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作为西北组的主要召集人，胡耀邦几次“请假”，那是他承担了会议的组织工作、中央常委和各组之间的联络工作。邓小平、叶剑英的闭幕讲话，他也参加了起草。那段时间，作者(于光远)与耀邦有四次长谈。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四次发言更是语出惊人，眼界不凡。

 

第一节  热烈的西北组

中央工作会议上像我这样一般的出席者的会议生活，除了出席四次大会外，就都在自己的分组会议上。我除了几次有事去邓小平家外，从未请假，每天按时去西北组的会议室。在会议上我认真听别人发言，做笔记，注意观察，进行思考。我想对西北组开会的情况做一番描绘，会有助于增加读者对这个会议的实感。

西北组第一次小组会是开幕的第二天即11月11日下午举行的。到11月19日上午这段时间内，只有11月14日没有开会。11月20日与21日两天没有开会。11月22日上午开会时，汪锋传达21日下午和晚上常委会听各召集人的汇报会的精神，这次汇报会的时间不短，汪锋也用了不少时间详细地传达。看来21日不开分组会的原因就是有一个汇报会，大家想听听常委有什么想法再发言。随即开了三天分组会之后，全组人员就出席第三次大会，听华国锋讲话了。在23日、24日两天，小组用两个下午的时间讨论常委前些日子布置的要李登瀛、王惠德、杨西光三个人准备的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修改意见，全组一条一条地讨论修改，花了很长的时间。完成这个任务后，又讨论由胡耀邦、王任重和我准备的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草稿的书面意见。大家认为我们起草的那个材料可以，不必再修改，就上报中央。

11月25日大会后，26日上午的分组会上，大家发言对华国锋的大会讲话表示满意，并且就在26日上午江一真第一个指名批评汪东兴，下午杨西光和我再次指名批评汪东兴。11月28日汪锋传达11月27日常委会听汇报的情况。

会议开到12月7日，西北组以全组名义提了十二点建议，其中包括增补九名中央委员、三名政治局委员和一名党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建议，举手赞成的人都署了名。12月11日汪锋传达：政治局召开了会议，讨论了西北组的这十二条建议和其他分组提出的类似的建议。汪锋讲的是政治局同意的，想必政治局委员在这之前举行过一次会议。这个增补名单算是通过政治局这个环节定下来了。

12月12日讨论中纪委候选名单。12月13日讨论《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农产品价格的决定》，在西北组内决定由姚依林作说明。12月13日开闭幕会，三位常委讲话。14日西北组开会讨论13日闭幕会的讲话和汪东兴的书面检讨发言，并写了一个西北组综合简报，在会上进行了讨论修改，由四个召集人署名上报。也就是在这一天，华国锋在西北组综合简报上批写“印发到会同志”。

西北组列入分组名单的有35人，34人全都积极发言，只有纪登奎除了在小组会讲过一次，介绍负责起草的文件外，没有发言。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似乎他很少到会。会上有人指名批评他。在做这种批评时似乎他并不在座。对他做的检讨，小组发言中也没有人提到，会上没有同他有任何交锋。其他的人发言的情况有多有少。发言10次以上的有2人，7—9次的有八人，发言4—6次的有15人，发言3次以下的9人。以发言6次的人数最多。此外还有两次全组集体表态。

全组有做地方工作的、做军队工作的，有做部门工作的，也有我们这样做理论工作新闻工作的。参加这样一个会，我可以了解不少情况。出乎意料的是，参加我们分组的几位军队代表，对我们理论界的情况非常熟悉，谈起来共同语言很多。

我们西北组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没有曾经站在“两个凡是”的立场上的人，这同其他五个分组有所不同，尤其与西南组的情况不同。因此我们组是对其他组的人提意见，也容易全体一致地表态。

 

第二节  胡耀邦与中央工作会议

我说胡耀邦是中央工作会议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没有与邓小平、叶剑英等常委同志相比的意思。但是我想说一句，这个会如果没有胡耀邦，恐怕也开不了这么好。可是要我说出许多具体事实，却有一些困难。因为他做的许多事是我看不见的。在会议期间他忙极了。他是西北组的召集人，但在西北组开会时他“请假”的次数不少，其他三个人主持会议比较多。他在分组会上发言的次数只有三次，但每一次发言内容都很重要。他话不长，内容却精彩。当然西北组的许多重要的行动，他都拿主意。我们西北组的主意比较多，比如大家举手通过的“十二点建议”，在闭幕会后搞了个由四个召集人署名发出的综合简报，这些事都有他的主意。

担任西北组的召集人只是他在会议上的一项工作，他还忙着许许多多别的事。他的职务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就是以这个身份被通知参加这个中央工作会议的。他在这个会议上尖锐地系统地提出中央专案组的问题，这是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特别关心的问题。那时他还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不过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并不是以某个单位的负责人的身份在工作，在会上他虽然没有什么名义，常委会的活动他当然不直接参加。不知道经过一些怎样的过程，他参与了这个会议的组织工作、中央常委和各组之间的联系工作。

胡耀邦和我是同龄人，当时都是63岁。我比他长四个多月。他是在这个会议期间满63岁的。当时他年纪还轻，不怕工作紧张。据胡德平一次告诉我，胡耀邦曾经告诉他，在那段时间内他实在忙得不得了。在会议期间，京西宾馆晚上安排了不少娱乐活动，比如组织舞会，他就一次也没有去过。晚上放映电影的次数很多，他只看了一次，而且是同他的工作有关系的一次(胡德平还告诉我，胡耀邦曾告诉他在会议期间他和我有几次谈话)。但是他在这个会露面的情况并不多。我说不出很多具体的事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当然我还是知道一些别人未必知道的事情。比如我知道叶剑英的讲话是让他找人帮助起草的，这个稿子后来就成为叶剑英闭幕会讲话的基础。邓小平在从东南亚几国访问归来要我另外找人起草他的讲话稿，也是胡耀邦同我联系的。邓小平亲自定稿时，胡耀邦也参加了。华国锋要写一个在三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稿，是找了胡耀邦等几个人做准备。这一点，是胡耀邦在1980年11月19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讲出来的。对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胡耀邦有没有发生过作用我不知道，但农业文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到底搞不搞，华国锋拿不定主意，是胡耀邦等人帮他下决心搞下去的。

我虽然写不出许多具体的事实来，但是我认为在追记三中全会前这个中央工作会议时，不能没有胡耀邦这一节。现在我写不出更多的具体情节，将来再来补充。我也希望别的同志来写这一个题目。我想搜集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后总可以写出比较丰富的东西。

 

第三节  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四次发言

在这里我只写一下他在西北组会上的发言。他的发言次数不算多，也不算少。我记得他第一次发言的时间是1978年11月13日上午，那是我们分组第四次会议。

华国锋1978年11月10日在讲话中讲了会议的三个议题之后，接着讲“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导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华国锋告诉中央工作会议的出席者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完全必要的。 在分组讨论最初一两天中，几乎发言人都按照华国锋讲话中提出的要求，对从1979年1月起着重点转移问题表了态。

胡耀邦11月13日在我们西北组关于重点转移的发言中说，华国锋提出的着重点转移问题的性质属于工作方针工作部署问题。他引证毛泽东说的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要等一波平了之后再去提新任务。他说揭批“四人帮”这个“波”还没有平，而是到了波峰，这正是提出建设任务的时候。同时他指出，着重点转移不等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已经完成。他也举了如“天安门事件”等大是大非问题必须彻底解决。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在讨论着重点转移时，很多发言者都持类似的立场，赞成从明年起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一定要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

胡耀邦在那一天的发言中讲了揭批查“四人帮”还有大量问题，采取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也要有始有终、善始善终地把任务搞得很完满。首先他讲对“四人帮”谬论批判的问题，他说该批判的题目也很多，决不能松劲。其次他讲了组织工作，他说十一大以来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定性问题处理是成功圆满的，打击面掌握得好，教育面比较宽。他说，中央级开除法办的170个定为“四人帮”这个集团中的人，定性也不要急，宁肯晚一些，过两三年做最后的处理，这并不妨碍着重点转移。

胡耀邦还讲了干部平反昭雪、落实政策问题，全国1700万脱产干部，在历次运动中有17%受到“审查”(用大家熟悉的语言就是挨整)，人数达200多万，下面还有不脱产的基层干部被审查，也有200万。对受到冤屈的人应按照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有错必改，翻案。否则，危害安定团结的因素消除不了。他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身份说，这件事情要在1979年庆祝建国30年前基本做完，有些事可以“一风吹”。

在这次发言中他也讲了“61人叛徒集团”问题、“南方叛徒集团”问题、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王鹤寿问题、康生问题等。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比胡耀邦这个发言早一天。那时胡耀邦的地位比陈云低不少，而他的发言内容充实具体，只是在会议简报里被删节了许多，别的组的人知道得比较少。我要是没有笔记，也回忆不起他这么多的讲话内容。胡耀邦在这个发言中对康生问题讲得很尖锐。他指出康生在“文革”中是罪魁祸首，做了许许多多坏事，中联部、中组部和中央党校送了许多材料到他那里，他认为“四人帮”应该改称“五人帮”，康生是“五人帮”的第一名。

胡耀邦这次发言没有“就事论事”，而且还提出一个深层次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要总结一下”。他要大家思考为什么林彪、“四人帮”能在台上十年之久?根本教训是什么问题?讲到康生自己不检讨，毛泽东替他赔不是。他认为党内生活不正常，指出长期存在“党内有党，法外有法”的现象。

接着他介绍邓小平说的一句话：党内要有一大批敢于思考问题、敢于说话、敢于处理问题的干部。主张要揭露生活中的矛盾。

接着他讲中央专案组的问题。他详细介绍了当时中央专案组的庞大的机构，什么专案组管哪一类人等等。我就不在这里写了。

胡耀邦第二次发言的时间是11月16日，讲的是农业问题。

胡耀邦在西北组第三次发言时间是11月26日上午，是对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表态。胡耀邦讲了四点，第一点对华国锋讲到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一大批问题，如为“天安门事件”正式平反和纠正一批重大冤假错案表示高兴；第二点要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批评和自我批评风气保持下去，同心同德就可以不断增强；第三点讲为了继续弄清大是大非问题，势必要接触到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和如何全面评价毛主席的问题，这是即使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事情。胡耀邦说他主张中央经过周密准备之后，说清楚这两个问题。他说现在要注意的是，一定不要重复前几年的教训，有人一提“文化大革命”有缺点、有错误就成了问题，一提毛主席也有某些缺点，就简单地反驳，又打棍子，从而激起人民的不满；第四点要尊重实践论，不能搞天才论、奴才论，要用实践来考察一切，检验一切。

应该说胡耀邦的这次讲话是一篇站得高看得远的讲话。在那个时候就讲出这篇话来，我听了是很欣赏的。

胡耀邦第四次讲话，只是很简单地提了一个具体的意见。他说，据北京市监狱负责人反映，现在监狱里还有一百多人是因为反对“四人帮”被关进去的。他提出希望有关方面查一下。

不算他参加我们西北组会议的集体发言，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发言，我记下来的就这么四次。胡耀邦发言次数不多，但前三次都是有分量的重要讲话，我现在把它们介绍出来，我想读者们是会很高兴的。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纪念。

 

附记：我与胡耀邦的一段交往

我和耀邦认识得很早，在延安时就见过面。但成为朋友是从1975年我们一起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反对“四人帮”，后来又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一起挨批受整开始的。

1976年9月，“批邓”正处在紧张阶段，唐山地震波及北京，使这个运动暂时中断。整人的人和挨整的人，都忙于防震，我们这些挨整的人却因此喘了一口气。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去富强胡同六号耀邦家串门，看到他在家中读书的情况，对他的好学有了深刻的印象。

不妨对他那时读书的环境做一些描绘。他没有在自己的院子里搭防震棚，但并非不防震，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很坚实的木头做了一个像双层床那样的东西。躺在下面，一旦房屋倒塌可以避免砖瓦檀柱直接压在身上。这样办公室也就临时成了卧室。而他就在这样一间房子临窗的一张大办公桌旁边学习。桌上有摞着的书，同时也总有打开着的正在阅读的书。

我去他家，俩人免不了要发泄一通对“批邓”的不满。那时不知道为什么根本没有想到在我们的身旁装有窃听器的可能性，讲话毫无顾忌，幸而也的确没有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不过这样的话说不几句也就完了，见面谈话后很自然地就集中到理论问题上去了。

记得第一次去他那个房间，桌上摆着一本刘潇然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第三分册。耀邦主持起草《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提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这个论点所根据的就是这本书。不过起草那个文件的事情早已成为过去。“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早就把这个《汇报提纲》定性为“一株大毒草”。我问耀邦：“你怎么还在看这本书?”他说在“批邓”中科学院有人说他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作为马克思的一个论点介绍出来，是歪曲了马克思，因此他想再仔细看一遍。说罢就问我的看法。这本书我也是研究过的。于是我们两个人把书中直接有关论述找了出来。我记得主要有这样几条：

——“知识的技巧的积累，社会的智慧所含有的一般生产力”；

——“生产力里面当然包括科学在内”；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

——“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

当然还有别的。我们一起研究了这本书之后，认为书中马克思虽然没有写“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可是明显地讲了那样的意思，说我们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完全是故意陷害。在讨论中我看到耀邦对马克思的这本书看得很细，也理解得很清楚。 这是有关“运动”的一件事。又有一次见面，谈的仍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那一部书是马克思的笔记。其中有一篇马克思写的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已经出了单行本。在这篇《导言》中，马克思讲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者之间的关系。耀邦见到我，兴致勃勃地说，马克思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讲得非常之好。他特别注意到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这个论述，这方面的论述同1975年、1976年的那场运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也很重视。后来，1979年耀邦积极主张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讨论时，我想起了那次谈话，使我明白，他那样做，是他本人读书联系实际的一个结果，是有理论思想做指导的。

地震期间的这两次谈话使我注意到耀邦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

在耀邦当了总书记搬进中南海之后，我再没有去过他家。他在中南海的住处我是在他去世后才第一次去，那天耀邦的家属在那儿设了灵堂。但在他生前没有搬出富强胡同前，我还是去过几次。我去从来不谈工作上的事，总是闲谈。一次他正在看一本薄薄的册子。我问他这是一本什么书，递过来一看，是日本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我问他这本书写得怎样，他说“挺有意思的”。回家后我就找来这本书，很快就看完了。这是吉田茂对日本近百年来发展历史的一个概括。正如耀邦说的那样“挺有意思”。其中有几点我记得很牢。比如在讲人口问题时吉田茂讲了一个观点：只要是人才，就不怕人口多。我认为讲得很好。书中还讲日本非常重视教育，学校工作得到优先的考虑，谁要去日本农村，在农村中看到哪一所房子最好，不必问一定是学校。1994年我对中国人口问题发表一个见解——“质量第一，教育第一”时，我又想起由耀邦推荐给我阅读的吉田茂的这本书。

这个事例，使我注意到耀邦读书的范围不限于经典著作，各种他认为有意思的书也找来看。难怪他有广阔的眼界。

还有一次也是在他家里，见到桌子上打开着《淮南子》。他看我注意这本书，就说古书中有些话讲得挺有意思。他说淮南子有一句话“称薪而爨，数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接着发挥了一通治小与治大、治家与治国所用的方法不一样的道理。他还特别写了那个笔画很多的“爨”字，说这个字不简化，印成比较小的字笔画就很难看清楚。那时我正研究“信用”在我国经济工作中的重要性问题，回来翻了翻《淮南子》，发现在“泰族训”和“诠言训”中有差不多的两段文字。如果抛开一些难认的字、难懂的文言句子，意思是明白的，治家治国不能采用家中有多少柴就烧多大的火，有多少米就做多少饭的办法，而是想办法解决国家必须解决的大问题。我认为这一句话可以借用来发挥我国的经济建设工作中应该注意的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为了尽快发展我国经济，不能只看手边有多少钱去办多少事，而要经过仔细研究确定可以达到的发展目标，借助于信用这个手段，想方设法去找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钱。通过耀邦引用《淮南子》这一句话的事，我又看到他还重视古籍，能够古为今用。

对耀邦好学，了解的人很多，许多老同志对他这一点很赞扬。陆定一就是其中一个。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去北京医院拜望我们中央宣传部这位老部长，他对我讲：“毛主席的错误，党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之批评了。我的错误也大着哩，没有人批评，只好自己批评。建国后，我在党内负责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应该提出在革命时期参加工作的领导干部，凡是没有大学毕业的，统统要进大学，读到大学毕业。那时大多数人年纪还比较轻，书还读得进去。如果那时我这么做，党中央接受了我的建议，建国后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那场‘文化大革命’也许可能避免。可是我没有提出这个主张，使党和国家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罪名是‘贻误国家大事’。后来再提也没有用了，岁数大了，学不进去了，大多数人就是这样。只有很少数老干部觉悟到文化程度低了不行，下苦功夫，刻苦学习，有很大长进。这样的人中第一个就得数胡耀邦。他读的书真不少，很有见解，诗词歌赋也都能来几首，字也写得不错。他从红小鬼成了个大知识分子。”陆定一的这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有关胡耀邦好学的几句话，同我亲眼所见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