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面 之 交

1988年12月底，我从北京回到长沙，听说胡耀邦同志到湖南已经两三个月，正住在“九所”。

“九所”是湖南省委大院西端一个园林化建筑群落，离省文联只有10分钟路。多少年来第一次明白无误地得知耀邦近在咫尺，使我怦然心动!我和耀邦可算半个老乡，我1965年9月从长沙市“上山下乡”的，在浏阳大围山区中岳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插队落户”，前后近20年。

当年，耀邦看了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后，对担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的钟沛璋说：“看来张扬这个人读过很多书。你见了他，告诉他，好好干。”

我确实在“好好干”。80年代中期，我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金箔》；后来，又深感腐败像癌瘤一样侵蚀着党和国家的机体，想写一部小说《癌》。“上面”以为我要写人体上的癌，便于1985年11月让我挂职湖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深入生活。在医院里，我虽然没有实权，但廉洁正派，关心病人，关心医院建设，在力所能及乃至力所不及的范围内做了不少好事。听说在那家医院，后来还有不少关于我的美好传说，主要是关于我的刚正清廉和帮助贫苦病人，甚至把某些不是我做的或从来就没有过的好事也算在我头上了。

《金箔》第一部已出版半年多。这时，我将手头仅有的三四本中抽出一本，在扉页上写了“献给耀邦”四个大字，签上名，寄给胡耀邦。往后，1987年7月《金箔》第二、三部出齐，我又给耀邦寄上。却不知道他收到没有。

真没想到，耀邦来到了长沙，就住在数百米开外的地方！

1988年12月30日深夜，我给耀邦写了一封信，请他以他认为适当的方式告知我一下，是否收到了《金箔》；如果没有收到，我还可以就近送上一套。

1989年1月4日下午，我托省文联机要员将信送进“九所”。5日上午省委警卫局打来电话，但我不在。夜里接了电话，约我6日下午2时去“九所”六号楼。

届时，我来到“九所”六号楼一间大厅。听说耀邦正在做治疗，我在呈环状摆列的几十张单人沙发中随便挑一张坐下，闭目支颐小憩。女服务员为我沏茶。两三分钟后，一个声音传来：“是张扬同志吧？”
我睁开眼，站起来。

耀邦微笑着走过来。我迎上10余米，伸出双手：“耀邦同志，您好。”我们握手。他衣着极普通，甚至不大整齐。他端着一个原先用以装豆瓣酱之类的圆口方体玻璃瓶，那是他的茶杯，里面有半杯淡茶。
我们一面对话，一面朝沙发走去。我们仿佛不约而同似的，挑选了我刚才坐的沙发和旁边一张沙发。耀邦在我左首就座。服务员为他兑满那只“玻璃瓶”，几位工作人员一起悄然退出，大厅中只剩下我们两人。
“听说您病了？”我问。省文联到底是“省直机关”，隔省委和“九所”又近，因此，我听说省委的医务人员最近连续为耀邦治病，治的是心脏病。刚才他不是还在做治疗吗？

“感冒了……”他显得漫不经心。

茶几上摆着中华牌香烟。但耀邦刚坐下便掏出自己的香烟，开始抽，还把烟推过来，让我抽。我不抽。我告诉他，我在肿瘤医院看了很多肿瘤手术，抽烟的人肺是黑的，而不抽烟的人肺是鲜红的。我劝他戒烟。他摇摇头，淡然一笑：“抽了几十年，不好戒了，唉。”不知为什么，从一开始彼此就很亲切，随便，好像我们是经常会面的人，只是在长沙又相聚了……

但终究是第一次会面。所以我一面谈话，一面观察他。他耳垂很长，头发有三分之二以上仍是黑的，面部皱纹不深重，更没有老年斑；他记忆力强，反应敏捷，口齿清晰，思想活跃，待人坦诚，胸无城府；同时，我也注意到，他的笑容似乎也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礼仪性的，另一种是勉强的，惨淡的。他形容憔悴，表情抑郁，经常流露出沉思甚至迷惘的神态……

他告诉我，收到了我寄的《金箔》，还收到王蒙、魏巍、朱仲丽等作家送给他的书。这使我放了心。
耀邦听我谈话时十分专注，他不敷衍，不矫饰，没有机心，却很有真情。

整个谈话中，耀邦惟一欣快的是谈到杨勇。耀邦的家距文家市有十余华里，而杨勇的家在文家市镇上。外界说杨勇是胡耀邦的表哥，据我所知，不一定是这么一回事；湖南农村相距几十里的人都相互认识，往往也能扯上一点亲戚关系，但并不真“亲”。耀邦少年时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一座清代祠堂，后来是秋收起义纪念馆的主建筑）读书，跟杨勇认识并按当地习惯称兄道弟，并不奇怪，不一定真是表兄弟。耀邦讲到长征时，途经贵州某地，他病得很厉害，躺在路旁不能动弹；行人匆匆来去，也无暇顾及他。忽然，他看见杨勇急步往什么地方走，便叫了一声：“××哥!”杨勇当时是红军的团长，一瞅是耀邦，忙令两个战士用担架抬起他行军……

显然，没有杨勇，病重的胡耀邦会死在那里的路旁。

杨勇同志已逝世。但耀邦谈到这位“恩人”时，仍流露出无限怀念。看来，他是个极重感情的人。

胡耀邦在“九所”，每天看书。他告诉我，正在读《邓小平》，一个匈牙利人写的，“书名就叫‘邓小平’”。于是，我劝胡耀邦写回忆录。他听后，摇了摇头。

“我看没关系，可以写。”我说，“不必考虑出版，写了先搁着，……”

耀邦没有正面作答。

“您这次回浏阳了吗?”我问。

“没有。”他摇摇头。

“您还是回浏阳看看吧!”我注视着他，“故乡人民对你是有感情的，这种感情是不会随着任何其他因素移易的。”

耀邦望着远处，动情而又感伤地保持着沉默。

作家是本能的心理学家。我有意对耀邦娓娓讲述浏阳。我谈到1986年秋天陪一位外地记者到文家市，当地一位中学教师领我们沿着小路去耀邦旧居。我用低沉、浑厚的语音描述着那片养育过一代伟人的丘陵地区。开始是山冲里的曲径，那种专供独轮车和挑担子的农民行走的起伏不平的路，路边常有潺潺的溪流，水边丛生着茂密的水草和野花；两旁分布着一块块大小高低不等的稻田，一座座傍山脚而建的土砖屋场，屋顶盖着青瓦或稻草、树皮；山坡上满是矮小的松树、杉树、油茶，山下和屋场四周生有竹林，陡坎和山山岭岭上到处显露出一些斑斑驳驳的红壤地皮。最后一段路，又翻过几道峻峭的岩坡，攀上爬下非常费力，终于可以俯视那座屋场了。耀邦旧居地形非常奇特：四周苍翠满目，群山簇拥，中央盆地上满布稻田，“盆底”突兀着一座小山，小山伸出一个支脉与四周的群山相连，旧居就建在小山顶上……

那是个古老、简陋的院落。我们下到谷底，又攀上弯曲的石阶，跨入院门；土砖屋垮掉了一小半，又用新土夯筑起来，新墙旧墙一黄一黑，泾渭分明。一位老年农妇，还有两个年轻农民正在院中干杂活。我们跟他们打了招呼，我用浏阳方言同老妇交谈起来，她是耀邦的嫂嫂；交谈中得知，耀邦的哥哥胡耀福不在家……

胡耀福是个农民，1949年以前命运曲折，1949年以后照样坎坷，没有从当“大官”的弟弟那里得到半点好处。听浏阳县领导告诉我，耀邦担任党中央主席后，胡耀福又一次到了北京，痛责耀邦“没良心”，他辛苦劳作，供弟弟上学，有了文化，参加红军后才能有那么大出息；不料解放后耀邦全不顾手足之情，对备受磨难的兄嫂一家过问不多，几个侄儿没有工作，他也根本不管……

我问那位浏阳县领导：“耀邦怎么说?”

“他望着胡耀福，什么也不说。”

……

现在，我告诉耀邦：“您哥哥嫂嫂没钱，而您又不准公家出钱，所以您家那房子塌了一小半，一直没法修复。后来，县里瞒着你，拿了1000元，筑起了垮塌的部分。”

耀邦一声不吭。但我看得出，他在悉心倾听。

我跟耀邦的嫂嫂谈了20分钟。然后，我们照原路回文家市。1986年初秋，正是胡耀邦政治生涯的顶巅；然而，他坐落在山间的旧居跟那一带的农舍没有任何区别，只是更静谧，更孤峭……

我轻声道：“当我们沿着那曲折山径往回走时，我打量着路旁的溪流和两边山坡上簇拥着的松树、杉树、油茶和竹林，还有一丘丘金黄色的晚稻田和一座座简朴的农舍，心想，半个多世纪以前，少年时候的您，也曾无数次地赤脚草鞋，从同一条小路上走过吧……”

我有意讲述这一切，而且有意用沉稳的声调和梦幻般的语气不慌不忙侃侃而谈。生他养他的土地，老家的土屋，幼时求学的里仁学校，供他衣食送他上学的兄嫂，千百次赤脚草鞋走过的山中小路……我想，这一切也许能在伪诈混浊的世风中多少给他一点慰藉，激起他胸腑深处美好的情愫。

进入六号楼时，省委警卫处处长就对我说，耀邦身体不好，谈半小时就够了。谈话开始时，我将警卫处长的嘱咐告诉耀邦，他笑笑：“谈一小时可以吧！”

谈到50分钟，我准备结束谈话。我看看手表，说：“耀邦同志，我准备告辞了。在告辞之前，我想向您提个要求。”

“什么要求?”

“我希望跟您合个影。”

“可以呀，但我没有照相机。”

“我带了!”我跑到外间，六、七个秘书、警卫人员都在那里。我招手请其中一位进来。当我回到大厅时，耀邦已经离开了沙发，走到一面磨砂玻璃墙前，动手搬了两张软垫靠椅并摆在一起。他自己选了一张，坐下，又指指他左首那张，对我说：“你坐在这里。”

秘书模样的年轻人一瞅我那50元买的“傻瓜”相机：“嗬，就这？”

我笑笑：“人好就行嘛！”

我将相机放回提包，穿上风衣，“正式”告辞。耀邦送我出来。六号楼从前住过毛泽东等，结构有点复杂，曲里拐弯的。我们一起走过那六、七个秘书、警卫人员面前时，正坐在他们中间的一位“来宾”赶忙伸出双手向耀邦迎上来；他大概已经在这里等候一阵子了。胡耀邦与他握手笑问：“我们在哪里见过面呀？”那人答：“60年代在湘潭……”耀邦做个手势，意思是请他再等一等；然后又跨了几步，送我到六号楼门口。

“再见了，耀邦同志！希望你多多保重。”我笔直地伸出右臂，一字一顿：

“请你相信，人民是爱你的!”

（作者系1944年5月生，河南长葛人，现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