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艺振兴的里程碑（上）

——胡耀邦与第四次文代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同志被任命为党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他为文艺界拨乱反正做的一件大事，就是为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四次文代会）作出决策，并做了至为关键的思想和组织的准备工作，使得第四次文代会在1979年底胜利举行，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新时期。

拨乱反正：把“管教所”办成“服务站”

早在1978年召开的中国文联三届全委扩大会议上，就决定成立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并开始工作。但是由于当时中宣部的主要领导，仍然执行“两个凡是”的观点，抵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文艺黑线专政论”可以批判，但“文艺黑线”问题却不能否定，以致文艺界一些老同志都不能回到文艺工作的岗位，引起文艺界的思想紊乱和不满，第四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也迟迟不能进行。

耀邦同志任中宣部长后，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将三中全会的精神洒到了中宣部。在1978年12月底的两次就职讲话中，耀邦同志就针对宣传部门如何管好文艺工作，明确提出：对待党中央提出的拨乱反正的方针，有3种态度：一是等着干；二是推着干；三是抢着干。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要抢着干。这是我们的工作风格，要敢于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宣传部门要做好工作，一定要做“双百方针”的促进派。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是不成功的，“文革”前就是当把关的审查委员会。文艺界的领导不要抓着只言片语，动不动就把人家的文学艺术作品砍掉、否定，要看人家创作总的倾向是好的，或者总的是坏的。“四人邦”藉此打倒了文艺战线上许多老同志，这种恶劣作风不彻底清算，百花齐放怎么搞得好呢？

他说：《文艺报》送来周恩来总理1961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很好，可以先在《文艺报》上发表。发表前后，可以有文化、文艺部门组织座谈，这对于我们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发展和繁荣文艺创作都有好处。周总理的这次讲话，是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个发展。现在总理的讲话已发表了18年，我们在学习讨论中要总结这18年的正反面经验。应该又有所前进，又有所发展。他还说，应当以学习周总理的讲话为契机，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促进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

耀邦同志是一个思想敏锐、活跃、办事又雷厉风行的人。1979年1月2日，他刚就任中央宣传部长才几天，便在中国文联举行的迎新茶话会上，与文艺界近300多名人士见面。他先请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长的黄镇同志宣布：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工作中，虽然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过程中，犯过这样和那样“左”和右的错误，但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没有形成一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林彪、“四人帮”强加的诬陷不实之词，应该彻底推倒，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接着，耀邦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着重谈到党的宣传部门要树立新风，建立党与文艺界的新关系。他富有风趣地说，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和文艺界的关系彻底破坏了，他们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他们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把全国的文艺界办成一个“管教所”。我们要砸烂这个“管教所”，要建立新的，也就是恢复毛主席创立的党和文艺界的正常关系。这个新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党的宣传部门应该是文艺界同志前进过程中的“服务站”。这个“服务站”如何服务好？这还要你们文艺界的同志们多作建议。我想到的，这个“服务站”大概要有这几个站门：一个是文艺“问讯处”——指出文艺的方针、路线，给文艺创作以指南；一个是“数据室”——为文艺创作提供过去和现在的数据；一个是“休息室”——歌手们口渴了，有一杯凉白开喝；第四，还有个“医疗室”，假使我们的文艺工作发生了“感冒”，嗓子哑了，总要搞些“清凉剂”；第五，还得有个“修理室”。歌手们的乐器坏了，总得需要修理修理。这后面两个就是同志们讲的文艺评论和批评。这两个我们不懂，请一些专家和人民群众来做，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把百花开得更鲜艳。

“文艺黑线”之冤宣告正式解除，与耀邦同志愿作文艺界“服务站”的讲话，受到文艺界人士热烈的欢迎。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即席赋诗，叙述了自己欢愉的心情。他说，党的宣传部要做我们的“服务站”了，我诗兴大发。诌了四句打油诗：“春天又来到，鲜花需水浇。既要施肥料，也要施农药。”可是，过去“四人帮”是怎么干的呢？是：“掘之以锹，沸水大浇，枝叶尽凋，最后全烧！”后来，周扬、傅钟、黄镇等同志都将耀邦同志这个观点加以阐释，要求所有的宣传、文化领导部门，文联和各个协会都应当成为作家、艺术家前进过程中的“服务站”，爱护他们的创造性劳动，保障他们的正当权利，尊重和维护他们从事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自由，同时，注意积极引导他们，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以后，耀邦同志多次与中宣部的同志说，要在文艺界广交朋友，要多为他们做事服务，和他们常来常往，不要把中宣部办得门可罗雀，要使中宣部门前车水马龙。

1979年1月，耀邦同志在召开了全国的宣传部长会议，部署了全年的宣传工作以后，便开始在文艺界中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商量第四次文代会如何召开和要解决的问题。他先后召开了文艺界和文化部门有关负责人的会议；党内外作家、艺术家的会议；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筹备组的汇报会。这些会上，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

在文艺界和文化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会议上，耀邦同志最后作结论说，关于文艺界的一些问题，请允许我多作一些调查，再发表意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今年一定要召开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参加的人约3000人左右，文联和各协会的筹备组要积极做好准备工作，要写好一个工作报告，总结30年来的经验，特别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除了原有的筹备组的人员外，请周扬同志也参加大会的筹备活动。在另一次会上，他还谈到，为了开好第四次文代大会，把文艺战线的工作做得更好，他提出24个字，作为对文艺界的希望和要求。这就是：认真奋发图强；经常反映情况；善于总结经验；切实加强团结。

总结经验：如何执行双百方针

耀邦同志为了开好第四次文代大会，亲自参与总结文艺战线30年来经验的工作，多次与文艺界的同事们座谈，与大家交换意见。他在听取了司徒慧敏同志汇报电影工作、周巍峙同志汇报艺术工作、林默涵同志汇报文学创作的情况后，就各地党委怎样领导文学艺术工作发表了意见。他说：繁荣文学艺术创作，需要很好总结30年来我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只有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大踏步地前进。30年的经验，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有失败的，也有受挫折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各地党委在领导文学艺术工作上，还没有找着一个正确的领导方法。文学艺术是精神生产，我们领导文学艺术的缺点，与领导物质生产的不成功之处有类似之点，那就是3个字 ：“瞎指挥”，或者说是统得过死，集中过多，指挥又不高明，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哪一个人的责任问题，而是我们在执行双百方针上有问题。文学艺术的题材问题，为什么要画那么多框框，加以限制。社会主义的理想、精神，是无比的广阔、深远，我们的生活、事业，是无比丰富多彩，为什么限制只能写这样，不能写那样呢！做领导工作的人，如果发现反映那种题材的东西少了，不够，可以发出呼吁，加以提倡。又如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审查，过去都是少数人审查，甚至是党委一把手审查，也不管他懂不懂文艺，是不是按照艺术规律办事？有的人独断专行，像韩复榘办案，抹脸就放人，瞪眼就法办。过去，我们就是吃了这个大亏，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谁审查的，还不是康生一个人拍板定的调？！我看，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评价，要遵照毛主席讲的8个字：“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就是由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评议的方法去解决。我主张不要搞审查，不叫审查，而叫评议和讨论。

耀邦同志是一位非常认真读书而且博览群书的人，他复出工作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人们经常看到他在读马恩全集的一些重要文章，并用红笔在值得注意之处画上道道。他在与文学艺术界的同志座谈时，为了清除“四人帮”散播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几次向大家推荐读马克思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他说：这是马恩全集的第一篇文章。他还兴致勃勃地向大家朗诵了这篇文章中一段诗一样的文字：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耀邦同志说，大家看看马克思讲得多好啊！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还要通过审查制度，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呢！他还说，我们不搞审查，但要像商务印书馆的书一样印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我们提倡作家的作品要“文责自负”，至于有错怎么究？大家可以讨论，我看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和要作家加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去解决。

根据耀邦同志的意见，在京的《文艺报》和有关的刊物以及上海的同志一起连续举行了学习周总理1961年重要讲话的座谈会。《文艺报》编辑部还在1979年3月举行了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在这些座谈会上，文艺界的领导与作家、艺术家、评论家一起，共同探讨了如何总结建国30年来文艺战线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如何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如何正确开展文艺理论的批评与评论。阳翰笙同志说，我们在文艺界做领导的同志，要很好学习周总理的民主作风，不搞形而上学，不搞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总理教导我们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作品和作者的实际出发，他决不拿一个固定的框子框你。总是根据你的创作实践，经过多方面的调查研究，或者鼓励你，或者批评你，使你感到非常温暖。蒋孔阳同志说，由于独创性是作家艺术家独有的，所以任何人都不能越俎代庖。在这里，按照文艺规律来办事，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就是要像周总理所说的，要“各显所长，百花齐放”；对领导来说，则是“要干涉少些”。领导的责任是广开门路，创造艺术民主的气氛，让每个作家、艺术家都有“各显所长”的机会和条件。

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许多同志谈到耀邦同志提出的“文责自负”，认为这样做很好，是艺术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也还需要有法可依，用法来保证文责自负的实施。文艺要立“法”，不能由哪一个人自作决定，文责自负就有了保证。作家、艺术家的信心和勇气，就有了用武之地。巴金同志用8个字来表达大家共同的心意：“文责自负，依法办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