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胆忠心为人民 刚毅直强顶邪恶(下)

——再忆胡耀邦同志生前几次对我的谈话（下）

四、“科学院的事，最好由科学家自己去管”

1979年12月，我出差到中国科学院去耀邦家看望他时，告诉他1978年4月，我从团省委转业到了中科院成都分院任科技处副处长，9月份已评定为工程师，还享受了10元的技术职务津贴（相当于提升一级半工资）。耀邦听后高兴地说：你到科学院系统从事科技管理，这个转行转对了。我1975年在中国科学院呆了4个多月，觉得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而科学技术的发展，靠的是人才，靠的是管理。现在科技人才缺乏，管理人才更缺乏，这就要靠教育来培养，你是学了专业技术的，搞管理应该在行。听到这里，我马上插话说：我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共青团工作，一搞就是17年，现在从事科技管理，也不在行，许多东西都不懂，得从头学起。耀邦笑着说：不在行就学嘛！向书本学，向懂行的人请教，从实践中多总结，你已经搞了一年多科技管理，应该有这个体会。他接着又说：要管理好科技，首先要尊重科学家。科技人才，是科学技术的载体，科学家是科技人才的精英，要靠他们攻克科技高峰，靠他们带出一批尖端科技接力人才。我主张科学院的事，最好由科学家自己去管。像李昌、克实（时任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正副书记）。他们以后都要从科学院退出来……。对耀邦的这次谈话，我回成都分院后向领导作了汇报，分院据此，加强了人才培训和引进，加强了科技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先后从科学院数学所聘任了关肇直、计算所聘任了魏道政来分院数理研究室和计算所分别担任主任和所长；将内蒙古大学数学教授、副校长刘世泽，中国科技大学两名数学教授张景中、杨璐调到了分院；还聘请了省内一些知名专家担任分院学术顾问。并最先在科学院系统成立分院教育处、职工大学，举办科技管理、计算机应用及出国人员外语培训班，使成都分院科技管理和人才培养一度成为科学院系统的先进单位。耀邦同志关于科学院的事，最好由科学家自己去管的思想，终于在80年代初期，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后得以实现。1983年3月，李昌和胡克实先后调离科学院，由院长卢嘉锡兼任党组书记，从那以后，科学院每一届党政一把手，都由科学家一肩挑。

五、“我问心无愧，我的问题20年以后才能见分晓”

1987年，我从长春参加国家科委召开的科技管理培训工作会议后，返回时路过北京，到耀邦新居北长街会计司胡同去看望他。记得那是一天下午，在见他前，警卫秘书李汉平同志告诉我，耀邦情绪不太好，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讨论“十三大”人事安排，他请了病假未去参加。进到客厅，耀邦从凉椅上起来，握着我的手：“啊！是小杜呀！几年未见面了，稀客！请坐，请坐。”他还诙谐地说：“我当总书记时你不来，现在下台了，你来干什么？”我无忌地回答：“您当总书记日理万机，太忙。那时，您的家门，又警戒森严，后又搬了家，见您不容易呀！再说，我一不求您当官，二不求您发财，就没有必要来打扰您了。这次我还是从梁金泉同志那里打听到您的新住址，才来看您的。”耀邦听后笑着说：“不忘旧情，好呀！”这话他反复说了两遍。

接着，彼此沉默了一阵，还是我打开了话局，我说：耀邦同志，您应该把您的光辉一生写成回忆录，激励我国青少年后代，去努力实现您曾提出的“新长征”。耀邦笑着反问：“有必要吗？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写，我需要冷静地思考。”当我谈到“您在团中央工作十几年，1959年您率先在全国提倡青年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并带领青年在革命化、知识化的道路上前进，培养了新中国青年一代；粉碎“四人帮”后，您冲破思想禁锢，平反‘冤、假、错’案，大胆改革开放……功绩显赫，您在人民心中是不会磨灭的。”这时，耀邦很激动地说：“我问心无愧，我的问题20年以后才能见分晓。”

从耀邦家出来后，我的心情十分沉重。“20年以后才能见分晓”的说法，据我所知，耀邦至少讲过三次。我亲自听他说过两次，除这次外，就是1966年8月，他被罢官后，在办公大楼我陪他居住时，我曾告诉他，根据我和高勇查阅他到团中央后的言行所梳出的辫子来看，他不是“走资派”，没有“三反”言行，有些讲话，如断章取义，似有不妥，但把讲话背景及前后连接起来看，就不是问题。耀邦当即说：“我是不是‘三反’分子，团中央是否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这些问题，我看要20年以后才能见分晓。”

还有一次这样的说法，是原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61年曾跟随耀邦下放到湖南湘潭，1964年又随他去陕西当秘书的戴云同志给我讲的。1976年7月25日，时任四机部教育局副局长的戴云同志，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检查工作完结后，到我家吃抄手。那是个星期天，吃完午饭后，到他6点离开学院飞回北京这段时间，我们整整摆谈了4个小时。私议了江青、康生等人的许多罪恶，发泄了对“批判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在谈到团中央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时，戴云同志告诉我，文革初期我参与给耀邦整理的那份“检讨”材料，后转到他的手上，10月份完稿后，他化装成卖菜人送到关东店给了耀邦。耀邦根据这个稿子，于1967年初写了二万多字的申诉材料。在这份申诉书中，耀邦同志讲到，“我和团中央的问题，要20年以后才能见分晓。”戴云说，这材料后来落在团中央造反军团手里，在当时反击所谓“二月逆流”中，造反派抓住这句话又把耀邦狠狠批斗了一场。

是的，耀邦关于“我的问题20年以后才能见分晓”的理念未错，已为历史证明。不是吗！文化大革命中，强加在耀邦身上的种种“罪名”，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两个凡是”被冲破，早就烟消云散了。耀邦被迫下台后，当年党中央，曾先后三次下发中央文件，通报耀邦的所谓错误，它像一块巨大石头压在人民心上，使大家多年都喘不过气来。然而，不到20年，也就18年时间，即2005年11月18日，在中共中央举行的“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恢复了胡耀邦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的光辉形象。

十分遗憾的是，1989年4月初，我接到世界继续教育工程大会5月中旬在北京开会的通知，准备利用这次出差的机会，再去看望我最崇敬的耀邦同志。就在我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天天晚上做着快要和亲人见面畅叙的美梦时，不料，4月15日中央“新闻联播”，传来了耀邦同志逝世的噩耗。我脑子一下懵了，像要爆炸似的，这怎么可能呢？！耀邦才73岁，他是青年的良师益友，人民的好领袖，他的逝世，全国人民都万分悲痛！人们从内心，发出永远缅怀耀邦的思念！大家望空长呼：敬爱的耀邦同志，您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确实是“问心无愧的”。

（2006年8月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