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人民群众

胡耀邦是湖南浏阳人，不满15岁就参加了红军，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少共中央秘书长。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长期做青年团的领导工作，也曾担任过党、政、军各方面的重要职务。胡耀邦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伟大的革命事业。他热爱党和人民，党和人民也深深地爱戴他，怀念他。在党的长期培养下，他和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时刻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特别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我曾在胡耀邦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两年时间。1988年冬，他来湖南，我到宾馆看望他时，他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这些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回忆起来，感到特别亲切，更使我深深怀念。

一、请求下放办点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工作会议（即7000人大会），其主要精神是：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纠正“五风”错误，号召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广大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充分发动群众，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争取尽快恢复（到1957年农业生产水平）和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凡参加中央扩大工作会议的干部，对于争取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都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当时身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凭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向党中央请求下放到一个地区兼职办点，搞调查研究，体察民情，总结富民强国的经验。他的这一请求很快得到党中央的批准。不久，胡耀邦率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梁步庭，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鲁钊等七八个人来湖南湘潭地区。胡耀邦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任第二书记，我任地委书记处书记兼醴陵县委第一书记，梁步庭兼任浏阳县委第一书记，鲁钊任湘潭县委副书记。

1962年胡耀邦等来湘潭地区之前，地区的农业生产虽有所恢复，群众生活略有改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但经济形势还相当严峻，粮食产量还没有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群众口粮人均在400斤左右，还有相当数量的群众温饱问题未解决。

二、鼓励农民综合开发利用

胡耀邦等来湘潭地区后，与本地干部一起进行了认真分析研究，确定浏阳为重点，从点上积累和总结经验，指导全局。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调查研究，基本统一了思想认识，认为湖南是个“七山一水两分田”的农业大省，湘潭地区必须从山多田少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只搞“以粮为纲”单打一的经济发展思路，必须进行综合经济开发、利用和管理。山区要以山养山；江湖区靠水吃水；有田的种好田，能搞副业的搞副业，做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综合开发利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作出并实施了恢复发展农业的若干重大决策。

1962年11月，胡耀邦和华国锋亲自到醴陵，正赶上召开县扩大干部会议，县委向他汇报了情况，又送给他一些简报，请他给到会同志作报告。他丝毫没有推辞，在会上共讲了8句话，48个字：“今年很有成绩，依靠大家努力；全国形势虽好，困难还有不少；继续乘胜前进，干劲加上钻劲；明年更好丰收，前途一片光明。”耀邦的讲话主题思想明确、思路清楚、生动活泼，一下子就把到会的300多人吸引住了，会场上鸦雀无声。他有时坐着讲，有时站起来，讲到困难还相当大时说：“我们已经度过了1959—1961年的3年困难时期，准备再继续奋斗几年，摆在我们全体干部面前的一个尖锐问题就可逐步得到解决。在困难面前怎么办?无非是4种态度和办法：一是不干了，回家去；二是骂娘，发牢骚；三是当扒手，搞偷摸，这是宪法所不容许的，是要受到严惩的。前面3条都是没有前途没有出路的。四是咬紧牙关，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困难，继续奋斗。革命就是和困难作斗争，胜利是从艰苦奋斗中得来的。”

为了进一步教育和启发干部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耀邦举了长征路上过梦笔山的例子，他用低沉的语调对大家说：“我有一个朋友，站在雪山顶上，见到四周一片大雪，觉得前途渺茫，怎么办？偷偷地自杀了。这是1935年的事，到现在27年了，这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与会同志听了这件事，有的低下头，有的泪水直流，深表惋惜。耀邦接着说：“其实，走过梦笔山顶，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下山再走7天过了腊子口就胜利地进入陕甘宁根据地。那个朋友经不起困难的考验，悲观失望，被茫茫大雪吓破了胆。现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胜利就在眼前。”此时，他举起一只手，用高昂的声调、坚定的语气号召大家：“同志们做好思想准备，眼前的困难，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咬紧牙关，艰苦奋斗，困难就一定能被我们战胜!”他话音刚落，全场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

耀邦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干部要认真钻研政策，用党的现行政策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绝不能靠蛮干、靠强迫命令的办法。他要求各级干部在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时，要做到4个大抓：㈠继续大抓粮食生产，并作为一个长期的方针。㈡大抓牲猪养殖，大力发展畜牧业。他指出，养猪能三变，即变粮、变钱、变富。号召农户以私养为主，公私并举。县、区、社要确定专人抓养猪。㈢大抓经济作物，扩大棉花、苎麻、辣椒等多种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达到稳产、高产，解决好农民的穿衣和零花钱等问题。㈣大抓封山育林，有计划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荒山荒坡造林运动，解决农村烧柴、住房和用材等问题。他举了一个很普通的例子，比如做伞，就离不开纸、竹子等，这与开发荒山紧密联系在一起。

为了发展以粮为主的多种经营，胡耀邦当时制订了一条极其重要的政策，就是稳定和刺激粮食生产，把粮食征购任务固定下来，3年不变，3年后再稳定5年不变。这一政策的贯彻执行，解除了许多农民多产多征购的后顾之忧，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三、狠抓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1963年5月20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共10个问题，并明确指出：这10个问题，是当前农村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有关我们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几项基本建设。

省委于5月21日至6月5日召开了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坚决贯彻中央这个决定，并提出了贯彻落实的6条标准。

胡耀邦根据湘潭地区的实际，决定采取以思想教育为主，狠抓干部队伍建设，并确定以浏阳为重点，分期分批在全地区普遍展开。他常去浏阳帮助和指导县委的工作，还经常深入大队和生产队，到群众中访贫问苦，找基层干部座谈，了解社情民意，听取意见，总结经验，指导全局。他除了利用地区《滨湖报》和内部刊物传递信息、交流经验外，还亲自到各县了解班子建设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意见。1963年6月15日，在醴陵召开的公社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上，他发表了讲话，指出醴陵的基层干部大多数本质是好的，但在困难时期，严重缺粮，群众吃不饱，在有的地方发生水肿病的情况下，干部手脚不干净，甚至贪污多占的现象较为普遍，有的还相当严重。群众辛辛苦苦劳动得来的果实，被少数人占去了，群众是很心痛的，挫伤了生产积极性，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巩固。通过对于部的思想教育和整顿，在群众监督下，有许多干部不同程度地放下了包袱，交待了多吃多占和贪污事实。同时，他对基层干部今后的长远建设也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说：“按照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我们的主观愿望，就是要走群众路线，深入群众之中，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认识和对待群众，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巩固集体经济，提高干部的思想、政策水平，建设一支好的干部队伍。”

胡耀邦在讲话中对干部进行了耐心而有力的说服教育。他用醴陵大林公社大冲大队支部书记林德章敢于承认错误，交待问题，并积极退赔，受到群众的欢迎和组织的信任，还继续担任支部书记这个典型事例来教育说服干部，使大家心服口服。

耀邦对抓基层干部队伍建设，还反复强调：凡牵涉到群众的问题，必须慎重对待，绝对不许整群众，要群众放下包袱，退物退款。生产队集体瞒产私分的，一律不清理。思想教育中暴露出违纪违法的，应当根据情节轻重，区别对待。属于违法的，要经过法律程序，才能给予法律制裁。

耀邦在注重抓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时，总是提倡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主张集中大批干部，用打歼灭战的办法，到一个大队搞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左”的偏向。他主张对基层干部主要是动员干部自己教育自己，主动放包袱，主动下楼，洗手洗澡，不追不逼，以思想教育为主，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宽严结合。通过狠抓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大大调动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63年早稻收割后，有90来天没有下过透雨，有的地方晚稻没插下去，有的插下后干死了。在这大旱之年，干部带领广大群众，男女老少齐上阵，顶烈日，冒酷暑，日夜奋战在抗旱前线，使全区减轻了灾情，减少了旱灾造成的损失。

四、引导山区人民以山养山

胡耀邦在湘潭地委兼职期间，重视发展林业生产。为了摸清林区情况，有的放矢指导林业生产，他几乎跑遍了山区县的林区，先后到过原酃县（林区）的十都公社和水口公社的原始森林地区，茶陵县的东乡林区，攸县的酒埠江林区，醴陵的官庄林区，浏阳的大围山和张坊林区，平江县（林区），岳阳的毛田公社（林区），湘潭县的青山、石固（林区）等。1963年春，耀邦到醴陵，重点调查了解林业生产情况，研究恢复发展林业生产的有关政策。县委向他汇报了醴陵发展林业生产的五年规划，详细谈了醴陵人多田少（人均不足8分田），有20多万亩荒山荒坡，还有十几万亩残林等实际情况，计划大力发展木本粮食——板栗。因为这种树经济价值高，5年结果，既可当粮食（营养成分高），又属高干乔木，木质好，可做国防用材（做枪托不开裂），规划3年育苗（每年下板栗种八九万斤），建立种苗基地，分工专人负责。5年造林，绿化所有荒山荒坡。耀邦听了非常高兴，大加赞赏。他说：“你们抓住醴陵人多田少的特点，发展木本粮食，抓得对，抓得好，是百年大计，人民会欢迎你们，感谢你们。”耀邦听完汇报后，由我和李满元陪同到军楚公社实地考察了板栗育苗基地，又到了新屋湾生产队看了造栗林绿化荒山的现场。对生产队长唐正胜鼓励说：“你们积极性很高，造了板栗林，要很好管理，5年以后就有收益。”唐正胜表示，决不辜负领导的期望，一定派专人负责管理。这个生产队长很负责任，说到做到，从那时到现在已有30多年，前几年我见到唐正胜（原在乡里搞乡镇企业）时，问起种板栗的事，他高兴地说：“1963年种的板栗树现已成为一片茂盛的板栗林，已经结了果，价钱也不错，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我们没有辜负耀邦同志的期望。”
随后，胡耀邦到尹家冲大队，走进山冲不远，看到一片老残茶园，约有三四十人在茶园干活，有的移栽新茶苗，有的砍伐老茶蔸。耀邦便走上山坡席地而坐，和几个茶农交谈起来。正在茶园劳动，进行技术指导的技术员罗福山随即走过来参加座谈。李满元要罗福山汇报老茶园更新改造的情况，罗福山说：“这片茶园有300多亩，已有几十年了，茶树老化，缺蔸很多，每亩产量20～30斤，再不改造，几年后就会没收益了。我们改造的主要措施是：把老茶树的老枝砍去，使其长出新枝。同时按照新式茶园要求的行、株、距合理密植，栽种新苗，三四年后即有收益。每亩可产干茶100多公斤，培育得好可达300公斤，产值可达500～600元。”耀邦听了汇报很满意地说：“开发山区经济林大有可为，你们这片茶园，3至5年后是一大笔收入，山上发展经济作物，也可致富。有了钱可以支援粮食生产，有了粮又可支援山区开发，互相促进。这就是靠山吃山嘛!”这一席话使参加座谈的几个农民深受启发和鼓舞，大家感到山区有奔头了。有的表示：“首长您放心，我们一定加劲干，把茶园搞好，现在我们带着几个红薯充饥，上山开垦茶园，三四年后我们可以带着白米饭和腊肉进茶园劳动了。”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情绪高了，劲头大了，尹家冲一片沸腾，掀起了大搞茶园的高潮。

接着，我们又陪耀邦到官庄林区视察。这个区有4个公社，是醴陵木材主要产区。耀邦下车后继续向山上攀登，走进了阴森森的深山老林，大多是松树和杉树，山腰下有些混合林，还有少量稀疏的茶树。他不顾疲劳，边走边看，看完整个山头后才下山。到大林公社后，又召开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官庄区委书记桑海、县委农林部长吴彦凡及大林公社书记和几个干部。桑海首先汇报了林业的基本情况，他说：“官庄区人多、山多、田少，粮食不够吃，还吃国家统销粮。”耀邦说：“你们田少是劣势，而山多却是优势，要发挥优势，靠山吃山嘛!”这时，桑海面带忧虑地说：“从长远讲靠山吃山是对的，可眼前买粮没钱，等砍树卖了钱，再买回口粮，解决不了燃眉之急。把大树砍了，再造用材林，短期内见不了效益，群众的积极性难以调动。”耀邦听了桑海的汇报，发现官庄区的干部有畏难情绪。于是，他针对这一思想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让大家讨论与思考：“你们是不是想困难多了些?和群众一起商量想办法少了些?克服困难所采取的措施不够得力?比如种些短期见效快的作物?有哪些副业生产适合你们这里搞等等。我是出了些题目，文章靠你们做。”这一下，大伙活跃起来了，有的说：“拿出解放军打仗的劲头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有的说：“短期见效快的作物有的是。”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不少，如：板栗、茶叶、黄花菜、白枝子花(药用)、竹子、平茹(药用)、梨子、桃子、李子、柑桔等等。副业方面的项目大家也列举了不少，如造纸、竹编、小木家具(小椅子、凳子)。还有的提出，山上草多，可养牛、养羊，大力发展饲养业。耀邦认为大家的想法很好，他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四句话：“以短养长，长短结合，靠山吃山，以山养山。”并把它作为发展林业生产的指导方针在湘潭地区贯彻。同时，抓住毛田公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绿化山区的经验在全区推广，有力地促进了湘潭地区的林业生产。醴陵、酃县、湘潭、临湘、平江等县50年代是不产柑桔的，自贯彻林业方针和推广毛田经验后，调动了群众绿化造林的积极性，都种起柑桔来了。攸县的广柑，浏阳的金钱桔也扩大了种植面积。湘潭县的小林场、小园艺场发展很快，改变了丘陵、山区的面貌。到60年代末，湘潭地区的经济林和用材林均有较大发展，经济上获得显著效益。

五、为民办事不辞劳苦

耀邦重视发展社办工副业。他根据各地特点，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浏阳生产花炮有悠久历史，品种多，质量高，在全国享有盛名。醴陵的瓷器花色好，质量优，很受欢迎。耀邦从这两个县各自的优势出发，鼓励浏阳大力发展花炮，希望醴陵在大力发展瓷器的同时，积极发展花炮，争取多出口创汇。他明确指出：鞭花炮和瓷器是这两个县的支柱产业，如果垮下来，财政就会大受损失，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这两个产品抓好了，产值高了，人民手中有了钱，干社会主义的劲头会更足，对农业的支援会更加有利。耀邦对发展社、队(即乡镇)企业，分类指导的思想在60年代对浏阳的花炮生产和醴陵的瓷器业发展确实起了重要作用，打下了后来大发展的基础。

胡耀邦在湘潭地委兼职近两年，大部分时间在基层，经常到县、社(乡)、大队(村)调查研究，传播经验，指导工作。从湘潭地区的最南边井冈山脚下的酃县，到最北边濒临长江边的临湘，中间有茶陵、攸县、醴陵、浏阳、平江、湘阴、汨罗、岳阳等8县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对这块革命老区的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希望早日改变这里贫穷落后面貌，他顶严寒，冒暑热，不顾疲劳，夜以继日，奔波在700公里的狭长地带。

1963年7月的一天，正值盛暑季节，我和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于下午4点多钟到浏阳给耀邦送一份材料，不料他去了湘阴。晚饭后，我们又赶到湘阴，一见面他就热情地对我们说：“这么热的天，你们还给我从老远送材料来，真辛苦你们了。”他接过材料，便立即伏在案头仔细阅批，虽蚊虫叮咬，汗流浃背，不时用扇子向身上拍打，用了两个钟头的时间将材料批阅完毕，并在文字上进行了修改补充和技术加工，又给省委副秘书长杨树清写了一封信，请他赶印，这时已是晚10点来钟。我们马上离开湘阴去省委，到达省委时已经11点多钟。杨树清接信马上交印刷厂加班，次日早8点多样稿印出，由匡传高校对，上午12点前把印好的材料送湘潭地委立即转发各县。从处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可以看出耀邦是如何在艰苦环境下不辞辛苦，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他那种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事事为人民群众着想的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楷模，并不断激发广大干部和群众克服困难，搞好农副业生产的信心和决心。1964年湘潭地区的农业生产大为好转，粮食产量接近1957年的水平，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经济作物和工业生产也都获得全面丰收。

耀邦由于忘我工作，坚持风里来，雨里往，长期爬山越岭，加上过去战争年代恶劣环境影响，身患的关节炎复发了。据医生诊断，膝盖软组织磨损。大家要他回北京休息治疗，他没有返京，仍坚持工作。直到1964年共青团“九大”召开前夕，他才回到北京，参加全国团代会的筹备工作。

六、深切怀念耀邦

1988年11月下旬的一天，听说耀邦来了，住在省委九所一号楼。第二天下午3点钟我去看他。一见面就亲切握手，互致问候。他问我：“你这些年都做些什么?”我回答说：“没有担任实职工作，已退到第二线搞些农村调查研究，并写了点调查材料。有的在内部刊物上登载过；有的已公开发表；还有些是本省和外省参观访问的情况汇报。知道你平时爱看来自基层的材料，特意送给你看看，请多提意见，作指示。”胡耀邦见了非常高兴，很快把材料接了过去。这时，我们又把话题转移到农业上，我向耀邦汇报了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农业发展的简略情况。我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湖南农业有了很大发展，粮食产量达到530亿斤，棉花200多万担，柑桔和水果超过一千万担，芝麻最高年产量500万担，茶叶150万担，牲猪、水产和其他经济作物都有较大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但也存在问题：如水利失修，湖区电排老化，粮食多了，价格低，农民叫苦卖粮难。苎麻遭受打击最大，40多年来，湖南苎麻已经几上几下。1984年至1987年发展到最高峰，全省种植300万亩，1986年苎麻大战，价格暴涨，种麻发了财，1987年至1988年，价格猛跌，大量麻田毁掉改种，有的把良种都挖掉了。一时间发展苎麻还受到批判，搞得有些干部抬不起头来，误认为理亏。有的农业技术干部灰溜溜地发誓说：“今后再也不发动农民种麻了。”汇报到这里，耀邦说：湖南是农业大省，这几年发展是快的，向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牲猪，对国家贡献很大。同时指出：群众说卖粮难，这只是从表面现象看，好像粮食多了，其实不是粮食多了，而是仓库不够，再加上资金紧，这就限制了粮食收购量，因此农民卖粮就难了。种麻的问题，湖南省种麻，气候适宜是个优势，当然太多了，供过于求会影响价格，今后还是要种的。

除此之外，耀邦还谈了到新疆的感受和发展边境贸易的看法等等。他对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坚强的决心和信心。讲话时情绪饱满，精力充沛，不像古稀之人。

这次见面后，隔了10多天，听说耀邦从岳阳返回长沙，一天的下午我又去看他，可是他感冒了，正发烧，医生在给他打吊针。我只好留了一张条子就告辞了。

1989年1月7日，胡耀邦亲笔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使我深受教育。信中这样写道：“你送来的六个材料我一一地阅读了一遍，谢谢你给了我一些很好的新鲜知识。送来的材料你可能只留有一份，因此全数退还给你。希望你尽力发挥余热的同时，注意自己的健康。”

1989年4月15日晚，当我在电视上看到胡耀邦不幸去世的消息后，犹如晴天霹雳，使我十分悲痛，当晚久久不能入睡，没有想到耀邦去得这样快。我想起许多往事，对他深深怀念。耀邦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段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他一生刻苦学习，博览群书，特别注重攻读毛主席著作和马列主义的经典，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富有开创精神，平易近人，作风民主，胸怀坦荡，以诚待人，密切联系群众。他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组织和推动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使大批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同时也为大批蒙受冤屈，受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平了反，恢复了名誉。他虽然离开人间，但他的光辉思想和革命业绩却留在人间，是永远值得学习的。

（作者系1921年生，山东郓城人，曾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处书记兼醴陵县委第一书记，湖南省农经委副主任，湖南省顾问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