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同志的三次谈话激励我大半生

——纪念胡耀邦同志诞生 90 周年

一九六五年我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调至团中央，暂留在团中央组织部干部处工作，部领导给我讲，以后有可能去给某书记当秘书。 1966 年 5 月，中央“ 5.16 ”通知下发后，一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快降临了。组织上安排我到耀邦同志住所关东店参加值班，在这期间，根据耀邦同志的指示，我和他原来的机要秘书、时任团中央组织部干部处副处长高勇同志一起，花了半个月的时间，翻阅了胡耀邦同志从 52 年到团中央后至 1964 年底他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为止，共十三年的讲话、工作笔记、考察报告及书记处有关的会议记录，梳出了辫子，为他草写了一个近万字的“检讨”，以便在“文化大革命”进行到适当的阶段，“洗澡下楼”，顺利过关。通过这项工作，使我深深地感到，胡耀邦同志是一位勤奋好学、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刚毅直强、关爱同志的好领导，我打心眼里对他肃然敬爱。这奠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直至现在，我仍是死保他的“保皇派”的根基所在。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团中央在“文化大革命”初，担当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组的领导，被毛泽东同志指责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 北京中学红卫兵导致全国大中学生，都来冲击团中央机关……。这本与耀邦同志无关的，但他凭着关爱同志的心灵，站出来与胡克实、王照华、惠庶昌、胡启立等负责中学文化革命的书记处领导们，“同舟共济” ( 耀邦同志当时讲的 ) ，共度难关。却不料被早就在暗中窥测的“四人帮”爪牙，王力、关锋、戚本禹（均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抓住，兴风作浪，造谣诬陷，说团中央书记处“修到了家”，导致党中央在八月初宣布改组团中央书记处，胡耀邦、胡克实、王伟、胡启立 ( 即所谓的“三胡一王” ) 四位书记处成员遭受不白之冤，被宣布停职反省。当时团中央临时书记处王道义、路金栋及文革筹委会周宝兴等负责同志，为了保护被罢官的“三胡一王”，将他们集中到团中央机关办公大楼住，特派我陪耀邦同志住在二楼秘书处机要室，照顾他生活。在我俩日夜相处的半个月时间里，耀邦同志除详细询问我的家庭、亲友等情况外，还自述了他 14 岁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及历次运动的感受，他说：“一个革命者只要做到政治上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整人害人、经济上不贪污盗窃、不投机倒把，生活上不贪图享受、腐化堕落，就能经受住每次运动的考验”。这是耀邦同志第一次亲身对我谈话的主要内容，它使我在 72 年离开团中央后，虽然先后变动了五个工作单位，我都做到了对党忠心、工作勤奋、勤俭廉洁。

耀邦同志对我的第二次谈话是 1971 年 11 月，我当时已被军代表批准调回成都，照顾家庭困难，档案已发送至成都市市委，我得知他也要从团中央黄湖五七干校回北京养病，就去他所在的一连住地看望他，并告诉他我很快就要调回四川了。他一方面对我能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表示祝贺，另一方面很感叹地说：“林彪爆炸，这是我们党的大喜事，被他陷害的一大批老干部，会重见天日了。你回去一定要去看望一下四川团省委的老同志，像李培根、张惠明、陈先泽等，代我向他们问好。” 72 年 2 月我正式调回四川，遵照耀邦同志谈话，我即时去看望了刚从干校回来的培根、惠明、先泽等同志，转达了耀邦同志对他们的问好。在成都市委干部组负责市级机关处以上干部任免中，我牢记耀邦同志的“感叹”，积极和市委干部组的同志一起，认真做好调查，落实干部政策，在不到一年时间，市级机关原来 100 多名县团以上干部，都安排了相应的职务。

耀邦同志对我的第三次谈话是 1977 年 8 月，党的“十一大”刚开完，我护送团省委书记张莲花同志去北京治病，带着两个女儿住在团中央大院。一天晚上我到关东店耀邦家去玩，他先责怪我为啥不把两个孩子带去，我解释说：“你刚当上中委，又是党校副校长，带孩子来会打扰你”。耀邦同志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我喜欢他们。”接着他询问起四川的情况，我一边谈农业责任制实行以后，农业的新面貌，一边说：“在四川小平同志和你的威信都很高”。耀邦同志说：“小平同志威信很高。”接着，我又说起了一些老团干部的情况，并说：“大家很想念你，你的威信很高”。耀邦同志听了我第二次说这样的话，他很不高兴地说：“小杜呀，几年不见，你也学会这套啊 ! ”见他板脸，我当时好尴尬啊！其实我不是乱恭维，但我忘记了，耀邦同志最不喜欢别人当面说他好话 ! 我立即作了检讨，不该当面捧他。他马上笑了，说“知错就承认，承认了就改，好同志 ! ”。在谈到我离开团省委做什么工作为好时，耀邦同志说：“你是学了专业的，要又红又专，搞政治不要脱离业务，不要当空头政治家 ! ……”话正说在兴头上，张爱萍上将来到了，我也就起身告辞。耀邦同志这次谈话，使我在 78 年初从团的工作“毕业”时，选择了科技管理工作岗位，先后在中科院成都分院、四川省科技管理干部学院、四川省自然资源研究所等单位，既从事科技组织管理，又适当参加一些科研、教学及技术开发工作。这期间共 20 年，我认真遵照耀邦同志的第三次谈话，对上级尊重但不阿谀奉承；对同级不争名争利，真诚相处；对下级发扬民主，不称雄称霸。这使得我在 1998 年离任退休时，经过审计，省科委党组对我的工作及勤政廉洁，都有一个好的评价。

今年 11 月 20 日，是胡耀邦同志诞生 90 周年，特将他生前对我的最重要的三次谈话写出来，以缅怀耀邦同志在天之灵。

杜正俊写于 2005 年 10 月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