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历史转折关头(83)

探求真理不能设“禁区”

还有人说，七八年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是亡党亡国的路线；“文化大革命”让党组织瘫痪，全体党员靠边站，整个党的干部挨整挨斗，这是严重的反党事件。后遗症已逐步暴露，后果将不可收拾。好人受气，坏人上台，党国全变。不正之风愈加严重，人民生活愈加下降，供应愈加不足。江青！还我八亿人口的文艺生活！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必须恢复！不能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17年的文化艺术电影戏剧！

这些人由于这些话都被冠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或“疯狂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凶恶的阶级异己分子”等罪名，并为他们带来了杀身之祸。这样的案件在当时大都是按照毛主席“圈定”的《公安六条》来处理的。1976年12月5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和案件应给予彻底平反。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因此，如何处理这类“疑难大案”才情理俱合，大家都莫衷一是。对此，胡耀邦说，应严格而科学地区别对待所谓“恶毒攻击”和发表不同的思想认识与批评意见。严格这种区别，就是探求真理。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在追求认识的发展上，永远不能设有任何“禁区”。否则，马克思主义就只能停步不前了。我们的同志绝不能作茧自缚，在真理面前设下一个又一个自认为不可逾越的“禁区”。

1978年8月上旬，中央组织部的《组工通讯》，对所谓“恶攻”和一般认识问题作出有文字可鉴的明确划分，从此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就有了明确的依据。据在胡耀邦身边工作过的人回忆说，他曾掰着指头给大家算过从“反右派”、“反右倾”到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到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再到持续十年之久、举国上下一片混乱的“文化大革命”，到底伤害了多少人，制造了多少冤案。他说，历次运动开始时都说“坏人只占百分之五左右”，但整来整去到最后，好人所剩无几，坏人却不知是多少个百分之五加在一起。过去在革命战争最困难的时候，曾冒着倾家荡产掉脑袋的风险支持过我们的斗争、掩护过我们的同志的部分地主富农、民族资产阶级和海外华侨及其留在大陆的眷属亲友中的许多人，我们当时和新中国成立初期都曾尊称为“开明绅士”、“进步人士”、“爱国侨胞”、“亲密的朋友”，但转眼间却几乎都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海外关系复杂的人”。这些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少说也有两亿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单是波及全国的“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冤案，在内蒙古自治区就有34.6万人遭殃，其中8.7万多人被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1.6万多人含冤而死。占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副省级副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也都被强加上“走资派”、“执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路线”、“派工作组镇压革命运动”的罪名，还有很多都是“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对全国成千上万的“5·16”分子，胡耀邦说，什么“5·16”？不就是那三个阿拉伯数字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胡耀邦清醒地认识到，到目前为止，不但平反这些冤假错案的进度微乎其微，就是与干部审查几乎无关、到五七干校劳动尚未分配工作的干部，全国就以几十万计。不但要认真研究解决疑难案件，同时也要研究尽快解决这些同志的工作分配。

韩洪洪

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