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历史转折关头(66)

出任中宣部部长

1978年12月25日，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

中宣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视为“阎王殿”，不久被撤销，职权为中央“文革”小组所吞并。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成立“中央宣传口”。十一大后，中宣部恢复。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过程中，中宣部和宣传系统在汪东兴的控制下，扮演了消极的角色。正如胡耀邦所说：“思想上还处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少数同志甚至掉队了，离开了实事求是的路线，设禁区、下禁令，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这不仅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而且也遭到中宣部和宣传系统广大干部的强烈抵制。

所以，当胡耀邦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消息传来，中宣部和宣传系统以及广大知识界人士，无不奔走相告，激动不已。

在中宣部和宣传系统的干部心目中，胡耀邦代表着思想解放的历史潮流，是为中国历史转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做好思想、组织准备的重要人物，是高举思想解放大旗的旗手。他们真诚地希望集合在这面大旗下，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12月29日上午，胡耀邦到钓鱼台中宣部驻地报到，并与十三级以上干部见面，谈了施政意见。

12月31日上午，胡耀邦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并即兴作了热情洋溢的长篇讲话。

三天后（即1979年1月3日），胡耀邦在钓鱼台17号楼会议厅和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见面，并作简短讲话。

在这几天的亮相过程中，胡耀邦介绍了中央对中宣部部长人选考虑的过程，评说了过去两年思想理论界的形势和一年多中宣部的工作，阐述了自己对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和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提出了近期宣传工作要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

关于中宣部部长的人选问题。胡耀邦说，中央考虑了很久，考虑过胡乔木、习仲勋、任仲夷等同志。他说：“他们都合适，比我更合适。”对于胡乔木，胡耀邦强调“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所谓“长”，即“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讲话，重要文件的起草，需要他在理论上把关……中央舍不得他”。所谓“短”，即“宣传部长还有许多行政事务工作，指挥工作，不一定是他的所长”。

对于习仲勋、任仲夷，胡耀邦说，“中央考虑还是留在省上”，当时这样考虑，无疑更符合大局的需要。胡耀邦也谈到自己，他说：“我曾在政治局会议上表明过，我当中宣部部长不是料，是拉着毛驴当马骑。”

显然，这不仅仅是自谦之词。他深知，三中全会后历史赋予中宣部的拨乱反正、打破长期传统思想束缚的使命，是非常严峻的，其难度不亚于组织上的平反冤假错案。应该说，胡耀邦对接受这样的历史使命是充满信心的。他说：“我在想，当宣传部部长可能有些窍门，思想问题、理论问题，靠少数人干恐怕困难。意识形态的事，靠少数人裁决、指挥不行。”

胡耀邦阐述了自己对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和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他说：“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了，就不会迷失方向，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

韩洪洪

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