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出席《改革放言录》龙岩读书会

7 月5 日，由中国民商传媒主办、福建银百合房地产有限公司承办的《改革放言录》龙岩读书会在福建省龙岩市举行。《改革放言录》的作者胡德平、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谢伯阳、国务院参事陈全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微观经济室副主任刘小玄等专家学者与来自龙岩本地、福建省其他地区、广东、上海、香港等地的百余名民营企业家参加了这次读书活动。

龙岩市统战部部长阮开森代表龙岩市委市政府欢迎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的到来。他在致辞中说，龙岩市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是福建重要的矿区、林区，是享誉海内外的客家古地和著名侨区，是海峡西岸经济区新兴的旅游区，是闽粤赣边重要的交通枢纽。如今龙岩正处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迫切需要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他说，“《改革放言录》一书是胡德平同志将平时对改革问题的所思所想集结成书，痛思弊端，读书会在龙岩举办，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阅读、品味《改革放言录》一书中的真知灼见，交流思想，拓展视野，深化对改革的认识，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引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活动。”

《改革放言录》龙岩读书会采取主题报告、座谈讨论、参观学习、企业调研等多种形式，回望改革，温故历史，理论联系实际，思考结合实践，与会嘉宾在畅所欲言、互动交流的氛围下，讲体会、谈心得、议形势、观大局，读书活动别开生面。

通过学习研讨，与会代表一致感到，《改革放言录》和作者在2011 年出版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堪称姐妹篇。这两本书以推动改革为己任，通过回忆、总结和研究中国改革的理念与实践，论证了中国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进一步推动改革的迫切性。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在当下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纷繁的社会矛盾，唯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攻坚克难。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必须直面严峻的经济形势

与会代表普遍感到，从2010-2013 年连续三年的数字看，经济呈整体下滑趋势；今年二季度比一季度经济下行，关键数字不乐观，经济或将继续下滑。而在持续三年高位下滑的今天再下滑，矛盾集中暴露，问题相互交织，局面将更加错综复杂。

座谈会上，国务院参事陈全生用百余幅图表和统计数据向与会者详细分析了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和未来预期。

他说，过去，中国经济长期依赖的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已经日渐式微。2009-2012 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92.3%、54.8%、54.2% 和50.4%，呈明显下降趋势。今年一季度，投资的贡献率更是跌至30.3%，已经达到近几年的最低点。

外需扩大，非人力所能控制。2009-2012年， 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4.8%、7.9%、-5.8% 和-2.2%， 除2010年外都是负值。在全球复苏动力不足、外需持续疲软、各国贸易保护增多、国内各类成本上升等综合因素作用下，2013 年全年进出口低位增长的态势将很难改变。

内需提升，非短期能实现。2010-2013 年，消费连续三年向下“三级跳”。前三年分别增长18.4%、17.1% 和14.3%， 今年1-2 月为最低点。一季度是12.4%，1-4 月是12.5%，1-5 月是12.6%，1-6 月是12.5%。国家鼓励消费的政策，如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家电汽车以旧换新、节能环保型家电优惠、汽车购置税减半征收等，均已实行过，加之“房被控、车摇号”，市场卖点和消费热点都不多，消费向上攀升的动力不足。

陈全生形象地总结说，如此下去，必将水落石出，那水落后，会出什么样的石头呢？

“一是产能过剩的石头。东西更加卖不出去，价格更得下跌。企业经营更加困难，停产、半停产增加，放长假增加，再逼一步就是企业倒闭、裁员失业。二是企业负债的石头。钢铁、水泥、玻璃等大企业（上市公司）的负债率在80% 以上。上市大公司出事情绝不是小事。三是财政吃紧的石头。企业效益不好，财政必然减收，支出为刚性，必然捉襟见肘，日子不好过；中央财政负增长，转移支付空间压缩，欠发达和落后地区对中央的意见就会增加。四是地方融资平台的石头。地方融资平台圈了不少的钱，9 万亿、10 万亿、20 万亿的说法都有，今年赤字增加、负债增加，支出刚性，再加上土地卖不出去，前几年用土地抵押的钱又都要还，集中在一起形成还款高峰期。五是银行坏账的石头。各方面、各角度的钱一紧张，银行坏账率提高，系统性或区域性的金融风险就出现了。一个上万人的大企业破产是社会安定问题，一家银行破产，那是国家安全问题。六是通货膨胀的石头。6 月份的CPI 为2.7%, 比上月增长0.6个百分点。下半年CPI 肯定会上涨，职工收入没长多少，物价一个劲儿上扬，问题将很严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微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刘小玄认为，我们更需要关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问题。这两项早在2008 年金融危机刚爆发时，就已经底气不足，需要新办法来调整。其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煤矿、钢铁、风能、电能等行业产能过剩，制造业PMI 下降、需求下降，投资力度出现明显减弱。但即便是在严厉的政策调控下，房价还在上升。这说明资产泡沫化，实体经济处于衰减状态，但虚拟经济还在不断的上升，金融资源是错配的。第二，贷款余额还在高速增长，M2 规模超过100 万亿，今年以来的增速接近16%，已经高于全年预期的13%。中国的GDP 略高于美国，但M2 规模却为美国的1.5 倍，量化宽松程度更甚于美国。第三，与货币超发相对的竟是资金紧张的情况越演越烈，甚至出现了“钱荒”。银行、股市和实体经济都缺钱，因为大量资金都沉淀在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上。

“中国经济是一架正在高速飞行的飞机，一旦速度不够就会掉下来。经济一旦掉下来就可能是崩盘，这绝非危言耸听。”刘小玄说。

联讯证券董事长徐刚发言说，“去年吴敬琏教授的学生李佐军做过一次报告，他预测说2013 年7 月、8 月之间中国要发生一场金融危机，2015 年可能发生经济危机，当时我并没有特别认同。但从今年4 月份开始，中国金融市场确实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风浪。因为我是做证券行业的，感受很深。6 月20 日那天，中国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的隔夜拆借利率超过了30%，非常可怕。可以说没有经历6 月20 日那天的交易员，就不算是合格的金融行业交易员。中国银行系统两次延迟了交易时间，因为如果它要关闭，就变成了银行间的实质违约。国债发行失败，这是这么多年从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在徐刚看来，“如果将经济危机比作半身不遂、偏瘫，那么金融危机就是心脏病、心肌梗死。金融危机可以在一天之间将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全部摧毁。”

他认为，这种危机情况可能会蔓延到实体经济，其将要面对的困难要比现在更多。因此，今年是一个重要关口。

企业界怕的不是经济衰退怕的是走“文革”回头路

如何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和困难局面？福建省政协常委、知名企业家陈进强的发言颇有见地，发人深省。他说，“我认为经济形势有好有坏，有高潮有低谷，这是难免的，最重要的是执政党在这种形势下，选择什么样的路线，是否得人心。刚才胡德平先生引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这句话讲得非常好。我们不怕经济衰退，我们怕文革不能彻底被否定，走回头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企业界怎么敢放心来投资”。

陈进强介绍说，他祖籍龙岩，生在印尼，1965 年被父亲送回国读书，就读于北京华侨补习学校。之后遇到文革，在内蒙插过队、在呼和浩特钢铁厂当过工人，后来在太原工学院就读。1975 年定居香港。现在是山西怡园酒庄庄主、福建省泉州华侨大学董事会副董事长，同时担任着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副主席、香港闽西同乡会会长等社会职务。他回忆道：“新中国成立，我祖父、父亲那一辈，甚至放弃他们在国外已经获得的很富裕的生活，投身祖国建设；而十年文革浩劫，我们的心还是那颗心，血管里流淌的还是那样的血，却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只好离开这片土地。直到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我们又义无反顾地回来了。当时我父亲年迈体弱，一直要求我一定要回乡投资，为家乡做些事情。”在陈进强看来，坚持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前提。经济衰退并只不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会发生经济衰退。这种衰退并不可怕，也不需要着急去刺激它，让其更快复苏，那也许只会让矛盾积累得很深；更不要轻易将经济衰退与政府无能、政治危机挂在一起。经济衰退也有好的一面，能把经济社会中的问题暴露出来，将那些经营不善的公司淘汰掉。

他说：“中国人是很会做生意的，中国的企业家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只要没有发生政治危机，我们的民营企业家稳住阵脚，就能想办法生存下去，企业也能找到出路，不会全部垮掉。我们企业界不怕应对经济兴衰周期，我们怕的是对文革否定不彻底，怕法治不健全，正常经营受到干扰，怕合法的财产受到侵犯，得不到保护，更怕受到政府清算整治；我们不怕竞争，怕的是不公平竞争，怕政府凭借国企处处与民争利，那样的话，民营企业真的很难办下去。”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多的作用，但也有很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到位，而不该政府插手的事情却插得很深。对于如今的经济形势，他和很多做企业的朋友交换过意见，有一些企业家在想出路、想办法，但还有一些在死撑，理由很简单，他们说最后情况太坏国家肯定会救。陈进强说，“这就是政府总是救市产生的恶果，让我们连市场经济优胜劣汰这个最基本的法则都忘记了。”

陈进强表示，要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改革，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文明、法治，“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抱有信心”。

特意从香港赶来参加读书会的嘉宾欧伟明说，“中国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入推进，这已是共识。而改革要进一步深入，首先必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上世纪80 年代中国的改革大幕就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那时我在广东省政府工作，对当时波澜壮阔的改革图景记忆犹新。在我看来，改革要突破，就要重提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将人的内在动力调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突破中国目前的体制障碍和发展困境，未来才有希望。解放思想这个口号80 年代提得非常响亮，我们这辈人，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十年的经历。那种感受非常深刻。”他深有感触地表示，“现在我觉得读书比什么都要好，多读点书就能激励自己动脑筋，多思考，多汲取思想和理论的营养。今天的读书会就是非常好的学习途径。《改革放言录》这本书的名字非常好，改革需要放言。我十分赞同德平同志在前言中说的，放言不是虚言，不是谎言，更不是谤言，而是没有恐惧感的畅所欲言。”

福建银百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薛辉表示，他参加过很多次《中国民商》举办的活动，每一次都获益良多，得到很多思维上的启发。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企业家都热切的期盼深化改革，也更希望能得到一次改革发展新思维的跃动。

联讯证券董事长徐刚说，面对严峻的经济问题，出路就在改革。吴敬琏先生前几天对我们讲，改革一分钟都不能停。这种危机感和紧迫感也是上下的共识。《中国为什么改革》和《改革放言录》，实际上都是希望能够推动改革。按照陈全生教授的观点，美国经济正在复苏，那么中国内部应该进行怎样的调整？“我认为，除了全面深化改革外，还应该坚持法治与公平的原则，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政府要在改革中解决定位问题

《改革放言录》中多篇文章提及土地制度改革、城镇化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问题，这也是当下改革中，政府和企业家们最为关心的事情。政府究竟在这些方面如何定位，有所作为？

龙岩市市委书记黄晓炎在陪同代表参观龙岩市规划馆时介绍说，这几年龙岩市累计流转耕地79 万亩，流转比例42.7%，是福建省的第一。在这方面我们一直在积极探索制度创新，去年在实现农村林权抵押贷款、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之后，武平县又在全省率先启动农村集体土地抵押贷款。这标志着农民可用“资产”换“资本”，农村资产也可以全面进入资本市场，这对支持新农村建设和县域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黄书记说，现在龙岩对于资源粗放型发展方式带来的高耗能、高污染问题，认识已经非常深刻，我们都知道这种发展路子已经越走越窄。为了积极应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响应中央提出的稳中求进、好中求快，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正在全面推进产业龙岩、创新龙岩、生态龙岩、文化龙岩、民生龙岩建设，已经形成了改革共识，一系列改革都在计划和推进中。

龙岩市下辖的连城县县长林英健也结合自己多年从事基层工作的实践，畅谈了阅读《改革放言录》的体会和对深化改革的思考。

林英健说，《改革放言录》中多篇文章提及土地制度改革和城镇化问题。农民是弱势群体，集体土地应该与国有土地享有同等的权益，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城镇化的道路不会平坦。如今中央将城镇化视为未来改革的重点之一，从连城县讲，现在的城镇化率不到30%，还是非常低的。“连城有很多土地，但没有资金，我们相信城镇化可以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但问题是实现城镇化的路径是什么？中央似乎还没有很好的对策。”他认为，现在银行里的钱，央企借很容易，农民和中小企业却很难借到，因此推进城镇化首先应该让金融发挥作用。

他还谈到关于GDP 的一些思考：“之前中央有一个提法叫做‘绿色GDP’，这还是在看数字。这对地方政府的压力很大。要实现科学发展，能不能不再以GDP 作为指标来衡量一个地方的经济。我非常同意陈进强先生的观点，经济发展是有规律性的，它有高潮也有低谷，如果为了保住地方GDP 的数字去支持一些已经产能过剩的产业或者数据造假，那么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目标，可能很难实现。”

林英健非常关心税制改革问题，他说，从基层工作角度来看，在目前的分税制框架下，税收中留给地方的比例太小了，这样会致使地方政府，比如说县级政府的财政比较困难。如果能将比例进行调整，而不是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途径，很多政府就用不着去北京跑资金、跑项目了。

对于这个问题，参会的财政部官员明岩谈了一些个人看法。他说，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来看，目前财政部有一个想法，要全面的归并和减少转移支付事项，让地方政府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决定自己的事，通过建立这种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让地方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可能需要中央向地方进行更多的倾斜，减少一些指定用途的资金，这是一个趋势。另外一点是清理税收优惠政策，之前个别地区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无序竞争的状态，财政部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今后可能不会再出台新的这种优惠政策。

“审计署最近发文要对全国的政府性债务进行清查，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其实前者的债务负担并不是很重，但对地方来讲，问题可能比较多。此次，地方融资平台也在清查范围之内。”明岩认为，这种“摸家底”的行动是必要的，能够让中央知道我们到底欠了多少钱，避免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

明岩还谈到了财政在收入分配调整、宏观经济调节等方面的作用。他认为，首先，在收入分配关系调整方面，财政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决策地位。财政是密不可分的，有财才有政。在目前的形势下，财政还是应该从调结构方面发挥作用，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调节问题。现在财政收入呈现出了一种下降趋势，那么可不可以顺其自然，政府让利于企业和个人，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他介绍说，在宏观经济调节方面，楼继伟部长讲了一个逆周期调节的理论，即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财政要减少支出。现在的问题是人大过于关注目前财政的收支平衡情况，也就是财政收到多少钱要全部支出来。前几年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财政增收30% 以上，可是要在当年把它都花掉。现在看来，这并非合适。相反，应该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让财政发挥它的调节作用，通过增加政府的支出来拉动经济的发展。但前几年我们没能存下钱，现在可能面临的问题就是没钱可花。

而从财政与企业的关系看，明岩认为，财政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公平税务，应该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一视同仁。比如说一些仅限于对国有企业实施的补贴，不符合加入WTO 时的承诺，应该对这些政策进行清理。“我们要做的是给中国所有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民营企业需要“落地”的支持

与会的民营企业家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是，经济下滑的程度和决策层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底线”共同决定下一阶段的政策选择。如果经济下滑程度仍在容忍范围之内，政府或将着眼长远，推动经济转型，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如果经济下滑程度超出容忍范围，政府为避免经济增长出现失速下滑风险，或将采取短期措施予以“兜底”。那么，对于胡德平正在为与会代表签名赠书 处在中国经济第一线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来说，或许都意味着更加困难的日子即将来临。民营企业的生存迫切需要政策的扶植和支持。

荣誉集团董事长胡连荣说，“现在确实可以叫做百业凋零，除了房地产还好一点，我们的酒店餐饮业受到的影响也很大，再没有哪个行业能说自己的日子很好过了。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把资金的流动性刺激出来，引导其进入实体经济而不是房地产和金融内循环。同时，也应该避免‘运动式’的政策，为了调整作风问题，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也是不可取的行为。”

在对当地的民企实地调研中，在医药和房地产行业打拼多年的“80 后”企业家林发权反映说，龙岩本地还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与广州、深圳等地方相比，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最近这两年，企业普遍面临资金短缺困扰，这成了制约龙岩企业发展的最大问题。

从事担保行业多年的龙岩辉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责人殷若龙向《中国民商》记者证实了这个说法。他介绍说自己的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 万，目前存了2000 万在本地的农商行作为担保金，农商行给了2 亿的授信额度，单笔贷款的担保限额为500 万。

“原来发展还是不错的，但现在经济形势越来越不好，除了那些熟悉的企业或者根基比较深的，我们一般不敢再贸然去担保。之前一批新成立不久的小企业，因为申请贷款和担保都比较难，很多都倒闭了。现在对我们这个行业有个戏谑的说法，叫‘做着面粉的生意，担着白粉的风险’，微利但风险极大。任何一笔贷款发生风险，我们都要自己掏钱把银行的钱补齐，保证在银行一直有2000 万担保金。”

由于担保公司与银行之间完全没有分担机制或者补偿机制，企业经营状况稍有风吹草动，比如产品稍有滞销、偿还银行利息较晚，银行就会立刻停掉贷款企业的贷款。即便担保公司认为其还有发展前途，想帮它也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比较有前景的小企业关门。”

他说，与能获得长期贷款的政府不同，银行给私人企业的贷款肯定不会超过一年，即便这样能借到短期贷款的，也还只是少数企业。但这点并不符合经济规律，银行的这种机制致使目前民间短期内的相互借贷频繁，很多人为了还银行贷款就会相互拆借，必须还上这笔贷款才有可能继续从银行那里获得金融支持。

在调研中，本刊记者发现另外一个加重本地企业生存发展负担的因素，也就是政府政策引导和税收问题。以混凝土行业为例，顺裕（龙岩）混凝土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方华告诉记者，他们现在有两件事亟须得到政府的支持。首先是部分地区混凝土行业无序发展、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危机凸显，市政府早在2011 年末就出台文件规定“新罗区已有的八家预拌商品混凝土企业已基本满足近期中心城区供求关系，近中期不再审批新建商品混凝土企业”，但现在仍有多家企业即将在该地区建成。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希望政府对混凝土企业实行总量控制，并严格查禁先建后批的情况。

但让他们更为担心的是，福建省国家税务局下发了一份名为《商品混凝土行业税收风险管理办法》（讨论稿），市国税局因此将其列为重点检查行业之一，检查后市国税局得出的评价定价标准让他们难以接受。

“现在市场和实体经济都不太景气，混凝土企业还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企业的资金普遍吃紧，贷款困难，利润又逐年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相关政府部门本应该想方设法减轻企业负担，帮助我们渡过难关，而不是在这个非常时期加大企业负担。”对此，他们写了几份报告，希望得到市政府的协调和支持。

一直参与调研的刘小玄教授希望通过《中国民商》提醒民营企业家说，在资金问题上，民营企业尽量要谨慎，不可扩张过多，否则政府可能不会像救国企或者政府融资平台那样来救助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一旦资金链跟不上，就是满盘皆输。

刘教授认为，现在中国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或者是货币超发造成通货膨胀，或者是“钱荒”造成金融危机。中央需要稳中求进，采取“两个盘活”的措施，盘活货币存量、盘活财政资金存量，从根本上摆脱这个困境。央行不是直接释放流动性，而是对银行进行窗口指导，使其向资金紧张的中小银行释放流动性，通过这样的疏导方式使血液流通顺畅。

实现这种资金从金融业内空转到实体经济，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目前中央对中小企业、银行、互联网金融以及民间信贷，采取了一种比较宽容和开放的政策。刘教授对记者说，她本人也正在研究怎样把实体经济、中小企业的融资激活，这被称为“李克强经济学”，试图扭转我们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中的畸形，尤其是金融资源的错误配置问题。所以，之前货币市场的动荡，实际上可能是未来几年金融体系动荡的一个开始而并非结束，我们要有充分的预期和准备。

改革发展需要精神传承

在读书活动中，与会代表参观了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古田会议会址、瞿秋白纪念馆、方方纪念馆、杨成武将军纪念馆、项南纪念馆等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保存下来的图片、历史资料角度，学习和体会到了闽西地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军事、经济地位和意义。

胡德平深有感触地表示，这块土地上有瞿秋白、张鼎丞、邓子恢、方方、杨成武、刘亚楼等等革命先驱者鲜活的故事和遗迹，他们虽然与世长辞，但他们对人民事业的忠贞不二、永远无畏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胡德平回忆了一段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张鼎丞的故事。建国后，张鼎丞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文革的滚滚恶浪中，他认为自己作为检察长应该履行职责，要以破坏宪法、破坏法制、让人民遭受巨大灾难的名义对江青提起公诉，主动反击文革。

胡德平说，“我觉得，当年我们革命根据地和革命队伍里确实有一批前辈，非常值得我们现在学习。我们应该再次明确我们党与人民群众是什么关系，清楚的认识到我们的改革开放确实是对真理的认识，是勇敢的举措。真理一定要和勇敢结合起来，思想解放一定要和为人民服务、光明磊落结合起来。如果胆小怕事、谨小慎微，怎么能发现真理呢？一个人如果不光明磊落，又怎么会解放思想呢？十八大以后，新的一轮改革正在启动。我认为，这一轮改革仍然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胡德平特别提到，与会代表中很多都是红色根据地的后人、传人，比如说方方同志的女儿方蕙兰女士，现在办企业、公益事业或者在各种岗位上工作，来回馈社会。“我相信你们传承这种精神，会比我们更直接、更有感情。”

读书会不仅重温红色历史，来自北京的青年学者罗三洋还用详实生动的资料和研究，向与会者介绍了历史上由福建商人主导的广东十三行发展的史实。

在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十三行一直是清朝最主要的外贸组织，不仅给清朝政府提供了大笔财政支持，还将大量的外国科学技术、文化思想、自然资源输入中国，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了外交部的职责。早在明朝末年，其贸易就影响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走向。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波士顿倾茶事件”，其茶叶全都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广东十三行购买再运到北美出售的武夷山乌龙茶，昂贵的价值足以引发战争。战后，广东十三行对美国的友好态度，也极大地帮助了一穷二白的美国度过建国后的经济危机。17 至18世纪，广东十三行的总商潘振承被称为“欧洲之父”，因为他们的决策的确可以决定欧洲各国的盛衰。

而且在18 世纪初，这些福建行商提拔相当于现在职业经理人的账房先生，拥有清晰的股份制意识，身兼同文洋行老板的潘振承甚至提出了“债权股”的概念，做了瑞典东印度企业的股东。

对此，胡德平总结说，“这都是我们福建企业家做的事情，闽商曾经极大影响了全球历史的发展。学者的研究可以和现实结合起来，比如说这些历史，在现在看来都十分先进的经营理念等等，都非常值得现在的企业家多学习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