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进斌：多么希望能有这样 “天真” 的国家领导人在执政
——读杨西光评价胡耀邦“耀邦太天真了！”有感
这是一个担任过执政党最高领导人的肺腑之言，而且他一直到死都致力于斯。就凭这两句话，胡耀邦足以彪炳史册！我相信有良知的中国人，读到此句，都难免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2010年，适逢胡耀邦同志逝世20年，国内不少新闻媒体及网络上都集中刊发了不少文章，介绍、追忆、怀念这位了这位为改革开放立下汗马功劳的开明政治领袖，尤以《人民日报》刊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再回兴义忆耀邦》纪念胡耀邦文章最为令人关注。
20年过去了，人们没有忘记胡耀邦，是因为共和国在长达三十年专制阴霾中苦苦煎熬，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才迎来阴云驱散见阳光大地回春的短暂时期，这些都得益于他执政的“天真”风格，才使得他执政时期是政治上最民主、开明，人民言论上能享受自由的时代。或许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个名字意味着逝去了一个多么宝贵的年代。那个年代的人们健康、纯真、蓬勃向上；那个年代有文学、有诗歌；那个年代虽然清贫，广大民众却激情洋溢，对未来中国和生活怀着无限的憧憬充满信心，那个年代的关键词是：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社会知识分子可以不必顾忌“敏感词”而开诚布公地发表讨论宪政民主、法制自由，甚至触及中国是否可以实行多党制的话题。但可惜好景不长，三十多年过去了，他执政时期至今仍被誉为“是改革开放最好的时期”，广大人民仍然遥思绵绵怀念他，纪念他。一个率性“天真”风格的执政党的总书记，却带来了历史上注定要熠熠发光时代的这个“最好”时期，引发了我怀疑中国流传已久的警世励志格言并不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也不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且太多时候验证了鲁迅先生《九斤老太》的那句话“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历史老人就这样和这个东方古老的国度开起了一个沉重的玩笑。当我们在品味这个苦涩玩笑时，越发感觉到，在这块家天下专制构造的瘠土上，从古到今，具有率性天真家国情怀的忧国忧民有识之士，恰恰崇尚宫闱秘谋阴险毒辣“老练”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从商殃、屈原、贾谊、王叔文、王安石、谭嗣同、胡耀邦、赵紫阳，中华民族惯于屠戳的古老祭坛上，一连串让这个民族触目惊心的牺牲品连绵不断。深刻的教训在于，在我们这个被誉为最讲人情味的国度里，“人情”二字决不可等闲视之。惯于用圣人之道来推广自己“理论”与“思想”的龙子龙孙们，擅长的就是以人情君恩手段，来极力灌输宣传“礼——仁”“政治——人治”骗术，唯有维护这种人治方式，才能让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维持恒常不变。屈原离骚长歌，书不尽对奸邪小人的憎恶，道不完对昏君的哀怨；贾谊流不干的泪水，洗不掉其心灵上的痛苦；王叔文的吟诵，抒不出满腹忧伤；王安石的悲叹，解不开寸结愁肠，谭嗣同的绝命呼叫，发泄不了志士们的千古枉冤。我们不妨再想一想，当屈原呼叫于荒泽之际，楚人以颠狂视之，毫不解其忧国忧民之意；王叔文下泪悲怀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之时，他周围的士大夫们却暗暗发笑；王安石打击豪强势力，为民松绑，却被江南百姓指猪骂狗，称为“拗相公”，谭嗣同昂首阔步走上法场，而想以此唤起黎民百姓们却麻木、好奇地堆挤在周围观看杀头的热闹。胡耀邦性格外向，活泼热情，好动多言，喜怒形于色。这在西方社会普遍被认为是领导人的个性魅力，但在中国，这种性格与谨言慎行、不露声色、胸有城府的官场风格不符，因此被党内几个大佬讥为“作为国家领导，不够稳重”，“经常从椅子上跳起来，猴子屁股坐不住”。我多灾多难的民族，你为什么只生长不苟言笑、少年老成、城府颇深的阴谋家、刽子手，为什么容不下率性天真披肝沥胆忧国忧民的急先锋？
时下的中国，只要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谁也不能否认是乱象丛生。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至今仍在萧规曹随，既没有路线图，也没有时间表，法制建设严重滞后倒退，垄断资本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中国人民已经基本失去了对改革开放的热情和应有耐心、信心。执政党合法性和权威也受到更多置疑和削弱。整个社会充斥着浮躁急功近利朝不虑夕，人们看不到自己到前途和未来，更遑论理想主义。十几亿同胞们有钱的选择移民出国，留下的要么只能忍看朋辈成新鬼，愤懑无奈骂社会，要不就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更多的是浑浑噩噩、麻木不仁。由于言论不自由，公民社会培育遥遥无期，官民对立情绪弥漫，社会大面积的溃败危机四伏。市场经济中坑拐瞒骗无法制止，你争我夺愈演愈烈，整个民族犹如一辆开上了高速公路放开油门的风驰电掣的快车，为经济百分比增长幅度和数字，吃光了祖宗留下的，透支子孙未来的，把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种种弊端、后遗症全盘变本加厉地照搬演示。既得利益集团奴役广大人民，千方百计榨取广大弱势群体的血汗，致使整个社会贫富差距严重。广大人民的各种切身利益权利不断遭到侵蚀、打压，人民“被”时代全面来临，精神受到极大压抑，整个社会腐化堕落潜规则盛行，拥有金钱和权力成为社会人人趋之若鹜的最高理想。人们信仰缺失、人生价值观被扭曲，道德沦丧、天怨人怒，民怨沸腾，天灾人祸连年不断，千千万万的生命无故“被”丧失。如果胡耀邦的英灵看着今天出现这样一幅改革开放的局面，听着人民仍生存于水深火热艰难困苦中地呻吟，还在不断地叹息怀念他执政短暂时期竟然还是“最好时期”，真不知他的英灵作何感想？是否得安？更引起我们深深思考的是，直接受益、得益于胡耀邦提携的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什么没有将胡耀邦毕生未竟的事业继续“又好又快”地推进？
人类文明社会对时间空间存在而言，三十年不过是弹指之间，但纵览当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发展史，从弱到强，都是在二三十年间，先后崛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我们的三十年，竟然还在怀念二十年前“那个最好时期”，那个最好时期还遥遥遥无期，两相对照，我不知道对一个整天喋喋不休地高喊“复兴“的中华民族来说，是不是莫大的讽刺。
何路社在他的《政治韬略论》中说：面对古今中外专制、集权、人治政治下的政治权术，她使我联想起许多。我想到砍头，想到酷刑；想到连坐，想到满门抄斩；想到争权夺利，想到你死我活；想到文字狱，想到东厂西厂锦衣卫；想到游龙戏凤，想到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想到《红楼梦》中的“护官符”，想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想到哀鸿遍野，想到一将功成万骨枯；想到一次次陈胜吴广式的农民起义，想到一次次周期律式的社会大动荡……更近一点，想到党内一次次路线斗争，想到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想到那场十年“文革”浩劫，多少权力者、多少新贵们，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更多的普通人则无辜罹祸。以上这些只能昭示我们，专制、人治政治下的有赖于政治韬略与权术，其存在着必然滋生种种权力腐败及黑暗的弊端。这就是政治现实中政治权术“是什么”。现实在向我们发出严厉警告。
时下的中华大地，尽管作为政权形式的封建专制制度消亡了，但悠久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儒家伦理思想的浸渍，造就了利于产生新的封建专制的温床，也造就了无数贫弱不堪的平民。那些依靠血统的优势居于统治地位的人，充分品尝了在弱民头上为所欲为的滋味。那些依靠奋进而成为强人的人也更能把握住只有专断，才能驱使一批又一批畏强凌弱、在专制下俯首帖耳、而在自由气氛中便散沙一盘的百姓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那些丧失脊梁的儒伥，软软的骨子里装着的尽是依靠专制以寄生的髓液，专制的管理方式——独断式、家长式、命令式几乎原封不动地铸入了每一个由人组成的社会肌体中，还在吞噬和残杀着人们的锐气和活力；成为个人生长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生长和发展的体制性黑洞。令人怵目惊心地大的祭献场面不会再发生了，但那些小的、零散的祭献几乎无时无处都在发生：青春活力被压抑、创变新精神遭摧残，进取锐气受窒息。多么悲壮地牺牲，区区无数被祭献的肉体，带来专制的安宁，独裁的福音。如果将这些细微的祭献叠加起来，我们也许会发现，这里的牺牲远远比历代祭坛上的流血更为代价惨痛。这是无声的流血和祭献，（有时有声，但声音早被高科技手段的消音装置给抹掉了）有形的祭坛很容易让它瘫塌，但无形无声的祭献要想得到遏止，不知要花费多少倍的力量和代价。我们在回首通往祭坛的路上时，不免悲惨凄怆。凄惨的祭坛上一个个锐气十足，进取心特强的优秀人物壮志未酬身先死，多少雄心在这里飘落散尽！空留多少同胞涕泪沾襟！什么时候那壮观的祭坛不在矗立逼人，什么时候这里的流血和祭献被制止，再也不会出现凄惨悲凉的场面？
胡耀邦在1975年送给儿子胡德平的《水浒传》第一页上，郑重抄录了列宁《纪念葛伊甸伯爵》中的一段话：“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对一个亟待摆脱专制僵化体制的民族，对每一个尚存良知的同胞，胡耀邦这段抄录，是醍糊灌顶般地反思，更是彻底警醒心灵的号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