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良师益友

胡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六年，今年是耀邦的九十诞辰，作为曾经的青年工作者，曾经与他有过接触的离休人员，眼前不由不闪现出他的音容笑貌……

一、青年团工作期间

我第一次见到耀邦，在一九五五年，在北京。那时团中央正在举行一个全国青少年报刊工作会议，我作为陕西青年报的总编辑，参加了这次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报刊工作者，都只有二十来岁，对于这位青年团领导人生动活泼、勇于创新的作风早已有所了解，个个怀着崇敬的心情，然而大多尚未面对面地见到过他，没有直接听过他的讲话，一到北京，就不约而同地提出请耀邦作报告的要求。会议中间，大家还不断向主持会议的同志打听，耀邦能不能来作报告，并且提出许多希望他解答的问题。终于，耀邦来作报告了，与会者个个喜不自禁。我们的会议在团中央招待所召开，这招待所处于宽街上一个叫做炒豆胡同的地方，听说那地方曾经是慈禧大管家李莲英的住宅，几进院落，都是平房，房间不十分大，我们开大会的房子大约也就三四十平方米面积，这也很好，耀邦来了，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他那时只有三四十岁，显得精气神十足。他作报告，不唸讲稿，没有套话，一气呵成，条理分明，我们作了纪录，回头看看，无须修改，竟就是一篇好文章。他在讲话中回答了我们所提各种问题，我们提得最多的问题是，地方青少年报刊人员严重不足，他饶有风趣地说：好啊，这是应该表扬的。接着又说，延安时期，我们也办报，一张报纸，常常就是一个工作人员，既是主编，也是记者，还是印刷工，还管发行，办得也不错。他说：当然，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人员应该有所增加，但是，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每一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大家都主动地工作，创造性地工作，人员比较地少一些，也能做出出色的成绩来，相反，人再多，也是做不好工作的。他讲话时常常带着微笑，他讲得条分缕析，入情入理，大家也听得笑逐颜开。他的这一段讲话，后来很长时间，不断地在我的脑海里闪现，我深深感觉，五十年前我们提出的这一问题，五十年中又被更多的人不断地提出过，耀邦的这段讲话，至今仍不失为一个解决问题的重要思路。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初，我一直在陕西团省委工作，这期间，多次听到过耀邦在团的会议上讲话的传达，也曾有机会在西北地区青年植树造林会议上听到他的讲话，看到他动员并亲自与青少年朋友一起植树造林。那一段时间，在耀邦的领导下，团组织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照顾青少年的特点，从实际出发组织青少年开展各种活动，工作活跃，成效显著，受到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普遍好评。后来回想起来，耀邦对我这样的年轻干部的最大影响，不仅仅在工作本身，更多的是在工作作风方面。耀邦就像一位极受尊敬的老师，用他的优良作风，言传身教，特别是身体力行，给像我这样的年轻“学子”以很大的教育，很深的影响。

譬如，其一，对耀邦，从团中央到基层团组织，所有的团干部，都是直呼其名。影响所及，各级团组织的所有工作人员，也没有人以官职称呼本单位的领导人。这样的将团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一口腔地都叫做“耀邦”，当时只觉得亲切自然，理所当然，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之处，可后来回想，无论是领导干部、一般干部，还是炊事员、司机，大家都这样地对耀邦直呼其名，那是因为大家都从心里认定与耀邦是真正的同志、同事、一家人，职务虽然不同，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没有任何顾虑，没有任何隔阂。若是大家对耀邦没有发自内心的亲切感与崇敬感，那谁还会这样地直呼其名？若是耀邦对这样的直呼其名感到不高兴，那谁还敢继续这样称呼？我们从来都说要为人民服务，不要当官做老爷，还说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若是见了与自己一起共事的领导人，天天见面，天天要以官职称呼，不然那领导人就不高兴，这就連领导干部与一般干部都打不成一片了，又怎么能保证在群众面前不当老爷？直呼其名，看似小事，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公仆意识教育，也是和谐与否的一个具体表现。回想起那时的情景，令人神往。

其二，耀邦亲自动手做调查，写讲话稿，批阅文件，接待青年朋友，解决具体问题，这样的作风，对我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时候的团干部，包括书记和部长，大多也都能够自己动手做调查，写讲话稿，大多也都常常到青少年中去了解实际情况，解决具体问题，工作做得比较实在。耀邦平时即席讲话，不念稿子，这不是说他没有做好准备，他其实是认真动了脑子的，或者有了腹稿，或者有了提纲。讲演是一门学问，关系到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关系到与群众的直接交流，不少团干部学习他的榜样，在这方面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其三，耀邦勤奋好学，在团内也是人所共知。他原本没有机会上学，却成为一个真正的大知识分子，这本身对团干部和青年，就是一个榜样。他博览群书，各种各样的书都买了来，寻了来看，他将读书求学问看做一件乐事，孜孜不倦。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批判他读孙中山的书，梁启超的书，说那是封资修的东西，说所以他就成了走资派，这不仅仅是无知，恐怕也反映了一些人的懒惰，无知加懒惰，怎么能够理解耀邦工作那样忙却竟然读了那么多的书？耀邦勤学而且好问，走到哪里都要找地方志看，遇事总要寻根问底，这样的作风对团干部也是一种无形的督促。在他的倡导和影响下，各级团干部也都制订了读书计划，写作计划，那一段时间中，团的机关中，晚间常常是灯火通明，大家都自觉地学习着。养成这样的好习惯，一辈子受用不尽。

其四，亲和民主。耀邦不整人，先前那么多的运动，时不时会伤害到许多好同志，耀邦总是尽力保护着每一个可能受到伤害的同志。反右派运动中，尽管耀邦极力保护，形势所迫，一些同志还是被错误地订为右派，耀邦没有将他们推向社会，而是集中起来，由团中央的负责人带队到农村工作，关心他们的思想与生活，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给他们落实政策，让他们回到机关工作。这些遭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志，都没有责怪耀邦，仍然与他保持着长期的良好联系。耀邦的民主作风更是为大家所称道。他的一位秘书叫戴云的，是个敢于讲真话的人，也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在讨论工作问题时，有时候，戴云会站起来，指着耀邦的鼻子说耀邦的意见不对，耀邦便也站起来和他辩论，互不相让。耀邦的特点是，他认为正确的东西，他会坚持，若是他认识到他的某一观点并不正确时，他便会及时地承认自己是错了。耀邦的作风使人感到亲切，所以在他的领导下，有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这实在也是建设和谐社会之所必需。总之，耀邦的好作风，耳濡目染，使像我这样的后生晚辈，得到极大的教育，终生受益。

二、文化大革命期间

一九六四年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耀邦奉命到陕西主持工作，我那时则调到团中央工作，对于耀邦在陕西的情况只能听到一些传说。有好消息，耀邦给中央的工作报告，曾在团中央的同志中争相传阅，我看到时眼睛为之一亮，因为那标题竟是“走马到职报陕情”，下级向上级的正式报告有这样的标题，先前我从未见过，以后也没有见过。报告的内容涉及解决陕西干部与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非常具体，非常切合陕西的实际。又听说耀邦给干部和大学生作报告，宣讲党的方针政策，深入到陕南最穷困的地方，了解民情，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受到热烈欢迎。所有这些，我这个陕西人看了听了当然高兴。不久又看到一份西北局的文件，讲农村“社教”，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随后就是耀邦遭到批判斗争，随后耀邦就回到了北京。耀邦是因为抵制左的路线、纠正左的错误而遭到打击的，陕西的广大干部群众都站在他一边，他在陕西工作只不过一百来天，却给陕西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人们把他这一段工作称之为“百日维新”。以后我回到陕西工作时，从省到地市县，到处经常听到有人讲起耀邦在陕西的那一段经历，说起他那些精辟的切合实际的论断，说起他那些给老百姓办的好事，说起他与左的错误作斗争的故事，人们至今念念不忘，记忆犹新。

一九六五年，团中央总结了山东省临朐县李家庄团支部组织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作过较多的报导。耀邦那时仍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回到北京，看到报纸与杂志的报导后，他将参与这一经验的调查、写作与宣传的同志召集到中国青年报社，提出对于这一经验的总结与宣传的意见。被叫去的有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惠庶昌，有中国青年报的负责人，我作为团中央宣传部宣传处长，参加了这一经验的调查与整理，也被叫去。记得当时他是在报社的印刷车间里边走边谈的，所谈意见主要有两点，一是这一经验的要害是从实际出发，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学习好毛主席著作，才不会搞花架子，才不会搞形式主义。二是对这一经验的宣传还很不够，要再宣传。根据他的意见，我和中国青年报的同志连夜赶写出一篇社论，第二天早晨经惠庶昌审查同意并确定以“从实际出发组织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为标题，送请人民日报发表。我体会，这次对山东经验的再宣传，是耀邦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的又一具体表现，同他在陕西反对脱离实际的左的路线的做法一脉相承。这件事后来被当做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遭到批判，更是惠庶昌被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三反分子”的重要罪行。“从实际出发”被当做罪行来批判，今天的年轻人大概无法理解，然而这就是那时候的实际情形。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很快就开始了。团中央是最早遭到冲击的单位之一，耀邦与团中央其他几位负责人很快遭到批斗。有一段时间，团中央大院天天挤满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常常有人起哄要让耀邦等团中央的负责人出来交待罪行，被拉到一个窗口平台的有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等五个人，当时最出名的三个都姓胡，人称“三胡”。按照那时候的规矩，所谓的“黑帮”必须向群众报告自己的姓名、阶级成份，还要给自己戴上各种反动、反革命的帽子。在突如其来的强大的压力下，不少人尽管心里想不通，也只好“低头认罪”。可耀邦每次来到这个平台，都高高地抬起头，并且高声向大院的人群说：“我，胡耀邦，下中农出身……”造反派不肯答应，常常起哄，耀邦无论如何也不给自己戴他们希望听到的帽子，闹得不可开交时，耀邦最多加一句：“我，有缺点……”。这当然无法满足“革命群众”的要求，斗争在加温、升级，人们在大院里大喊大叫，不许他把头高高抬起，不许他作“有缺点”之类的交待。平台上的看管人员也显得厉害了许多，一次次地和下边群众的吼叫声配合着压他的头，要他交待罪行。后来，甚至用手打他，用脚踢他。耀邦被折腾得够呛。有一天，耀邦似乎让步了，作了新的交待，他说：“我是犯有严重错误的胡耀邦!”然而他说这话时，仍然将头高高抬起，眼睛里炯炯有神，仍然提高嗓门，一字一顿，他是要让大院中每个人都听清楚了，他其实并没有给自己带上流行的政治帽子，他在原则问题上并没有作出退让。大院中的群众观点也不完全一致，也有对老干部持同情态度的，觉得不应该这样对待耀邦。团中央那时候的事情由一个叫做“文化革命委员会”来领导，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不赞成这样的搞法，这场闹剧后来终于结束了。我那时对文化大革命实在是无法理解，后来回想，耀邦在那样的情况下，能够坚持不讲违心话，不胡乱给自己抹黑，实在非常地不容易。这说明，耀邦真正实践了他自己后来说过的一句话：“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实事求是。”

不久，耀邦给关进了“牛棚”。团中央的“牛棚”处于机关的一个小院，又叫南院，后来，“南院”成为“牛棚”的同义语，说“南院的人”，便意味着是受审查的“牛鬼蛇神”。南院有一小平屋，舖有地板，关进来的人便一个个地打地舖住下。耀邦关得早，住靠门靠墙第一个位子。我关进来比较迟，插空子，与耀邦隔一个人。“牛棚”里是不准聊天的，所有的人都静静地坐在各自的位子上，都盘着腿，或者闭着眼睛，一言不发，或者认真阅读毛主席著作，或者写检查交待材料。那时我看见的耀邦，总是皱着眉头，在苦苦地思索着。后来我知道，他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来没有按照造反派和军代表的要求写出令他们满意的检查材料，从来不肯承认自己是什么“走资派”，所以迟迟不能过关。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他都在苦苦地思索着，他坚持的是实事求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非把乱成一团麻的事情弄个一清二楚不可，决不肯为了一时的得失而丧失原则，随随便便地给自己戴这样那样的政治帽子。并且不止于此，他还要苦思冥想，弄清楚这场动乱到底是怎么回来，弄清楚我们应该从中得到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一九六九年四月，团中央几乎全体人员都被送往河南省潢川县一处农场，办起“五七干校”，安家落户，参加体力劳动。耀邦也来到了这个“五七干校”。尽管阶级斗争的弦繃得很紧，而超负荷的劳动会战也一个接着一个地在进行着，人们还是可以看到，耀邦仍然在坚持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他与群众的关系竟也越来越变得亲密起来。虽说耀邦还被认定有错有罪，却一直人缘很好，他的一言一行，常常不翼而飞，不胫而走，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有一次，他在场院里干一种和泥的活，那泥大概是要用来抹墙或做什么土建工程的，所以要反复地踩踏。那地方干这样的活，办法特别，是利用水牛的粗大笨重的脚来完成的。于是耀邦就骑了一头水牛，一圈又一圈地在那泥潭里走来走去。见到的人常常笑着说：“耀邦骑牛了”!耀邦也笑笑说：“以前坐汽车坐得太多了，骑骑牛好嘛!”先前大家对他是直呼其名的，可在这样的特殊的地方，特殊的时候，竟也这样地直呼其名，显得格外地亲切，此情此景，实在叫人感叹不已。

而在干活休息的间隙里，人们也常常围拢了来，谈谈闲话。耀邦常常给围在中间，大家都听他说些什么。有一回，耀邦很认真很认真地说：“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实事求是哟!”他说这话时，用了他历来就有的特殊的语气和声调，抑扬顿错分明，以强调他要强调的“实事求是”。

三、粉碎“四人帮”以后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耀邦复出后，以一个真正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做了大量坚苦卓绝的工作，拨乱反正，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功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感觉，这个工作必须要做，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有过认真思考的。他是在总结了沉重的历史经验教训后，下了这样大的决心的。

林彪事件发生后，由周恩来总理安排，以检查身体为名，耀邦与许多领导同志一起，回到了北京。一九七二年，我被发送回陕西，临行前，我去富强胡同，向耀邦告别。那天他正独自一人在厦房看书。我向他问好。我将干校党组织给了我一个处分的情况告诉他，并向他倾诉心里话，觉得这处分不应该给。他听后，果断地说：“缺点，可能是有的，但是，处分，不应该给。”随即又问：“你签字了么？”我说：“签字了。”他不满意地说：“你不应该签字!”稍停，又说：“签了也无妨。你应该写份申诉书。”我当时对于申诉的效果缺乏信心，就说：“恐怕也无用。”他立即打断我的话，提高嗓门说：“那不怕的!立此存照嘛!”他说得非常明确，不容置疑。“立此存照”四个字，是一个一个吐出来的，抑扬顿错分明。按照他的意见，我在临行前送上了我的申诉书。尽管这申诉当时没有起到作用，我的平反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然而，耀邦的“立此存照”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后来回味，我深深感觉，就在那个时候，耀邦实际上已经在考虑着平反冤假错案这样的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事了。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耀邦也来到中国科学院任领导职务。这时候，他讲了许多肯定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的话，报纸上也有过一些报导。我看到他的讲话，有些替他担心，他的话入情入理，我非常赞成，但是，先前那些被认定反党的东西，不也都入情入理么？谁知道会不会再来一次这样的批判呢？果然，时过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就开始了，耀邦又给打倒。批判文章说他是“科学院那个走资派”，他对科学技术工作作了大量调查后所作“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被说成“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条重要罪证”，他在汇报提纲中说的“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讲自力更生，不能变成闭关自守，变成排外”，都被说成是“谣言”、“毒草”，是“夺回资产阶级失去的世袭领地，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现在看，只能以胡说八道来评价，那时候可是绝对真理啊。耀邦又一次被剥夺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一九七六年十月，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北京举行了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我作为陕西农业办公室的干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我到富强胡同看望耀邦。当时与会同志向中央反映的群众最大愿望之一，是盼望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向他反映与会同志的呼声，他很有信心地说：“小平同志一定会出来工作的。”接着补充一句：“我昨天去看望了小平同志。华主席和叶帅都非常关心小平同志。”耀邦的话使我受到很大鼓舞，粉碎“四人帮”之后，百废待举，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形势的需要，群众的需要。我还就他在科学院的工作谈到我的一些想法，我说，先前你在青年团工作，和在陕西工作时，讲过的话，都给拿出来批判了，你到科学院后，又讲了许多话，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讲了不少肯定的话，你是否想到也会遭到批判？甚至会被扭曲、编造？耀邦听后笑笑，说，这回我有准备，我在科学院期间的所有讲话，我都让录了音，整理成文稿，保存起来了。我听了也笑笑，他这也是在我离开干校时对我的一个忠告：“立此存照”。

此后不久，耀邦同志出来工作了，先后担任中宣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中组部长等重要职务。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耀邦所做坚苦卓绝的工作，有目共睹，有口皆碑。这期间，我曾有机会到北京开会，每次都到富强胡同看望耀邦。每次都见到有很多人到他那里，其中有党的干部，有青年团的干部，有知识青年，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他那里也有警卫，但并不拒绝朋友上门，不拒绝群众来访。耀邦联系的面非常之广，即使担负着这么重要、这样高级的职务，仍然抽出时间和大家交谈，了解下情。所有看望他的人，也都没有将他看做不能够打搅的领导人，而是看做是亲密的朋友，尊敬的师长。每次从他那里回来，我都感到心情激动，暗暗对自己说，我们有这样的领导人，社会主义事业真的大有希望了。

一九七八年春，我到北京开会，耀邦当时担任中组部长不久，他上任时，中组部的同志放了鞭炮欢迎他，他到任后立即加大了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力度，这些情况，我在陕西就已经听到。我到富强胡同时，他正在客厅里抱着孙子玩。我向他问起解放干部与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形。我问：“陕西还有个王任重，问题什么时候能解决？”他说：“快解决了。”正说着呢，习仲勋夫人领着一儿一女两个孩子走进来了。习夫人迫不及待地问：仲勋“什么时候能回北京？”耀邦笑笑，回答说：“问题总是能够解决的。”他这时讲话，明显带着他那习惯音调，抑扬顿错分明，他所要强调的是“总是能够解决”，也即是或者还不能够立即解决吧。他有过口吃，这时也多少带着点口吃。可习夫人觉得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而继续提问，一連问了好几遍。耀邦也总是笑笑说：“问题总是能够解决的。”我当时听明白了，耀邦肯定会努力解决，但总得有一些时间吧。经过那么长时间的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的思想是那样地根深蒂固、盘根错节，解放干部与平反冤假错案，会有多么大的困难与阻力，可以想象。我回到西安不久，王任重出任陕西省委书记的任命公布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习仲勋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命也公布了。后来，西北局那位整过耀邦的负责人也得到了解放与平反。在一次会议上，我见到那位负责人，他将耀邦在他回到北京时帮他解决住房问题的信件拿出来给我看，我不由不深切地感到，耀邦实实在在是一位光明磊落的领导人，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他下那么大的功夫拨乱反正，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并不是简单地为了某一个人，那可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啊!

我最后一次见耀邦，是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开完体制改革的会议，我急急忙忙赶到耀邦家去看望他。这时，他已经从富强胡同搬了出来，那是他担任党中央主席时，由于工作的原因，需要住进中南海，可他希望能有个与群众更近一些的住处，所以选了会计师胡同一个院子，这里既与中南海接壤，打开大门又与老百姓在一条巷子，实在是两全其美。我看到他那住房，不怎么大，客厅也不怎么大，过道又很窄，比起富强胡同的独门独户，条件恐怕未必更好。这回我见到他时，看见他精神很好，气色也很好，说话的声音也像过去一样洪亮，不由不为他感到高兴，感到欣慰。我原以为，以他那时的身体状况，他是应该可以再活一二十年的，如今八十九十岁并非希罕嘛。可万万没有料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回到西安不久就听到了他离开我们的消息，我作为省委秘书长，奉命再一次地来到北京，来到会计师胡同，在他的遗像前默哀，鞠躬。随后又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中央为他举行的追悼大会。我在心里默默地说：耀邦，你走好!自那以后，多少年过去了，多少人常常想起他，说到他，多少人打心眼里说：耀邦同志，我们永远的良师益友，值得崇敬的大好人，你永远活在我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