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勇：胡耀邦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提出：要把“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

要战斗就得有阵地，《理论动态》应运创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给沉闷的中国思想理论界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却遭到一批“大人物”的追查、批判。

邓小平挺身而出，支持胡耀邦。

一位“大理论家”向胡耀邦施压：要立即停止争论。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造成党的新的分裂！

邓小平再次明确支持胡耀邦。

十年后胡耀邦仍颇有感触地回味那场争论，说：“论战也带核弹头。”

十年蒙尘存浩气  一朝破壁展雄风

1976年10月6日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从而结束了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灾难，国家重新出现了希望的曙光。

第二年，即1977年3月，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工作。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人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胡耀邦一上任，面对着的是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人妖混淆、是非颠倒的局面。但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当时那种混乱局面正是为他走马上任、一展雄风提供了良机。上任不久，他于1977年5月7日在党校整风会议上的讲话就明确提出，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尔后，他又比较具体地说，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

这是一场战斗，需要开辟一块阵地，即创办一个刊物。

胡耀邦历来重视创办刊物，他每到一个部门工作，首先都要着手创办一个刊物，以作为他发言的讲坛，指导工作的工具，进行战斗的阵地。1977年7月15日，在他的倡议和指导下，中央党校创办了一个思想理论性质的刊物，叫作《理论动态》。这个刊物就成了当时思想理论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阵地，成了解放思想的先锋。

《理论动态》一创刊就引起了轰动。第一期文章的题目是《“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一期只印了400份，分送了中央、地方和部队的一部分领导同志，以及中央党校的有关同志。发送范围和名单都是胡耀邦自己审定的。

人们知道，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曾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且是不容丝毫怀疑的。而《理论动态》竟敢对这个“伟大理论”提出质疑，进行讨论，这不能不使理论界乃至政界感到十分震惊。因此，这期《理论动态》一出世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些敏感的理论家认为这是向“左”倾理论发起进攻而打响的第一枪。此后，按照耀邦的意见，《理论动态》十天出一期（后改为五天出一期），每期只发一篇文章，论述一个问题，扎扎实实地进行着拨乱反正的艰巨工作。

要拨乱反正，就不能不触及到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理论、错误指示、错误决定，而这在当时简直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人们都记得，就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公开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给人们形成的概念就是“两报一刊”的社论代表党中央的声音，而这篇社论正是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提出写的，报党中央主席华国锋批准后发表的，也就是说，来头很大。

社论中的“两个凡是”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胡耀邦和许多领导同志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个提法。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方针行事，那就是过去的一切都不能动，今后的一切仍都照搬，也就根本不可能进行拨乱反正。“两个凡是”实质是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维护以毛泽东名义作出的一切错误决定。

邓小平为了反对“两个凡是”，提出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他于1977年4月10日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的信中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邓小平“准确的完整的”提法对人们无疑是个很大的启发，他打破了个人迷信盛行的沉闷空气。但是，如何正确区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标准，这个标准只能是实践。

1977年12月2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党委会上正式提出了实践标准。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从一开始就在胡耀邦领导下参与创办《理论动态》，后从八十年代起任《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和主编。据他回忆，那次党委会由冯文彬主持，讨论党史教研室提出的党史教学计划，胡耀邦参加会议并多次插话，耀邦说：

“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

“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

“你们的整个体系都是抄来的，要用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

“以哪个人讲话、哪个文件为依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沈宝祥-《真理标准讨论记事》）

这里，胡耀邦明确提出了实践标准。

与此同时，一些同志也在各自的具体条件下提出了实践标准。比如，1978年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邵华泽的文章《文风和认识路线》，文章写道：“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去看别的东西？”文章回答：“是看实践。”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张德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文章写道：“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所述这些，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形成的客观基础。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在两篇主题相同的文章初稿基础上，重新撰写而成的。一篇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光明日报》王强华向胡福明约的稿。稿子寄来后，王强华和马沛文前后作了五次修改，将标题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另一篇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在胡耀邦关照下，由吴江和孙长江具体设计，孙长江执笔撰写的。当时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的吴江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以他们理论家特有的敏锐眼光，在知道两家都在写同一主题的文章时，经过商量，决定合成一篇文章来写。吴江认为，胡福明的文章写得很有勇气，但联系实际不够，分量不够。杨西光也认为胡福明的文章题目说到了点子上，但思想性和针对性不够强，特别是缺少批判“两个凡是”的内容。因此，吴江要孙长江“尽量把两个稿合在一起，吸收胡文的好意见。”孙长江以他撰写的稿子为基础，将两稿合在一起，剪裁胡文约2700字，形成了6600字的新文稿。

1978年5月6日，是星期六。这天下午，胡耀邦在家中召集《理论动态》组的同志开会。沈宝祥根据孙长江的交代，将这份稿子送交耀邦审阅。耀邦拿起来一口气看完了，说：“我以为可以了。”并提出了两点意见。一点是，原稿上说“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他说，不要提“新的理论”，改为“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另一点是，在文章结尾加一句“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沈宝祥做了记录，第二天（星期日）沈宝祥将耀邦的两点意见抄写在文章清样上，再由孙长江阅后定稿。

在讨论以什么名义发表时，耀邦说：“报纸发社论，写评论，有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评论嘛！报纸要依靠大家办嘛！我们也可以参加评论嘛！我们可以当特约评论员嘛！”大家一听，觉得“特约评论员”挺好，既能显示文章的重要，又可免去送审，于是就定下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首先于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上刊出。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从此，神州大地上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气势磅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这篇文章犹如一颗威力巨大的原子弹，炸开了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沉闷空气，一场伟大的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由此发端。

河北诗人王承俊的诗句“十年蒙尘存浩气，一朝破壁展雄风”，生动地写出了胡耀邦十年蒙尘、一朝破壁，大展雄风，组织和发动真理标准讨论的胆略和魄力。

“论战也带核弹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4页）他还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同上）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原本就是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高举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理应得到人们的赞同。可是，此文一发表，却立即遭到一些“大人物”的强烈反对，而且用词之烈，上纲之高，使人恍若仍处在“文化大革命”之中。

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说：“真理就是具备这样的力量：你越是要想攻击它，你的攻击就越加充实和证明了它。”事实正是这样。正是一些人对此文的攻击，越加证明了此文宣扬的是真理，使人们越加认识到此文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

5月12日晚上，文革前的新华社社长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强烈反对这篇文章，说该文“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他还说：“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作者的意思就是要砍旗”，“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这是很坏很坏的”。

接着，当时《红旗》杂志的负责人也指责新华社转发这篇文章是“错误的”，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

一位分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立即追查此事，他给中央宣传部长打电话说：“你查一查，所谓特约评论员究竟是谁？这篇文章有问题，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是想砍掉毛泽东同志这面旗帜。”

5月13日下午，胡耀邦在家里召集《理论动态》组的同志开会，首先听取了胡绩伟介绍那位前新华社长给他打电话的内容，耀邦听了很气愤。他简略回忆了他参加革命的经历，很激动地说：“我怎么会反对他老人家（毛泽东）呢！把学术争论、理论争论一下子上升到政治，斯大林时期是这样，我们党十几年来也是这样！”

5月18日，那位中央副主席又在与《红旗》杂志新老总编辑谈话时点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名。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并提出警告：“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

同一天，中央宣传部部长根据那位中央副主席的授意，将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代表团团长（都是省委文教书记或宣传部长）召集到钓鱼台开会，针对这篇文章说：“听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文章很好，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摸透。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

很明显，这是一次发动和布置对该文围攻的会议。

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率先站出来说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5月19日，邓小平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当时没有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厉害，才找来看了看。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5月30日，邓小平同几位负责人谈话，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6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尽管邓小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态度是如此明朗，但反对者仍然来势汹汹。6月15日，那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他再次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进行批评。他直接点了“特约评论员”和胡耀邦的名，说：“特约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不要图一时好过。”他点名批评胡耀邦，要胡耀邦“在报上发表文章要注意”。他说：“有人把矛头对准毛主席。”

6月20日，一位“大理论家”跑到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对胡耀邦施加压力。他说：“这场争论是你在党内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下去，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要造成党的新的分裂！要立即停止争论，《理论动态》不能再发可能引起争论的文章了！”

7月，那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去山东视察，同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并说：“现在报纸上只宣传十七年，宣传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不宣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党校校长华国锋，则指示中宣部和一些省市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

胡耀邦遇到了巨大的压力。他陷入了深思。

胡耀邦不是拒绝批评的人，但他也决不是惧怕压力的人。他只向真理屈服，而决不向压力投降。压力，只会促使他认真的思考。经过认真思考，他认为他和他的写作班子没有错，因此，不存在什么“接受教训”“下不为例”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前进的问题。他向《理论动态》组的同志们说：“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么一场巨大的灾难，反面教育太深了，在今后几十年，再重复这种灾难，倒退，人民是通不过的，这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他提出再写一篇文章，对反对者进行回答，文章题目就叫作《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着重讲透历史潮流为什么不可阻挡。同时，他还与罗瑞卿频繁电话联系，筹划和指导吴江、孙长江撰写的另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解放军报》上发表。

就在胡耀邦遇到巨大压力的时候，1978年7月22日邓小平打电话叫胡耀邦到他家去谈谈。从下午三点半钟谈到五点。邓小平充分肯定了《理论动态》，又一次明确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谈话一开始就对耀邦说：“哦，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谈到真理标准文章时，邓小平说：“我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邓小平明确、有力地支持，使胡耀邦异常兴奋。回到家，立即决定第二天（7月23日）下午在他家召集《理论动态》组会议，向大家及时传达了邓小平的谈话，使大家大受鼓舞。“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宋·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正是由于邓小平的有力支持，才使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争论得以冲破阻力，进行下去，并取得重大胜利。

耀邦对这场有关科学真理的争论是有很深体会和很多感慨的，这在10年之后的1988年9月5日，他写给于光远的一首《渔家傲·赠光远同志》的词中，就可以看出：

科学真理真难求。你添醋来我加油。论战也带核弹头。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

是非面前争自由。你骑马来我牵牛。酸甜苦涩任去留。任去留，浊酒一杯信天游。

依照词的格律，《渔家傲》应押仄声韵，双调，62字，上下片各五仄韵。耀邦这首则改押平声韵，也没有按照词谱去调各字的平仄。但他有真情实感，平仄声字交错使用，虽不合律，而读起来却抑扬顿挫，饶有兴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凝集着胡耀邦及有关同志的巨大心血，文章历时7个多月，先后修改10次，最后才由胡耀邦审阅定稿的。事过30年之后的今天，回头再看这篇文章发表的意义，可谓巨大而深远。

因此，有人这样说：如果说，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中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燃起的一场熊熊烈火，那么，点火者就是胡耀邦！

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在沉闷的中国思想理论界引爆的第一颗原子弹，那么，引爆者就是胡耀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