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胆忠心为人民 刚毅直强顶邪恶(上)

——再忆胡耀邦同志生前几次对我的谈话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胡耀邦生前，和我有五次重要的谈话。一次是1966年8月，团中央书记处被宣布改组，他被停职反省，我陪他住在团中央办公大楼秘书处办公室，照顾他生活；一次是1971年11月，在团中央黄湖“五·七”干校，我在调回四川工作时去与他告别；再就是1977年8月，1979年12月和1987年8月，我出差到北京去看望他。去年，耀邦诞辰90周年之际，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主要回忆了他前三次谈话中，激励我人生的一些内容，对于所谈其他的有关问题，由于我心有余悸，未能涉及。为了还原历史真相，还原一个真实的胡耀邦，下面我分几个问题，再次回忆耀邦谈话的其他内容。

一、“在某种情况下，‘左’比右危害更大”

1966年8月，在康生、江青等人煽动下，北京市中学红卫兵，掀起所谓“破四旧”的狂热，到处打砸文物古迹，甚至古砚也被当成了“四旧”砸碎。

一天晚上，我打热水给耀邦擦洗了脚腿（因他白天被示众、批斗，腿有些酸痛）后，把社会上红卫兵“破四旧”的情况告诉了他，他笑着问我：你说，什么是“四旧”？我不加思索地回答：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嘛！耀邦听后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不能都称为“四旧”。比如写字磨墨的砚台，从几千年前遗传到现在，你能说它是“四旧”？现在中央很多领导，书房里就摆着砚台，你能说该砸掉它？讲到这里，耀邦以十分气愤的口气说：就拿康生本人来说，他就喜欢收集各种古董。据说他家的各式各样的砚台就一大堆，他怎么不带头砸碎呢？

经耀邦这么一点拨，我后悔地告诉他，我外公是清末的一个秀才，50年病逝。我四岁发蒙读书，直到1949年12月解放，主要读私塾，什么《声律启蒙》、《四书》、《幼学》、《古文观止》等等，我全读过。解放初期，我当村儿童团长，父亲是农会文教委员，在反封建斗争中，见农民砸了土地庙，我家就把外公送给我们的好多古书，包括几十本线装《康熙字典》、《四书五经》等通通烧掉了。耀邦听后笑着给我讲了党史，他说：当群众还未发动起来时，要防止右的思想产生，当群众发动起来后，就要防止一些过激行为的“左”的做法。我不很理解地说：耀邦同志，你说的道理很对，但我总觉得“左”比右好。他问我怎么会有这个想法，我给他讲，我1958年入党是经过了两年考验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当学生干部，对一些后进同学缺乏斗争性。所以，57年反右后我就认为“左”比右好，“左”是革命的，右是反动的。耀邦听后就给我讲了党的历史上几次“左”倾路线给革命带来的惨重损失。他谈到，红军长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左”倾路线使反“第五次围剿”慘重失败，红军在苏区呆不下去，只好长征北上，当然也是为了北上抗日。但“左”倾路线使苏区丧失90％，红军无立足之地，不得不走。耀邦还说，现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人，在延安搞“抢救”，山东搞土改中，就犯过“左”倾错误，现在恐怕老毛病又犯了（后来，我才知道耀邦当时讲的中央文革小组“某些”人就是康生）。

在讲党的历史过程中，耀邦还谈到，他为什么支持其大儿子胡德平考北大历史系。他说：历史学是包搅社会科学的大门类。不懂得历史，就不能掌握统帅自然科学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不懂得世界历史，就不懂得世界科学发展的道路；不懂得中国历史，就不懂得中国革命和建设该向何处去。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究竞如何搞？诸如党的领导、反修防修、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繁荣文学艺术、发扬民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等等。这些都需要年青一代的历史学家，在了解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同时，着重结合新中国建立后这段历史，进行总结研究，提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如何发展的正确道路。

二、“捍卫毛泽东思想，搞路线斗争，不但要勇敢，还要靠智慧”

1966年9月，林彪提出批判所谓资产阶级“保皇派”，团中央革命造反军团也在这时成立了，被罢官的“三胡一王”，这时也被军团允许拉到社会上游斗，回机关后则迫使他们扫大院、洗厕所，其他书记和各部正副部长，则由军团各部门勤务组监督写检查。我对耀邦同志只好敬而远之，有时在无人的角落里遇见，只能打个招呼，简单说几句。记得批判资产阶级“保皇派”时，军团造反派写了一张《讽“三朝元老”》的大字报，把团中央冯文彬时期、胡耀邦时期及文革筹委会、临时书记处时期得到信任的大多数干部，辱骂为“哈巴狗”、“奴才”。这张大字报除军团造反战士外，其他的人见人恨，但都敢怒而不敢言。我看后，也觉得像挨了骂一样。于是我署名写了一张《驳“三朝元老”论》，大字报开始写到，查遍古今辞典，找不到“三朝元老”之说，接着就批驳造反派臆造古典，辱骂团中央的老干部，不符合毛主席关于“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比较好的”的论述和党的干部政策……。大字报刚贴出，团中央许多部、处长见到我，都说我写得好，然而，我这张大字报却出了个大纰漏，因为《典源》里面有“三朝元老”典故，我没有找《典源》查阅。这不消说被造反派抓住，第二天围攻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还在机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点名批判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查的资产阶级字典”，说我“已滑到资产阶级右派的边缘”等等，我很不服气。一天，耀邦打扫完一楼厕所出来，在楼角见到我，他安慰我说：不要泄气！大字报的观点是对的，团中央无论哪个时期，都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团中央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怎么能划为是我胡耀邦、周宝兴的干部呢？你没有仔细查阅“三朝元老”典故，被人家抓住了辫子，可惜呀！捍卫毛泽东思想，搞路线斗争，光靠勇敢、猛沖不行，还要靠知识、靠智慧，你要努力学习啊！

三、“我并非反‘四人帮’英雄，我只不过是做到了‘三不’”

记得在1977年8月，我到北京去耀邦家看望他时，谈到团干部对他1975年到科学院工作时敢于和“四人帮”对着干，都很敬佩。所以，他和小平同志一样，在群众中威信都很高。耀邦听后，除批评我不该恭维他外，还说了“我并非反‘四人帮’英雄，我只不过是做到了‘三不’，就是‘四人帮’拉我，我不投靠；‘四人帮’整我，我不屈服；‘四人帮’逼我，我不乱说”。我当时不很理解耀邦说的“不乱说”的意思，从客厅告别出来，我到侧屋问时任耀邦同志秘书的梁金泉同志，梁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时，“四人帮”逼他揭发小平同志，可耀邦就是顶着不揭发，于是“四人帮”就把他列为邓小平的“四大金刚”之一，狠狠整耀邦同志。（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