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历史转折关头(85)

找到平反突破口

此后，薄一波等６１人被正式定位为“叛徒集团”。当时健在的４０人中有２２个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乃至国务院副总理的领导职务。但从此，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亲属、部下开始遭到残酷迫害。 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曾说，61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那件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然而，在“四人帮”的阻碍下，这个问题在当时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这些同志还受到了中央专案组的威胁和警告。其中，薄一波就受到了不止三五次的“提醒”：“你讲这个问题（指１９３６年出狱经过），一定要避开‘毛主席、党中央知道’。你不讲，对你有利；讲了就对党不利，对你自己也不利。如果你照我们的意见办，将来我们解决你的问题时可以从宽考虑。”而且，他们还对刘澜涛等人说：“不要写１９３６年履行手续出狱的事‘中央同志都知道’。你要把这一历史事实抹掉，重写。”

时间推进到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１日，当年曾向狱中党支部转达过党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给党中央写信，把当年事情的整个经过做了介绍并说：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监禁、两年下放，身已瘫痪，现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我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即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出狱的事实，不能使组织上和群众彻底明了当时的情况，实在心常戚戚。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张闻天早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鉴早殒，而亲身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来这件事情的经过呢？……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时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 但是，尽管当时“四人帮”已被粉碎，中央专案组的一些人和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郭玉峰依然冥顽不化，问题解决的希望依然缥缈。正在此时，胡耀邦调到中央组织部担任部长。他觉得，必须迅速解决这一问题。对此，出现了上文中曾提到的某些中央专案组的人的反映：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们的头上来啦，这还了得？

但不管怎样，事情总算有了突破口。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８日，“六十一人”之一王其梅的遗孀王先梅给邓小平写了一封申诉信。她在信中简单叙述了她的孩子们的遭遇，并且说：我曾于上月多次找总政治部有关单位，同时也写报告给总政治部领导同志并报中央领导同志，如实反映了上述情况，并明确表示：对于我爱人的问题，我和我的子女坚决遵照党组织对他的结论正确对待，同时恳切地要求党组织能使我的子女得以享受党的政策范围内的政治权利，不因其父母的问题受到影响，以便发挥他们的特长。党早有政策，出身没有选择的余地，重在表现。但一些地区和单位在具体执行中，政策往往不能兑现。十年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常常遇到不少实际问题而得不到解决。根据党的政策和孩子们的现实表现，我感到对他（她）们说服无力，我和孩子们的心情都十分沉重。 １２月２５日，邓小平收到申诉信，并作了如下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汪东兴看后也作批示如下：“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如此，到１２月３１日中午商量后决定，应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作彻底平反“六十一人案”的突破口。

韩洪洪

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