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活在人民心中

今年11月20日是耀邦涎辰90周年。18日，党中央在北京集会，纪念耀邦诞辰90周年，很得党心，很得民心。

我们这些在陕西工作的老同志和长期做共青团工作的同志，对耀邦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他诞辰90周年之际，聚会在一起，缅怀他的丰功仆绩，是有重要意义的。 
  
胡耀邦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是我党卓越的领导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特别是在党的

这是作者在陕西省老青协召开的纪念耀邦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两件大事，不仅为召开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而且为中国的整个改革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进入新的时期以后，他主持中央工作这一段，为推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辉煌业绩，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历史功绩和优秀品德永远铭记在党和人民心中。

下面我着重讲一讲我同耀邦接触中的几件事情。 

我第一次见到耀邦是1956年3月。当时团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有全国代表参加的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当时由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白治民主陪．团省委又委托我和团西安市委葛世民，把胡耀邦从西安陪送到延安。在那次大会上，耀邦作了《青年们!把绿化祖国的任务担当起来》的报告，很鼓舞人心。他号召全国青年要成为造林运动中一支最积极、最活跃的突击力量，在辽阔的神州大地上，从西到东，从北到南，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山荒坡，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只要有可能，都要有计划地植树造林，栽一棵，活一棵，活一棵，护一棵，努力把祖国大地变成绿色的海洋。

20世纪80年代初，他先后在宁夏固原、陕西榆林和延安等地视察工作吋，都讲到农村“反弹琵琶”，要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富。今天，延安和三北地区的绿化大见成效，同耀邦一贯重视倡导种草种树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是密不可分的。

再就是1965年耀邦任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时，我在省委研究室工作，日常工作接触比较多。
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有时一个人串到我们的办公室，问这问那，或谈工作情况，或拉拉家常，有说有笑，无所不谈。他快人快语，笑声爽朗，让人倍感亲切，感受非常深刻。

突出的有三点：   

第一，是他的民主作风。
   
凡他主持的会议，大家都能畅所欲言，敢讲不同意见，即使讲错了，也不计较。他在陕西工作期间，召开的大小会议，都能广泛听取意见。既听前排“议员”的意见，也听后排“议员”的意见；既听主要领导人的意见，也听具体工作人员的意见。有时讨论问题，参加会议的一二把手讲不清，他就打电话叫具体工作人员来讲。很民主，很活跃。有时他觉得别人的意见对，就当场说：“我同意这个同志的意见，我的意见收回。”

1985年6月，耀邦由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陪同经壶口来陕，省委派我去接，耀邦坐在汽车上大声问我：“牟玲生啊，听说你在宜川工作了五六年，面貌怎么没多大变化啊?”随行的一位同志反问了耀邦一句：“耀邦同志，你知道原来面貌是什么样子吗?”李立功同志也插话说：“这一带降雨量很少，种树很难成活，现在不少山头已经绿树成荫，变化不小啊!”没等我汇报，耀邦就哈哈大笑说：“那我就主观主义哟!”这种坦荡的胸怀，真是可敬可爱。
   
第二，他在陕西反：“左”纠“左”。
  
他一到陕西，通过所见所闻，就敏锐地感到陕西的社教搞“左”了。他给毛主席的《走马到职报陕情》，就对一些“左”的做法提出了不同看法。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他更进一步明确指出，这些“左”的做法，是“思想上的偏差大于实际工作中的偏差”。思想上的偏差，主要是把阶级斗争形势看得过于严重，把干部队伍看得漆黑一团。所谓“长安解放17年，17年没解放”。

当时，认为陕西的民主革命不彻底，土改不彻底，镇反不彻底，社教要补课，完全否定一切，因而打击面偏宽偏严。主要问题是：

捕人多：1964年1月至1965年1月，全省捕了4800多人，特别是第四季度以后，平均每天捕30多人。
双开多：开除公职的1451人，比1963年增加了3.3倍。开除党籍的3200人，是解放以来最高的一年。
死人多：社教以来死了300多人。

这些问题，搞得人人自危，严重地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积极性。对此，耀邦心急如焚，他和省委研究，果断决定：捕人暂停，双开暂停，面上夺权暂停。

后来又提出对简单粗暴、混淆是非的文艺批评和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的群众运动暂停。2月份，他又到安康调查，7天走了8个县，发了安康《电话通讯》，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个一律”，即：  
凡属从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最好选择几个典型，经过大家讨沦，重新作出决定，并在大会上宣布。

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论。    
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待过的在职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  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一律不究既往。  
    
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论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这四条政策，像及时雨一样，把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从而保护了一批干部，挽救了一批干部，很得人心。同时通过这段纠“左”实践，也锻炼提高了一大批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农村工作大有起色。
   
第三，夺取1965年农业大丰收。
    
首先开了个贫下中农代表会，耀邦作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报告，台上台下，一片欢腾。把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会后，派省委研究室几位同志到农村调查会议精神落实情况，我们问到农民，他们都对大会上提出的“爱憎分明、大公无私、联系群众、模范帶头”十  六字和1965年生产的主要指标记得清清楚楚。

再是搞活政策。他提出，在指导农业生产上，思想要放开一些，路子要想宽一些，政策要搞活一些。他说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工作好不好、干部好不好的主要标志。他有两句名言：“这样错误，那样错误，生产搞不上去，就是很大的错误；这样成绩，那样成绩，生产上去了，就是很大的成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农村工作中，他还提出“两手抓，双丰收”，即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多种经营。这是完全符合陕西农村实际的。但当时有人批评他说：“你有几只手?两只手都抓了粮食和多种经营，还有哪只手抓阶级斗争?!”本来这是一句很形象的比喻，．但却被错误地当成右倾批判。

 
这是作者(右二)1985年6月陪同耀郭(右一)在黄龙县视察工作

对于搞活农村经济，他针对当时那种“左”的思想，提出：“农民为给买而卖是正常的商品交换，不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农村人力畜力短途运输，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不是投机倒把活动。如果我们把这些都管死了，那是作茧自缚的自杀政策，决不可取。”   

耀邦这一套搞活农村经济的政策，确实收到了实效。1965年是陕西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一年。全省粮食总产量由70亿斤提高到125亿斤，增产了55亿斤，确实了不起。当年随叶剑英视察陕西工作的张爱萍将军颇有感慨地说：“陕西肥了，耀邦瘦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三秦人民至今仍然念念不忘耀邦主政陕西的1965年，就是因为耀邦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实在在地为人民谋了利益，所以他永远活在人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