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梅荪：追忆胡耀邦“简法护民”的立法观

2012年4月15日是胡耀邦离开我们23周年日，他是中共历史上最优秀、最高尚的领袖之一。有的人活着，已被人忘却，有的人死了，却活在人们心中！本文发表于三年前胡耀邦20周年忌日。

胡耀邦为官清廉、勤政为民，为世人称道。我曾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亲历他的批评指教，难以忘怀。1985年8月，由我执笔的《“七五”立法规划草案》报送中央政治局，被总书记胡耀邦否定。他指出：“立法太多，条文繁琐，人们记不住，则会无所适从，走向反面。”我不服气地认为，立法就是应该大量又详细具体，耀邦在这方面是外行。没想到，时隔9年，我因工作疏忽遭人陷害身陷囹圄，被禁看法律而无法申辩，被司法人员“依法”任意宰割，方使我猛醒于耀邦“以民为本，简法护民”立法观的高瞻远瞩。 

批评规划中的立法量多文繁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开始从“人治”  转向“法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要依法治国，必须抓紧立法，尽快构建我国的法律体系。

1982年初，由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的《经济立法五年规划》列入急需制定的法律法规145项，报经中央政治局审批。总书记胡耀邦批示：“总的感觉是：1，没有法不行，但太多太繁也要走向反面。2，法，要有一个中心思想，要鼓励正当的积极性、创造性，要限制和制裁错误的反动的积极性。”随后的五年，一批重要的法律法规由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发布实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各界提出了更多的立法要求。

1985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国务院小礼堂主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建议座谈会”，中央各部负责人和专家学者两百余人到会，会议要求加快立法。当时，我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从事立法工作，受命执笔《“七五”立法规划草案》，列入需要制定的法律法规200项，以保障“七五”计划的顺利实施。草案发给与会者，反馈的立法要求达450项，仅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朱鎔基及其国家经委法规局提出31项。

我归纳出三百余项，拟就《立法规划草案（送审稿）》，报送中央政治局。8月2日赵紫阳批示：“原则同意，可征求有关方面意见，报国务院。”姚依林、李鹏、谷牧、陈慕华、张劲夫、宋平、乔石、胡启立、田纪云等批阅同意；邓小平和胡乔木分别由秘书打来电话，表示赞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立法工作的支持，使我激动不已，干劲倍增，但却迟迟未见胡总书记批复，心里很不踏实。半月后，胡耀邦办公室通知我们去开会。

这是胡耀邦出访归来的一次吹风会。会议结束时，他高声问道，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的人来了没有？接着，他厉声责问：“你们的规划要立三百个法吗？一个法要三、四千字，三百个法就是百万字呀，人们记都记不过来，这怎么得了啊！你回去就说，我不同意啊！”其态度之坚决，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夜以继日整理的规划草案，被总书记否定，着实把我吓懵了，紧张了好几天才缓过神来。

建国30年来，我国的立法，基本是空白，要做到有法可依，急需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建立起完备的法规体系，促进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维护社会秩序；各项规定详细具体，只需专业人士和司法人员了解掌握。如果发生法律问题，公民或法人只需找律师和法官依法处理；发生刑事案件，只需找警察秉公执法即可，这是法律界的主流观念。囿于当年的认识水平，我不服气地与同事们议论道：“耀邦对立法真是外行，冒了个大傻气，惹出大笑话了。”

在规划的拟定中，各地又报来立法建议300多项，加上原来的共达800项，我重新筛选出300项，分解成3个阶段性年度计划。由于立法是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的具体工作，后来的规划草案不再报送胡总书记了。之后的五年，这些重要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包括由国家安全部长凌云、公安部长王芳、国家保密局长沈鸿英要求制定的《国家安全法》、《警察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等，从而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打下基础（见《1988年法律年鉴》）。

宣传法治却被“依法”宰割

1988年起，我担任顾明（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国务院副秘书长）的秘书，常有国内主流媒体记者来了解立法进展和如何搞好法治宣传，要我提供宏观信息和指导性意见。1994年1月，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便衣人员找我了解与上海《文汇报》的关系。我如实介绍：在1992年9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夕，中共《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为宣传新的方针政策而专程来北京，要求看《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稿）》，当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都有此件，跟踪报道民主党派的讨论情况。我把此文件给他们看，使其及时根据要发展市场经济、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三个新政策，发表社评文章和相关报道数十篇，社会反映很好，得到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副总理朱镕基的称赞；该报成为中央“十四大”新闻领导小组通报表扬的人民日报、新华社、文汇报，三个新闻单位之一。

“十四大”之后，中央办公厅和中宣部联合发文指出：“在邓小平南巡，特别是十四大以后，新的改革开放开始了，各新闻单位要汲取‘六四’舆论失控的教训，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中央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新闻单位的指导。”不久，发生沈太福的长城机电公司非法集资14亿元、河北衡水农业银行100亿美元备用信用证诈骗案等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特大案件，我提请《文汇报》在上海浦东的开发热中，务必搞好法治宣传，又三次给予指导的详情。

1989年4月4日俞梅荪在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胡耀邦在主席台就座，10天后去世。

之后，我被当成“危害国家安全”的要犯，羁押在南郊大红门南路47号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这里十分隐秘，固若金汤，号称“国际监狱”，为关押外国间谍而新建的，结果间谍并未抓进来一个，在押的均为我等涉嫌似是而非的泄密罪的机关人员。经多次审讯，最后一次只由一个警察（没有专职记录员）突然问道：“你给文汇报人看的是《十四大报告（送审稿）》、《十四大报告（讨论稿）》。”我连连疑惑地问：“嗯？”。当他给我看了一页《十四大报告（讨论稿）》时，我说不是此件，并解释：“同样是绝密文件，《送审稿》是上报中央政治局的，《讨论稿》是中央讨论的，我的领导都没有资格见到这两个文件，我们只有《征求意见稿》，是征求各部门和党外民主人士意见的。”我在审讯笔录上签字时发现，我问的几个：“嗯？”字，竟都被写成“嗯！”字。疑问词成了肯定词。我拒绝签名。他翻到最后一页，让我看到我所说的“不是”字样，执意要我在每一页签上名。

接着，检察官和法官分别来审讯，我按其要求而赶写的案情材料，交由狱警转交，随后均被告知已及时送达无误，事后却发现都被其私下扣押而遗弃了。

1994年7月，北京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65岁的江平律师（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冒着酷暑多方奔走取证，汗流浃背地出庭辩护说：“我看到俞梅荪在这里受审感到非常痛心，他在中南海工作十年，是有名的‘工作狂’，很有成果；习仲勋副委员长曾批示给予高度评价，亲切接见，热情鼓励；他为法治建设做出不少贡献。他的行为并不具备犯罪构成三个要件：犯罪动机、社会危害、手段卑劣。他为支持《文汇报》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动机是好的；《文汇报》的“十四大”报道受到有关部门表彰，社会效果是好的；支持党报搞好宣传是他的本职工作，与《文汇报》之间属于正常的公务交往。俞梅荪因工作疏忽，文件被偷印，但是他并没有犯罪，所谓的证人证言完全站不住脚……”

仗义不平的法学家江平教授

北京市检察院分院公诉人当庭采纳辩护意见，撤销对主要罪名的追究。审判长说：“江平辩护得多好啊，给大家上了一课。你（笔者）没事了。”书记员说，因家里有急事要走，过两天再把《庭审笔录》整理后送来给我审阅签名。十天后，一个不明身份的人送来《庭审笔录》，我见我在庭审陈述的不少关键之处被扭曲了，尤其是没有把公诉人采纳的辩护意见记录在案，律师的辩护只简单记录几句且出入很大，又不让我修改，我拒绝签名。那人另外找来一张纸，把我指出的十几个谬误之处分别记下来，答应回去由书记员更正，又软硬兼施，非要我先签上名不可，这些都是违规之举。

半月后，书记员送来《判决书》，律师的辩护被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不予采纳”而判刑三年。我指出《判决书》上的《讨论稿》等证据是错的，所谓证人证言，颠倒是非。我问《庭审笔录》是否更正？书记员喝斥道：“我是来向你宣判的，不是与你理论《庭审笔录》的。”四个狱警围上来，不准我说话。

原本是《文汇报》驻京首席记者王捷南等偷印文件，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涉入调查，作案人推诿责任，栽赃陷害我，而未受追究，竟成为指控我有罪的证人。我向北京市高级法院上诉，江平律师继续作无罪辩护。我要求与《文汇报》诬陷我的所谓证人（作案人）当面对质（其中一个我不认识，没见过），被审判长喝斥道：“人家是党员老同志，是好人；你是坏人，他不会冤枉你。”之后，驳回上诉。

身陷囹圄痛感耀邦深意

我是搞经济法的，疏于对刑事法的关注，我一向认为司法人员都秉公执法，我坦诚相待，毫不防范；在刑事诉讼的各个程序，有求必应，直至发现他们颠倒黑白，公然造假，肆意体罚，把我踢伤，才使我看清他们执法违法的真面目。当我需要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国家安全法、保守国家秘密法来申辩，却被警方严禁看任何法律和书刊，不给纸笔，而束手无策，任由其“有罪推定”，“依法”宰割。每经过一个司法程序，不仅没有纠错，反而又被办案人员弄虚作假，将错就错，枉法加害，草率结案，加重案情，我被以莫须有的“泄密罪”冤狱三年。江平作为迄今为止担任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一要职的唯一法学家，为我辩护而受辱，面对司法人员故意制造冤案而无能为力。当厚重的铁门在我身后砰然关上，耀邦的严厉批评，尤如惊雷在耳边震响！

此案应了耀邦的批示：“法要鼓励正当的积极性、创造性，要限制和制裁错误的反动的积极性。”如若按照他的法治观念，可以减少多少冤假错案啊！在昏天黑地的铁窗里，我终于用血和泪与耀邦对上话了，用骨头记住了刑事法。清末法学家沈家本强调：“法之善者，仍在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法是要人去执行的，司法人员既能成为天使，更能成为魔鬼。

 判刑依“法”驴头不对马嘴

我因拒不认罪，在狱中受到更多的惩罚。刑满释放后，至今无业无低保无医保。依照我当年参与制定的《国家安全法》第3和4条、《保守国家秘密法》第32条，对泄密罪的规定均是：“向境外机构、组织、个人，提供国家秘密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国家安全部的职责是侦查境外敌对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之案。我因公指导中共党报“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而取得成效，却被治以泄密罪，是驴头不对马嘴，是对法律的歪曲和亵渎。《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第14条：“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依法办事，不得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不得侵犯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宪法》第5条：“……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刑事诉讼法》第14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6条：“ 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


根据1979年《刑法》第188条（或1997年《刑法》第399条）：“司法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故意颠倒黑白做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第189条：“司法工作人员违反监管法规，对被监管人实行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应该问责和判刑的，恰恰正是这些在刑事诉讼全过程，弄虚作假、联手枉法加害我的各方司法人员！

我曾努力申诉，要求平反，求告无门。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党委副书记宋林芬（老领导）找我谈心，得知案情真相，深为震惊和痛惜，要我务必去找《文汇报》党组织澄清事实。我到上海求见《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已获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和政府津贴、上海市劳模、已兼任上海市新闻学会会长）竟被拒绝。张启承传出话来说是：“你是北京法院判的，与《文汇报》无关，《文汇报》只接待北京的司法人员而不接待你。”其实，张书记正是偷印文件并栽赃陷害的党组织法人团伙作案的主谋，以我坐牢为代价的该报社“十四大”的宣传成果，却成了他的政绩和资本。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胡耀邦总书记，左图在山区，右图在中南海。

江西鄱阳湖畔共青城胡耀邦陵

耀邦忌日墓前

李昭（耀邦的夫人）九十多高龄。 胡耀邦总书记和赵紫阳总理在80年代。

2010年北京葵花法制论坛《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一周年》专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