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莲：胡耀邦与《科学.技术.生产力》

1975 年，邓小平第一次恢复工作之后，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当作首要任务，进行了整顿。胡耀邦等人被派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春夏之交，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国科学院撰写了一个汇报提纲向邓小平汇报。汇报提纲提出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 , “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的正确观点。后来，科学院的汇报提纲被“四人帮”攻击为“大毒草”，连篇累犊地发表文章对其进行批判。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没有成立，经济研究所还属科学院。我看过这个汇报提纲，特别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理论，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1977 年初，学术界还是一片春寒料峭，经济学人惊悸未定、噤若寒蝉。我认为，对“四人帮”诬蔑“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修正主义”观点的批判，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一个突破点。汇报提纲极大地激发了我的研究创作热情，简直是骨娅在喉，不吐不快。

在这个观点的启发下，我就大胆地撰写了题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文章。文章分析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关系，指出“技术是直接生产力，科学则是‘知识形态上’的生产力，它能够转变为‘直接的生产力’”，。肯定科学技术的作用并不否定劳动群众的作用，专业技术工作者“是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劳动者，他们是生产力的人的因素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文章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与旧中国的“科学救国论”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然需要。文章系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正是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观点，驳斥了“四人帮”的谬论。

文章写好后，我就将稿件寄给了《光明日报》编辑部。据《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方恭温回忆说：“当时他还在干校劳动，理论部的负责人是马沛文，叫不叫主任记不清了。邓家荣是编辑。”马沛文认为，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但在有些观点上又把握不住，不敢贸然发表。所以，在发表之前就把这篇文章的校样送给胡耀邦审阅。胡耀邦对此稿非常重视，他利用“五一”节的假日，对原稿进行了反复认真的修改。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又将修改稿退给了我。这是 8 开的大型稿纸，在周围的空白处和稿纸的拼音线间，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胡耀邦那清秀整齐的铅笔字。胡耀邦的修改文字与原稿的字数差不多。我能够看出胡耀邦修改文章的认真态度。那篇胡耀邦亲笔修改的文章可惜已经寄给《光明日报》了，我没有保留。

我将胡耀邦的修改稿重新整理后，送到报社。原稿较长，理论部的马沛文、邓家荣等人可能出于版面的考虑，对这篇文章篇幅进行了一些删节。文章题目被改为《科学、技术、生产力》。 1977 年 5 月 30 日，《光明日报》在理论版发表了这篇文章。文章发表后，我就文章的删节给胡耀邦写信，胡耀邦立即给我回了一封长信，对我的文章和报社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封信是用铅笔写的，摘要如下：

经过你钻研过的这篇论文，在《光明日报》同志的支持下，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敢断定：这至少是几百万人 -- 包括我们党的许多领导干部、经济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广大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要看，要传播。这么多人从这篇文章中打开了眼界，明辫了是非，汲取了力量，从而能更好地为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这该是感到足以时得起党和人民的一件事情。

胡耀邦 1977 年 6 月 1 日

我的这篇论文 1984 年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其实，在这篇文章上胡耀邦作了大量的工作，没有胡耀邦的支持和帮助，这篇文章很难发表。但是，在这封信里胡耀邦却丝毫没提自己的一点功劳，这种坦荡的心胸不是任何一个中央领导人都能做到的。我至今仍珍藏着胡耀邦的一些亲笔修改过的手稿和这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件。这也是一件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资料。粉碎“四人帮”后，我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这可以说是在胡耀邦支持下，经济理论界作出的一大贡献。恢复全国高考和全国科技大会与倡导“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有关。当时，我发表《科学、技术、生产力》这篇文章时，邓小平还没有恢复工作。邓小平也非常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 1977 年 7 月 21 日他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再次恢复工作后，所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科学和教育工作。 8 月 8 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也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并且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由此，党扭转了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了重视。这使科学、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这次大会的社会效果是：一大批被长期禁锢的电影、戏剧和中外文艺作品得到解放，形成了 1978 年的书籍“再版年”。 1977 年 9 月，中央决定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中断了十几年的全国高等学校统一考试制度。这与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和知识人才的理论指导有关。

1978 年 3 月 18 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致辞，郭沫若在大会的闭幕式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科学的春天》的讲话。方毅当时是中科院的党组副书记，是这次大会的总管。童大林是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负责组织工作。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身体有病，不能出席会议。大会即将闭幕之时，又必须由郭沫若院长致词才合乎情理、富有意义。这就诞生了那篇著名的《科学的春天》的闭幕词。这篇文章是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首先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观点的文章，文章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良好的效果。

（周叔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