的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但高于人民性，我党主办的党报的党性，也是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但高于人民性。

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们是密不可分的，是融合在一起的，但是它们毕竟不是一个概念，党性不完全等于人民性。在党诞生之前，已经有了人民，因而也就有了人民性，人民性这个概念，马克思在创办《莱茵报》时用过；别林斯基把人民性这个概念运用到美学中；我们今天的文艺理论还在沿用这个概念；并没有人提出要抛弃它。毛泽东同志讲到古代文化中有民主性的精华，这个民主性其实就是人民性。从内容上说，古典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就在于它的人民性。所以有人民性不等于就有党性。即使在现代，人民也是分成阶级的，人民群；众中：也有先进落后之分。但是，没有人民性就一定没有党性，党性不能脱离人民性，但党性高于人民性。

再说，我们党报不只是要教育人民、组织人民，首先要教育党员、组织党员，所以党报还有自己的特殊任务，要特别注意教育和组织党员，教育和组织干部，这是党报和一般群众性的报纸不同的特点。当然，我们教育和组织全体党员干部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教育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党之所以必须高于人民，是为了领导人民，站在人民前面，领导人民斗争。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思想水平、政治水平、文化水平和组织水平，不仅要看到人民的局部利益，而且要看到整体利益；不仅要看到人民的当前利益，而且要看到长远的利益；不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而奋斗而不谋取自已的私利，而且要决心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党性高于人民性的特点，对党员的要求必须高于对人民群众的要求，不能降低这个要求，党报也要严格按照党性的要求来提高自己的水平，不能降低自己的要求，把党报办成一个一般性的群众报纸；甚至无意或者有意地反映和肯定人民群众中那种落后的思想感情，不能很好地发挥党报对广大人民群众应有的提高指导作用。

一九四八年，当《人民日报》还是华北局机关报的时候，十月十日发表一篇错误的长新闻，就犯了这种错误。当时党中央宣传部对《人民日报》进行了批评，说这“是把共产党中央华北局机关报的立场降低到普通的不觉悟的老百姓的厌战立场上去了。”十一月八日《人民日报》的检讨中也说：这是“把党报降低到不觉悟的群众的思想水平，不能很好地发挥党报应有的指导作用。”《人民日报》这篇长新闻，标题是《全区人民团结斗争战胜各种灾害》，新闻犯了两个原则性的错误：第一，主题思想虽然是企图报导全区人民团结斗争战胜各种灾害，但内容却只“看到一幅阴森森的灾害图，并未看到全区人民如何团结斗争”；第二，“这篇报导把各种灾害的原因均归咎于‘长期战争’与‘土改中政策过左’”，而且“笼统地为落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反战情绪所笼罩”，因而“这篇报导强调的不是战胜灾害的积极方面，而是灾害重重的消极方面。这只能引导读者在完全可以克服而且已经克服的灾害面前垂头丧气，失掉信心”。《人民日报》在检讨这一错误时认为应当注重吸取的经验教训，提出：“首先应该克服宣传工作中的客观主义倾向。客观主义的特征是喜欢把一大堆不相属的现象，加以罗列，拜倒于自发论之前，常常是讴歌一部分落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情感……一句话，就是忽视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客观主义者是没有党性的，他们不是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精神，即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去教育党和群众，而是以小资产阶级的颓废气氛沮丧志气来催眠党和群众。”

这种降低党报作用的教训是值得吸取的。毛主席说的人民群众是英雄，而我们自己常常幼稚可笑，这只是党和群众关系的一个方面，我们党要向群众学习，要作群众的学生，但是又是群众中的先锋队，要作群众的先生。我们党来自群众，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但它又是群众的先进队伍，是群众的骨干，是群众的领导核心。如果群众觉悟总是高于先锋队，先锋队就不成其为先锋队了。胡乔木同志一九八一年八月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对这个问题作过很重要的阐明。他说：“当然，党的领导必须坚决维护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经常深入群众，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智慧，并且努力使自己的工作建立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客观基础上。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领导。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似乎人民的当家作主和党的领导是互相排斥的，似乎群众的觉悟总是高于和先于党的觉悟。那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就被降低到群众自发性的水平，党就不成为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而党的一切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了。

应当看到：我们党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也是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水平，发挥党报应有的指导作用和教育作用．提高的办法，不是压低群众来提高自己，而是为了提高群众来更好地提高自己，而且在提高群众的过程中来提高自己。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不只是要不断提高全体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而是要提高全体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我们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是为了不断扩大先锋队的队伍，不断缩小先锋队和人民群众的差距，到阶级最后消亡，到党最后消亡，党报不是党报了，但仍将继续成为全体人民的报纸，全体人民基本上都将提高到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全面发展的新人，所以，从这一意义来说，我们党的党性和人民性虽然又有所不同，但始终是一致的。从长远来说，更是越来越一致。最后，经过很长时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党完成了领导人民彻底解放的目的，整个人民群众都提高到全面发展的新人的地步；无产阶级的党完成个它的历史任务，党消亡了，党报也没有了，党性不存在了，但人民却永远长存，我想人民的报纸也将继续办下去；人民在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仍然将继续前进！

四  如何使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一致

“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上面从理论上作了阐明。但在具体的实践中，要真正作到两者的一致，却并不容易，因为要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种种限制。在办报的实际工作中，常常容易发生两种偏向：或者比较片面地强调党性而忽视人民性，或者比较片面地强调人民性而忽视党性，经过不断的摸索，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改革报纸，才能使两者更好的一致起来。

从《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的历次重大改革中，都可以看到，改革的重点是增强党报的人民性，特别是从增强人民性方面来增强党性。我们可以仔细阅读改革时的有关材料。当时；报社特别注意发动广大群众对报纸提出批评和建议，都对人民性不强的种种具体表现作了诚恳地检讨。报社总结读者提出的改革意见，不仅从理论上阐明党报同时是人民的报纸；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而且还提出了增强人民性的一些具体措施，使党报在同时是人民的报纸方面大进一步，面目一新。

当时，即使在强调加强党报的人民性时，也没有丝毫忽视增强党报的党性，而且把增强人民性提高到就是增强党性的高度来看待。读者对《新华日报》的意见中，希望把很受欢迎的“读者信箱”，“社会服务”，“读者园地”等专栏办得爱好；希望把报纸办得更“通俗化”，“大众化”，提出反映工农群众的实际实情不够，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不够，报纸照顾各阶层读者需要不够，就人民生活的各方面问题加以评论不够，为老百姓讲话不够。有的读者直率地提出批评说：“党报色彩太浓厚了一点”，“党性色彩太浓厚”。《新华日报》的编辑部文章，诚恳接受读者的意见，特别说：“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新华日报的最高的党性，就是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吸和感情、思想和行动，有的读者说：新华日报‘党性色彩太浓厚’，这其实正是党性发挥的不够；也就是人民性发挥得不够的表现。简单说来，就是为人民服务还做得不够。”读者对《新华日报》提的意见是很尖锐的，从表面上看，把报纸办得所谓党报色彩太浓，党性色彩太浓，使人感到脱离群众或者群众接受不了的“党腔、党调”太浓，“党气”太甚，“党八股”太多，使广大人民群众反而感到不亲切，感到离人民大众太远，感到不是人民自己的报纸．正如报社编辑部文章所说，这种所谓党性太浓，说的并不是真正的党性，实际上是人民性发挥不够，也是党性发挥不够。因而，增强党报的人民性，也就是真正地增强党报的党性。

《解放日报》从另一面来阐明增强人民性就是增强党性的道理。在一九四二年改版时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注重提倡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强调办报的群众路线，提出反对“报社办报”，认为这种脱离群众、关门办报的。报社办报“正是党性不强的表现”。这些社论阐明为了增强党报的党性，就要增强党报的人民性。这些社论重新引用和阐明了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在《党与党报》(1942．9．22)的社论中指明：“党的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组织者”，“所谓集体宣传者组织者，这个‘集体’是什么意思?报馆的同人，也算一个‘集体’。如果说这个‘集体’就是指报馆同人而言，指几个在报馆工作的人员而言，那末，报纸就不成其为党报，而成为报馆几个工作人员的报纸。在这个报纸上，报馆同人可以自己依照自己的好恶，兴趣来选择稿件，依照自己的意见来写社论、专论。总而言之，一切依照报馆同人或工作人员个人办事，不必顾及党的意志，一切依照自己高兴不高兴办事，不必顾及党的影响。办报办到这样，那就一定党性不强，一定闹独立行，出乱子，对于党的事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又说：“报纸是党的喉舌。是这个巨大的集体的喉舌。在党报工作的同志只是整个党组织的一部分。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又说：“党报不但要求忠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与党的领导机关呼吸相关，息息相通；要与整个党的集体呼吸相关，息息相通，边是党报工作人员的责任。这是办好党报的必要条件之一。”因而，这篇社论鲜明地提出：“党必须动员全党来参加报纸工作”，“首先是党的领导机关要看重报纸，给报纸以宣传方针，而且对于每一个新的重要问题，都要指导党报如何进行宣传”。而且提出：“党建立了各种机关来掌握各方面的政策，进行各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各方面的工作，党的领导机关，依靠了这许多机构来领导和施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党务、社会各种政策。党的这些机关，既然对党负责研究和施行各种政策，就有完全的必要来利用报纸，宣传解释各种政策，推动工作，和检查工作的进行”。还提出：“党的各级机关、各级组织，以至于每个党员，都对党报负有责任。”社论还说：“如果不动员全党来办报，其结果，党报还是不能成为党的报纸，而会多多少少成为报馆同人的报纸。”

当时，中央决定《解放日报》既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同时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西北局对此所作的决定中说：“对党报漠不关心的态度乃是党性不好的一种具体表现。”“各级党委要把帮助与利用《解放日报》的工作当作自己经常的重要业务。”

在《解放日报》改版的时候，中共中央宣传部特别发布了《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提出：“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不过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已。”为了要克服党报这种党性不强的情况，《通知》规定：“各地高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要使党报编辑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联成一气；要把党的政策，党的工作，抗日战争，当地群众运动和生活，经常在报上反映，并须登在显著的重要地位。”《通知》还规定：“在党报上，可以允许各种不同的观点的论争，可以容许一切非党人士站在善意立场上对我们各方面工作的批评或建议的言论发表。”还规定：“各地党报的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不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众也可以看懂。通俗简洁的标准，就是要使那些识字不多而稍有政治知识的人们听了别人读报后，也能够懂得其意思”。这就很明显地看出，为了克服报社那种脱离群众，关门办报的党性不强的弱点，党中央从报纸在政治上、内容上和文风上都作了很具体的规定。

《通知》还特别规定：“要有与党的生活与群众生活密切相联系的通讯员和特约撰稿员，要规定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负责人经常为党报撰稿。”这就从组织上为办报的群众路线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使报纸工作带着浓厚的群众性”。在《展开通讯员工作》(1942．8．25)的社论中提出：“我们的报纸，如果没有广泛的通讯员，如果没有参加实际工作的、生活在群众中间的党与非党的通讯员，是不可能办好的，因为我们的举纸是党的报纸，同时也是群众的报纸，群众的利益，群众的情绪，是党决定政策的依据；群众的意见、群众的行动，也是考验我们政策与工作的标尺，党教育群众，不是高高在上地用空洞的原则，死板的教条去照本宣读的说教，而应该是站在群众之中，通过群众耳闻目见的活生生的事实之分析与理解，使群众逐渐提高他们的认识．我们的报纸正要负起这样的任务，这也正是我们的报纸之所以异于一般资产阶级的报纸的基本一点。因此，我们的报纸就不仅需要有能干的编辑与优秀的记者，而尤其需要有生活在广大人民中间的，参加各项实际工作里面的群众通讯员。”这就是说，我们的党报区别于一般资产阶级报纸的基本点之一，就是不只是要具有无产阶级的党性，而且要具有彻底的人民性。

在《报纸和新的文风》的社论(1942．8．4)中，也提出：“旧的传统是：报纸只谈上层人物的活动：或者登载仅供消遣的社会新闻，至于深入广大群众的生活中去，则是少有的。因此报纸只是报馆工作人员的工作，读者对它的帮助是很少的．现在已经到了彻底改变这种旧传统。旧观念的时候了。要使报纸成为我们改进工作的工具，就要使报纸的工作带着浓厚的群众性；每个机关，每个乡村、每个部队、每个学校，每个工厂都有报纸的通讯员，撰述员，热心关切报纸的人。报纸上的消息，通讯、论文，要靠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大家来供给，然后报纸的内容才能充实得起来。”

这里，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增强党报的人民性和增强党报的党性，两者是一致的，统一的。有的同志把两者对立起来，一听说要增强党报的人民性。就怕会削弱党性，有人甚至认为增强人民性就是违反党性。这些同志可以从这些宝贵经验中得到教益。

五  学习毛泽东同志对晋绥日报的讲话

当然，并不是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不一致的时候，确实也出现过把党报的党性地人民性机械地对立起来的情况。当然，明白地提出要用加强人民性来削弱党性的事，没有听说过，但是，从实质上说，用强调所谓人民性因而在实际上削弱和违反了党性的事，确实也出现过的。这方面的经验也不能忽视。

一九四八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批评晋绥党委和《晋绥日报》所犯的“尾巴主义”的错误，我认为从实质上来说就是属于这—性质。晋绥地区在一九四七年的土地改革中，在正确地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出现比较严重的“左”的偏向。报上笼统提出“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正如毛泽东伺志所指出的：“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地委书记会议(按：指一九四七年六月，晋绥分局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仅仅强调了党应当执行群众意见的方面，而忽视了党应当教育群众和领导群众的方面，以致给了后来某些地区工作同志以不正确的影响，助长了他们的尾巴主义错误。”对于如何正确领导群众教育群众，毛泽东同志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当着群众要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报纸要宣传好这些观点，使大家都能明白。”

当时，晋绥地区发生的“左”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划分阶级成份中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侵犯了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和发生乱打乱杀的现象。在这一时期，《晋绥日报》在正确地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进行了比较突出的关于“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宣传，刊登了不少反映这种左倾的典型，发表了不少引导和鼓励这种左倾错误的评论和编者按语，的确在客观上起到了址长不少干部的尾巴主义的错误。

应当承认，当时的《晋绥日报》的同志的工作是很努力的，编报工作是作得很好的，而且很有创造性。(比如“编者按语”)，不仅在晋绥地区的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在临近的解放区也有影响。

抽象地说来，党的机关报宣传“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把一些左倾事例作为典型，加上评论和按语来加以鼓励和推广，当然是违背党的方针政策，是背离党性原则或者党性不强的表现；虽然当时的报纸宣传受到很多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拿现在的话来说，可以说当时报纸在强调人民性方面是比较注意的；我想，是否可以加上这样一个帽子：片面强调人民性，削弱了党性。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分析，笼统地戴上这种帽子，也是不公正的。因为犯这种左倾错误，首先是地方工作，而不是报纸工作，首先是党委而不是党报；当时报纸宣传犯这种错误，是在党委领导下犯的，并不是党报同党委闹独立性而犯的。当时，《晋绥日报》的宣传是得到党委支持的，赞扬的。所以从《晋绥日报》编辑部总结经验教训来说，可以承认自己犯左倾错误，在办报原则上看，是片面地强调了党报的人民性而削弱和背离了党报的党性；但是从党委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来说，《晋绥日报》犯这一错误，是党委领导犯了错误的结果，是服从了党的领导并不是违背了党的领导，并不是闹独立性，并不是拿强调人民性来削弱党性。

一九四八年，毛泽东同志路过晋绥时，对这种错误进行了很中肯的、鼓励性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同志比较严厉地批评了晋绥分局党委和地委，但对《晋绥日报》却批评得很轻，只说报纸宣传的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没有说它宣传的具体错误，他说:“《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以后进行反对右倾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你们作得很认真，充分地反映了群众运动的真实情况。对于你们认为错误的观点和材料，你们采用编者按语的形式加以批注；你们的批注后来也有缺点。但是那种认真的精神是好的，你们的缺点主要早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驰。’现在‘驰’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现在作—次全面的总结，纠正了，左’的偏向，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毛泽东同志特别赞赏《晋绥日报》尽管在犯错误时候仍然表现出来好的作法和作风，教导他们在纠正偏差的时候，不要认为犯了某些错误就完全错了，仍然要注意保持和发扬好的作法和作风。他称赞：“《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地委书记会议以后，有很大进步。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我很愿意看它。但是今年一月开始纠正‘左’的偏向以后这一时期，你们的报纸却有点泄气的样子，不够明确，不够泼辣，材料也少了，使人不大想看。”毛泽东同志关于“党报的战斗风格”的重要指示就是这次对《晋绥日报》说的。他说：“经过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以后，我相信，你们的报纸会办得更好。应当保持你们报纸的过去的优点，要尖锐、泼辣。鲜明，要认真地办。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形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并没有批评他们削弱和违背了党报的党性，仍然一再教导他们坚持办报的群众路线。我认为，拿现在的话来说，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对加强党报的人民性作了十分重要的指示，而且从加强党报的人民性来阐明增强党报的党性。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只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又说：“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但是在有些同志的工作中间，群众路线仍然不能贯彻，他们还是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当然要从思想上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同时也要教给同志们许多具体办法。办法之一，就是要充分地利用报纸。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还说：“同志们是办报的。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掌的方针政策。办报和办别的事情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主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我们的报上天天讲群众路线，可是报社自己的工作却往往没有实行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还特别强调：“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在没有出去参加群众工作的时候，也应当多看关于群众运动的材料，并且下工夫研究这些材料”，“报社的同志也要经常向下边反映上来的材料学习”，慢慢地使自己的实际知识丰富起来，使自己成为有经验的人。这样，你们的工作才能够做好，你们才能担负起教育群众的任务。

重温这一段历史，重温毛泽东同志当时的指示，是很有教益的，对于如何把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统一起来。而且如何从强调人民性方面来增强党性，今天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六、大跃进时刘少奇同志对报纸的批评

一九五八年，我们党和党报犯的也是左倾错误，但表现出来同晋绥时的错误有些不同。那时的左倾的主要错误，是不适当地宣传“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因而在土改中扩大打击面，犯了“尾巴主义”性质的错误；这次，报纸大张旗鼓的宣传三面红旗，宣传群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犯了“左倾蛮干”性质的错误。报纸这个错误如果也要套用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说是过份地，片面地或者不适当地强调报纸的指导性，不适当地强调报纸代表党指导工作，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不适当地强调了党报的党性。当时报纸宣传的错误，正如刘少奇同志对《人民日报》负责同志谈话时所指出的：“三年来，报纸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这些，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当时，报纸宣传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曾经受表扬，在新闻界推广，叫做“闻风而动”，就是《人民日报》的领导同志经常参加当时中央的各种重要会议，会议期间，几乎每天都打电话回来，及时传达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具体说了什么话；当时要求：头天晚上传达的，报纸要“闻风而动”，第二天、第三天就要在报上宣传出去。这种宣传曾经得到中央好些领导同志一再表扬。换句话说：当时报社宣传党的政策方针是坚决的，对领导意图是紧跟的，是很“听话”的，是很尊重和服从党委领导的，特别是十分尊重和服从领袖的指示的，可以说党性是强的。本来，党报对党委的指示，在宣传上采取“闻风而动”的积极态度是对的，党报对党委的指示就是要采取积极的态度，要尽可能快地进行宣传。问题是当时的理解和作法都有不适当的地方。究竟闻的是什么风?是党委的决定还是个别领导人的谈话，是正式的谈话还是一般的谈话，是代表党委的谈话还是个人的意见，是正确的谈话还是不一定正确的谈话，是需要立即对外宣传的谈话还是需要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能宣传的谈话，如果不分清这些复杂的、具体的情况，通通采取“闻风而动”的办法，当然就难免发生不好的效果，甚至事与愿违。当时“闻风而动”的效果正是这样。

少奇同志说：“一九五八年的‘左’的错误，报纸宣传要负重要责任。但当时报纸宣传上的错误正是当时总的指导思想错误的反映。”“实际说来，说那时的‘左’的错误是下面造成的，说《人民日报》是完全离开中央在进行宣传，是不公平的。”“报纸威信很高，大家都以为《人民日报》代表中央，《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所以，这几年很多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人民日报》搞了这么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可以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大。”

党报代表党委指导实际工作，报纸要有指导性，这点是没有错的。报纸要宣传和贯彻执行党中央的精神，要做实际工作的促进派，当然要有指导性。但是，应当是正确的指导，不能瞎指挥。少奇同志说：“你们要作马列主义的记者，要鼓动群众前进，报纸要有指导性，要帮助党委指导工作，不是要脱离党委。”少奇同志说：“这几年你们比较注意服从党委领导，强调依靠党委办报，但又完全依赖地方党委，自己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也不敢反映问题，不敢提出意见。要讲两种偏向，一种偏向，脱离地方党委领导，认为受党委领导就不能写批评稿，因而就闹独立性；一种偏向，是完全听党委的话，因而就出现浮夸这类事，什么公共食堂好，放卫星。听话，也不是；不听话，也不是，是难办。作一个共产主义的新闻记者是难办。你们要从这中间想出办法。要把坚持原则性和坚持纪律性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服从党委领导，要坚持纪律性，千方面也要敢于向党委反映问题，提出意见，要坚持原则。不要怕对党委有争论，有争论不是不服从党委，不服从，是错误的，要犯错误；服从，也要犯错误，是不容易。又要作马列主义的新闻记者，又要想那么容易，哪有那么容易的事。”

一九五八年以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特别强调对实际情况作调查研究工作，中央转发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几篇著名文章；还特别发了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重申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等—系列的指导思想。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亲自率领调查研究组分赴各地。刘少奇同志亲自到湖南作调查，少奇同志对报纸宣传的很多重要指示就是当时对当时参加调查组的《人民日报》负责同志说的。少奇同志一再强调：“报纸工作人员是调查研究的专业，工作人员。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

大跃进时，由于党中央缺乏调查研究，总的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报纸本身也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一方面，对党委领导同志在会议上的即席发言，不加分析，一味“闻风而动”，立即照样宣传，当然要犯错误。另一方面，记者缺乏调查研究，反映了不少浮夸、瞎指挥和片面性的稿件，同时片面强调“依靠党委办报”，不敢提出不同意见，不敢同党委争论，不能把坚持纪律性和坚持原则性结合起来。所以，当时报纸犯那样严重的错误，不能说是脱离当时的党委，只能说是同当时的党委一样，是严重的脱离群众。

对一九五八年的错误，一九六一年根据中央和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学习了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专门进行了严格的检讨，总结了三年大跃进宣传的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可惜，由于这种总的指导思想的错误没有得到认真的纠正，以后，在反右倾斗争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报社对大跃进错误宣传的检讨不仅没有得到肯定，反而受到批判。老实说，在大跃进时，党内外一些新闻工作人员，已经看到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隔阂，看到党报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隔阂，在当时或者在大跃进以后，对改进报纸工作提出了一些强调调查研究，强调群众观点、强调依靠党委办报的同时强调依靠群众办报等等意见，这都是从党的利益出发提出的意见，《人民日报》当时的检查也是贯穿这种精神的。可惜，在反右和文革时，却受到了很不公正的批判，甚至被无限上纲，硬是把这种合理的、好心的意见说成是反党，是反对党报的党性，是以强调人民性来削弱党性，等等。这样错误批判的结果，加上其他政治上的重要原因，如反革命阴谋家篡夺了党报的领导权，报纸宣传上这种‘左’的错误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变本加厉地恶性发展起来。那时，报纸越“高举”、越“紧跟”，报纸越受到当时领导的表扬和夸奖，就越脱离群众；最后甚至使党报蜕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帮报。这个沉痛的教训是值得深切吸取的。

七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沉痛教训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是极为沉痛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批野心家由谋家，不仅篡党、篡政、篡军，而且首先就篡夺了党报的领导权，逐渐使党报蜕化为帮报。这个时期的党报，当然不是什么削弱党性或人民性的问题，而是把党的报纸蜕变为反党反人民的报纸。但是他们的阴谋是打着党的旗号，是以党中央的名义来进行的；他们利用党报反党反人民，时而是以人民的幌子来反党，时而又以党的幌子来镇压人民。深刻记取这些沉痛的教训也是很有教益的。

他们打着人民的幌子，宣传什么“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矛头向上，大方向正确”，“造反有理”，等等；报纸大张旗鼓地表扬所谓造反派，煽动他们打砸抢，把国家财产和人民的财富砸烂，把革命干部打倒在地，还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也不得翻身!”他们一方面这样夸大宣传群众的所谓革命性，一方面又宣传党的领导的所谓反动性，鼓动“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炮打一切“司令部”，砸烂一切领导权威，至于什么党规党法党的纪律更是不在话下，所谓无法无天的“造反精神”更是“万岁”了。

但这只是他们阴险手段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他们又极端夸大领袖的所谓权威，宣传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万句”，“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就是最高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就是唯一的党的领导”，宣传除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以外谁都可以打倒，其他任何党组织都可以解散。在这同时，他们宣传极端的集中，反对党内外任何良主。他们故意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只准“舆论一律”、“一个字也不能闹独立性”，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专政”。无论在中央还是基层都不准发表任何不同的意见，对任何不同意见都可以无限上纲，说成是“三反罪行”，从党中央副主席到普通党员都可以随便打成“三反分子”，使全党从上到下都变成“造反派”的—言堂；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的种种罪行都是在所谓党的名义下强迫群众推行的，他们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种材罪行也都是在所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幌子下进行的，他们在天安门公然镇压革命人民，也是在所谓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名义下进行的。

当然，在他们故意夸大人民群众的所谓革命造反精神时，也是在党的名义下进行的。当时陈伯达，姚文元等阴谋家篡夺《人民日报》的领导权，使它蜕化为帮报，也是在党中央的名义下进行的，《人民日报》当时在宣传上的种种罪行也是在他们直接指挥下进行的；林江反党集团认为当时的《人民日报》“最得心应手”，“最听话”，“办得很好”，“立了大功”，一再受到夸奖，被认为所谓党性最强。

当时的《人民日报》虽然是在我们党非常不正常时期所办的非常不正常的中央机关报，最主要的沉痛教训是如何防止我们党和党报被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所篡夺，但是除此以外，对于他们反党反人民的阴险手段，也是值得十分警惕的，就是他们那种时而极端夸大群众的所谓革命精神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章、党法，党的纪律，时而又极端强调领袖和党的所谓领导和权威，反对党内外民主以至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可惜，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党直接领导党中央机关报的中央领导同志，并没有吸取这一沉痛的教训，对于“文化大革命”中报纸工作方面的一整套极左的倾向没有进行检查清理，而且继续肯定和推行，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加以研究的。

八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两年的教训

粉碎“四人帮”，我们党得到了新生，我们的党报也得到了新生。全党全国人民欢喜若狂之后，都决心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着手拨乱反正，使我们党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可惜。有个别领导同志，特别是主持思想理论战线工作的领导同志，却一再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的”，处处坚持文化大革命很多作法。对揭批“四人帮”，他们限制和阻挠；对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他们强调谁批准的就不能平反；对那一套极左的东西，他们奉若神明；不让有所改变。是否继续遵循“句句是真理”，“处处高举紧跟”，就是他们的所谓党性标准。他们领导报纸宣传工作，衡量党报的党性标准也是这个。三中全会以前，他们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党性”。是“按个性办报”，关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就是这样重新引起议论的。

他们对于自己的“左”的那一套，不仅坚持不放，而且提出“两个凡是”的所谓理论，实际上是“句句是真理”和“按既定方针办”的改头换面的错误理论，企图继续推行下去，这就更加引起党的很多建党元勋，很多中央和其他领导同志，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是很不满意的，因而在党内党外，势不可挡地展开了一场新的斗争。在很多党的老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声援下，《人民日报》也尽自己的力量想方设法进行了一些拨乱反正的宣传。这当然使直接负责领导报纸宣、传的中央领导同志大为恼火，骂报纸“不听话”，没有党性，骂报社负责人“目无中央”。他们手里没有真理，只好用所谓党性来压人，妄图扼杀报纸拨乱反正的宣传。

当时胡耀邦同志还是党校的副校长，在他的主持下修改定稿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名震中外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刊登以后，他们就暴跳起来了。因为这篇文章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方面，表面上是批评“句句是真理”、“按既定方针办”的观点，实际上晕针锋相对地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同时在这期间，报上还刊登了胡乔木同志负责组织撰写和修改定稿的关于坚持按劳分配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针对多年来，特别是文革期间经济工作的根本毛病——刮共产风、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极左思想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批驳。刊登这种带根本性的理论文章，他们认为是大逆不道，于是在一九七八年五月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对宣传单位、特别是对几个中央级的报纸提出了吓人的批评，责备“党报没有党性”，“党报不听党的话”，责备办报的负责人不是按党性办报，而是“按个性办报”，是“骄傲”、“目无中央”，甚至提出要在组织上进行清查，看报纸是“代表那个党的中央?”大兴问罪之师，挥舞起“反党反中央”的大棍。

在这种情况下，我曾经在几次会上针对这种责骂《人民日报》没有“党性”的问题，进行了答辩。一九七九年三月在新闻工作会议的发言中和九月在党校的报告中，我对我们党和人民的关系、党报和人民的关系作了阐述，特别是在党校的报告中，我提出了“党报是党的报纸又是人民的报纸”，“党报代表人民和代表党是完全一致的”、“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原则。我认为这个原则是我们党报的光荣传统，是我们必须遵循的一个根本的办报原则。

应该说清楚，我当时这样讲，确实没有去回顾和研究经典著作和有关的历史资料；我记不得《解放日报》提出过“党报的党性和群众性”，也不知道《新华日报》提出过“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因为这时正是胡宗南积极准备进攻延安，中央忙于准备转战陕北，那时延安已经看不到《新华日报》了)，当然，更不知道马克思在办《莱茵报》时提过革命报纸的“人民性”。这些都是我在党校讲话以后，有的同志指责我讲出了大毛病，有的同志甚至说“人民性”是资产阶级的语言，不应该引进党的新闻工作；这样，我才“亡羊补牢”，去翻阅和研究我们党办报的一些有关的文件和资料，去翻阅了一小部分马恩列斯毛有关的论述。我在本文所引用的材料和论述，是我在讲话以后才断断续续地搜集起来的，并不是在讲话之前，我就很有研究、很有根据。所以，不能因为后来查到了出处，就故意“倒果为因”，说自己当时讲话是胸有成竹。很有根据的。但是，也不能说，我当时完全是别出心裁，提出了什么新的论断，或者是随心所欲地杜撰出什么新名词。因为当时，我还是有一点根据的，根据多年来的办报工作实践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根据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改版时关于“党报是党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的论述，和毛泽东同志讲的“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的教导。

应该承认，当时的讲话并不是经过很好研究以后讲的，并不是专门阐明关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理论学术性的研究讲话，因而从理论上来要求，肯定有不周密，不完备的地方，甚至某些词句和个别论述还可能有毛病，比如：从原则上强调了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却没有联系原则来阐明在历史实际上常常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和不一致的时候；比如：只讲了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却没有讲党性高于人民性；比如：，只讲了两者的一致，没有讲它们的不同，不能划等号；比如：讲了真的党性和人民性，没有讲假的、口头上的所谓党性和所谓人民性；等等。但是，尽管有这些缺点，当时我的基本观点，就是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观点还是对的。我的理论水平很低，要真正对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进行理论的研究和阐明，还感到很吃力。我想，从我们党办报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一点回顾，对无产阶级办报的经验作一点回顾，对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争论，是会有好处的，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是可以统一的；当然还会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有一些意见统一不了，但这是可以留待以后去进一步研究吧。

下面我还是想从实际经验教训中，注重探讨一下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在实践中如何使之真正一致的情况和问题。

九  为什么在强调党性的同时要强调人民性?

既然我们党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为什么在增强党性的同时要提出增强人民性呢?

我们党是伟大的，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有了伟大的党的领导，我国人民才能够夺取伟大的胜利，才变成更为伟大的人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正因为我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在伟大人民的斗争当中，产生了一些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这些政党，代表人民，领导人民进行斗争，在伟大的斗争中，，也锻炼了这些政党。无数斗争证明，在这些政党当中，中国共产党是最能代表人民的党，最能领导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党，是真正人民的党，因而成为我国人民公认的伟大的党。

我们党是人民的党，但它不是全体人民的组织，而是人民中少数先进分子的组织，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先锋队来自人民，但高于人民，而且它只是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先进组织中的先进分子，从原则上说，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在一致的情况下又常常出现不一致或者不大一致的地方。比如党员的阶级觉悟比一般群众高，组织纪律性也高，党和人民对他们要求也高得很多；又比如，人民群众是多数。包括各阶层、各民族，分处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和各种不同的环境，因而，他们对我们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感受和认识就常常大大不同。因而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既有提高人民群众和领导人民群众的任务，又有了解群众、向群众学习和时刻不脱离广大群众的任务。

特别是随着我国革命斗争的胜利开展，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大量被吸收到党里来，我们党从党员数量很少的党逐渐变为数量越来越大的党，从部分地区的小党变成全国性的大党，从秘密的党变成公开的党，从不执政的党变成执政的党，这就不仅需要随之改变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需要根据不同情况改变我们党的组织形式。斗争形式、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这中间一个极为重要的核心问题，就是不断扩大和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当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的时候，我们党耶时改变了路线和政策，毛泽东同志根据“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全国性的大党”，提出我们党的新的任务是：“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和党报才在提出增强党性的同时，强调提出增强人民性的问题。

可见，尽管我们党是人民的党，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但是，为了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增强我们党的群众性，为了把我们党的机关报办成全国人民喉舌的人民的报纸，在提出增强党性的同时，提出增强人民性，是十分重要的，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多此一举。

有的同志认为，提出人民性就是和党性对立的，在党报工作中。引进人民性的概念，就是把人民性作为无产阶级党性的对立面提出来，是为了“限制”党性，就是为了纠党性之偏，甚至认为提出党报的人民性就是提倡党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论点，显然是误解。党和人民是两个概念，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也是两个概念，党性和人民性也是两个概念，不能把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混淆起来，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它们两者又是统一的。这就是两者的辩证关系。指出两者的不同并不等于否定两者的一致，所以，还是需要提出两个概念，不能用一个概念来完全代替另一个概念，不能说一提出不同的概念就是为了“对立”，为了“限制”，为了“纠偏”，而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的发展，应当提出特别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重点，而不强调这个重点却是万万不行的.

十  当党委和党报犯错误的时候

在党委和党报发生错误的时候，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也“常常”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比如前面说的晋绥土改时期和大跃进时期，特别是大跃进时期表现得很明显。正如少奇同志所说的，那时党报对党委听话也不是，不听话也不是；不服从，要犯错误，服从，也要犯错误。因而报纸工作人员；就需要把坚持原则性和坚持纪律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服从党委领导，要坚持纪律性，一方面也要敢于向党委反映问题、提出意见，要坚持原则性。也就是要把坚决听党委的话、服从党委领导、尊重党委意见，和善于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反对完全依赖党委，把责任完全推给党委的懒汉思想，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同时，也要我们报纸工作人员，根据实际情况，敢于反映新情况，提出新问题；敢于提出确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和确有事实根据的新意见。不要怕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能在原则问题上放弃原则。“不要怕对党委有争论，有争论不是不‘服从党委’”，因为争论是—回事，最后在行动上还是要服从党委的决定，退一步说，即使党委当时的决定错了也要服从，可以—面执行，一面提意见，直至向中央正式提出意见。

党委总是免不了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犯错误的党委是没有的。错误是难免的；可以避免的，只是某些最严重的错误，而某些很严重的错误也常常难免，甚至难免一犯再犯。因而党委在领导党报的时候，就更需要注意在强调增强党报的党性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增强党报的人民性。少奇向志提出党报工作人员应该是调，查研究的专业工作人员，就是要负责向党委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少奇同志强调：调查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调查的目的有三个：

一个是了解中央已经实行的政策是否正确，比如现在公社实行的粮食政策，供给制，公共食堂，等等。调查的目的就是首先看这些政策是否正确，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不正确。二是已实行的政策已经不够，要根据新情况来修改政策。调查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出现了一些什么新情况，过去的政策哪些不正确，哪些不完善。三是脑子里原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在调查中新提出的问题。调查的目的就是要发现问题，要根据新问题提出应订些什么新政策。

少奇同志还认为，当党在政策上犯错误的时候，违反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下级向上级不敢说真话，群众对干部也不敢说真话，记者采访的新闻，尽管是按照当地党委意图搞的，稿子经过党委负责人审查过的，结果还是采访了很多假新闻。少奇同志说：“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天天甩大字登头条新闻，昨天说那里生产如何好，今天说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毒究竟多少是真的?你们想用这些典型事例来指导工作，典型本身就不真，怎样能指导实际工作呢?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我们不是强调‘按实际情况办事’吗?你对客观实际就没有调查清楚，要按实际情况办事，一切从实际出发，你从哪里出发?因此，你们要真正把客观情况弄清楚。”

要弄清实际情况，记者要研究如何对待不说真话的现象。那时，少奇同志也亲自到湖南作调查，他说：“湖南有—股不敢说真话之风，很严重。人家话都不敢讲，你还能调查出什么真情况，不一定是不相信你，这中间有很多原因。”当时，由于受“左”的错误的影响，党内外民主空气差，不能真正作到“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当时的农村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许多都不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当时在干部作风上，也存在强迫命令、浮夸虚假，一平二调等等问题。这些，就造成了不能取信于民，不容易说真话。当时，报纸在群众中也丧失了威信，党报也不说真话，不说实话，很多假话、大话、空话、威胁人的话。一位安徽新闻界的负责同志说：大跃进的错误造成安徽饿死很多人；群众在不断死亡，而党报却一个劲地宣传大跃进的正确，这样的党报，在方针上难道是正确的吗?这样的报纸在群众中怎么会有威信呢?这样的报纸记者怎么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呢?

少奇同志说，在这种情况下作调查研究，不能只采用开调查会的办法，不能只听干部的话，要听群众的话，要采用回老家找亲戚朋友的办法，可能谈出——些真话；最好是把亲戚朋友叫到长沙、离开本乡本土，他才敢说一些真话。就是在开调查会的时候，也要善于提出问题，启发群众说实话，甚至提出一些反面的问题问他们，如公然提出“公共食堂有八大缺点”，这一下就揭开锅盖了。少奇同志说：“你提出问题，要看群众是笑脸还是苦脸，是鼓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是昂头还是低头，群众的真意是可以摸到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听到人民群众的心里说，记者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报纸才能真正向党委反映真实情况。”

愈是强调记者弄清真实情况，愈是强调报纸增强人民性，党委也就愈能利用党报来防止和减少自己犯重大的错误。这样，党和党报的党性也就愈强。

可见，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出现不一致。正因为常常出现不一致，因而要特别强调它们的一致性，如果本来就不存在不一致，为什么要强调一致呢?但是，尽管常常出现不一致，它们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如果它们根本就不一致，任凭你怎样强调，无论你采用什么方法，也不可能使它们真正保持一致。

十一  增加人民性同增强党性是对立的吗?

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从理论讲是一致的；在实际工作中，在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又常常出现不一致的地方。但这种不一致，是根本一致中的暂时不一致，是大—致下的小不一致。比如当“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全国性的大党”，我们建党的新任务已经变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时，我们党已经能够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每天发行的自己的中央机关报，同时在解放区正常出版每天发行的中央机关报。这时党的机关报如果仍然限制在狭隘的小圈子，只以党员或者少数先进分子为读者对象；在内容上仍然只注意阶级斗争而忽视民族斗争，不去积极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去动员和教育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各行各界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救国；那么，这样的党报，就会落后于时代。所以党就有必要特别强调地提出，党报是党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的要求，提出党报在增强党性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增强人民性，而且针对那种怕增加人民性而违反党性的思想顾虑，提出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这就说明那时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在实际中出现了不一致，发生了矛盾。为了克服这种不一致，就不只是要党委把自己的机关报办成人民的报纸，而这种主观的努力，还要经受客观的检验，还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监督，使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感到党报既是党报，而且也真正是人民自己的报纸。这就是克服当时不一致的唯一有效的办法。

当然，也有极少数同志，手里没有真理，而又习惯于一言堂，故意把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想用“党性”的大帽子来压制党报增强人民性，指责这是“党报不听党的话”，是“按个性办报”，是“代表哪一个中央?”想用反党的棍子打人。粉碎“四人帮”以后那两年就出现了这种严重的情况。当然他们所说的这个“党性”，不是真的党性，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性，而是打括弧的党性；他们本心也不是真要维护党性，而是要维护他自己所想要达到的另外的东西。

比这种轻得多的情况，也是有所发生的，就是有的负责领导报纸的同志，缺乏民主作风，误把个人的意见和党的意见等同起来，报纸宣传只要不合他的意，就容易用“不听话”来责备，甚至用“不听党的话”，“不按党性办报”，“闹独立性”等等话来怪罪报社。

至于主持报社的同志中，是不是有的同志故意把人民性和党性对立起来，用所谓人民性来削弱党性呢?这个问题当然要特别注意。用所谓人民性作幌子，不听党的话，不服从党委的领导，—把自己掌握的报纸当成独立王国，这也是可能出现的。这在地方性的党报中是不是出现过这种严重的情况，我没有作过考查，不敢断定；但是在中央机关报的历史上，我没有听说发生过这种严重的情况。至于报社的工作人员中，有这种自由主义思想的同志，那是肯定有的。当然，有这种自由主义思想的同志所强调的人民性，也不是真正的人民性，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人民性，也是打括弧的人民性；他们的本心也不是要真正加强人民性，而是要加强他们自己想要达到的另一种东西。

有的同志由于有人用党报的人民性作幌子来削弱甚至反对党的领导，因而认为人民性这个词就是反党的贬义词，不主张用它．这显然也是不适当的。由于有人用党报的党性作幌子来压制和反对人民，难道我们也能因而认为党性这个词就是反人民的贬义词．而不主张用它吗?当然不能。至于在日常工作中，无论是负责领导报纸工作的党委领导同志，或者是主持报纸工作的负责同志，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差错，这是常常有的，对此，我觉得还是实事求是为好，是什么问题就批评什么问题，纠正什么问题，不必要都上纲到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来进行批评指责。

十二  关于党报代表党委的问题

当前的报纸工作中，是不是确有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应当归结为增强党性和增强人民性的问题而加以注意和解决呢?我看是有的。

关于党报代表党委，就是一个大问题。一九五六年中央对《人民日报》改版报告的批语说得很明确：就是又代表又不完全代表。中央的批语说：“为了便于今后在报纸上层开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过去有一种论调说：‘《人民日报》的一字一句都必须代表中央’，‘报上发表的言论都必须完全正确，连读者来信也必须完全正确’。这些论调显然是不实际的，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的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这样做就会使思想界更加活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各地党委今后也要强调地方党报是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如果片面强调它们是党的机关报，反而容易在宣传上处于被动的地位。”

中央的批语讲得十分明确：又代表又不完全代表．首先是代表，这是主要的。如果党报不代表党委，那叫什么党委的机关报?这二点必须首先肯定。这个根本原则不能背离。拿现在中央文件规定的话来说，就是党报必须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党报的主要言论和重要典型等稿件，必须坚定不移地宣传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方面不能违背，不能唱反调。不仅要教育报纸负责人严格遵守，还要教育报社所有编辑人员特别是党员严格遵守。这就是对党报增强党性的最重要的要求，也是所有报纸工作人员特别是党员增强党性修养的最重要的要求。党报如果在政治上不同中央保持一致，就根本丧失了党报的起码条件，党报的负责同志就会犯最严重的错误。

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不仅要求党报的负责同志和全体党员坚定不移地严格遵守，而且也要求领导报纸工作的党委成员，全体党委成员和党委书记也必须坚定不移地严格遵守。特别是对分工负责领导报纸的党委成员，在领导报纸宣传工作时，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成为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的模范。如果自己在某一重大问题上；同中央在政治上不一致，反而责备报纸“不听话”甚至加上违反党性的帽子，那就是错上加错。

党报首先要代表党，其次才是不能完全代表党。这个主次不能颠倒。除了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中央的意见。不可能完全代表党，不仅是因为事实上办不到，党报的“一字一句都要必须代表中央”，报上言论“都必须完全正确”，这些论调显然是不实际的。而且因为如果硬要这样做，就会违背党报同时又是人民的报纸的大原则。第一是党报应该“展开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各种不同的意见，不仅可以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不一致，“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可以允许各种不同观点的论争，可以容许一切非党人士站在善意的立场上对我们各方面工作的批评或言论发表建议”。第二，党报不仅应该发表党的指示，而且要“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只有这样做，才是真正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双百方针”和“群众路线”的原则。

所谓不完全代表党，或者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并不是说可以把党报当成辩论的俱乐部，任何不同的意见，任何相反的意见统统都可以刊登。也不能把党报变成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同人报纸，由报社的同人想登什么就登什么。如果是这样，也不成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党报，不成为中国人民的报纸．对于那些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能登，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当然不能登，一切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言论当然不能登。这是办党报同志的最起码的常识。在这种常识问题上是不容许犯错误的。

我们说报纸上应该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而且，为了在报纸上开展讨论，可以允许各种不同意见的争鸣，甚至可以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这是为了“使思想界更加活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而不是使思想界更加混乱，不是使读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来愈糊涂．因而编辑部对这些不同的意见，还是应当有所选择，有所侧重和有明显的倾向性，要有计划有目的地选择和发表某些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见；对一些不正确的意见更要选择刊登，而且要有意识地组织讨论和争辩，进行批评和反批评，或者对某些重要的讨论进行有说服力的结论，。党的和人民的报纸有责任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以便提高读者的理论认识水平，澄清思想界的混乱，明辩是非，“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这也是为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不是为了把问题弄得越来越难办。

在一九五六年改版时，乔木同志亲自撰写的《致读者》中阐明将着重从三个方面改进《人民日报》的工作，第二方面就是“开展自由讨论”，现在读起来，还是觉得这一段写得很好，对于党报为什么需要刊登不同意见的讨论，论述得很精辟，而且特别说明报上发表的读者意见，不仅不一定都代表党委，也不一定都代表报纸编辑部的意见。现在把这一段全文引在下面：

“第二，开展自由讨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抱有同一种见解．党的和人民的报纸有责任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道路，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应该采取简单的、勉强的方法。首先，报纸编辑部无论凭着什么名义，总不能设想自己是全知全能的，或者故意摆出这样一副神气，活象对于任何问题可以随时作出绝对正确的结论。不是的，事实决不是如此。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群众性的讨论中逐渐得到答案。有一部分问题甚至在一个时期的讨论以后暂时也不能得到确定的答案。有许多问题，虽然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应该在群众中加以广泛的宣传，但是这种宣传也并不排斥适当的有益的讨论。相反，这种讨论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答案的正确性。而且就是正确的答案，也经常需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补充和修正。我们虽然不提倡无休止的讨论，报纸的篇幅也不允许对于任何问题都去讨论，但是无论如何，害怕讨论的人总是可笑的人，在开展讨论方面，过去我们报纸是作得很不好的，因而也减少了报纸的生气。今后我们希望力求改进。为了便于开展自由讨论，我们希望读者注意：在我们报上发表的文章，虽然是经过编辑部选择的，但是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酌意见，——这不是说代表编辑部的意见就不可以讨论，而是说，我们发表的某些文章的某些观点跟编辑部有所不同，这些文章的作者的观点彼此也不同，这种情形希望读者认为是正常的。这种情形不但不妨碍而且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无论问题是由于一种观点战胜了其他观点而解决，或者是由于不同观点在争论中互相接近而解决。我们的报纸上发表的事实，编辑部力求经过调查证实，但是有时某些问题(特别是读者来信中提出的问题)在个别细节上不容易很快地查得一清二楚，却有必要及时地发表出来，以求迅速解决，那末，编辑部也将加以发表，而让它的某些细节在实事求是的讨论的过程中弄清。这也是希望大家谅解的。

仔细学习和回味这段精彩的论述，对我们是很必要的。

十三、关于党报服从党委的问题

关于党报服从党委领导的问题。党报尊重不尊重、服从不服从党委的领导，确是党报是否有党性或者党性强不强的一个重要标志。党报是党委的机关报，是党委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党委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因而党报必须尊重党委的领导，必须服从党委的领导，就是说不只是在组织上要服从，首先是要在思想上要服从，同中央在政治上的保持一致。如果党报脱离了党委的领导，背离了党委的领导，或者不服从党委的领导，这个党报就没有资格叫党报，就失去了作为党报的起码条件。在尊重和服从党的领导方面，报纸工作人员必须采取严肃认真、坚定不移的态度，绝对不容许闹独立性，也不容许自由主义。主持报社工作的负责人员和报社的全体工作人员必须首先明确这一点。这是报社工作人员党性修养的第一条原则。

一九七九年三月，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我曾经发表过一个意见，我认为：党委对党报的领导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二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不知我这样概括性的表述对不对?我们党对全党各级组织和全国人民的领导，主要也是两方面，一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一是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的报纸是党的思想理论武器，党委对党报的领导，我认为主要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和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党委要领导党报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导党报坚定不移地结合实际地很好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当然在日常宣传中，党委有些具体的重要指示、措施和重大的策略布署，以及实际工作中应兴应革应表扬应批评的问题，也需要随时向报社传达、指示，布置和提醒；对于报纸宣传中出现的不符合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等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当然更应该进行批评，教育和帮助。党委还要负责选择和培养报纸工作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党报编委会的负责工作人员；如果他们不能正确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甚至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同党委闹独立性，那么，党委就应当严格地批评、处分以至撤换党报的主要负责人。

党委对党报的领导，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的原则领导，在这种原则领导下，放手让党报编辑部去独立负责的进行工作，创造性地完成党的宣传任务。党委要培养而不是损伤党报工作人员在党委领导下独立工作的自主也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培养党报工作人员独立负责的精神和能力，培养出一支能优异地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能完满地宣传党委各项指示决定的，敢于和善于独立作战的党报干部队伍。一个事事请示，件件送审，谨小慎微，等因奉此，不敢大胆地独立工作的编辑部，是不可能把报纸办好的。我们党领导的各条战线和各个地区的工作，作得好坏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培养出一支能独立完成党的任务的工作队伍。这是我们竟的各项事业兴旺发展的可靠保证。

党委强调各部门各地区的负责人员要服从党的领导，一些党委领导同志常说“要听党的话”，这对党报工作人员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但“听党的话”是“听党委的话”，不等于听党委中某—位领导成员的任何一句话；对党委任何成员的话，党报工作人员都应当尊重，但要分析，不能一律照办，不能绝对服从。正如党委分工负责领导其他各项工作的成员一样，负责领导宣传报纸工作的成员，也不可能完全正确、绝对正确。若干历史事实一再证明，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为了吸取“句句是真理”和“两个凡是”的惨痛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会议指出，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直到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这就是说：任何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不要叫“指示”，那么分工负责来领导党报的领导同志的话，也不能叫“指示”，对之要作具体分析。如果他的意见是代表党委的集体意见，当然是指示，当然要尊重和服从。如果他的意见尽管没有经过党委集体讨论，但是是正确的意见，当然也要尊重和执行。如果他的某一意见是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不符合党委的指示决定的，那当然更不能当指示去遵照执行，可以根据党的组织原则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量，也可以向党委提出正式的不同意见。

党的组织原则，既要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还要全党服从中央。如果上级某一领导同志自己在政治上同中央不一致，甚至明明违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自己就违背了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值得注意的，常常是这样的同志，喜欢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强调“听党的话”，就是用各种办法使下级来服从他的错误意见。说严重一点，，就是不仅自己在政治上同中央不一致；而且还要用组织手段强制下级同自己一样在政治上同中央不一致。这些年来就不断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党委负责主持理论宣传工作的同志，自己同中央不一致，却一再批评党报负责人不听他的话。不服从他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不能把“下级服从上级”同“全党服从中央”分离开来，应当分别情况采取不同态度，可以向他本人提出不同意见，可以向党委正式提出意见，甚至可以直接向中央提出正式意见。不能一味盲目．服从，盲目服从不是党性强的表现，这是毛泽东同志多年来累次指出过的。

早在一九三O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的著名文章中，就明确指出：“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指示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义地执行上级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可见，对真正的上级指示也不能“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对于某—个分工负责领导党报的党委成员的话，既要十分尊重又要冷静分析，当然不能不加分析句句照办了。不能一味盲目服从，不能唯上唯书，要唯实，要实事求是。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志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央给你们权力，对有问题的稿件，你们有扣压的权力，不管是谁看过的。”可见，报社负责同志对党委领导同志个人的意见，要进行分析，分别情况，作不同处理。对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量；对有问题的稿件，可以暂时扣压下来，再同党委有关方面商量处理．报社负责同志应该把好这个关，这样做正是为了更好地作好党的宣传工作。

既然，对党委的指示不能“一味盲目执行”，对于领导同志个人意见不能叫指示，可以提出商量意见，对有问题的稿子，可以暂时扣压，那么，报社是不是可以无法无天，可以不遵守组织纪律，可以闹独立性了呢?当然不能。不能把这同组织纪律对立起来，如果连服从党委领导这条起码的组织纪律都可以不遵守，那还叫什么党报呢?在这里，我想特别说明清楚，就是在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那两年中间，《人民日报》虽然在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对个别领导同志的错误指示进行了抵制，防止了一些错误的宣传，作过某些比较正确的宣传，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并没有脱离党中央的领导，那些正确的抵制也是在党的基本原则和组织纪律所容许的范围内进行的，是比较注意坚持纪律性和坚持原则性相结合的。在当时党的错误路线、方针、政策上来说，《人民日报》基本上是执行了的；对中央的正式决定是服从的；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正式的文字批示是服从的；对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的正式通知是服从的。在报社同志的学习中，为了既不能犯一味盲目执行的错误，也不能犯闹独立性的错误，我们曾经认真地一再研究过这个问题。

当然，在纪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正确的抵制，作到正确的独立负责，并不是容易掌握的。在我们的同志中，这两种偏向都发生过：不管正确不正确，只要领导同志说了的就照办，这是—种；另一种就是只要认为自己对，管你谁说的也不理。抱第一种态度的同志，只要是党委领导人说了的，就一律“紧跟照办”，一来“平安无事”，反正出了错误是你指示的；而且还可以落一个“听话”的好名声。抱第二种态度的同志，片面强调“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我认为错了，不管中央文件，不管党委决定，不管党委的集体意见，不管会上的正式通知，反正自以为是，就是不执行，或者想个歪道理，变相不执行。这两种偏向都是党性原则所不允许的，按照这样原则办报，都是缺乏党性的表现。

当然，上面只是从大的原则上来阐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和如何促使它们的一致，至于在具体的报纸宣传工作中，什么时候要特别强调党性，什么时候要特别强调人民性，什么情况下要特别强调党性，什么情况下要特别强调人民性，以及在具体工作中如何适当地体现增强党性和人民性等等，这要取决于在具体时期具体条件下党的总的政治形势和政治要求．这就需要结合报纸编辑业务来进一步研究如何增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还不少，比如：关于党报如何很好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关于党报是以干部为读者对象还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对象的问题；关于党报如何广泛反映各地区各民族各行各业人民的实际情况问题；关于党报如何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关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关于更多更好地刊登和利用读者来信的问题；关于报纸的知识性和趣味性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直接关系到把党报办得既富有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意义而又办得使广大人民群众感到丰富多采，喜闻乐见。但是，这篇文章已经写得长了，这些问题，如果将来有可能，将另外写文章来研究。

以上意见肯定会有不正确。不恰当的地方，希望能引起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一九八二年一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