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导师胡耀邦伯伯（下）

二

1971年，我在黑龙江的山沟里开始研究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并由此逐渐涉入佛学领域，1976年11月写出第一篇学术论文《初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这时我已调回家乡安徽省金寨县）。胡伯伯非常支持我的研究工作，1973年曾对我粗浅的第一稿给予热情的鼓励。此时写出正式的论文，我首先寄给他请求批评。12月8日，胡伯伯给我写了一封９页纸的长信，赞扬、鼓励我，同时又非常谦和地指出论文的不足。（当时由于我的思想局限和政治上的顾虑，论文确实沾染一些“左”的思想色彩。）在信中，胡伯伯着重讲述了批判“四人帮”的重要性，并且特别“谈到勇气”。我认为，这是此信最有价值之处，因为这是他在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与平反冤假错案之前一年多、毛主席逝世仅3个月、“两个凡是”已经初步形成的时候写下的，从中可以看出胡耀邦伯伯思想发展的脉络。

近年来出版了几部关于胡伯伯在1977—1978年重要活动的书籍，态度严肃，史实详尽，具有很高的价值。让我微感遗憾的是，为什么胡伯伯在1977—1978年会迸发出那样灿烂的思想火花，会以奋不顾身的勇气“下油锅”？他的思想基础是如何形成的？对于这些问题，有关书籍未能充分地作出说明。我不能苛求这些可敬的作者，因为关于1977年以前的胡伯伯，公开发表的史料不多。作为一个深受胡伯伯影响的后学，我有责任作一点补充。

以前，我一直把胡伯伯写给我的这封信看作私人信件，连我的母亲都没有让她老人家看，因为其中有赞扬我的话，更不愿把它公开发表。1977年以后，我没有按照胡伯伯的指引，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现实问题的研究之中，而是更深地钻进佛学，入古刹，上西藏，离现实越来越远。以文人学士应有的清高立身处世，要凭自己在学术上的努力和成绩取得社会承认，不能凭胡伯伯的赞扬、凭与胡伯伯的关系博取非分之物。

1989年以后，我的注意力渐渐地回到现实问题上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开始认识到胡伯伯在1972年就向我指出的中国封建传统的影响问题。随着认识的逐步加深，我明白了，在思想上，我的启蒙老师是胡耀邦伯伯！我明白了，在胡伯伯的思想中，原来也存在着封建传统的影响，但他努力地、痛苦而又坚决地一步一步摆脱，直到彻底决裂！

1987年春节，我去给胡伯伯拜年，劝他读读《资治通鉴》，他一挥手，说：“共产党人不读那些！我要重读《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当时我在心里抱怨他：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觉悟！五、六年以后，我才认识到，不是胡伯伯不觉悟，而是比他年轻近30岁的我思想更落后、更陈旧。胡伯伯此时不读《资治通鉴》，不是他轻视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相反，他十分重视阅读中国古代典籍，《资治通鉴》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读过不止一遍。我想，识者能够明白他当时语境中蕴含的确切意义。我的胡伯伯是正大光明的，中国需要这样的政治家！

值此10周年忌辰，抛开个人因素的顾忌，敬谨发表1976年12月8日胡耀邦伯伯写给我的信。我想，让世人更多地了解他，是对他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