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你给我回北京整顿医院去

寻父参军

    欧阳启旭1919年7月29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白水乡卢家坝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靠父亲租种地主几亩薄田和到矿山背矿维持生活。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在蒋介石“围剿”部队重压之下，不能在鄂豫皖地区立足，即突破敌人包围圈，经鄂北、豫西南，到四川北部建立了川北根据地。

    红军来到欧阳的家乡，带领百姓斗地主、分田地、闹翻身，穷苦人顿感扬眉吐气。欧阳的父亲欧阳隆浩受进步思想影响，成为村里的积极分子，被大家推选为村长和赤卫队长。那时红军每到一地，为壮大实力都要进行“扩红”。卢家坝的赤卫队集体组建了一个红军连队，由欧阳的父亲任连长，编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战斗序列，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川北地区是非常普遍的。

    自从父亲随红军走后，家里的生活没有了依靠，日子过得很艰难。母亲养活不了兄弟俩，便让他和哥哥去自谋生路。欧阳小小年纪就去背矿、打柴、扯猪草、上山放牛，日子苦不堪言。由于受父亲影响，欧阳萌生了参加红军的念头。他的想法很简单：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当红军能找到父亲；当红军有饭吃。

    1933年3月的一天，欧阳在山上放牛，遇见一支红军队伍开过，他将牛拴在树上，与同伴打了个招呼，就跟上了这支队伍，走了十多公里来到一个叫快活岭的小镇子上。部队开饭了，他就站在旁边看，实在饿极了，就跑到部队伙房门口蹲着。这时一个50多岁的红军老炊事员问他是哪里人，来干什么?欧阳说：“我想参加红军！”老炊事员给他盛了碗米饭说：“孩子，你太小，吃完饭回家去吧。”

    吃饱肚子欧阳更不走了。晚上部队出发了，他悄悄地跟在后面，半夜部队在一个村子宿营，欧阳也靠在一户老乡家的门上睡着了。清晨老乡一开门，他被摔到屋里去，着实把老乡吓了一跳。这时他清醒过来，四下一看，哪里还有红军的踪影!按照老乡指点的方向他又追了下去，就这样，13岁的欧阳终于找到了红军部队。

    参军后，欧阳被分到红四方面军73师217团2营6连当战士。由于年龄太小，被分配给师首长当勤务员，每天做些打扫卫生、帮伙房买菜做饭之类的杂活。他个子太矮，给师长张才千备马鞍时还需踩着凳子才行。

    1933年10月，部队进攻万源县高皮寨，刚刚占领寨子，敌人的飞机和炮弹就跟了过来，一阵狂轰乱炸，还使用了当时罕见的燃烧弹。寨子里一片火海，许多战士被炸死烧伤。欧阳后脑勺被严重炸伤，浑身是火，他就势趴在水田里才将身上的火扑灭。至今，在他后脑勺还留着深深的伤痕，不长头发。他的团长陈锡联在这次轰炸中被炸掉了一个手指头。

    受伤的欧阳住进了师医院治疗。当时红军医院非常简陋，全班人马也就是一个班长带五六个卫生员、看护员；基本没有药品和医疗器械，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止血、包扎、固定工作，之后伤员能不能活下来全看自身的恢复能力了。那时，许多重伤员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欧阳年轻，伤口还没完全愈合就回部队了。这时部队要南征，策应主力北渡嘉陵江，师长张才千说：“欧阳这个小鬼蛮乖巧，只是年岁太小，去学医吧。”当时欧阳并不知道“学医”是干什么的，就被稀里糊涂送回了师医院，参加了两个多月的培训，学一些简单的止血、包扎、固定和战场应急救护常识，从此便走上了从医的道路。

    1934年9月，部队离开根据地进行南征，长征开始了。当时欧阳只有14岁，已是红四方面军10师31团3营卫生班长了。红一方面军雪山草地走了一趟；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来回走了三趟。

    当时，他带着十几名平均年龄不足15岁的红军战士随部队走进了茫茫大草地。除了枪支、干粮外，他们每人身上还有一个小药箱。

    欧阳为寻找父亲参加红军，但却没有找到父亲。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才知道，红军二过草地时，已是营长的父亲在筹粮时牺牲了。欧阳参加红军为了吃顿饱饭，但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他这个愿望成为奢望。

跟白大夫

    1938年初，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等外国专家陆续从延安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当时八路军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一般干部战士伙食标准只有每月1元菜金，毛泽东、朱德这些中央领导每月才5元。当白求恩得知毛泽东指示每月付给他100元生活补助时，立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信：“尊敬的毛泽东主席，我谢绝每月100元生活补贴。军区已提供我衣食需要，我不需要钱。请将这笔钱用于前线更需要的地方……”欧阳说，那时白求恩等外国专家和大家一样，有什么吃什么，没粮食还饿过肚子。

    白求恩到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总医院的第二天就被聂荣臻请去了，因为他爱人生孩子难产。作为助手，欧阳陪同白求恩晚上出发，翻山越岭整整走了一夜，天亮才赶到。尽管孩子已经生下来，白求恩还是为聂荣臻爱人做了检查。白求恩医术高明，很多领导、医院都争着请他去看病。

    欧阳说他从当主治医生到八路军模范医院一所当所长期间，长期与医院的外国专家组共事，外国专家组由一所统一管理。除白求恩外，还有德国共产党员汉斯·米勒博士(外科)，日本的山田一郎(内科)，美国的马海德(皮肤科)及两名苏联外科医生。当时欧阳也就20岁，在行政上他是外国专家的领导，在业务上他又是外国专家的学生。他与白求恩大夫共事差不多一年时间，经常在一起手术；白求恩主刀，欧阳当助手。每次手术完了，白求恩总跟大家讲解一下手术的总体情况是什么样子，应该怎么做，需注意的事项等。时间长了，欧阳的手术水平和英语水准也有很大提高。

    白求恩大夫很有职业精神。当时八路军野战外科条件极差，缺医少药。针对这种情况，白求恩在医院筹办了多次培训班。针对八路军伤员感染率高的问题，制定了“消毒三步法”，必须严格执行；还发明了“卢沟桥手术驮子”，用木料做成的一种驮在马背上的野战外科手术台；还有一种“白求恩换药篮”，里面放有必备药品，给伤员换药，提起来就走，方便实用。白求恩很善于总结战士们的实战经验，对我军野战外科学的规范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欧阳说，白求恩大夫对医术精益求精、对病人认真耐心这一点不假；但他脾气古怪、暴躁，有时在手术过程中嫌八路军土造的手术器械不顺手，会将刀子、镊子往地上摔，有时还骂人，搞得大家都怕他。

    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会相信，抗战时期八路军医院的手术器械基本上是土造的。手术刀是乡村铁匠铺子打的刀子，或从杂货铺买来的裁纸刀磨锋利了当手术刀用；止血钳是用小竹片或者请铁匠铺打的铁制、铜制的土止血钳；镊子是竹片用火烤弯过来就成了；手术锯就用木工锯代替。这些土造器械让白求恩等外国专家很不习惯；那时能搞到一套制式手术器械简直是宝贝了。使用这些土造器械，消毒马虎不得，完全要按白求恩“消毒三步法”严格进行。通常用老乡家的大柴锅把手术器械煮沸消毒，纱布、棉花等敷料用蒸馒头的大蒸笼蒸煮消毒。

    那时做手术根本没有麻醉药，有条件会给伤员喝一口老白干，硬撑着，实在忍不住就吼两声。医生做手术没有现在这样的消毒条件，只能用硼酸水或老白干洗洗手，根本搞不到橡胶手套——欧阳说如果有橡胶手套，白求恩就不会被感染了。

抢救左权

    1940年8月至12月，我八路军105个团在华北平原长达2500公里的交通线上，向日寇发动了全面攻击。抗日军民密切配合，拔据点、夺关隘、毁交通、炸桥梁、分割围歼，一举毙伤日军两万余人，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

    1942年5月，敌人对我太行、太岳地区进行“扫荡”，兵力之大、时间之长、烧杀之烈均为前所罕见。5月25日，八路军总部被日军包围。欧阳的医院和总部机关、中共北方局、党校、报社、被服厂等大队人马被压制在南艾铺、十字岭一线的山沟里。当敌人发现八路军主力准备突围后，便快速地紧缩包围圈，炮弹、机枪弹像雨点似地向突围部队袭来，此时总部所在的十字岭周围成了烟山火海。日军野兽般的吼声和掩护部队的冲杀声、枪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交织成震耳欲聋的声响，硝烟几乎把白昼变成了黑夜。

    突然，五六架红头敌机扑向总部机关隐蔽的山沟投弹、扫射。后勤部门上千匹骡马惊跳起来，有的受伤倒下，有的挣断缰绳在山沟里乱窜。被服厂的新工人、机要部门的女同志被炮弹震得四处奔跑，一片混乱，情况万分危急。当左权副参谋长看到彭德怀副总司令还在指挥部队时，他果断命令警卫连长唐万成带领一个排掩护彭总等迅速突围，一面召唤四处奔跑的人们跟上部队。这时一颗炸弹在他身边爆炸，左权倒在血泊里。

    此时欧阳正在距左权不足百米处组织医院突围，听见有人在喊：“首长被炸了，快来人呀!”听到呼救声，欧阳迅速带着一个卫生员冲了上去。他抱起左权，只见左权后脑上被炸开了一个鸡蛋大的窟窿，鲜血喷涌着。他急忙进行止血、包扎……但左权已经不行了，在欧阳怀里停止了呼吸。左权牺牲后，尸体带不出去，又怕鬼子发现，欧阳带人在十字岭的一个隐蔽处将左权将军掩埋了。

    欧阳说，反“扫荡”最惨的还属我们医院。轻伤员都跟着部队冲出去了，我们奉命抬着50多个重伤员只能在大山里转悠，跟鬼子捉迷藏。太行山上不长树，不长草，尽长石头，连个兔子都藏不住。我们又没有枪，遇到鬼子就完蛋了，真是难呀！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鬼子的“三光”政策迫使老百姓都跑光了，找不到粮食。我们只好将重伤员安放在岩洞里，或者将老乡垒梯田的石头扒开，往里挖一点，垫上草，放上一二个伤员后，留下通气孔，再重新垒上。天黑以后去换换药、送点粥。就这样还要经常转移，时间长了怕汉奸告密。鬼子三天两头来“清乡”、“扫荡”，我们一个姓马的医生从山洞里跑出来，被鬼子打死了。

    天气暖和时，只能将重伤员放在庄稼地里藏着。那时日本鬼子狠呀！他们将伤员搜出来后，就浇上汽油，活活把伤员烧死。我们在不远处藏着，听见伤员的惨叫声和随风飘来的焦糊味……大家都哭了，想去拼命，可是没有枪啊！我们拼了，其他伤员怎么办啊！

创建“欧院”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原八路军白求恩医院组建为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第一野战医院，欧阳任院长。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向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欧阳带领医院随刘邓部队机动作战。据统计，从1945年秋天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第一野战医院建院开始，到1949年太原战役结束，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和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欧阳带领第一野战医院，跟随刘邓大军转战晋冀鲁豫，“三出陇海”，千里跃进大别山；与伤病员同生死，共患难，本着救死扶伤、不丢掉一名伤员的原则，先后救治伤员27740多名，欧阳院长带领手术队昼夜进行手术，在第一时间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陇海战役的杨村战斗中，医院收治了2000多名伤员，由于及时治愈，马上又给前线送回了1000多名战斗骨干，保证了战役的胜利。由于治愈率高，死亡、致残率低，第一野战医院在各部队很有威信。“欧院”成为陇海前线野战创伤外科的名牌，不仅集体立功受奖，还被中央报刊(《人民日报》)宣传，他们的宝贵经验在全军推广。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欧院”总结出一套在野战条件下行之有效的战场治疗原则、步骤、手段，以及医院完成“大收治，大转移”伤员的工作方法。特别是他们创造的“新创伤疗法”——即在野战条件下分工明确，相互协同，伤员分类标记，治疗中彻底消毒、充分包扎。让伤员吃好第一顿饭，换好第一次药，睡好第一次觉。这个方法一直沿用到抗美援朝。陇海战役后邓小平政委高兴地说：“这一仗要给钱信忠、欧阳院长记成绩。这个仗是他们打的，没有他们的后方保障，及时给我们送来后援部队，这个胜仗是打不成的。”

    解放战争由于缴获了国民党大批医疗设备，我军的医疗条件逐步得到改善。在每次战斗间隙，欧阳还组织医务人员进行业务训练。如打太原前，进行石膏术的训练。石家庄战役后，欧阳组织全院医务干部参观了石家庄和平医院，观摩了钱信忠部长的手术示范。当问到欧阳老人不寻常的野战手术功底时，老人表示，我的技术水平一般化，“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当时没有人，也只好我亲自上了。但熟知他的人都说，那是欧阳院长谦虚。他参加革命后一直没间断过学习，特别是有幸能与白求恩、米勒等外国专家共事，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医术突飞猛进。是我军骨科、腹部、腰椎、四肢创伤治疗方面的专家，在我军医疗界小有名气。那时每逢重大战事，时任军区卫生部长的钱信忠总是带上欧阳等几个技术尖子随军行动，他们跟到哪里，那里的领导和战士就放心。

    解放太原时，“欧院”已扩编为华北军区第六机动总医院，下辖5个分院，配属18兵团。欧阳与兵团司令徐向前、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徐向前在干部大会上说：“医院靠技术和战士的亲身体会去提高自己的威信。有医院跟着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就有士气。”太原战役中，大批战士经救治后重返前线。

    太原解放后，全国解放已见曙光。为了给新中国培养高级医务干部，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将40多名院长以上的医务干部抽调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学习。四年学习正值抗美援朝，欧阳在系统学习的过程中还在东北的北安、鹤岗等野战医院实习，救治了大批从朝鲜战场送回国的志愿军伤员。

    1952年大学毕业后，欧阳奉军委命令调到北京组建和平医院任院长（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组建军委黑山扈疗养院任院长（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1955年国防部授予欧阳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主政协和

    ……1973年欧阳被调到成都军区后勤部司令部任党委书记兼副参谋长，分管机要、通讯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百废待兴，胡耀邦到四川检查工作，从人堆里发现了欧阳。解放战争时胡耀邦在18兵团，是欧阳的老上级了，重逢自然倍感亲切。当胡耀邦得知“小欧阳”在成都军区正干着与业务毫不相干的工作，非常生气地说：“这不是诸葛亮耍大刀——不务正业嘛！你给我回北京整顿医院去。”于是钱信忠(卫生部长)通过总政下调令，1979年欧阳被调回北京任协和医院院长。这在当时算是高职低配，但欧阳还是欣然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协和医院解放前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尽管解放后已收归国有，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在政治上与帝国主义彻底划清界线，被改成了首都医院。在那个是非颠倒、人妖不分的年代，专家学者被迫靠边站，党委书记带头抗拒卫生部的指示；年轻的医护人员不钻研业务，有的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病房无人管理，病人东一个西一个四处游荡；医疗技术全面滑坡，管理一片混乱。欧阳刚到医院时，有一个病人因精神错乱跳了楼，欧阳让党委书记去看一下，正在打扑克的书记连头也不抬地说：“这是经常的事，有什么看头！”

    这哪还像个医院！遵照上级指示，欧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首先报请卫生部撤换了那个没有责任心的党委书记；开除了一名无理取闹、藐视领导的护士。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这样做是需要些勇气的。这一举动震惊全院，整个医院立刻安静下来。有人悄悄打听这个新院长怎么那么“横”，知情人说，这个人不一般，老红军、野战外科专家，建国初协和医院就是他来接收的。欧阳老人自己说，我的这些做法虽然过了点儿，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压倒歪风邪气，非用这剂猛药不可。

    欧阳是我军自己培养的野战外科专家，他深知自己的成长得益于战争实践，得益于白求恩、米勒、钱信忠等中外专家的培养。协和医院要发展，必须尊重知识，依靠专家来治院，空喊政治口号治不了病！

    原副院长、五官科专家张庆松因出身资产阶级，被罚去扫厕所。欧阳让他立刻上班，恢复副院长职务。过去许多专家、教授因挨整长期呆在家里，欧阳请他们重新上班，尊重他们的人格，支持他们的工作，许多人还被委以重任，大家工作起来心情舒畅了。

    在生活上，欧阳规定专家教授可以使用小汽车。当时北京小汽车非常稀少，在长安街上都看不到几辆。总务处提出来要增加车辆，欧阳说：“不用了，我的车拿出来给大家用。”自己每天从地安门的总参宿舍走路上下班。欧阳的举动赢得全院同志的尊重和爱戴。1983年欧阳离休，医院30几名专家联名给中组部写信，挽留他继续任职，此事作为新闻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

    为了提高协和医院的管理水平和知名度，欧阳还组织协和医院的医生赴国外学习考察。首先去英国学习医院管理；之后又去了美国波士顿，拜访了从前建立协和医院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经双方会商，把“文革”中被更名为“首都医院”的协和医院恢复原名，并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重新改造协和医院。美方还专门从资料库中找出历史上协和医院的建设图纸，双方认真研究了改造方案。由美方投资更新了协和医院的医疗设备；帮助医院培养医务人员等等。这些谈判都是欧阳亲自参加的。■

（摘自《往事不忍成历史》，文化艺术出版社，责任编辑：仲江潘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