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心目中的胡耀邦

一九六四年，我参加陕西省长安县社教工作的时候，听过一次省委书记胡耀邦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报告通俗幽默，内容深刻。他对农村情况的熟悉程度和对农民利益的关注，曾经深深地打动过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人。凑巧，一九六五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团中央机关工作，胡耀邦也已从陕西回到了团中央。在团中央机关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胡耀邦是一位有思想、有能力，关心群众，为人宽厚，胸襟坦荡的领导者；团中央机关更是个朝气蓬勃、团结友爱的集体。可是一夜之间，这一切都被扭曲了。那是文革初期的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党中央常委李富春代表党中央突然来到团中央机关大院（北京正义路三号）宣布：团中央书记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改组以胡耀邦为第一书记的书记处。机关的同志都懵了，我更懵了！

好端端的团中央机关，瞬间成了修正主义的黑窝，人心不稳，秩序大乱；胡耀邦戴上了“修正主义黑帮头子”的帽子，不分白天黑夜，被揪出来挂牌示众，批斗，在拳脚交加的残酷斗争和无情的打击下，胡耀邦已没有往日那种朝气蓬勃、精神抖擞的风采了。一个年过五十的人，经得起这样折腾吗？身体早就不行了。自从胡耀邦和一批当权派被关进“牛棚”以后，就在专政组的严格控制之下，没有特殊的理由，是无法接近他们的。兴许在饭厅能偶尔见到？因为他们一般都晚去半小时。

那天，我故意晚点上食堂。正好，专政组押着长长的“黑帮”队伍，在食堂买饭，胡耀邦排在最后，当他掏出饭票交给炊事员的时候，我迅速凑了上去。趁炊事员转身给他盛饭的空隙，我小声地问他：“身体怎么样？”他大概觉得突然，扬头看了我一眼，脸上虽然没有了往日的光泽，但目光仍然炯炯有神。他说：“身体还可以，痔疮犯了。”我又问他：“吃几两米饭？”他伸出两个指头说：“二两米饭，一块豆腐乳。”这时炊事员把饭递到了他跟前。我也马上买了饭、菜，转身走了。

从专政组传出来的消息说，胡耀邦进了“牛棚”，还坚持写日记。专政组为了掌握动向，所有“黑帮”的日记都是要检查的。

万万没有料到，没过几天，在机关礼堂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一个造反派的小头头，突然歇斯底里的大嚷大叫道：“我们革命群众队伍中出了叛徒。有人现在还关心胡耀邦的健康，问他一顿吃几两米饭，革命的同志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把藏在群众中的叛徒揪出来示众……”

我虽然坐在后排，但他的吼叫，我听得一清二楚。我傻眼了，这可怎么办哪？我没有经历过大的政治运动，没有政治经验，心里很紧张，因为造反派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我想，万一他们以开会的名义，把大家集合起来，逼着胡耀邦当众认出我来可怎么办？越想心里越没底，我失眠了。最后决定借故请假回家探亲躲避几个月。惶惶不安的我，那天偶尔遇见住在大院内的湖南老乡伍杰，他解放前是搞地下学运的老同志，一九五一年任常德团地委副书记。他把我领到他家里，说我气色不好，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没有。沉默片刻，我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他：“胡耀邦的记忆力好吗？”他没加思索地说：“胡耀邦的记性好得很，作报告、讲话，一般都不要稿子。”我不着边际地又冒出一句“他能认出我吗？”伍杰没听懂什么意思，愣愣地看着我问：“什么？”我也觉失言，连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伍杰看出我有心事，启发我把心事说出来，说不定他还能帮我出点主意。我想了想，把事情全向他说了，还说想回家避一避。我发现他听后表面上很平静，可脸上却掠过一丝让人难以发觉的快慰和惊异，然后宽慰我：“这有什么，首先你自己要沉得住气。回家不好，显得心虚，反而暴露了，没事的。”我说：“说得轻巧，他们要是逼着胡耀邦认出我呢？”伍杰摇着头连说了两个“不会，不会。”伍杰见我还有疑惑，他说：“胡耀邦是长征干部，什么运动没经过？逼他能逼出什么？机关这么多人，只有你一个人关心他呀，问他吃几两饭，你确信没有别人问过？”伍杰最后胸有成竹地说：“关键是你自己要沉住气，胡耀邦是不会‘认'出你的，胡耀邦就不是那种‘认出你'的人。”看伍杰的态度，我好像吃了颗定心丸。他是团中央的老同志，更了解胡耀邦啊！后来，我听说专政组多次审问他：关心他的健康，问他一顿吃几两米饭的是谁，他都说记不清了。

离开伍杰家，走到传达室门口，一辆车篷上印着XX工厂的吉普车开进来，这是外单位把胡耀邦揪到工厂批斗完了，送回团中央机关来。胡耀邦的脸又青又肿，手上拿着被撕破了的衬衣。显然，工厂动了武。见此情景，机关的同志都围了上来，一时鸦雀无声，谁也没有说活，只有投去的同情目光。吉普车一出大门，胡耀邦拐进了南院专政组。这时，人们议论开了，声音由小到大。有的说，胡耀邦是我们单位的“走资派”，我们最了解他嘛，我们有能力把他揭深批透。有的说，外单位揪去批斗可以，但要同我们协商，经我们同意，而且我们要派人参加，同时把外单位的揭批材料带回来……。所有在场的人，包括那些响当当的造反派，没有一个人说不的。在这里我看见大家的情绪在激动，目光在交流，心在往一块靠近。我心里好一阵畅快。我明白了一点，我是最笨的，这不比去问问他吃几两米饭管用得多吗？

果然，抓“叛徒”的声音平息了，群众组织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作出几条决定，其中一条：凡外单位揪斗胡耀邦，都由团中央出车，派专人“押”去“押”回。两个押送的人，都是一米八高的大个，其中一个是胡耀邦的汽车司机。从那以后，胡耀邦去外面挨批挨斗回来，脸再也没有肿过，衣服也没有被撕破过。

胡耀邦在组织上被打倒了，形式上也批臭了，但他在机关绝大多数干部中仍倍受关注。凡是有关胡耀邦的消息、动向，传得最快最广。他在五七干校，北京留守处的人打听他的劳动生活情况；他回北京，五七干校的人打听他的健康状况。

那年冬天，我探亲归来，由于眼病犯了，所以没去干校直接回京治疗，当然也想能有机会见到胡耀邦。说来也巧，留守处的军代表把我和胡耀邦、胡克实编在一个学习小组，学习地点，就在“二胡”的院子里——王府井附近的八面槽富强胡同六号。第一次学习，在胡耀邦家附近的另一位书记家里。大家见面寒暄了几句后，胡耀邦改不了过去的老习惯，首先了解情况。他知道我家在农村，就问我基层党组织的情况，我说湖南农村党组织生活极不正常。他说五七干校附近的农村也一样，带有普遍性，你们应该写材料向中央反映嘛！接着他又问我家里的情况，我说别的还好，就是孩子没有口粮。我爱人是吃县里集体粮的民办教师，不参加生产队的分配。孩子不是城镇户口，县里不供粮，生产队也不管。胡克实说，这可是个大问题，孩子不能饿着呀。胡耀邦没有说话。

过了个把星期，又一次学习结束走人的时候，胡耀邦走到我身边对我说：生产队按劳动工分给口粮，是允许的，你和你爱人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他们可以不管，孩子的口粮应该由当地政府解决。他停了片刻问我：“你认识戴云吗？”

我说：“不是认识，是很熟。”

他说：“让他给湖南省委组织部长赵处棋同志写封信，请处棋同志过问一下你孩子的口粮问题，我签名。”果然，赵处棋同志一过问，问题就解决了。

戴云是文革前团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曾当过胡耀邦的秘书，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观点比较一致，所以成了朋友。戴云告诉我，耀邦虽然身处逆境，自身难保，但该办的事还是办，该说的话还是说。类似你这样的困难，他帮助过好几位同志解决了，你的事只是其中的一宗。

一九七三年底，“四人帮”在教育战线上掀起了所谓“反回潮”的斗争，明枪暗箭射向被视为眼中钉的一些老同志，风声日紧。当时辽宁省的省委副书记毛远新，在沈阳说：秋后算账，回潮的现象到处有，胡耀邦就猖狂得很，他四处串联，笑我江东无人，竟敢说江青同志获得的掌声是廉价的掌声，狂妄之极。由于毛远新有毛泽东侄子的特殊身份，他的言行，当时被看作是一种征兆和动向。机关的一些同志，深怕政治迫害又要落到胡耀邦的头上。迫于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人们虽然言语谨慎，不敢轻易贸然行动，但每个人的神态和脸色都透出对“四人邦”的憎恶和对胡耀邦的同情。那天，我见到了戴云，他是全机关无人不知的铁杆保胡派，胡耀邦被停职反省时，他还偷偷帮胡耀邦写检查。戴云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形势严峻，我正找你。接着又说：“看来他们为下毒手造舆论了，你去找一趟耀邦吧，我是被人家注意的目标，不方便。”他告诉我，见了耀邦，要很简单地把听到关于毛远新的讲话告诉他，叫他最近不要外出活动了，就说是大家共同的意见。最后戴云叮嘱我要尽快去，晚了就没意义了，不要让别人知道……。

听说“四人帮”为监视老干部的活动，在他们房前屋后都布置便衣警察，团中央好几位书记都住在富强胡同，“四人帮”是不会轻易放过的。我想我是一般干部，目标小，不显眼，虽然心里害怕，但我豁出去了。正好，两天前，我爱人带着出世不久的孩子来探亲，为了掩人耳目，我对爱人说带着孩子一块上街去买东西。时值北京最冷的季节，我爱人按南方人的习惯，用一块大布把孩子裹好背在背上，在前面走，我跟着。天冻路滑，街上行人不多，站在商店门口的人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有的还说，怎么能这样背着孩子。其实，孩子被裹得严严实实的，在妈妈背上都睡着了。我爱人以为真的上街买东西，虽然冷，她却十分高兴，看啥都觉得新鲜，所以很轻松。我呢，恰恰相反，紧张得气都喘不均，有一种去完成战斗任务的神圣感。虽然多次出入富强胡同六号，唯有这次有深入虎穴之感。从胡同口到六号院距离不远，好像走了很久，我不断用余光注意观察周围的动静，生怕突然冒出个便衣警察来。到了门口，我让我爱人在门口等着。正好，原来那个看门的老头不在，我闪身就进了院子。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显然，院子很久无人打扫了，落叶上掩盖着一层残雪，踩上去沙沙作响。我直奔客厅，大概是事先无人通报的原因，正在跟耀邦谈话的一个青年人见我进来，嗖的一下离开沙发退到了里屋。可见当时人们的警惕性高到了什么程度。耀邦见我急冲冲的样子，马上迎上来。我开门见山，把戴云说的意思告诉他。再三嘱咐，说话谨慎，近期不要出来活动。

耀邦听后沉思了片刻，无奈地说：我一直在家里读书，反思过去的工作，哪也没去，还串什么联？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

“反正要注意点。耀邦同志，我爱人在外面等着，我走了，你好自为之吧！”我转身出门后，听见耀邦说了句：谢谢同志们。

出了六号院，我如释重负。我爱人脸冻得通红，一直跺着没穿棉鞋的双脚取暖。也许是因为包得太严实，憋得太久了，孩子突然“哇”地一声哭起来。我领着爱人和孩子沿着八面槽迅速来到王府井，串了两家商店，买了点不起眼的小东西，回到家，马上去见戴云，戴云听了非常高兴。

没过多久，耀邦得了病，戴云叫我代表大家去探视一下。我问住在什么医院，戴云说北京医院是高干病房最集中的地方，又是团中央的合同医院，应该在那里。当时，“四人帮”不断散布，老家伙们利用住院休养的机会搞串联，发泄不满情绪。因此，高干病房对外是保密的，探视制度控制得十分严格。我骑着自行车，围着北京医院绕了好久，连病房的门都没打听到。多少年以后，团中央留守处的王世发同志告诉我，当时胡耀邦住在协和医院，根本没住北京医院。住院手续是他一手操办的。

我最后一次见耀邦，是一九七八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我一家进了北京，我欣喜若狂地把这作为一个特大喜讯去告诉他。他不仅没有为我高兴，反而冷冷地说：都挤在北京有什么好？年纪还轻，应该下去做点实际工作。当时，我并没往深处想，后来才慢慢领悟到，这是他对年轻干部深层次的真正的关心。

文革期间，团中央机关像戴云一样关心胡耀邦的人，实在不少，但谁都不说，只能从一句话、一个腔调或者一次无关紧要的表态中，品味出他们与胡耀邦精神上的某种联系和对耀邦的崇敬。这种关系的形成，大概是由于长期相处，相互联系和影响的结果吧！

（本网编者注：本文完成于 2002年6月13日，最早刊登在《新民晚报》2005.11.20 （23B）夜光杯版，取名为《大家的心和胡耀邦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