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坦荡胡耀邦

编者按2010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同志诞辰95周年纪念日。几十年来,有不少回忆文章和书籍对耀邦同志做了详尽的介绍,本文力求对其倡导并亲自践行的、党员干部应该具有的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做些回忆,以缅怀深受党内外干部群众敬仰的耀邦同志,这位勤奋好学、平易近人、知人善任、真诚坦荡的伟人。

我从1975年到1982年在耀邦同志身边担任秘书工作,先后随耀邦同志到中国科学院、中央党校、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书记处、中央办公厅工作。这期间,耀邦同志经历了从“文革”后恢复工作到担任党中央主席、总书记的过程。
1975年6月,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学院认真贯彻中央全面整顿的方针,主持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简称《汇报提纲》),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提出要实行“拿来主义”,发表《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的著名演讲,从多方面进行了科技工作的拨乱反正,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77年3月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揭批“四人帮”,恢复办学;指导撰写《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创办《理论动态》,组织领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撰写、发表,引发了全国范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理论上的准备。1977年12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破除种种阻力,组织领导了在全国范围内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的工作。1978年后到1982年,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参与领导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坚持和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对外开放的各项工作,为召开党的十二大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十二大代表党中央做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工作报告。

掌握广博的知识,是领导干部的本钱

耀邦同志经常说起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他还常说,知识是领导的本钱,不掌握基本理论知识和最新信息,是做不好领导工作的。要刻苦学习,要不停地重新学习。
因年幼时条件所限,耀邦同志只读过半年初中,但他一生手不释卷,极好读书,他博览群书(《博览群书》的刊名就是他题写的),古今中外,从二十四史到西方历史,从马克思主义到各种社会学说,中外文学名著,诗词歌赋,以及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书籍,包括圣经、辞典,他都精读或涉猎。
他曾建议一位即将走上领导岗位的青年同志读四方面的书,一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二是历史,包括二十四史和近代史、现代史;三是文艺著作,包括古今中外的主要文学名著;四是自然科学技术知识。每个方面的书各读五千万字,合计为两亿字。用二十年时间读完。他还提出要看一些法学、逻辑学、医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书籍。
在延安时,他的勤奋好学就颇有名声,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的称赞。书籍是耀邦同志生命的一部分。无论环境多么艰难紧迫,他总是把书带在身边,一有空闲就拿出来读。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妨碍他读书学习。
他读书速度极快,记忆力惊人,有些著作到了过目不忘、出口能诵、信手拈来的程度。有一次一位同志问他,是什么支撑你不知疲倦地工作、学习?他说:斯大林说过,精力与奋斗目标相联系。后来我在《斯大林全集》中找到了耀邦同志做了标注的这个论述。在他家会客厅兼办公室西侧,有一间书房,随手打开书架上任何一册书,都能看到耀邦同志阅读过的痕迹,或圈点或批注或简短的读后感,有些书可以看出是反复读过的。凡是和他深入讨论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相关著作的理论工作者乃至权威专家,无不对他熟知理论的程度惊讶不已。
1975年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他曾因不熟悉自然科学感到有些“抓瞎”和担心。但是,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历史使命感使他以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为榜样努力学习。他说,恩格斯在一面研究理论,一面撰写名著《反杜林论》的八年时间中,刻苦学习自然科学,并把这八年的学习钻研说成是“脱毛”的过程。我们也要下决心“脱毛”。当时,耀邦同志有一个在朝阳门内大街北侧内部书店的购书证,每周或十天左右就去购新书,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跟他很熟悉,主动向他介绍新来的书籍。每次都购二十本左右,回到家就摆在办公桌上,一本一本地读起来。有一段时间有关自然科学的书籍占他阅读书籍的很大分量。
耀邦同志很善于向实际、向专门人才学习。他把到科学院调研的过程作为学习的过程。每到一个科研所,都要了解这个所的业务工作,了解其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甚至国外的发展状况。有不懂的问题就随时虚心学习、请教。他用自己多年学习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解决业务工作中的问题。这些强化性的读书学习、调研、工作,使耀邦同志很快就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由原来的“担心”,变成了满怀“信心”。
耀邦同志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讲话中,充分赞扬了那些不断努力更新自己的知识,不断探求,敢于破旧创新的科学家们的可贵的进取精神。他提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今天决心进行的重新学习,难道不是同样可以比喻为鸟的脱毛吗?我们十亿人口的中国,好比“其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一旦重新学习,摆脱了不适于飞翔的旧羽毛,换上了新羽毛,那就一定能够更有力更轻快地展翅高飞,越过一个又一个高峰,达到我们的目的地。

要防止脱离理论指导、防止脱离实际、防止脱离群众

耀邦同志认为,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没有正确的行动,他十分重视、倡导理论指导工作。比如1977年春天到中央党校主持党校复校工作时,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适应揭批“四人帮”以后开展工作的要求,尽快轮训一线的干部,可以分短期、中期、长期开班,要尽快把县一级主要领导干部集中起来强化培训,使他们尽速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谛,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跟上形势,在一线担负起指挥员的责任。从中长期干部教育工作考虑,要重新规划党校的教学工作,从马列主课的设计、经典著作的选择,党史党建教学计划、教材的安排,他都过问,亲自阅读每一篇入选的文章,与教研人员一门一门、一篇一篇地讨论,成就了党校有史以来第一部马列经典著作选读本的编选工作。与此同时,耀邦同志亲自主持创办了《理论动态》刊物,确定每5天出一期,每期介绍一个基本原理、基本观点,4页、2000字,每个学员一份。想办法送到每个省部级干部的办公桌上去,不占他们多少时间,就能重温一下正确的、不走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以及时适应拨乱反正的工作要求。《理论动态》为全党确立正确的理论观点,进而指导现实工作,在全党干部理论学习和教育工作形成立体格局,尽到了中央党校的职责。
耀邦同志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站在科学的高峰,没有理论指导是绝对不行的,要防止脱离理论指导。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不但不能放松理论工作,而且必须更加重视理论工作。必须使我国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形成一套完整的路线、方针、政策、办法。我们的干部一定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用实践检验真理这个党的思想路线,才能使我们的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不要再让什么样的政治骗子牵着鼻子走到邪路上去,这样的历史教训切切不可忘记。
耀邦同志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理论基础。这个基础我们要靠得牢牢的,一刻也不能背离。但是理论如果不面向实际,不去解决实际问题,那就不叫背靠。面向什么实际?要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实际,面向党内外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面向过去、现在和今后经验教训的实际。实际的范围宽广得很,实际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和矛盾,就是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我们不能只是一时一事地面向实际,而是必须长期地、不断地下苦工夫去面向实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泉就是实际。理论离开实际,就失去了理论的生命线。

耀邦同志对毛泽东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认为,要想了解实际,要想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就要深入第一线对问题有切实的了解,仅靠看报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也是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他说,经常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增加一些感性知识是非常重要的,简而言之,1000个感性知识才能上升为一个理性知识。如果轻视感性知识,理性知识不和感性知识相结合,是很危险的。对于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经常到下面跑跑,了解一些新情况,研究一些新问题,这样,思想才不会停滞。
下去了解情况时,要看真实情况,高级领导干部下去,要想办法多接触基层群众,下级安排好的要看,没安排的也要想办法看,可以让别人帮助看,以看到实情。比如,1980年12月上旬,他去湖南、江西考察,在零陵地区,他对我说,你不一定随我一道走,你可以找一部车,叫上个向导,从另外一条路线走,去民间看民风、民情,到零陵再会合,讲讲你看到的情况。在零陵地区负责干部座谈会前,我向他报告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他们搞多种经营,要尽快使农民富裕起来。
耀邦同志说,战争年代,由于革命形势的严峻,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较量,发现了错误必须尽快纠正,迅速调整部署。不紧紧依靠群众,不从实际出发,不按规律办事,不努力实事求是,就会碰壁,就会性命难保,形势逼得你非深入群众不可。夺取政权以后,由于大权在握,人民感谢我们,拥护我们,形势不像战争年代那么紧迫严峻,认为自己一切都行了,不再需要深入实际依靠群众了,对群众的意见不当一回事,特别是不同意见和反面的意见就更难听进去了,于是就危险了!
高级干部不脱离群众,有许多办法,首先要放下架子,要主动走到群众中去,与群众讲话不要装腔作势,不要妨碍他们的正常生产、生活。比如,1980年10月下旬,耀邦同志去云南考察,他要我向省委接待的同志打招呼,下地、州公路上不要警车开道,不要妨碍正常的生产、生活和公路交通。上路后,开始时在车上他没有看到前面有警车开道,表示满意,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公路上既没有同方向的车,也没有反方向的来车,觉得不对劲。他提出临时停车去路边的一个村寨看看,这下就打乱了事先的安排。原来,接待方把警车的出发时间提前了,所以车队就看不到他们,就出现了那种双方向都没有车行的状况。我向他报告了公安警卫工作有要求,建议他不可强求,使他们为难。耀邦同志知道了这个情况,也无可奈何。他说,要想办法改进警卫工作,要尽量少干扰老百姓,起码不要干扰他们的正常行走。
耀邦同志还认为,高级干部最好多交、深交几个讲实情、说实话的群众朋友。我初到耀邦同志身边工作时,就遇到一位普普通通的街道工厂的工人,每个月来耀邦同志家一次,如果耀邦同志在家就见他,谈得很投机。又比如,李瑞环同志是他的挚交,那还是瑞环同志在北京当青年突击队队长时与耀邦同志建立的交情。耀邦同志有不少老朋友、还有不少青年一代的朋友、文学艺术界、科技界、侨界等都有他的朋友。这使他能随时了解世情、社情,与群众心心相印。
到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是耀邦同志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的一大特色。他认为处于执政党地位,要领导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避免重犯主观唯心主义、唯意志论的错误,克服各级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讲空话的顽症,就要经常到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他语重心长地劝勉各级干部:经常到基层去接触群众搞调查研究,你的心里才会装着人民,才会时刻想着人民,你才会经常听到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了解到最新鲜的情况和问题;你才能源源不断地吸取和集纳群众的智慧,充实和丰富自己的头脑,作出切实而正确的指导。归根到底,才能真正为人民群众做一些实事、好事。

要坚持唯物论、辩证法,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1980年2月,耀邦同志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2月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工作。耀邦同志进入中央高层领导岗位以后,听到人们对他的思想风格和工作作风有两种议论:一种认为他还应该保持思想活跃、善于思考,与别人善于沟通、易于交流、无拘无束地探讨问题的风格。另外一种认为,担任了高层领导,要谨言慎行,古代有金口玉言之说,言多必有失,要注意自己的威严形象,要维护自己的威信。耀邦同志问我是什么观点,我说:把自己拘谨起来,没有必要,那就不是你耀邦同志了。但毕竟你的身份、职务变了,谨言慎行有可取之处。耀邦同志说,我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应该有发表个人意见、观点的权利。不让发表意见、不让参与正常讨论,这恐怕不行。我对他说,您现在毕竟不是一般的普通党员了。为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可能是声音高了一些,司机、阿姨走过来看究竟,耀邦同志和我看他们围拢过来,都笑了。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在讨论问题,不是吵架。邀请不同层次,不同界别人士交谈,鼓励周围的人无拘无束地参与探讨问题,这是耀邦同志工作中形成的习惯做法。我曾经看到与耀邦同志共事多年的胡启立同志的回忆文章说:耀邦同志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有时是有意识地启发、鼓励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喜欢身边的普通工作人员与他辩论,是他多年形成的习惯。
耀邦同志认为,在个人与组织、上级与下级、个人与群众等这些基本问题上,林彪、“四人帮”搞个人崇拜、搞唯心论、搞主观主义,给我们的党和人民造成了不少的危害。我们虽然已经制定了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还必须深入进行坚持唯物主义、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宣传教育工作。有些在不良影响下形成的不符合共产党性质要求的做法、规定,要清除,要避免。比如什么挂新领袖像啦,什么首长来是莫大鼓舞、莫大教育啦,什么机械地、与当地实际不沾边的传达上级指示不过夜啦、不走样啦等等,这些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解决,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就落不到实处。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党内必须倡导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使大家解放思想,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做好本职工作。共产党人不论在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都要力求有所建树。政治上的建树,思想上的建树,理论上的建树,改革上的建树,工作上的建树,总之要有所建树,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耀邦同志经过长时间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思考,于1980年11月,在各省、市、自治区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讲话,他认为,此时他的身份适合讲讲这个问题。在这个讲话中,他对以往讨论过的几个基本问题,讲了他的看法。
耀邦同志说: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立场、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讲过,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还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根本问题。以往的实践反复证明,是搞彻底的唯物主义,还是搞唯心主义,对于我们许多同志来说,并没有解决好。有些同志本来是正确的,后来背离唯物主义,搞唯心主义,犯了错误。有些同志主观上想搞唯物主义,实际上还是滑向了唯心主义。这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紧密地联系实际,联系群众。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一定要走到脱离唯物主义。
在讲到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上级的指示时他强调说,上级组织,上级机关,上级部门,上级负责人,这些概念有联系,又不完全是一回事情。不能把上级负责人个人同上级画等号。在一定的情况之下,个人发现了问题,并提出了很好、很精辟的意见,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但是,一般地说,经过大家讨论的意见,总是胜于个人的意见,集体的智慧总是超过个人的智慧。所以,不区分哪些是上级负责人个人的意见,哪些是上级的决定、指示就去行事,很可能出毛病,是不妥当的。上级的东西要不要执行?当然要执行。但是,各级党委在执行的时候,一定要把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任何时候,如果不把中央、上级的意见,即使是正确的意见,与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相结合加以具体化,满足于照抄、照转、照搬、照套,那是错误的,就不可能把工作做好。

在讲到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自己、对待自己的工作时他强调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能有两种:当我们按照历史发展规律办事,按照人民群众的意志办事的时候,就可以多多少少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背离人民群众的意志,就要多多少少延缓或阻挠历史的前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翁。我们不能把个人放在人民群众之上,不能把个人置于历史规律之外。个人是不能随心所欲地推动历史前进的。
人们在错误路线下会犯错误,在正确路线下也可能犯错误,这里总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每个人都有个主动性的问题。我们要发挥主动性,不要把自己看成是消极被动的。还有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我们的工作经常有成绩也有错误,要不断总结经验。总结经验就一定要搞批评和自我批评。明明不对,硬要说对;明明不好,硬要说好,怎么能总结经验呢?怎么能坚持唯物主义呢?
在讲到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我们国家的大事时他强调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制度,这一条是不能动摇的。我们只能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时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但是绝不能因此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优越性。有优越性没有很好发挥出来和根本没有优越性,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一个是不要自己吓自己,一个是不要自己麻痹自己。我们要坚定地相信党、相信人民,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就能够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各种暂时的困难和问题,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在讲到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群众时他强调说,我们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很好的,任何时候都不要模糊这个认识。我们有的同志成天看一些出事情的材料,集中起来就以为很多很多,实际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要看到问题的存在,要发挥我们思想工作的作用,不向群众做工作,不提高群众的思想,不引导群众前进,那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放弃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职责。我们经常批评的官僚主义,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只躲在房子里面办公,脱离群众。不动员我们的党组织、工会组织、青年团组织和我们的干部,到群众里面去,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群众的情绪,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就容易产生官僚主义。
在讲到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党的领导时他强调说,社会主义的命运同党的领导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离开党的领导去谈什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能的。我们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流砥柱。只有我们党能领导中华民族翻身,这是毫无疑义的。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使党受到很大摧残,党的战斗力大大削弱,加上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党的形象受到很大损害。不看到这个方面是不对的,不是唯物主义的。要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不改善党的领导,就不能坚持党的领导。
如何改善党的领导,需要研究一系列问题。如加强民主集中制,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等。还有一条,就是坚决克服不正之风。克服不正之风,是人人有责、级级有责的。在克服不正之风方面,每个党员都要提高自觉性,提高坚定性。我们既然是共产党人,就一定要增强党性,不怕吃苦耐劳,有决心、有勇气、有办法去掉我们身上的一切不正之风。在党的历史上,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榜样是大量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我们一定要用正面形象来感染人,鼓舞人,教育人,鞭策落后者。
耀邦同志认为,坚定的共产党人,要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并不容易。怎样才能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是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二是要坚持党性原则,克服企图获得私利的杂念;三是要有勇气。他倡导我们党的每个细胞,都要毫无例外地为党的肌体更加健康而努力奋斗。这是我们每个党组织、每个党员的职责。(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