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勇：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

胡耀邦大声疾呼：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胡耀邦说：如今是拨乱反正，需要一点勇气。我们是共产党人，要超过包公许多倍。

胡耀邦说：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本依据是事实。关键在于能不能实事求是，敢不敢实事求是。

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正气凛然，斩钉截铁地说：“经过对实际情况的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当时的中办副主任张耀祠竟然把这段话给删掉了。

冤案一理  人心大喜

文化大革命及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造成了大批冤案错案。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上下普遍要求平冤纠错。胡耀邦认为，这是中兴伟业的大事，是顺乎党心民心的一件大事，应该抓紧解决。

1976年10月6日粉碎了“四人帮”。耀邦说：“10月8日上午，选宁突然来我家，告诉了我已将四人帮抓起来的大好消息，并代表他父亲叶帅问我的好，养好身体，准备迎接党将分配的工作。选宁还说，他父亲还要我想想对当前如何治理国家有什么建议，过两天他再来，听听我的想法。”

耀邦对叶选宁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过了两天，耀邦说：“10号他（叶选宁）又来找我了，我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我说，自古以来，有识之士总是说，大乱之后要顺从民心。民心为上。根据这种远见卓识的道理，我认为当前有三大事特别重要：

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二、冤狱一理，人心大喜；

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这三句话我是用心想了一天一晚的，因为便于记忆、传播，我费了好一番心思编出来的。”

耀邦说：“粉碎四人帮后，究竟人心在哪里，这样的大问题，我们当时没有出来工作的人都清楚。”

耀邦对叶选宁说：“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耀邦还问：“你能见到华主席吗？”并说：“如果你能够想办法见到他，请你把这个话转告他。”

此后，耀邦对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一直在进行着思考。1977年3月他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后，更加速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他对华国锋在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没有提平反冤假错案问题是不满意的。耀邦认为，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干部的解放、使用，是中兴伟业的希望所在，必须尽快解决。于是，他指导中央党校的几个同志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并于1977年10月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耀邦说：“这篇文章一下子轰动了，一个月就收到6000封信，到处打听是哪里来的。这篇文章恰恰选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的这个日子，为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开了一个先声。”这篇文章指出，我们党的干部队伍是好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于干部，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要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而不能百般挑剔，无限上纲，造谣诬陷，残酷迫害。11月27日又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指出，无产阶级的原则是有错必纠，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这两篇文章为落实干部政策作了舆论准备。

但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却是阻力重重，步履维艰。这种阻力既有来自下面的，也有来自上面的，主要是来自上面的。即使胡耀邦就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以后，仍然不能放手地更快进行。人们还记得，1978年耀邦连续不断地召开十几次“疑难案例座谈会”，每次只有几个省、几个部委的有关人员参加，每次会上耀邦都要把自己的意见讲一讲。他为什么不能大刀阔斧地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会议，把这项工作更快地在全国推广呢？请听听耀邦是怎么说的。

耀邦说：

在干部问题上，我是得了好名声的。我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一下，其实也是名不副实。我是1977年12月15日去中央组织部工作的，为什么敢于大胆地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呢？三条原因：第一条，有许多老同志同我打了招呼；第二条，广大干部的呼声；第三条，广大群众的支持。1978年1月份每天来访几百人，收到的信是一万二千封，六麻袋。敢于平反，有我一份力，我尽了一份力量。但是，现在检查起来，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我在组织部任期内进展并不快。主要有三条原因：第一条，中央管的干部材料掌握在中央专案组手里，他们不交，主要是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不交，三中全会以后才交出材料。“六十一人”的问题，我们二月份就开始复查了，根本就不靠中央专案办公室的材料。第二条，非中央管的干部，权力也不在中央组织部，我讲话也不灵。开二百人以上的会议要经过批准，因此我们不开大会。今天找这几个省和部，明天找那几个省和部，一年中间开了十几个座谈会，开会就讲。第三条，汪东兴同志公开干扰。实际上批判了我们两次：一次是1978年6月9日，汪东兴同志主持，纪登奎、吴德同志参加了。由专案一办攻我们，说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平反，还说帅大姐是叛徒不能翻；一次是同年9月25日，在信访工作会议上。就是因为我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有的同志就公开对我说，假使毛主席批的怎么办？我说，照样平。还有人说，“不管什么时候”，那么国民党的错案平不平？连国民党搞错的也平呀？我说，我们把国民党推翻了，就把它平掉了嘛!(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9日)

人们都称赞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有胆有识，雷厉风行。事实上确是如此。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他当时是顶着多么大的压力、遇到了多么大的阻力来做这项工作的。而且，这些压力、阻力是来自他的顶头上司，是领导和分管组织工作的一些大人物！不过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而这项工作又是那么得民心、顺民意，因此，能够最终冲破阻力取得巨大胜利。

拨乱反正  需要一点勇气

胡耀邦的任职在1977年至1978年中出现了频繁的变动。1977年3月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仅过了10个月，于2月又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中组部刚满一年，于1978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随后又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似乎到处需要胡耀邦。可是只有一个胡耀邦，所以只好让他在几个重要岗位上走马灯似地转。一个部门的局面打开了，马上又转向另一个部门。

1977年12月15日8时，胡耀邦在鞭炮声中到中央组织部上任。中组部地处北京西单商场繁华地带，门口两边的高大灰墙上头一天就贴出了“热烈拥护胡耀邦同志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大红标语，这是中央组织部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胡耀邦到来之前，中组部门口聚集着大批群众。这是民心的反映，是人民的期望，说明中央任命胡耀邦当中组部长符合党心民心。

胡耀邦是怎么想的呢？他上任三个月后说：“党中央让我当中组部长，我是感到非常吃力的。我是真心实意，绝不是谦虚。如果说我根本就做不了这件事，那是虚伪的。我是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但另一方面感到吃力，担心搞不好。为什么呢？自己晓得在几个方面是不行的。第一，思想理论水平不高，当然不是一点水平没有。第二，对全党干部的情况我不够熟悉。我三十几年没搞组织工作了，三十几年前是熟悉一部分，只是军队的、延安的范围。特别是对高级干部的情况我不熟悉，三个月不熟悉可以，一年两年不熟悉怎么行。第三，作风上有不少毛病，不细致，喜欢讲话，又粗一些。思想方法上也有一些不实在的东西，主观些。第四，年纪不小了，身体弱了，精力差了。就这么四条，是向同志们交心，不是讲假话。”他又说：“我主张组织部门的领导同志也可以向被领导的同志交心，自己的优点在什么地方，自己的缺点在什么地方，亮亮底，光明磊落，实事求是。”（1978年3月28日在吉林、北京等十一省市疑难案例座谈会上的讲话）

耀邦这里讲的四条，主要讲了他的不足，并没有讲他的优点，也没有讲迎接他这个部长的是成堆成山的冤假错案，是成箱成柜的申诉书、鸣冤信。他完全知道这一任务的艰巨，因此，12月19日正式到中组部上班后，他在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就鲜明而紧迫地提出：从现在开始，由陈野苹副部长负责，贾素萍、倪书林等同志参加，成立一个老干部接待组，认真做好接待老同志的来信来访工作。年老体弱走不动的可以用车接送，患病躺在床上来不了的可以登门拜访，到家里、到病床前倾听意见。

许多老同志多年没有听到这种话了，感动得直掉眼泪。

耀邦还非常强调恢复和发扬我党组织部门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党的组织部历来被称作“干部之家”，干部有什么建议、意见、要求、困难，有什么思想等，都愿意找组织部谈谈，说说心里话，甚至不便与家人谈的事也愿意向组织部门谈。但是，这种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破坏殆尽。当时各级党委组织部都被砸烂，代之以新成立的“革委会政工组”。许多政工组完全变成了迫害干部的阎王殿，人们最怕政工组找谈话，凡被政工组叫去的人，不是要你交代问题检查错误，就是批判你，训斥你，再不就是要你在审查结论、处分决定上签字。所以，人们都躲得远远的，鬼都不敢上门。胡耀邦一上任，就努力使组织部重新恢复成干部之家。他在1978年3月28日召开的吉林、北京等十一省市疑难案例座谈会上说道：“组织部门的门开了没有？找你们的人多不多？敢不敢找你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如果下面的人不来，那就是一滩死水。毛主席曾经讲过阎王殿，阎王殿使人害怕，鬼都不上门嘛。”他说，我们的组织部门、审干部门总的来说也有很大变化。“变化的一个很大标志，就是要使广大党员、干部敢于来找我们，我们要敢于根据毛主席历来的教导，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解决和处理他们的问题。”胡耀邦还讲了中央组织部的例子。他说：“我们（中央）组织部一个月是6000封信，每天60人上访，最高一天160多人。”

全国需要平反的冤假错案有多少？需要落实政策的人有多少？当时谁也说不清。而且不光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还有文革前的历年积案，如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等等历史遗留下来的旧案。胡耀邦说，这些老案我们管不管？我看得管。又说：“我的意见，如果真是冤案、错案，要复查。先把材料搞清楚，搞准确，确实证明这个人没有右派言论，确实冤枉的，应该复查。原则是实事求是，先把问题搞清，党籍放在第二步处理”（1978年3月22日在中央、国家机关十四个单位研究疑难案例座谈会上的讲话）。耀邦多次讲，落实干部政策，一要抓紧，二不要草率。他特别强调要把这项工作搞到底，明确提出：“党中央关于落实干部政策这个重大任务一定要贯彻到底，必须明确下来，不能含糊，不是可搞可不搞的任务。”（1978年3月28日在吉林、北京等十一省市疑难案例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还反复说明落实政策的重要意义，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激发大家的责任心。1978年4月24日耀邦在上海、山东等十个省市疑难案例座谈会上说：“要充分认识，落实干部政策并不是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党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是非分明的问题，是不是坚持原则的问题。一句话，是关系到按照党章来建设马克思主义党的大问题，要不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好传统的大的问题。这件事办好了，可以恢复我们党的许多好东西，才能使诬告、陷害、歪风邪气、资产阶级腐朽作风在我们党内无立足之地，无产阶级正气占上风，占压倒优势，才能使我们党保持健康肌体。因此，是关系到治党的一个过硬问题。把一些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冤案弄清楚了，得到昭雪，坏人得到惩办，也可以教育后代。”他还鼓励大家要超过包公，说：“群众中不是流传包文正、包青天的故事吗？那是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的一种愿望，希望有比较公道的人替老百姓说话。我们是共产党人，要超过包公许多倍。在党内，在干部中，是非功过一定要分明，这样我们的党才是不可战胜的，我们的事业才是毁坏不了的。”

胡耀邦不断提醒大家落实政策的任务十分繁重，不可松动。1978年4月24日他在上海、山东等十个省市疑难案例座谈会上说：“要明确任务还很重。座谈会上你们提出落实干部政策的任务不能低估，这方面要做的事情还相当多，按照十一大的要求，任务十分繁重。这个估计是对的。我看了你们的材料，辽宁省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的干部有38万人，现在积案还有三万九千件；山东几年来复查了三万二千四百多件，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五千多件需要复查；上海要复查的有七万七千多干部，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八。全国审干的总数有多少？复查的任务有多少？还有教员、大学生、知识分子，九百万教员中有多少要落实政策的？总之，它涉及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的问题，数量很大，任务很重。目前有的人想申诉，但是还在看，看风向，要申诉的还大有人在。可以预料，这项工作的高潮还在后头。”

面对如此繁重的任务，胡耀邦鼓励大家：“如今是拨乱反正，需要一点勇气。”

水落石不出

在落实干部政策中，各地都遇到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抓迫害干部的凶手。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迫害干部手段残忍，私设牢房，滥用酷刑，对干部进行精神侮辱，肉体摧残，令人发指，许多人因此被折磨致死，或被迫自杀。给这些冤魂落实政策时，不但本人的家属子女、亲朋好友要求追查凶手，而且许多群众也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对此胡耀邦从全国大局、民族利益出发，做了许多说服教育工作。

1978年3月22日，在中央、国家机关十四个单位研究疑难案例座谈会上耀邦讲到：“参加逼供信的又有多少人？你去查吧！有的是十几岁的青年干的，他讲什么：你这个走资派，我打死你!我就碰到一个十三岁的娃娃，他看到我就问：你叫胡耀邦吗？我讲是。他就拿起根棍子敲我的指关节，另一个拿着剪刀对准我的心窝。后来被一个干部看到阻止了他，才算了。搞逼供信的人，有的成份很好，有的是青年，有的是小孩子，当然也有少数坏人。当时江青、陈伯达这帮王八蛋为什么那样煽动红卫兵呢？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让一些‘勇敢分子’杀人，他们不负责任。事到如今，还有些人对这些王八蛋不痛恨，要么是你不了解情况，要么是立场感情有问题。”耀邦说：“死因不要查了。都要查个水落石出吗？我说水是要落的，就是政策一定要落实，但石不一定要出来，水落石不出。”又说：“‘四人帮’把我们党的政策破坏了，把党、把阶级队伍分裂了，如果我们处理不好，会造成几十年仇恨。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讲的一段话，大意是说印度为什么被侵略，为什么几百年一蹶不振，主要是由于印度民族之间长期分裂，互相对立，互相排斥造成的。所以，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中死人的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不要搞控诉运动，因为搞不好就乱套了。”

胡耀邦一再说服大家对文化大革命中犯过错误的青少年不能追究，不能冤冤相报。1978年5月6日他在共青团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上讲道：“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犯过错误的青少年，甚至犯过严重错误的青少年怎么办？就是打了人，甚至把人打死了，六六年、六七年打‘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黑帮’，打啊！谁指挥的呢？林彪、陈伯达、江青。青年人没有经验嘛!你们说这个问题怎么办？能抓凶手？林彪、‘四人帮’已经把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我们的阶级队伍搞了一次大分裂。我们再来分裂一次？以怨报怨，以仇报仇？千万不能干啊，同志们！除了个别极少数的阶级敌人搞报复和民愤很大的刑事犯罪分子之外，（其它）不能追究了。追究，我们就要犯错误。”他还说：“‘四人帮’一下子煽动起来，砸烂走资派的狗头，青少年就真砸。对这个问题要十分慎重。哪个地方在这个问题上搞得不好，就可能把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党再分裂一次。青少年没有知识嘛，他不懂得嘛。有些青少年正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说要造反。”耀邦强调指出：“只对有真凭实据的阶级报复的阶级敌人和专门搞打砸抢的民愤极大的刑事犯罪分子要追究。其他我们自己阶级里的人，特别是青少年不能查。对人民内部矛盾只能调解，不能把它扩大。”

虽然耀邦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不少说服教育工作，但人们在感情上很难转过弯来，不断有人提出追查凶手的问题。特别是张志新被枉杀事件报道之后，人们强烈要求追查杀害张志新的凶手，为张志新报仇雪恨。

张志新是辽宁省委宣传部的青年女干部，她从1968年起，多次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为刘少奇受迫害鸣不平，指出党的领导者犯了“左”倾错误，揭露和反对林彪、江青一伙残害干部、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因此，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关押，判处死刑。在狱中，她坚强不屈，以至于1975年4月4日被执行枪决前，竟将她的喉管割断，不让她说话申辩。直到1979年3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才作出关于为张志新彻底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决定》指出，所谓张志新现行反革命案件，纯属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一伙制造的一起骇人听闻的奇冤大案，必须彻底平反昭雪，为她恢复名誉。5月25日《人民日报》发出长篇报道，报道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烈士同“四人帮”作斗争的事迹。

1979年6月，胡耀邦又一次讲到不能追查凶手的问题。他说：“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中违法乱纪的问题，怎样对待张志新同志的问题。......张志新是个好同志，要不要大规模宣传，现在有不同意见，我觉得是可以宣传的。对制造冤案的怎么办？中央去年发了第48号文件。现在说要惩办凶手，这个问题现在可不要这么搞。文化大革命中死了那么多人，一追查凶手可不得了，要慎重，否则会大乱的。法律定下来后，按法律办事。这之前，只能按（当时）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对过去的历史，只能粗不能细。”接着又说：“追查凶手的事情可是要谨慎。”

胡耀邦之所以反复讲这个问题，是因为人们的眼睛往往盯着直接迫害干部的凶手，但耀邦则站得比较高，他既强调大局利益、民族利益，又引导人们看到在红卫兵背后的指挥者、煽动者，即真正的最大凶手——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这样，就使得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胜利前进。

落实干部政策 光说空话不行

在落实干部政策中，由于情况复杂，千差万别，耀邦没有采取规定几个条条框框让大家去套的办法，而是创造了一个研究疑难案件、典型案例的方法，同时提出做好落实干部政策的标准，具体指导这项工作的进行。

怎么把落实干部政策这件事办好？应该有什么样的标准？1978年3月28日胡耀邦在吉林、北京等十一省市疑难案例座谈会上初步提出四条标准：

1、没有结论的，应该尽快作出结论。结论不正确的，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也就是十一大提出的“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2、没有分配工作的要适当的分配，或者加以适当的安排。不是所有的都要安排工作，年老体弱的要适当安置。

3、死去了的，包括自杀的，也要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把善后工作处理好。

4、死者的家属子女应当解决的问题，适当加以解决。

胡耀邦初步提出这四条标准后，不断进行阐述和完善。对年老体弱不分配工作的干部，他是这样说的：“不安排工作的，退休、退职、当顾问的，必须在政治上、生活上把他们照顾好。特别是组织部门，干部部门，逢年过节要去看望他们，要把戏票、球赛票送到他们手上，文件要给他们看。”“逢年过节要看望老弱病残的同志不是什么降低身份，这就是革命工作，不要搞得冷酷无情。我们革命队伍是最温暖的，世界上有哪个党、哪个阶级能比我们党、我们阶级更温暖、更有组织？”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的案件如何作结论，是涉及到一大批人的问题，也有一个改变“传统说法”的问题。过去在政治运动中自杀身死，往往被说成是“畏罪自杀”，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即使最后查明本人什么问题也没有，还得说成是“经不住考验”，留下一个小尾巴。那么，对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干部如何做结论呢？耀邦说：“除个别极少数反党分子外，不要按自杀对待，结论一律不写自杀。毛主席1972年对一个被陈伯达迫害自杀的同志的结论作过批示，说：‘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也不要轻易写被迫害致死。除了有根有据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以外，多数是在他们那条错误路线影响下，使人受不了造成的。像林彪、‘四人帮’那样虐待干部，那样逼供信，搞得人痛不欲生，我们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说人家‘畏罪自杀’太不通情理了！”“作结论时不要写自杀，坚决不要留这个尾巴了。写文化大革命中去世就行了，照样按革命干部看待。”“死的人，除了极个别的坏蛋外，其他绝大多数人要作好的评价，都当革命干部对待，要给人家多讲几句好话，讲是我们党的党员，为党为革命做过什么，哪一年死去的，是我们的干部。可以发给他们的家属一个证明，打印一下。不要还讲他是自杀，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免得子女背包袱。”（1978年3月23日在中央、国家机关十四个单位研究疑难案例座谈会上的讲话）

由于“四人帮”和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抓叛徒，把许多历史上曾被捕被俘的干部打成“叛徒”、“自首变节”分子，这个问题被搞得混乱不堪。1978年3月22日，胡耀邦在中央、国家机关十四个单位研究疑难案例座谈会上说：“关于被捕被俘、自首变节的问题，究竟根据什么来定？是根据哪一年的规定来定？我说最大的根据是实事求是。什么叫叛徒？什么叫自首？情况千差万别，要想规定几条框框是框不住的。相反，有了几条框框反而会使某些人办事简单化，滋长官僚主义作风。怎么解决？必须把事实查清。还要考虑，有叛徒自首行为的回来以后表现怎样。”“审干复查最大的根据，不是根据某个人说了什么，也不是根据某年某个文件的规定，我们的头一个根据是实事求是。”

团中央一位书记，早年在学校读书时曾被捕过，党组织早已在几十年前就审查清楚，并给他做了结论，他的表现也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文化大革命中却硬被打成了叛徒，而且是先定性，后找材料，给他搜罗了一些诬蔑不实证据。军代表如获至宝加以上报，作为他们“清队”的成绩。张春桥看后说：“这不是叛徒，还有什么是叛徒！”一句话就给他定了案。

这位书记理所当然地一直不服。1978年春天，他要我得机会向耀邦提提，听听耀邦的意见，像他这样的问题能不能复查。他还不无担心地说：“我的问题恐怕难办一些，因为张春桥说过话。”当时尽管“四人帮”早已粉碎，但影响还未肃清，还在影响着一些人的思想。

一天，我去中央组织部，那天耀邦不在，我就把团中央这位书记的意见向秘书梁金泉说了，请梁秘书转告耀邦。梁金泉说：“这事不必请示耀邦了。请你转告他，他完全可以提出申诉，要求复查。张春桥说的算什么！耀邦说不管谁说的、定的案件都可以复查。”又说：“耀邦还说过，就是‘他老人家’说的、定的，错了的也要复查改正。”那时的“他老人家”这个词是指毛泽东。

事后我转告了这位书记，他提出了申诉。经过组织复查，推到了诬蔑不实之词，仍维持了原来的结论，重新安排了工作。

落实政策中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要求过高，不服气，有的人有过激情绪，要求捉拿制造冤假错案的凶手。对要求过高或者有错也不认帐、不服气的，耀邦说：“怎么办？高桌子，矮板凳，开谈判。”就是主张坐下来，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他说：“对落实政策中出现的一切不正确的东西，要敢于抵制，要做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要达到党中央的要求，非搞实事求是不可。坚持正确的，要靠事实求是；纠正错误的，也要靠事实求是。我们大家都坚持这种态度，落实政策中的许多具体问题，诸如材料处理问题，补发工资问题，子女安排问题等等，都是不难解决的。”“你确有错误，有问题，你不承认，是你不实事求是。我迁就你，包庇你，岂不是我也不实事求是了吗？所谓‘留尾巴’也是这样。你确有错误，这个‘尾巴’是你本来就有的，你硬说没有，这不是实事求是。”对有过激情绪的人，耀邦认为这值得同情，可以理解。他说：“人家亲人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有的致残，有的致死，有的遭受打击迫害，他们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讲。他们有气，有过高的要求，有过激的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落实干部政策的任务实在是太大了，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又不多，怎么办呢？耀邦说：“根本的出路，还是要大家动手，全党办案。”他还要求各级领导亲自动手，把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结合起来。并特别强调：“不能在那里空口说大话，从原则来到原则去。原则问题要讨论，但我们每个党员、每个干部还必须做具体工作，做实际工作。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要一个人一个人地解决，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光说空话不行。”

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本依据是事实

随着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深入，严重的阻力逐渐暴露了出来。尽管中央对这项工作有方针，有政策，有界限，有办法，有要求，但不少地方仍然慢慢吞吞，拖拖拉拉，甚至有人竟说“没有文件”，“不了解意图”，“不知道精神”云云。上海是做得比较好的，但在1978年6月底统计，被审查干部已结案的也只有二万四千人，而尚待复查的还有六万人。

阻力最大的还是“两个凡是”的影响。按照“两个凡是”的说法，一些牵连到众多干部的重大案件就无法复查。比如，批判彭德怀的反右倾运动是毛泽东定的，八届八中全会作了决议的；打倒刘少奇是毛泽东批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作了决议的；还有一些重要人物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被打倒，被批判，都是毛泽东定的或讲过话的。而这些案件今天看来确实是搞错了，要不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当时阻力极大。有人公开说，纠正这些错案就是“砍旗”，“有损毛主席旗帜”。

1978年9月25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再一次提醒大家“落实干部政策，任务还很大。”他谈到几个省市的情况：天津市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案审查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16%；上海市占18%；陕西、甘肃各占12%。有的省市比例大一点，有的小一点。如果平均按15%估算，全国各类脱产干部受审查的就有200多万人，加上不脱产的干部数量就更大。从复查的情况看，受审查的人中需要落实政策的占相当大的比重。

耀邦经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是“能不能实事求是，敢不敢实事求是”。他更强调后一句“敢不敢实事求是”。他在分析为什么有些地方落实政策搞得好，有些地方搞得不那么好，甚至很不好时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能不能实事求是，敢不敢实事求是。他说：“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共产党员要靠事实求是吃饭。几十年来，我们党做任何事情都是讲事实求是的。搞民主革命，靠实事求是；搞社会主义，还是靠实事求是。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就发展，就前进；违背了事实求是，革命事业就受挫折，受损失。”

耀邦尖锐地指出：“为什么有人对落实干部政策总是犹犹豫豫、怕这怕那呢？就我们的同志来说，我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识问题，一种是私心杂念。......我这里说的私心杂念，主要是指有些同志过去主持或参与搞了一些错案，伤了一些同志，现在又缺乏纠正错误的勇气。......实际上是怕否定自己。”他说：“办了错案，做了错事，输了理，本来就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党历来有个规矩，错了就改，改了就好。”

胡耀邦告诉大家：“中央领导同志还谈过几个有关全国大案的问题，也要重新复查，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耀邦说：“我的体会是，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过去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耀邦讲的这“两个不管”真是震聋发聩，气势恢宏，字字千斤，掷地有声！把“两个凡是”在落实干部政策方面的禁锢彻底打碎了，使人们的思想大为解放，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但是，当时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却将胡耀邦这段讲话删掉了，可见阻力之大！耀邦对于平反冤假错案是一方面讲，一方面做，身体力行，亲自主持，率先在全国为中央党校99名“右派分子”平了反。他在中央党校最早支持揭开了党内大奸雄康生的盖子，并在1979年7月12日为安子文举行的追悼会上，首次公开点名批判康生，剥下了康生的画皮。他在中央专案组不交材料，不准为“六十一人”所谓叛徒案件复查的情况下，另起炉灶，抽调人员，重新调查，并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使沉冤长达12年之久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周仲英等“六十一人案”终于得到了平反。

此后，胡耀邦在邓小平等一些老同志支持下，领导和推动了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并雷厉风行地、大刀阔斧地进行着。在不长的时间内，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各种各样“牛鬼蛇神”的人和一切冤假错案平反；为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为沉冤22年的50多万“右派分子”予以改正；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的成分问题作了正确的决定；对知识分子，对民主党派，对宗教人士，对起义人员，对上山下乡青年等等，都落实了政策，全国平反了300多万件冤假错案，涉及受牵连的人约一亿，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解放了我们民族中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大批优秀儿女，使他们摆脱了精神枷锁，获得了新生，从而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投入了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几句民谣是：

要吃粮，找紫阳。

要吃米，找万里。

洗冤枉，找耀邦。

这就是党心民心的反映。

江西省一位诗人孙樵的诗句：“荒唐岁月糊涂案，都在胡公笔底昭。”这是对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公正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