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同志多次解救陈复生

陈复生，原名陈湖生，江西泰和人。 1926 年参加革命， 1931 年 2 月入党，曾任工人纠察队员，县独立营连长，侦察科长。 1935 年到达陕北后，陈湖生历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一科科长，西北保卫局红军工作部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成立后，陈湖生担任保卫处侦察部部长，后任执行部部长。

1938 年 3 月间，延安的陕北公学里来了 3 名学员，一男二女，男的叫张醒，陈湖生套出了张醒的真实身份 —— 托派山西分委书记、晋军高级军官、特务。在谈到托派情况时，张醒提到康生也是托派组织的成员。陈湖生马上向领导情况。但消息被康生所知，陈复生的厄运开始了。 7 月 28 日 ，康生来到保安处，亲自找陈湖生等向他汇报工作。在汇报过程中，康生有的放矢地抓住了陈湖生的几个小辫子，并给陈定性为反党、反边区政府的 “ 小集团 ” 头目。这一下子激怒了火暴脾气的陈湖生，陈伸手就给了康生一个嘴巴！ 1 个小时之后，陈湖生和其他几人被拘捕，并被开除党籍。

陈被关押在延安公安局的牢房中，几天后其他人均被释放，而陈则长期被关押中。陈通过妻子向原红三军团的老领导彭德怀、腾代远和罗瑞卿递交了申诉信。在首长的干预下，陈湖生的性命保住了。但康生又把陈从延安市公安局那里提出来，送到清凉山高等法院寄押。

时任军委组织部总政治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不顾嫌疑向监狱要人，但被“陈在狱中组织犯人逃跑，不愿出狱”等理由拒绝。

1944 年 6 月，在陈被捕 6 年 11 个月之后，高等法院长雷经天同志终于找陈谈话，陈基本上获得了自由。出狱以后胡耀邦安排陈复生住进招待所，十几天后又安排他到党校学习。

后来胡耀邦同志又分配他到热河军区保卫部侦察科工作。 1946 年 4 月，担任热河军区政治部总务处长。同年 5 月，恢复了陈复生的党籍，党龄从 31 年入党之日计算。

建国后，负责筹建公安部的罗瑞卿同志调陈复生到公安部，后任劳改处处长，兼新生公学教育长。正在陈复生把自己的全部热情投入到工作中时， 1951 年 11 月， “ 三反 ”“ 五反 ” 运动开始，他的厄运又开始了，他被指控有贪污行为而抓了起来。 1951 年 11 月，陈被押到了德胜门外公安部管辖的第二监狱里，成了真正的囚徒。宣判以后不久陈复生被送往位于清河的新生公学监督劳动两年。两年后陈复生被释放回家待业。在家闲置 1 年多后，经陈复生请求和公安部批准，他举家前往青海劳改局工作， 1959 年陈复生又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 1962 年秋天，突然之间青海劳改局局长张贵德被打倒，而且被指控为 “ 反革命集团首领 ” 。不久，陈复生又被卷入政治旋涡，被诬为贪污而被撤职和开除了党籍，后来陈复生又被强迫退休。

1962 年，在分别 20 多年以后，陈复生又找到了胡耀邦同志。当时，陈的孩子在北京，落到无处存身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陈复生给耀邦同志写信求助。耀邦同志接到信后，立即让秘书与陈联系，问 “ 是不是延安的那个陈湖生 ” 。当确知是陈时，他非常高兴，当时就派秘书来接。在家里的饭桌上，陈向耀邦同志汇报了情况。听到陈在 “ 三反 ” 时被判过刑等情况之后，耀邦同志的亲热之情没有丝毫减弱，热情鼓励陈继续为党努力工作。临走时，耀邦同志又让秘书给陈带了不少吃的东西，说是给孩子们。随后，耀邦又找到了北京市房管局长王林和办公室主任常树杰同志，为陈在和平街 13 区安排了一套住房。就是这所房子，陈复生全家住了 24 年。

文革期间，陈复生一直在为自己申冤上诉。直到文革结束后，青海省委才恢复陈复生同志的党籍和行政待遇，完成了平反的第一步。后来，为平反的事情，陈复生又找到胡耀邦同志。

陈复生后来回忆道：“几十年里，他（耀邦）几次在危难之时帮助我、搭救我，而从未嫌弃、回避。在延安，我被康生等人抛进监牢，他作为军委组织部长，亲自去要人。我出狱以后，又是他安排、接待我，住进总政招待所，直到送我上前线。”“如今，他已是党中央的总书记了，是全党最高的领导人了，我却是被几次开除了党籍的退休市民。然而，耀邦同志一如既往，所不同的是，他更加谦虚，办事更加干练、果断。听完了我的申诉，他未犹豫，立即提笔给当时公安部长赵苍璧同志、副部长席国光同志写了一封信。”

信的内容是：

苍璧、国光同志：

陈复生同志一九五二年被打成“大老虎”的历史案件，据说，材料基本上不可靠，是应该认真复查和纠正的一件错案。这个同志是个老红军，受曲（屈）已经二十八年，而且一直表现较好。特建议你们加快复查进度，尽快解决他的问题。许多事实证明，只要办案同志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勇于负责，一切案件都可以得到较快的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解决。希望你们要经手的同志本着我们党的这个原则办事。

胡耀邦
六月八日

在耀邦同志的亲自过问下， 1980 年 9 月，公安部党组作出了复查结论。陈复生终于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后来他还担任了街道居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北京市政协委员，在 1982 年又被聘为公安部劳改局顾问。

之后，耀邦同志隔一段时间就让陈复生到他那里去一次，向他询问一些同志的情况，而且特别有兴趣听街道居民委员会的事情，询问居委会的组织情况、隶属关系、工作范围等问题，询问最基层群众的意见和反映，并要求陈复生把居委会工作做好。作为总书记的耀邦同志总是主动地与陈促膝谈心，使他感到亲切并为之动容。

耀帮同志去世的噩耗传出后，陈复生老泪纵横，但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之下，他无法去吊唁，没有见到遗容，没有在他的灵堂上鞠一个躬。陈复生一直认为这是他有生之年的最大遗憾！

晚年的陈复生多次饱含深情的说：“耀邦同志为什么对我如此关心？是我们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吗？没有，一点也没有。在战争年代我们没有并肩打过仗，我更没有掩护过他，救过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没有为胡耀邦同志请过医、送过药。我们只是同志关系，总书记与一个党员的关系、耀邦同志之所以如此待我，完全在于他自身的人格、品德和作风。更重要的是，他把对革命同志、战友的关心、帮助，看作他工作的一部分，看作是党的事业。他是为了我们党的兴旺发达而团结同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决非为了私情，更丝毫没有把这种关怀当作对下属的恩赐。仅从上面信中的后几句话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心愿。因正为如此，不仅是我，许多同志都曾亲自体验过耀邦对同志们的真挚情意。活着的人可以作证！逝者的英灵也会作证！”

“耀邦同志的品格和功绩，是全党公认的，无需我重复。使我感受最深的是，耀邦同志具有传统的中国人民的美德。他对战友，对同志，始终保持一种真诚的感情。无论他的职务如何变动，处于多高的领导岗位，也无论是对谁 —— 职务高的或职务低的，身处顺境的或身处逆境的，他都一视同仁，以诚相待，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给同志以关怀和帮助，决不打 “ 官腔 ” 。他真正做到了居高位而不亢，处逆境而不卑；言必信，行必果；对同志讲情重义。对于一位高级领导人来说，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耀邦同志与我交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耀邦同志是人，不是神。但他是我永远崇敬的共产党人。他的英灵在我心中永存！”

资料来源：《九死复生——一位百岁老红军的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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