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亮：胡耀邦同志关心出版改革发展纪事

胡耀邦同志在 1978 年 12 月至 1986 年 12 月，先后担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总书记 ( 上面还设有中央主席、副主席 ) 、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 ( 此时不设中央主席、副主席 ) 时期，一直关心出版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作过许多批示和指示。仅据我保留的当时的工作笔记和相关资料，就有一百零八项之多。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亲历的，是他对中央宣传部或中央宣传部出版局的请示报告和工作汇报的批示，我参与组织贯彻落实。还有一部分，是他对国家出版局等有关单位的请示报告的批示，或在相关讲话中对出版工作的指示。在这一部分批示和指示的执行过程中，我也参与过一些工作。

耀邦同志的许多批示和指示，对我国出版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本文只就改革图书出口体制和改革赠送书刊制度的批示及执行情况，作些简要介绍，从中可见他对出版工作的关心和重视。

改革图书出口体制

1979 年 12 月 8 日 至 19 日，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次召开研究出版改革发展的全国性的会议。与会人员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会上，除了讨论与决定地方出版社试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以取代原来的“三化” ( 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 ) 方针外，还讨论了包括改革图书出口体制在内的许多重要问题。

当时，中央宣传部出版局派邓从理同志与我参加这次会议。我们关注会上讨论的各种重要问题，改革图书出口体制是其中之一。回部后，为了汇报会议情况，我写了多份调查简报。其中，我以《我国中文图书出口中存在的问题及成立中国图书出口公司的建议》为题，汇报会上讨论改革图书出口体制的意见，刊于中央宣传部出版局编的内刊《出版情况反映》 (1980 年1 月9 日 ) ，全文如下：

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许多同志分析了当前中文图书出口工作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意见，希望中央宣传部给予指示和支持。

( 一 ) 当前中文图书出口的管理体制已不适应四化要求。

现在中文图书出口和外文图书出口共一个渠道，按照过去有关部门的规定，统一由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所属国际书店负责。除对港澳发行也可由广州“中华、商务办事处”办理外，海外市场均由国际书店统一对外发行。这种管理体制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出口路子太窄，不利于在海外扩大中文图书的市场。据反映，国际书店同海外有业务联系的单位，许多是规模比较小的进步书店及个人，发行面窄，影响不大，和一些大书店联系不多，不能使更多的中文图书进入海外市场。据反映，在香港的市场上，现在内地的图书很少，而台湾的图书却很多。在国际图书市场上，台港澳地区出版的中文图书也占有优势，对我思想上、经济上都极为不利。我们有同志去日本参观，在东京售书中心几十万种图书中，很少见到中国内地的图书。同志们认为，文化大革命以来，图书出口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数量大减。现在应该思想解放一点，广开门路，多开些口子，让更多的图书进入国际市场。

第二，由国际书店独家经营，不利于调动国内出版社组织中文图书出口的积极性。上海各出版社的中文图书，每年通过国际书店、香港三联书店广州办事处出口不少，前年码洋达到一百二十万元，但是却拿不到外汇。四川去年出口图书一百零六种，也是一分钱的外汇拿不到。有些同志说，为了使中文图书出口，有些则需要改印好纸，改进装帧，精制图片，这样既能提高图书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又能成倍地提高出口书价，赚取更多的外汇。但是由于出版部门没有外汇，无法解决进口一点好纸及其他器材等问题。如果出版部门能够得到图书出口的外汇收入，用来引进必要的设备，以出带进，将大大有利于改造落后的印刷技术，发展出版事业。

第三，中文图书的出版和出口分属于两个系统，不易做到互相配合，产销对路。出版社不大了解国际图书市场上的需要，不易做到有针对性地为出口而出版一些图书。国际书店则不大了解出版社出书的情况，在组织出口图书的货源上也有困难。如果图书的出版和出口属于一个系统，将会有利得多。

( 二 ) 出版部门建议成立中国图书出口公司。

为了解决中文图书出口工作中存在的上述问题，一些省市出版部门提出，应适当改革目前图书出口的管理体制，多开口子，以利于更多的中文图书进入国际市场。上海已恢复图书发行公司，专门组织本市各出版社的图书对外发行。广东也考虑自行出口本省出版的中文图书。

国际书店认为，如果允许出版部门各自对外，分散经营，势必在国际市场上造成混乱，不利于中文图书对外贸易的开展。他们认为仍应由国际书店统一经营中文图书出口。并说各出版社要求外汇分成问题可以协商解决。

出版部门认为，为了改变当前图书出口的落后状况，争取更多的中文图书进入国际市场，在政治上扩大我国的影响，在经济上为四化创造更多的外汇，根据中央关于可以建立对外贸易公司的规定，建议把外文图书出口和中文图书出口分为两个渠道，外文图书出口继续由国际书店负责，中文图书出口划归国家出版局领导，设立中国图书出口公司并由其负责经营。这样，有利于把中文图书的出版和出口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达到互相促进的效果。中文图书出口的外汇收入，留在出版部门，与有关出版社分成，用于发展出版事业。

我们认为，出版部门的上述建议是可行的。如果部领导原则同意，可以考虑请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和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一起协商解决。

另外，上海等地出版局还提出，目前负责图书进口的图书进口公司由国家科委领导，建议改由国家出版局领导为好。

一、耀邦批示，要“大胆放手抓起来”，坚决解决工作中成堆的问题

胡耀邦同志于 1980 年 1 月 12 日，对这期《出版情况反映》 (1 月9 日 ) 刊登的要求改革图书出口体制的问题，及时地作出明确批示：井丹同志：请你大胆放手抓起来。现在许多部门都是问题成堆，没有坚决的放手精神，适应不了 80 年代的变化。

耀邦同志还在这期调查简报相关内容旁边，作了多处批示。

在简报谈到国际书店在国外“和一些大书店联系不多”的旁边，他批示：国际书店归谁领导 ? 为什么不同外国大书店联系 ?

在简报谈到出版社出口图书后“却拿不到外汇”的旁边，他批示：为什么不可以按比例分成 ?

在简报谈到“出版社建议成立中国图书出口公司”的旁边，他批示：可以嘛 !

在简报谈到“上海已恢复图书发行公司”的旁边，他批示：上海做得对 !

在简报谈到，国际书店认为，如果各自为政，分散经营，“势必在国际市场上造成混乱”的旁边，他批示：混乱不到哪里去 !

接到耀邦同志的批示后，中央宣传部很重视，并及时组织贯彻落实。

1980 年 2 月 4 日 ，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朱穆之同志召集国家出版局与外文出版局多位负责同志开会，研究贯彻耀邦的批示。

中央宣传部分管出版的副部长廖井丹同志因身体不适未出席这次会议。会上，两出版局负责同志各陈述自己的主张，未达成一致意见。会后，两局负责人又进行直接协商，仍不一致。外文出版局主张，中文图书出口仍由国际书店统一经营，不要再另设机构。国家出版局则希望新建一个中文图书出口公司。

紧接着，两个出版局先后给中央宣传部送来了书面报告。

国家出版局在 1980 年 3 月 8 日的报告中说，由国家出版局设立一个图书出口公司，开展出版涉外业务。井丹同志在报告上批示：“各方意见不同，可否再讨论一、二次，有个比较接近的意见或者大家能接受的意见再定。”朱穆之同志批示：“同意”井丹意见。外文出版局在 1980 年 3 月 24 日的报告中说，国际书店拟自今年 5 月 1 日起改名为“中国图书出口公司”，统一负责中文和外文书刊的出口业务，不要再另设机构。穆之、井丹在报告上批示：“赞成下周请外文局，出版局来讨论一次。”

在此期间，中央宣传部领导发生变化。耀邦同志在 1980 年 2 月 23 日至 29 日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总书记，此后他不再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任命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任重同志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赵守一同志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协助常务。

他们两位于 3 月到任。为了向新来的部领导汇报情况， 4 月7 日 ，中央宣传部出版局指定我写了一个综合报告，汇报耀邦同志的批示及国家出版局、外文出版局不同意见，以及我们的建议。守一同志于 4 月 8 日批示：“我看还是按耀邦同志批示的精神办好，不要再‘顶牛’了，请任重同志批示。”任重同志于 4 月 9 日批示：“守一同志，这件事由你全权处理。”守一同志于 4 月 9 日又批示：“照耀邦同志批示精神办。”

随后，国家出版局和外文出版局又分别送来了第二次书面报告。

国家出版局于 5 月 29 日给中央宣传部并耀邦、任重、谷牧同志送上《关于建立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的请示报告》。建议成立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主要经营中文图书出口业务，并兼营部分外文图书的出口及其他出版对外业务。穆之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可同时找外文局、国际书店谈一下。”

井丹批示：“我同意穆之同志意见，事先要征求外文局和国际书店意见 ( 因为过去就有不同意见 ) ，先统一了才好办事。”同日，任重圈阅同意。

外文出版局于 6 月 14 日给井丹、穆之、任重同志送上《对中文书刊出口机构问题的意见》。不同意国家出版局建立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并说：“应该充分利用现有机构，革新挖潜，发挥优势，坚决反对另起炉灶，新设机构。”此件，部领导没有批示。

为了力争取得一致意见，井丹于 6 月 17 日和 24 日，邀请国家出版局和外文出版局负责人连续开会，进行第二轮协商。

井丹在会上多次重申，耀邦同志的批示很明确，同意成立中国图书出口公司，图书出口要多开渠道。井丹还强调，为了让更多的图书进入国际市场，不是一个渠道好，而是多种渠道好。他要求国际书店的同志思想放开一些，以适应新的形势。但是，外文局的同志仍不同意国家出版局新建出版外贸公司，要求仍由国际书店统一经营图书出口业务。在此情况下，井丹同志提出一个新的方案，国际书店可否改由国家出版局和外文出版局双重领导，以国家出版局为主。国家出版局同意这个方案，但国际书店建制、机构应属国家出版局，其他大政方针、规划、经费、主要干部任免，可由两局共商。外文局表示，实行这个方案要以外文局为主，国际书店的建制、机构，应维持现状，仍属外文局。

经过第二轮协商，两出版局仍未取得一致意见。

二、国务院、中央宣传部批准成立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中央宣传部出版局考虑，从多次协商的情况看，改革图书出口体制，目前一时难以取得共识。但是，久拖不决，不符合耀邦同志批示精神，不符合我部领导的意见，也不符合出版界要求改革的愿望。需要当机立断，作出裁决，尽快批准建立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迈出改革图书出口体制的第一步。为此，我代中央宣传部出版局起草请示报告，就批准建立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的问题，提出最后建议，于 1980 年 6 月 28 日上报井丹、穆之同志并任重同志。

请示报告说：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既然耀邦同志已有明确批示，几位部领导也都批示同意，国务院第 145 号文件对外贸工作也有明确规定 ( 主要是政策、法令和计划指导上统一，而不是统一经营、一家独办 ) ，所以还是应该让国家出版局把这个机构成立起来，继续拖下去，对工作不利。在今后图书出口工作中，他们两家既要注意分工，又要密切配合，碰到问题通过协商解决。

井丹同志于 6 月 30 日批示：“同意”。穆之同志于 7 月 3 日批示：“同意。总公司可能一时健全不起来，即使打开了局面，与国际书店也应互相支持配合，向外推销中外文书刊。可明确规定，收入分成比例。”

任重同志于 7 月 3 日批示：“同意穆之同志意见，请穆之报紫阳同志批示。”

赵紫阳同志秘书于 7 月 26 日在请示报告上批注：“此件紫阳同志已看过。同意穆之同志和任重同志的意见。”

1980 年 10 月 22 日 ，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发出通知，批准国家出版局成立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改革出版社、期刊社赠送书刊制度出版部门赠送样书样刊，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作了规定。政务院 1951 年 12 月 21 日通过的《管理书刊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暂行条例》提出：“每种书刊出版后，应向各级出版行政机关及国立图书馆送缴样本”。此后，政府有关部门又作过规定，同时，出版单位还有不少不成文的规定。赠送书刊的范围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而且发生不正之风。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1978 年4 月12 日 ，在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等六部门《关于开展节约纸张工作的报告》 ( 即 69 号文件 ) 中，明确要求：“出版部门免费赠阅的书刊，也要大大压缩。”这是第一次作出的要压缩赠送书刊的规定，具有重要意义。但还需加大力度，否则难以解决赠送书刊又多又滥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传来了胡耀邦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明确而有力的指示。

一、耀邦指示，要把“赠送赠阅减低到最低限度”

1979 年 1 月 15 日 ，胡耀邦同志在《诗刊》召开的诗歌创作座谈会上讲话中，讲到增加印数时说：五十万份如果少了一点，就增加一点。我主张赠送不要太多。赠送太多，第一是妨碍了经济核算 ; 第二是收买人心。我们党委当官的，东西看不完，搞得干部子女拿这个报、那个刊物干坏事。今天报刊的出版部门的同志都来了吧 ? 我的意见今后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把赠送赠阅减低到最低限度。赠阅也是一种不平等，是一种走后门。要使刊物多送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生根去。在我们老爷们头上生不了根。

为贯彻执行耀邦同志的指示，中央宣传部决定发出通知。 1 月 19 日，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陈龙同志在向部领导送审通知稿时写道：“根据耀邦同志讲话精神，我们应带头执行。拟发通知，请穆之、井丹、树彬同志阅示。”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朱穆之、副部长廖井丹、秘书长栗树彬三位负责人均圈阅同意。

1979 年 2 月 29 日，中央宣传部给国家出版局、中央广播局以及京沪两市委宣传部发出通知。通知内容如下：“请你们通知所属出版社、杂志社、唱片社，停止给我部领导同志个人赠送样书 ( 包括期刊、图片、唱片 ) 。赠送我部图书资料室的样书，仍照过去安排不变。”

因上面这个通知，并未明确要继续给中央宣传部出版局送样书样刊，对工作不利，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于同年 4 月 29 日，又发了一个补充通知。这个通知说：“今年我部通知停止给部内领导同志个人赠送样书后，各出版社给我部出版局的样书和出版计划等也基本停送。希今后仍将各出版社的样书 ( 不含单幅宣传画 ) 及出书计划、目录，每种各送一份给我部出版局。”

根据国务院提出的“要大大压缩”赠阅书刊的意见和耀邦讲的要把赠阅“减低到最低限度”的精神，国家出版局于 1979 年 4 月 7 日，给中央宣传部送上《关于给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赠送样书问题的请示报告》。

《请示报告》说：前经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我局所属出

版社，近几年来一直都向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四十多人 ( 包括总理、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 ) 赠送样书。现根据国务院 1978 年 69 号文件关于“出版部门免费赠阅的书刊，也要大大压缩”的精神，我们打算今后只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选送部分样书。过去不论是否需要，出一本，送一本，浪费很大。今后拟由出版社有重点地选送。对停送样书的领导同志，由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每月寄送一份新书目录，以便派人到有关出版社和北京市新华书店内部图书服务部 ( 朝内大街 83 号 ) 选购。原向中央宣传部资料室赠送的样书不变。当否，请批示。

国家出版局以上请示报告，经中央宣传部批准后，于同年 4 月 19 日转发局属各出版社及新华书店总店等单位，请他们遵照执行。

同年 5 月，中央宣传部又收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位同志致中央领导同志的信，对出版社给中央和地方领导人赠送样书问题提出意见。信中说，现在出版社把送书当作对待领导同志的态度问题，送书的人数越来越多，每出一种新书，要给领导人寄送一百六十册之多。来信建议要破除这一不合理的制度。

为了回应和支持这种批评意见，我代中央宣传部出版局编写一篇情况通报：《给领导同志赠送样书要压缩》。具体介绍最近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央宣传部和国家出版局制订措施，压缩和改革给政党领导同志赠送书刊的情况。这份通报刊于中央宣传部编的工作指导性的内刊《宣传动态》 1979 年 6 月 2 日第 18 期，告知全国宣传部门。

二、耀邦肯定一党员对免费赠送《辞海》的批评意见，并将自己收到的一套《辞海》照价付钱

中央办公厅信访处于 1979 年 10 月收到上海一名共产党员给耀邦同志的一封信，信中对上海辞海编辑部向党中央、国务院及各部门的首长，每人送一套《辞海》 ( 三册，五十多元 ) ，提出批评，并建议耀邦同志收到他们送的《辞海》后，最好把书款汇去。

信访处于 10 月 17 日将来信送耀邦同志阅。耀邦同志看后，很重视，连续作了两次批示。

耀邦第一次批示：小梁： (1) 这个意见是对的。 (2) 我的一套照给钱。请你负责处理。 (3) 这信请依林、文彬、力群同志一阅。请他们考虑如何处理。胡 10. 20

耀邦第二次批示：请中宣部办公厅酌办。 ( 我的一套， 55 元，前几天已汇去了 ) 胡耀邦 10. 27

在耀邦同志批示后，相关领导同志先后都作了批示。

中央办公厅主任姚依林同志批示：“请文彬同志阅处。给我的一套，我未要，给财经委员会，供工作中使用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文彬同志指出：“我的意见都收钱，包括常委各同志在内。请秘书局办。”

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朱穆之同志于 10 月 27 日批示：“我同意由中宣部发一通知，不得用公款、党费订购书刊报纸发给个人。至于党费如何使用为好，可请组织部研究一下，将来请他们作个决定。”

根据耀邦、穆之同志的批示精神，中央宣传部出版局由我起草《中央宣传部关于出版社、杂志社要自负盈亏和不准用公款给个人订购书刊报纸的通知》，经部领导审核后，于 1979 年 11 月 19 日发出。

《通知》内容如下：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国图书、报刊的出版发行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版社、杂志社越来越多，同时纸张和印刷也更加紧张。有些出版社、杂志社出版的一些书刊质量不高，品种重复，造成浪费和亏损。有些部门违反财政制度，大量用公款购买图书、报刊发给个人。为了厉行节约，防止浪费，使出版发行工作更好地为四化服务，特作如下规定：

( 一 ) 所有出版社、杂志社都要提高书刊质量，加强经营管理，除个别特别情况外，都要实行经济核算，切实做到自负盈亏，不得由国家补贴。如果长期亏损，办不下去，就应该停办。

( 二 ) 除了按规定可以用一部分党费、团费、工会费和行政费中的学习费购买必要的学习资料办训练班或供给党员、团员、职工学习外，不得动用公款购买图书、报刊发给个人。凡是个人需要的书刊和报纸，均应自费购买。

这个通知作出的规定，实际上是将改革赠书制度的步伐，推进到相关领域。特别是规定出版单位要自负盈亏，长期亏损则应该停办，不仅从体制上限制赠书过多的现象，而且是改革出版体制迈出的最早的第一步。多少年以后实行的出版社转制，其基本内容仍是自负盈亏。

三、上海反映，中央下达压缩赠书的规定后，情况已有改进，但赠书过多现象依然严重

1980 年 7 月，中央宣传部收到上海财政、出版等部门的情况反映，在中央下达压缩赠书的规定后，情况已有改进。各出版社已不对领导同志长期固定送书，给领导机关送书的范围也一再缩小。上海辞书出版社去年给领导同志赠送《辞海》后，已收到一些领导同志寄来书款。如邓颖超、胡耀邦、方毅等中央领导同志给该社寄了书款，朱穆之、廖井丹、洪禹等中宣部部局领导同志也寄了书款。但从 1979 年全年情况看，赠书依然过多，浪费现象仍较严重。

赠书过多有以下几种情况：

( 一 ) 给领导同志个人赠送大量书刊。上海辞书出版社给中央和市部分领导同志送《辞海》共三十四部。上海三个出版社给新到市任职一领导同志送书一百四十一册。

( 二 ) 为各种会议和外地出版部门来沪参观学习的同志赠送大量书刊。上海六个出版社为一次全国出版座谈会送书刊一千五百一十一册，年历四百张。上海辞书出版社为一次辞海编委扩大会送书一千四百册。上海文艺出版社为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大会送书二百七十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给外地来沪参观学习的同志送书一百一十二册。译文出版社给外地来沪参观团送书二十一册。

( 三 ) 同外省市出版社交换书刊中存在浪费现象。上海各出版社与外地出版社交换书刊的量很大。如译文出版社 1979 年共收到外省市寄来的书刊共三千零二十本，其中有些书刊对他们没有什么用处。

( 四 ) 送书刊搞协作、拉关系、送人情。一是为解决印刷、装订、运输问题而赠书。二是为了造房子而赠书。三是为了借影片、买船票等方便而赠书。

( 五 ) 给作译者赠送大量书刊。译文出版社出的《世界之窗》，于 1979 年 8 月送给作译者四百本， 1980 年增至五百五十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文化与生活》，开始送一千本，现在要送一千五百本。编辑深入生活调查研究及组稿也要赠送书刊。某家出版社为此给作者及有关人员送书画五百六十九本 ( 张 ) 。春节慰问赠送书刊也不少。某家出版社去年为此给外地作者送书七百九十六本，今年给作者送一千本。

( 六 ) 给社内领导同志赠送大量书刊。“文革”前，市出版局曾规定：对责任编辑和有关出版人员可赠送一份外，原则上在社内不送给个人。社长室、编辑室可酌留几本样本，但不归个人所有。

现在却送给社领导大量书刊。有一家出版社每出一本书，给每位社领导都送一本。从 1979 年 1 月到 1980 年 4 月，给社内八位领导共送一千九百三十六册，平均每位社领导二百四十二册。

以上情况，既不符合中央文件的精神，也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市财政等部门建议，有关部门应迅速拟订办法，健全制度，加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