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的好学、勤政与雅量

胡耀邦是一个极富智慧、极懂策略的政治家。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就任中组部部长。上任伊始，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这是胡耀邦早就成竹在胸的一件大事。他按照邓小平多次讲的“有错必纠”的原则积极推进平反工作，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不管”，即对于“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两个不管”彻底地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大大加快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进度。
胡耀邦抓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因为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被批怕了，一讲到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谈“包”色变。
如何让农民自发进行的农村改革在政治上获得通过，这问题曾经使胡耀邦大费脑筋。一天晚上，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走来走去。他在琢磨，怎样避免使用“包产到户”这个名词，以减少政治上的阻力。他突然想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名称。他认为这个办法肯定通得过，立即坐下，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写在纸上并高兴得笑起来。从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式载入了史册。
其实，胡耀邦的智慧源于他的好学勤思。

好学

王稼祥在延安一次干部会议上向大家讲，“你们要向胡耀邦学习，学习他刻苦读书的精神”，“他善于学习，读书很多”。陆定一也称赞胡耀邦：“他读的书真不少，很有见解，知识面很宽，诗词歌赋也都能来几首，字也写得不错。他从红小鬼成了个大知识分子。”据说，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也曾将胡耀邦称为“红军自己培养的秀才”。
胡耀邦读书涉猎很广，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他至少通读过两遍，《列宁全集》至少通读过一遍，对其中的一些重要篇章反复读过多次。《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他不仅反复读，而且还把建国前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同《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的文章仔细对照，看看毛泽东对各篇文章重新发表时是如何修改的，从而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他善于博学强记，速度快，质量高，效果好，看过的书画了许多符号，写了许多眉批，摘录了大量卡片，写了大批读书笔记。他辞职后到去世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又重读了一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仅这次重读这部巨著写下的读书笔记就有24本！此外，他读过的主要书籍有《鲁迅全集》、《沫若文集》、《二十四史》、《诸子集成》、《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以及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和科技著作、人物传记等等。他往往是把工作很快处理一下后，集中时间读书，直到深夜。他很喜欢读人物传记，凡能搜寻到的世界各国名人传记，他都已读过。他对一些古文名篇，特别是毛泽东提倡高级干部阅读的古文和诗词曲赋，有许多篇都能背诵下来。
耀邦读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坐得住，读得进，持之以恒。1969年下放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一呆几年。黄湖农场地势低洼，气候恶劣，一到夏天，蚊蝇成团，气温骤升，闷热难熬。军代表又一再宣布，以后我们这些干部就在黄湖安家落户，世代为农了。因此，不少人根本无心读书，独有胡耀邦一人钻进蚊帐，点着小马灯，戴上老花镜，孜孜攻读。1971年林彪事件后，耀邦被批准回到了北京，但因他拒绝在军代表诬蔑他的“审查结论”上签字，被“挂”了起来，长期不给他分配工作。在那种情况下，他非但没有心灰意冷，意志消沉，反而抓住这个机会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有一次，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些人来看我，说自己还没有分配工作，心里很着急。我同他们说，没有分配工作有什么关系，没有分配工作可以多读点书嘛！他们说读不下去。我看应该能读下去，不要浪费时光，在这种情况下多读点书，不但可以提高自己，丰富自己，而且还是一种锻炼，可以锻炼无产阶级立场的坚定性，一旦分配了工作，就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了。”
胡耀邦常有独特见解。在1960年2月9日团中央召开的学习毛泽东著作座谈会上，他讲“真理是要实践来鉴定的”。他不赞成“句句是真理”的说法，曾说：毛主席主持会议时说：“同志们，开会了”，这算什么真理！胡耀邦敢于讲真话、坚持讲真话的作风伴随了他一生，为此他吃过不少苦头，但他“秉性难移”，“至死不悔”。他常对人讲，我们党内政治运动不断，难免发生“挨错整”和“整错人”这两种情况，对此都要有思想准备。但是做人，既不能有害人之心，也不能有防人之心，不然我们的党和革命队伍里就不能有正常的同志关系。他辞职后，一位秘书埋怨他太缺乏城府，不该尽讲真话时，他还把脸往下一拉，愤愤然说:“党内交心为什么不说真话呢？”

勤政

胡耀邦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宵衣旰食，勤于政务，几十年如一日。当年主政团中央时，四十多岁，年富力强，他的办公室与卧室只一墙之隔，中间有门相通，但他中午从不去床上午睡，午饭后只在沙发上靠一会儿，看看报纸，打个盹儿，就又起来工作了，他的工作日程上没有周末和星期天，晚上则工作或读书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他习惯夜里工作和读书，也要求工作人员能坚持熬夜，每次外出调查，要从有关部门带上几个人，都要事先了解这些人能不能熬夜。不能熬夜的，则坚决不带。他说：“我最怕不能熬夜的，天一黑就呵呵呵，呵呵呵，不仅自己不能工作，还会影响别人的工作情绪。”“文革”后，中央分配他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为了尽快调查研究，写出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他“马不停蹄”，一天跑三个研究所，而且每天上班时由家里带个铝制饭盒，装上中午的饭和菜，走到哪个研究所该吃饭时，就在哪个研究所吃凉饭凉菜，结果造成有一段时间消化不好。耀邦任党的总书记以后，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因此，他更加兢兢业业，日以继夜地工作。在他提议下，中央书记处成员每个星期天要加半天班。而他，家就在中南海东岸，离勤政殿不远，然而他从不回家住宿，只是星期六晚上回家同家人一起吃顿晚饭，就算是团聚了。饭后，他则又到勤政殿办公室工作去了。
耀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民情，联系群众，也是很突出的。仅在他任党中央总书记的七年中，就有六个春节深入到矿山井下、穷僻山乡、牧民帐篷、边防哨卡，同人民群众一起过年，同基层干部共商脱贫致富大计。他生前几乎走遍了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1952年调到团中央后，他就立志要走遍全国的两千多个县。由于他的辞职和过早去世，还剩下10个专区未去，这已成为他的终生遗憾。

雅量

耀邦的文章和讲话语言生动，观点鲜明，旁征博引，分析透彻，文情并茂，入情入理，没有空话套话。他一般不要人写讲稿，而是亲自动手。有时为写好一篇文章，苦战几天几夜，甚至连续奋战二十多个小时。他常说：“一篇文章，一篇讲话，总要有几句话能打动人心，总要给人以启发”。1982年1月5日，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胡耀邦发表了长篇重要讲话。在讲到同民主党派的关系时，他强调，各民主党派同我们党风雨同舟几十年，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仅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且要“风雨同舟，鱼水相依”。
休息时，胡耀邦征询一位记者的意见，记者见他虚心听取意见，便把自己的想法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我们一直把党和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作鱼水关系，人民群众好比是水，党和军队好比是鱼，鱼是离不开水的。而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是朋友关系，把朋友关系比为鱼水关系，似乎不太科学。因为，你说谁是水、谁是鱼呢？”
“好，有道理！”胡耀邦诚恳地说。
会后，经中央统战部审查的新闻稿送到胡耀邦手中，他认真琢磨记者的意见，经过缜密思考、反复推敲，决定把原稿中的“风雨同舟，鱼水相依”改成“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从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16个字，就成为我党统战工作的正式口号使用开了。
胡耀邦曾说：“我十几岁参加革命，从来就没想当什么官。”在参加党的八大期间，他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大意如下：
今天上午，我出席主席团会议，看到我的名字摆在预定的正式中央委员里的时候，从心底感到无限痛苦，我是作梦也没有想到……现在九十七个正式中央委员的名单中有我，我完全想不通。这样做使我太没有脸面见那些无论是过去多少年和这几年，对党的贡献都比我大几倍的绝大多数的候补委员。这对我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无论如何，请主席和中央同志把我的名字摆在候补名单里去。
中央书记处很重视胡耀邦的来信，委托刘澜涛找胡耀邦谈话。刘说，中央领导认为，青年团里应该有一名负责人成为中央委员，而胡耀邦本人的资历符合这个要求。现在这件事已经定了，就不要再提了。
胡耀邦当选中央委员后，助手和秘书向胡耀邦表示祝贺。胡耀邦表情严肃地说：“祝贺什么，不相称啊！不少省委书记、中央的部长、部队里的将军，功劳比我大，资格比我老，但还是中央候补委员。我心情很不平静啊！”
胡耀邦的民主作风，凡与胡耀邦接触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他鼓励人说话，动员人说话，“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就是他身体力行的名言。据田纪云回忆，凡是胡耀邦主持的会议，大家敢说不同意见，并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跟他争论得面红耳赤也没关系。所以，田纪云认为，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我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1985年6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忠勤在中央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与胡耀邦争论起来。事后，胡耀邦却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
曾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1982年参与中共十二大的筹备工作。李锐回忆：“记得我向耀邦做过两次或三次系统汇报，他平易近人，交谈很是随便。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个原十一大中央委员的去留问题。我们同耀邦来回争论了3次，各有各的理由，最后他服从了大家的意见，这个人不保留了。”
胡耀邦担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时，每周两次召开例会。每次，胡耀邦自己先讲40分钟左右，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有时候觉得别人的意见对，他就说：“我同意这位同志的意见，我的意见收回。”一个领导人，尤其是身居这样的高位，能让人在他面前就政局或某些大是大非问题，毫无拘束地发表个人意见，包括不同的政见，这恐怕是最难得的一种政治品质。”
还有一件事情最能体现胡耀邦的博大胸怀和雅量。一次，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胡耀邦讲话以后，很多省市委书记都表态赞成，但有位省委书记当场表示有异议，他讲了一大堆理由并带着明显的情绪说：“我们那里情况特殊，不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有人公开唱反调，会议气氛紧张起来。尽管胡耀邦当时非常急切地要推动农村改革，也迫切希望在党内高层能形成共识，但他没有发火，而是平静地说：“各位如果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许你再想一想。那位不同意的同志也可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嘛，让实践来证明哪个办法好，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会议过后没多长时间，那位省委书记通过学习和实践，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在本省农村积极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此外，胡耀邦对曾经往死里整他的造反派、军代表和原西北局第一书记等等，都宽厚以待，替他们说好话，改错案，落实政策，安排工作。连差一点整死他的那位原西北局第一书记，也是在他任中组部长时随着平反“六十一人”案件而较早地重新给他安排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