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鼓起一个沦落人的生活勇气（上）

耀邦同志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而我是一个普通干部，且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沦为一个被批判的“贱民”。我与耀邦同志素昧平生，从无交往。可是，就在我走投无路痛不欲生而找到他的时候，尽管当时他也被诬陷为“走资派”，身处逆境，但是他毅然向我伸出仗义的热情的援助之手，给了我勇敢地活下去的力量。今天我能安度晚年，而耀邦同志却不幸辞世已11年了。我想把我和耀邦同志接触的这点亲身经历写出来，作为对他这么一位好共产党员、好领导同志的永远怀念。

我17岁即参加公安工作，
一夜之间忽然成了“专政对象”

我17岁念高中时参加了地下组织“民联”，1949年初即在北京市公安系统工作，1949年10月参加保卫国庆大典后就入了党，直到“文革”。这十几年，虽没什么建树，但日日夜夜地奋战，勤勤恳恳地工作，在老领导主持下，尽职尽责地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但在“文革”中，北京市公安局被打成了“反对毛主席”的“大特务集团”，好多局、处级领导及干部遭到了残酷迫害。眼见好多领导同志明明是努力工作，“保卫毛主席”的，却变成了“蓄谋陷害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我思想上不通，不能理解。于是我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表达了我想不通的看法。我想，一个党员干部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信表达自己意见，这应当是正当的权利。我没有涉及整个运动，只谈了对北京市公安工作的意见。这信，是我署了真名，亲自送到中南海西门中央办公厅信访室的。过了几日，我去信访室问，得到的答复是：信已由办公厅汪东兴主任让转交公安部长谢富治及市局军管会刘传新主任处理了。

这封信转下来不久，单位的军代表和造反派就以“现行反革命”、“写信死保冯（基平）邢（××）大特务集团”、“特务集团黑干将”等罪名，把我拉到公安局内操场上批判。有人对我拳打脚踢，头被打破，血流不止。局内操场满是批判我“恶毒攻击”之类的大字报。遭毒打后，紧接着就是被抄家。从此，我就被关押在公安局地下室内。后来又被装上卡车，押送到良乡监狱看守所，无休无止地写检查、“请罪”、批判。

在良乡监狱押禁三年，看来真要以我给毛主席写信定罪“反革命”，他们也感到证据不足。但刘传新是“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于是又另给我定了一个“罪名”。我家有8间自住房，是我7岁时父母买下的，当时我母亲在房产契继承人上写了我的名字。现在就以此定我为“吃剥削”的“阶级异己分子”，属于“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且勒令退职还乡。我从小生长在北京，一家老小均在北京，哪里有“乡”可回？然而还是限期将我押送到我父亲十几岁即离开的原籍——河北省静海县靳官屯。从此，我就成了不是党员、不是干部、连北京市民也够不上的“贱民”，成了农村的“四类分子”与“专政对象”，连起码的工资与养家生活费都没有了。这样的难熬岁月，又是7年。3年的监禁加上7年的轰赶，就这样熬过了10年。

在荒郊野地看守坟头和枸杞子树，
千里骑车回京过除夕竟被赶走

公安局的造反派把我送到农村，介绍了我的“身份”就走了。我一个人住在一间破房里，干农活糊口。我本想当个农民了此余生，没想到当农民的资格也没有。不久，县里的工作队进村，召开全村社员大会。他们批判完几个地富分子后，就大声喊：“王金锐站起来！”然后说：“他是北京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同农村地富反坏一样的剥削分子”，接着喊起：“打倒剥削分子王金锐！”“王金锐，必须老实接受改造，不然，死路一条！”等口号。

于是，我又被赶到村外，在一片荒郊野地，看守几十个孤坟和盐碱地里长的枸杞子树。我在荒坡一间屋内，与孤坟为伴。

看守坟头和枸杞子树近一年，到腊月二十几了，村里人忙着赶集过年，村干部觉得我一个人在那里孤单单的，就给了个临时证明，让我回家看看。我如获大赦，骑了辆又旧又笨的自行车，带了点鲜肉和给孩子买的花布，从沧县、静海，经四、五个县界，顶着西北风，骑了两天两夜，兴冲冲地回到了北京的家。

可那个年月真是人性扭曲，世态炎凉。过去住同院又是军属的好邻居，“文革”中成了“治保委员”。就在我赶回去想一家团聚的时候，她将我叫到居委会，板着面孔训斥说：“不成，你现在是农村的地富反坏，不准在北京过春节。”我拿出村里开的临时证明，也不成。

腊月二十九日晨，我万般无奈地告别了爱人、孩子，离开了北京的家，连夜骑着自行车又返回了农村。除夕之夜，我在荒地、枯树、坟头边的凄凉小屋独自一个人默想，这难言的冷漠和屈辱，何时算是个头呢？！

当我感到失去生的希望时，
耀邦同志鼓励我：“要挺过来，坚持下去！”

后来环境略为宽松，农闲时允许我回来在家照看孩子。朋友帮忙，在街道找点剪摘羊绒衫上杂毛的活，协助爱人养家糊口。我内心有难言的痛楚，看不到前途和出路。当我深感失去生的意念的悲哀时刻，竟使我在近于绝望中，出现了转机，获得了活下去的动力！

一天上午9点多钟，我到北京灯市西口的富强胡同，那时军代表把前院占了，一打听胡耀邦住在后院，有个小门半掩着。我进到了小院，走进了一间房间，屋内书橱里放满了书，横着一个小写字桌、一把椅子。耀邦同志正聚精会神地看书。

我怕搅了他看书，轻声地说：“您是胡耀邦同志吗？”他放下书，说：“我是。”我说：“我是一个学生，17岁参加了公安工作，挨了批判，现也没工作了。我想和您谈谈心。您是党内、团内深受敬重的老同志，和您说说心里话，不知您是否有空儿？”我从没见过耀邦，心里比较紧张。我也顺便提了一下我有个亲戚叫张黎群，他正在四川挨批判，我也没有经过他就找您来了。耀邦同志说：“他的事我知道，用不着说。你不用慌，坐下来一起谈谈你的事。”

耀邦同志拉过一个椅子，让我坐他旁边，并倒了杯开水，又和气地说：“不用急，我们慢慢谈。”我怕打搅他看书，他说：“没关系。我现在也是闲居的人。有人来就谈谈，也知道点外面事；没人我就看书。”还打趣地说：“我现在不出门，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马列书。”

耀邦同志与我的身份、地位相距甚远，但他这样平易地待我，一下子憋在内心要倾诉的话涌上心头。我说：“耀邦同志，我现在很痛苦，有时真不想活下去了，可又有几个年幼的女儿，心里很委屈，不知该向谁说。”随即简要谈了我的遭遇。耀邦同志耐心地听我说，也不打断我，不嫌烦。他听后沉默了良久，那清瘦的脸上，眼神炯炯闪着坚定智慧之光。他郑重严肃地说：“金锐同志，我与你不在一起工作，也没有工作的接触，具体事我不好表态。但我可以相信你，你1949年是个17岁青年，刚出来的学生，对党和毛主席哪儿会来那么大的仇恨？那剥削的面也太宽了。我相信你不会说瞎话。我现在也是闲人，刚从干校回来，不能帮你什么。但我可以以一个老党员、老同志身份来劝你，你要听我诚心的奉劝。”

耀邦同志充满深情，加重语气地说：“就是你无论如何要挺过来，要坚强地活下去！”

过了一会儿，他又有力地说：“一定要挺过来，顽强地活下去！”

他说：“我劝你要挺住，要顽强地活，是指你还得有遭最坏打击的准备。不管打击多重，也得挺住，也得顽强地坚持。”他又解释：“只有顶住，顽强地活，也才有到最后弄清是与非，对与错的结果。”他说：“我不问你那些具体的事，只要你相信自己没有反对党和毛主席，自己一个学生没有剥削，那么这样定的‘敌人’，这样的‘专政’，到最后都得烟消云散。时间多么长，熬多久，我不能定，但你自己得坚信。没有坚定与坚信，没有作最坏的准备，也许就看不到烟消云散的那一天。”

耀邦同志还劝我：“一时别人不理解，不敢接近你，又算得什么，也不要委屈。你理解自己，你自己没做坏事，别人不理你，不正是可以自己多看看书，无人打扰吗？”

他还痛心地说，不少同志，不少文化界知名人士，是党和国家的优秀人才，运动中自杀死去了，这是难以挽回的沉痛损失。以后即使问题弄清了，也是难以弥补的。

断续的谈话近两个小时，他还问农村的情况：收成如何？农民生活如何？当我说了有好多孩子不上学，学校也不上课时，耀邦同志心情沉重地说：“那么多孩子不念书，不学习，不求知识，我们国家的人才哪里来？靠白纸一张连文化知识都没了，就算革命了吗？这样革命的最终结果又是什么？”耀邦同志劝我眼界放宽些，“想事想得更宽些”。说到农村，接触农民，了解情况，他说：“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位卑不敢忘忧国，要有忧国忧民之心。不让我去团中央上班工作了，干校也下放完了，给了我时间，我就读马列书，想天下事。”啊，这就是胡耀邦，他胸怀开阔，志气高远；他尽力关怀别人，从政治思想和方向上给以启发；他发愤读书，思考着天下大事，党和人民的大事。

临近中午，他说：“我现在没什么好招待你的，就在我这里吃顿便饭吧。”我不愿意打搅，耀邦同志就招呼屋外李昭同志，让我一起吃了顿简单的午饭。饭后，耀邦同志又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中午我要休息一下，就不留你了。你要好好看书，好好生活，想得宽些远些，什么时候从农村回来，什么时候心里不开心，想不通就来找我。我的小门随时开着，夜里有事来找我，我也叫人开门，我不会把你看成敌人，我相信我的直觉。顺便问候黎群，说我关念他。”我紧握着他那有力温暖的手，这第一次就这么信任我，不把我当成“反革命”对待，且他纯真的、质朴的、出自内心的关怀和热诚，使我流下了热泪。我说：“耀邦同志，我感激您，也感谢李昭同志，你们给了我温暖，也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我一定照您说的，不管多大难处，也一定挺过来。如果我遇到挫折，实在想不通时就来找您。”耀邦同志爽朗地说：“我的门对你敞开着，李昭你说对吗？”李昭同志也热情点点头，就这样我带着耀邦同志真诚的劝告和鼓励，离开了他的家门。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夜深人静我想起往事，想起那富强胡同后院的北屋，想起他并不把我当做专政对象，而且拉椅子、沏茶水、小桌上同吃便餐，这样来招待一个备受人间冷漠心已冰凉的小干部、打入另册的农民，我的内心无法平静。这种内心里的感激与思念，再无情的岁月也割不断。

三女儿病危需住院，
耀邦夫妇慨然解囊相助，“救孩子命要紧”

村里农闲，我就在北京的家照看孩子和做些家务。农村工分有限，全家只靠爱人下放在大兴天堂河农场劳动的工资，生活艰难。

一次，6岁多的三女儿突然高烧，咳喘很重，服感冒药不见效。我背着她去东单三条儿童医院，诊断为急性肺炎，必须住院治疗，约需准备几百元。当时难坏了我。回来的路上，在瑟瑟的西北寒风中，犯愁地往前走着。东单三条离富强胡同不远，我一边走一边想着去看耀邦同志，当时我并非想向他求援，只是心里烦，想看老人家，回家去再想办法。天色渐晚，跨进了他的小院。耀邦同志招呼我，问我最近看什么书了。我说：“有时踏实不下心来，学不下去。”耀邦同志说：“有什么事可以不踏实的呢？学习得下狠心，得抢时间。”我问候了几句，即告辞要走，耀邦同志让李昭同志招呼我吃晚饭，我推辞不吃，说家中有事。等他们听我说了三女儿急病住院，回去安排家里的两个孩子，晚上还要赶回医院去守护时，耀邦同志说：“这孩子住院，需要不少钱吧？你现在干农活没工作，哪儿来那么多钱，我们支持一下。”我道了谢，说不必了，我自己去想办法。李昭同志很快就拿出一个信封塞给我：“你拿去，我们现在也不富裕，但一定支持一下。”我还想推辞，耀邦同志说：“你赶快走，救孩子命要紧，急性肺炎有危险的。”我谢了耀邦夫妇，出来我打开信封见内装有400元。当时的400元可是个不小的数额，孩子几天住院的诊治费就够了。更可贵的是这份心意，这份情意。“救孩子命要紧”，这句话一直萦回在我耳旁。在寒冷的西北风中，我的热泪滚滚。

到了春天，我带着这孩子去耀邦同志家。耀邦同志抚摸着孩子的头问她几岁了，识多少字，拿糖果给孩子吃。我让孩子叫“爷爷”、“奶奶”，我说“这是你们帮助治好病的孩子”。耀邦同志当即打断说：“不要提什么帮助的话，谁有困难关心一下是应该的，不提这些。”可惜的是我当时也没个照相机将耀邦同志对孩子的抚爱拍张照片，留作永生的存念。到耀邦同志去世后，有一次春节除夕前，我带女儿去看李昭同志，让她在胡爷爷遗像前三鞠躬，和李奶奶合影照了一张，我又动情地说：“是胡爷爷、李奶奶帮助了你，不然也许你会活不到今天，你永远不能忘记胡爷爷！”李昭同志又打断我说：“不要再说这些，只要孩子长大成人，有出息上进，耀邦在天之灵也就高兴了。”这就是真情真诚无私的耀邦和李昭同志。

耀邦同志说：“为你的事，我尽力说说话。”

“文革”后期，政策越来越清楚，我的问题明显是个错案，我多次去公安局申诉，请求复查，但始终拖着，不明确答复。

有一次，我去耀邦同志家，讲了去申诉他们不理且态度冷漠，耀邦同志深表同情地说：“做组织工作对干部上访，一定要热情耐心，尽快去查给人以答复。对申诉干部，要体谅他们，给予温暖。这些好传统作风现在都弄乱了，好像态度越横越生硬越好，问题越拖着越好，这哪里是做干部工作，做组织工作，不是衙门作风又是什么！”他又对我说：可以去找管你的负责人直接谈。我说连自己常出常进几十年的公安局大门都不准进了，更别说见什么负责人了。耀邦同志动情地说：“你一个十几岁学生出来就工作，问题有什么复杂的，查一查，不是敌我问题，按干部政策解决就完了嘛！”

耀邦同志听了我的诉说后，让我写一封申诉信交给他，他说：“我现在说话也不一定有用，你交给我，我转给北京市委试一试。”过了一段时间，耀邦同志对我说：“你的信我转给北京市委吴德，请按政策解决，市委办公厅来电话告称，你的事得等着刘传新研究答复，现在刘不表态，还得等着。”他又劝慰我，现在好多人的问题不是都拖着不解决吗？比你问题大的人也不少嘛！没解决，就是拖着不办。拖就拖吧，个人着急也没有用。他还说：“我现在只是人家找来诉诉苦我听着，耐心劝劝，有的替他转转信，有的能起作用，有的不起作用，我也只能听之任之。你说话人家不听，着急也无法，无有回天之力。”他劝我这期间好好学习。在当时形势下，耀邦同志肯为我转申诉信，就是在替我讲话，我已感谢不尽了。我听从耀邦同志的劝告，也不再去求人，不频繁上访，就暂时安心做家务，读书学习。（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