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以忘却的记忆
当他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时候,我们还正处在政治蒙昧状态。尽管他做了那么多的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好事,我们总以为那是“我们的党”本应该做的事。而绝没想到他为了做这些好事,竟会被迫辞职,并且背负着种种莫须有的罪名。
四月的浏阳河洒满了浓浓的春意。在一处依山傍水的农家院里,我走进了他的出生于此的家。简陋的房舍里透露着中国农民永远的朴实,而在另一间客厅里则一直循环播放着这位伟人的生平。
我们不会忘记,早在延安抢救运动时,他就提出反对意见。他甚至在军总政组织部亲自做逼供信试验,打出假特务,以证明那些被打出来的特务都是虚假的。尽管他没能阻挡住许多人头落地,而后来的事实则证明,当时杀掉的一万多人当中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国民党特务”。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能从“文革”中看到“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变成了领袖专政”。
在他兼任中央宣传部长的1979年初,他正式宣布“要把中宣部办成‘思想解放部’,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科学、求实、开放、文明、富裕的体制,以代替那种被异化了的专制、迷信、僵化、封闭、落后、野蛮、贫困的体制”。他愤怒地遣责文化专制主义:“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理论棍子,经常打人,我们党内有好几根棍子,不是好棍子而是恶棍,不管你做什么好文章、好作品,抓住你一点,无限上纲,说你是‘反党小说’、‘黑画’等等,这种恶劣作风如不加以清算,百花齐放能搞得好吗?这种方法,说轻一点是形而上学,说重一点是文化专政主义,是特务行径”。随后,在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上,他向大家推荐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时说:“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还要通过审查制度,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呢?”
1979年3月25日,西单民主墙出现《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中国人权宣言》等大字报,随后作者被捕,他就极不以为然。他给一位青年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人民日报》4月10日头版发表,信中说:“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随后6月间,他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发言中,更加严正地对取缔民主墙和逮捕人发表了意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
1981年,他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时,曾真诚地说过这样一段话:“虽然我担任这样一个重要职务,但有两点是没有因而改变的,第一,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第二,我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变,我还是昨天的我”。
我们不会忘记,在他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精神,尊重人、关心人。”“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大解放。”“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遗憾的是,这份《决议》中所提到的这些问题,至今也没能从根本上解决,甚至一点儿也没能解决。
他的平易近人是众所周知的,他待同志如家人,遇事可以相互争执,善于接受意见,知错必改,决不自以为是。他总是说“知错就改,光明磊落一辈子,知错不改,内疚一辈子”。他在1978年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时,面对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过来”。他忧含冤者之忧,急冤苦者之急,他曾有这样的批示告诫各级承办人员“早一天解决,就等于被落实政策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少过‘一年’苦日子,因为含冤、受苦的人都是‘度日如年’啊!俗话说人人都应该将心比心,我们当年在干校是啥滋味?”他自己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亲自处理信访数以万计,亲自接待申诉的人不下千人,而当时中央组织部一天平均处理冤、假、错案就达七百多件。据后来确切的统计,仅摘帽改正的“右派”就有五十五万二千三百多人。
如果我们的政府官员都象他这样对待信访工作,我们哪里还会有这么多的上访者,哪里还有这么多的“群体事件”?
天要下雨了,我们不得不急忙离开胡耀邦同志的故居,躲进了车里。悲凄的雨水似乎在向我们诉说着对这位伟人故去二十周年的思念之情。望着渐渐隐入身后雨雾之中的山村,我似乎又看到了胡耀邦同志的身影。他在为千千万万个蒙冤者洗清冤情之后,自己却又蒙冤离开了我们……
好在在新一任胡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上,这位真正的伟人终于得到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私无畏的改革家”等正确的评价。这一切似乎都在向我们昭示,胡耀邦同志的历史功绩是我们永远也不可以忘却的记忆。而他在位时所做的种种努力,也许正是我们仍需努力去实现的。
本文参考文献:李锐《向胡耀邦学习》,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