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凌飞：胡耀邦1961年在金乡

1958 年开始的 “ 大跃进 ” 、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家带来了严重问题。人们普遍吃不饱，营养不良，导致浮肿。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于 1960 年 11 月初，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又称为《十二条》）。这是中共中央针对 “ 大跃进 ” 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开始纠正 “ 左 ” 倾错误的一个重要标志。为了很好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十二条》，迅速扭转形势，周恩来总理提出从中央国家机关抽调一万名干部下放到灾区基层。与此同时，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包括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习仲勋的 “ 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 ” 。为了切实保证这批下放干部的质量，经过组织部门再一次慎重筛选，最后落实为 9600 余人。 1960 年 11 月 25 日到 12 月 8 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陈毅，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等七位中央领导，先后为全体下放干部在人民大会堂作了七场报告，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为建国以来所少见。 1960 年 12 月下旬，团中央系统也召开了相关干部会议，同全国下放干部一道奔向全国各地的农村灾区。团中央系统的 20 多人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来到我们金乡的。

早在北京之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经常下到团中央所属单位 ——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参加生产劳动。后来下放到我们金乡任鸡黍公社党委副书记的张华，即在该单位。印刷厂 700 多人是个大单位，张华任厂党委常委兼人事科长，负责厂的政治思想工作，胡耀邦在印刷厂劳动时，有时上白班，有时上夜班，每个星期一晚上张华都要到团中央开会，和胡耀邦及团中央各部的部长都很熟。那时的上下级见面时直接称呼某某同志，没有喊职务的。这一点我在访问我县离休干部杨庆贺时，也得到了证实：我们都直接喊耀邦同志，当时胡耀邦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没有喊胡书记的。来到我们金乡的 20 多名同志都来自团中央系统，有来自团中央机关，中央团校，有来自《中国青年报》报社的，也有《中国少年报》报社的，相互之间不感到生疏。 60 年 12 月，他们到了济南参加了五级干部会议，随即来到金乡，《中国青年杂志》副编辑董易任金乡县委副书记，其他人员分到公社进行工作，其中五个人分到了鸡黍，张华任鸡黍公社副书记（鸡黍公社行政区域比较大，后来又分为三个小公社；司马、兴隆、鸡黍。在鸡黍的班子上又进行了分工，张华到司马公社任书记）。分到公社后，大家满怀热情的工作。来的同志都二三十岁，还有一个近 30 岁的女同志叫刘易晏，是来自《中国少年报》的（她设计了中国少先队旗，其老师周令钊美化），她刚刚结婚不久，就同其他同志一道离开大城市来到我们金乡，克服各种生活不便积极工作。按照中央《十二条》精神，帮助地方开展救灾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 “ 保人 ” 。 “ 保人 ” 最关键的是解决粮食问题。由于全国各地包括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都很困难，没有什么粮食可以往金乡灾区调拨，我县干部职工群众大干苦干，力争粮食多收一点。干部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帮助社队开展整风整社。《十二条》要求，整风整社必须依靠群众，把整风整社搞深搞透。各级干部大会上同各级干部揭批 “ 五风 ” ，听取他们的层层检讨，又深入到基层社队和农民群众中进行实地调查，听取群众的意见与呼声。据现年 80 岁的老人刘易晏回忆说： 1960 年冬，我们到山东金乡时，最最困难时期基本过去，但老乡还要靠国家的救济粮，每人一天半斤。下放干部每月 30 来斤粮，和乡亲们比，生活好多了，但是因副食贫乏，一同下去的同志也有患浮肿的，后来自由市场开放就好多了。 1961 年春仍是大旱，没有什么水利设施，我们和老乡都盼望天降喜雨。因在最困难的时候，有的村连耕牛也没有，靠人拉犁，不能够深耕，小麦长得稀稀拉拉，个别地块亩产才三、四十斤。金乡的老百姓勤劳实在，人好，北京来的同志同群众的关系都很好。（前不久，我同刘易晏老人通话时，老人一听山东金乡，是既惊讶又高兴）。

1961 年 9 月 4 日 ，胡耀邦同志看望下放干部，刚到金乡后，胡耀邦同志随即召开了金乡县委部分人员参加的座谈会，晚上住在金乡县委大院东边第二排的平房内，是唯一的两间一口的大屋，屋前有一颗大树，据当时在县委组织部工作的李松涛回忆说，金乡物质匮乏，将生产的红三刀特产端来让胡耀邦品尝。当时，年轻的李松涛看见胡耀邦，还很好奇地往前靠了靠，同他比了比个子，谈到这里，李松涛高兴地笑了笑，仿佛回到了以前，说： “ 胡耀邦穿着浅灰色中山装，很朴素、很干净，人友善，很平易近人。 ”

第二天上午，县委书记王德光向胡耀邦汇报了金乡县的农村生产情况。董易通知所有从团中央下放的同志到县委开会，所有人员到齐后，董易向胡耀邦汇报了下放干部工作情况，胡耀邦同志讲了国际、国内形势，对下放干部讲到：你们从北京大城市下放到这里，很辛苦，部分同志可能还不适应艰苦的生活。今后，一定要向农村学习、向农民学习，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克服工作上的困难，努力把工作做好，为金乡人民造福。团中央会在以后的工作中关心你们，帮助你们。特别讲到：目前各方便都很困难，你们要经受住困难 | 、挫折、委屈、风险的考验。

在谈到反右派反右倾工作时，胡耀邦说：团中央反右斗争，审干，都有问题。反右倾，现在看起来批判得宽了。团中央几个斗争都有缺点，我提醒过几次，说要搞稳一点。这些事情谁负责？我们书记处的同志要负责。我们没有对大家面对面斗争，但是领导的是我们。我乘此机会把历史说一下。几次运动，成绩是有的，但是问题不少。在座挨过批判的，我说基本上都不是事实，因此，帐我主张不算了，大体上一笔勾销。没戴帽子的，将来填表就不写了。基本上都是好同志，缺点每个人都是有的。我代表书记处作自我批评，同志们的包袱可以卸下来。

胡耀邦讲话后，大家很受鼓舞，中午，没在县城吃饭，回到各自的岗位。

第三天，胡耀邦参加了县委组织召开的团干部会议，对团的工作讲了很好的意见；他要求团干部工作要背靠党委、面向青年，改变过去那种面向党委、背对青年的方法，既然是干部，干部就要干，战士就要战。针对青年思想积极、单纯，缺乏政治经验，青年人要加强锻炼，提高修养、积极工作，不被困难吓倒，要学会坐冷板凳。对群众中的青年，要密切联系，不能用一般性的方法去带领青年，从青年特点出发，开展各种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活动。据张德方回忆说，会议进行完后，来到县委院东侧的操场上，人员较多，胡耀邦同志很活跃，气氛十分融洽，其中有一女青年，听说胡耀邦来了就站在那里左看看右看看，十分好奇和钦佩，胡耀邦发现她的意图后，就上去同她握手，高兴地说： “ 来，靠近点，让大家看个够。 ” 此时，这位女同志倒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了。有同志问： “ 您是几级？ ”5 级 ”“ 哦，领导没级别 ” ，张德方说：按胡耀邦所处的位置及他参加过长征的经历，他应该是 5 级干部，当时有人把 “5” 听成 “ 无 ” 了。随后，胡耀邦大声问： “ 我们金乡是个英雄的地方，大家说刘伯承、邓小平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时羊山战役是从哪天开始打的？ ” 有人说： “7 月 ……” ， “ 是哪一天？ ” 没有人回答，胡耀邦说： “ 是 14 日 .” 随后，又问： “ 刘伯承在羊山大捷后写了一首诗，大家能背上来吗？ ” 无人能背。随即，胡耀邦往后退了退，大声背出：

狼山战捷复羊山，炮火雷鸣烟雾间。

千万居民齐拍手，欣看子弟夺城关。

众人报以热烈的掌声，随后，大家在圣庙东侧合影留念。

胡耀邦在金乡的第五天，来到鱼城组织召开了全镇干部大会，在会上，胡耀邦讲到这样一句话：目前农村形势极为困难，浮夸风严重，群众吃不饱，如长期这样，社会就会大乱。会后，一名干部找到胡耀邦同志说：耀邦同志，你说的 ‘ 社会就会大乱 ’ ，我认为，群众出于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无限忠诚，不会大乱的。此时，胡耀邦说：不会大乱、不会大乱，我说错了。现在认真总结那个时期的深刻教训，胡耀邦同志说的真是不错，这和胡耀邦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敢讲话、敢讲真话的作风是一致的。随后又深入到李阁、谷亭 ( 当时鱼台未设县，归金乡管辖 ) 、鸡黍、胡集等公社和农户，了解群众的抗灾自救情况，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夺取农业生产胜利。

第七天，胡耀邦离开金乡。

胡耀邦随即赴河北唐县等地调查，回京后，将题为《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的考察报告报送给毛泽东等领导。

中央规定，这次下放农村和其他基层的干部，一般要下放三年，少数编内下放的干部，原单位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采取轮换的办法。到 1962 年，随着 “ 三年困难 ” 时期的结束及帮助基层社队整风整社与生产救灾任务的基本完成，再加上原单位工作上的需要，万名下放干部 1962 年后大都陆续回到了北京，只有少数因在当地结婚成家、地方工作需要等原因而留了下来，没能回到北京。而当时我县团中央下放干部中，有的回到了北京原来单位，有的回到了山西、江苏；还有的因习惯了金乡的生活工作环境，同当地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如杨庆贺老人、张华老人，他们将一辈子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金乡大地、金乡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