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胡耀邦和北大一个团支部的故事

今年１１月２０日，是胡耀邦同志诞辰９０周年。在北京，在我国的语言文字学研究领域和高级编辑人才领域，一群高级专家来到一起，怀念胡耀邦——他们当年大学时代的朋友。那时候，他们是一群北京大学的共青团员。

１９６１年秋天，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肯定了陕西团省委“五级办支部”的做法：即省、地、县、公社、大队团委，各自联系一个支部，参加意见，使团支部工作做得更好。胡耀邦还加上了团中央这一级，来个“六级办支部”：团中央书记带头，联系和建设好一个团支部。他说：“明年冬天如果真正办好了，全国加起来就有６万个好团支部，我们的阵地就不是‘星星之火’，而是‘满天星’了。”
我们交个朋友好不好
１９６１年１１月初，北京团市委为胡耀邦选定北京大学中文系５９级（１９５９年入学）１班（语言文学专业）团支部作为联系点。
１１月４日（星期六）傍晚，北京大学团委副书记杨永源带着这个班的团支部书记高文元、宣传委员李玉英坐上了学校的小轿车，上车后他才告诉两位大学生，我们一起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家里。这下子倒弄得两个大学生紧张起来。
见面后，胡耀邦的热情消除了青年人的紧张。他说：“团中央机关有这样一个制度了，书记处每一位书记至少直接联系一个团支部，作为了解情况和结交青年朋友的一个渠道。经过研究，由我联系你们团支部，胡克实同志联系清华大学一个团支部。你们欢迎不欢迎？我们交个朋友好不好？”
胡耀邦问北大的新朋友，你们班有多少同学？都来自什么地方？
高文元说：“同学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有河南、甘肃……”
大概是想到这两个省是“大跃进”以后饥荒最严重的地区。胡耀邦插话说：“我们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各方面的问题不少。有些困难经过两三年就能克服了，有些损失，恐怕要二三十年才能恢复到困难时期以前的情况。比如，长了几十年的大树砍倒了炼钢，要再长出一片森林来，还不要几十年吗？”
胡耀邦询问：暑假回来以后，同学们有没有反映各自家乡的情况？
年轻人汇报：总的说来，大家的观点是很一致的。班里有一个同学叫毕全忠，是江苏武进县农村来的，学习很好，但不那么安心语言专业。他假期回来和大家交流情况时说，他那里的农村干部有作风粗暴、打骂农民的情况，农民在公社办的食堂里吃不饱。
听到此话，胡耀邦眉梢一挑，马上说：“这个同学是团员吗？”
回答说：他现在还不是。
这是实情。毕全忠有时流露出对“大跃进”的不满，以及对家乡农村负面情况的反映，使班级团干部觉得他的思想不那么“先进”，在“重点发展团员”对象名单上，压根儿没有毕全忠的名字。
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略作沉吟，明确地对面前两位团支部负责人说：“立刻发展他入团。”
这句话使高文元和李玉英大吃一惊。李玉英事后回忆：我们当时觉得毕全忠不像我们城市同学那样拥护人民公社，却没有想到，他反映的情况确实在农村发生了。
胡耀邦解释说，因为他敢于讲真话，反映出农村一部分干部有这个现象，值得注意。最近我和郝建秀等同志也到农村作调查，发现大食堂确有问题，许多农民在大食堂吃不饱。
转换了一个话题，胡耀邦又问，你们同学中有学习特别专心的吗？
两位同学介绍，我们班冯志伟学习特别好，他已经学了英、俄、德、日语，而且达到相当水平，但好像不那么关心政治。
高文元汇报说，我们班同学特别关心国家大事，每天晚上熄灯后都要讨论到很晚。
胡耀邦表示，要找这个班的同学都来谈谈，特别是那位敢讲实情的毕全忠、学习用功的冯志伟，一定要请他们来谈谈。
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团中央第一书记有请，北大中文系５９级１班的５名大学生魏秀琴、晁继周、毕全忠、冯志伟、郭永文，于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１１日到胡耀邦家做客。
他们晚饭后乘公共汽车进城。当时，公交车数量严重不足，５名大学生居然没有挤上从颐和园开往西直门的３２路汽车。他们急中生智，索性乘车到颐和园，从起点站奔向市里，待赶到富强胡同已是晚上９点多钟，胡耀邦等得着急了。
年轻的朋友在会客室坐下，胡耀邦向每人递上了一个苹果，依次询问每个人的名字、籍贯。他听到了毕全忠的名字，马上说：“你就是那个不安心专业的同学吗？你们支部书记已经跟我谈过了说你喜欢文学，不喜欢语言学。现在安下心了吗？”
毕全忠回答：“上学期我的专业思想不太巩固，现在安下心来了。”
魏秀琴补充说：“那时刚刚分了专业，很多同学不了解专业，不热爱专业，现在都巩固了专业思想。”
介绍到晁继周的时候，魏秀琴说，支部刚刚发展了两名新党员，他是其中的一位。
四天前举行了吸收晁继周入党的支部大会，晁继周还沉浸在充满革命理想的热情之中。他本以为胡耀邦听到后会高兴地和他握手，大声祝贺。谁知这些都没有，胡耀邦神情严肃地问：“你今年多大年纪？”
晁继周回答，还不到２１岁。
胡耀邦说：那你着什么急呀，我要给陆平同志（时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写信。一边说着，他招来秘书高勇作记录：“大学党的组织不能发展太快。二十四五岁，忙什么呢？我要提这样的意见：大学生到毕业那年再发展几名党员，其他各年级都不发展。这样规定下来，叫学生们都死了心。你们要安心学习，不要想这些问题想得太多。团的发展可以快一些，因为它宽一些。党的发展应该放到毕业的时候，主要在工作岗位上认真考查入党的人。”
胡耀邦当时这段话是有所指的，因为那时出现了一股强调“思想改造”、忽视精通专业的思潮。胡耀邦不同意“革命就是一切”的观点。
胡耀邦对毕全忠说：“没有入团不要着急，不一定人人是团员啊，不能人人是党员啊，人人是党员那该是什么情况啊？入党入团，也不一定就很好了。陈独秀不也是党员吗？张国焘是党员，赫鲁晓夫也是党员啊。”这句话反映了胡耀邦当时的认识。“文革”以后，胡耀邦对陈独秀的认识有很大转变，认为陈独秀是有巨大贡献的历史人物。在晚年，胡耀邦也认真地思考了赫鲁晓夫的历史功过。
胡耀邦看着座中的晁继周，换了轻松的口气说：“还年轻嘛，为什么这样着急呀？党组织不能发展太快。当然，发展了就算啦，也不能开除嘛。”
针对同学们特别关心国际形势，胡耀邦说：“关心国际大事很好，但也不能每天都谈到１１点。……你们应该静下来学习。你们青年人的时间过得快，比我们快得多。因为你们思想不踏实，不静。人的一生分好多阶段。３岁以下的小孩子主要运动是哭（边说边比划），你们青年人就像一个大口袋，你们就努力装吧。学是为了运用，现在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学，学得多一些，深一些。有些东西现在还不会运用，运用主要是到工作岗位上的事。”
同学们问，怎样才能“又红又专”，念出书来（大学毕业了）怎么才能“不废”呢（意指不变成书呆子，跟上时代潮流）？
胡耀邦笑了：“不废？谁晓得你们５个人会不会废掉？现在太多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主观主义的，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他说，不要把政治指标提得过高。“指标提得过高就会出现假象，就会强迫别人作假。这两年我们注意得不够，同学们自己提出了许多不恰当的口号，像反对‘白专’、‘红透专深’等等。‘红透专深’这句话很好，可是达不到啊，这不是太高了吗？”
座中同学介绍冯志伟读书读得好，通晓英、俄、德、日四种外语，对语言学钻得很深。胡耀邦问他，挨批了没有？
冯志伟说，自己就是想多学些东西。
冯志伟原是云南昆明一中学生，１９５７年以全省拔尖的优异成绩，比同班同学早两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地球化学专业。１９５８年，他在一本英文的信息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运用数学方法处理语言的论文，顿时灵感火花四溅，认定这个设想如果实现，将产生人类语言历史上革命性的变化。他想，自己有数学专长，何不投身进去做一个勇敢的探索者？

冯志伟的想法得到校方支持，他于１９５９年转入语言文学专业。他有扎实的数学功底，有过人的语言天赋和勤奋精神，外语水平令人叹服。
胡耀邦正色对冯志伟说：“事实将证明你的道路是正确的。”
胡耀邦说，外语学习是重要的，我们需要对外交流，语言是很好的交流工具呀，懂了外语可以扩大眼界。他换成轻松的语气和大家聊天说：“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知识。我在高中读书的孩子写了个作文，老师出题目说什么是学生的主要任务？我孩子写道：学生的主要任务是提高政治水平。”
时当困难时期，胡耀邦问眼前的大学生，每天吃多少菜，吃些什么菜？
同学们告诉他，学校在附近为每个班都分了一些地种菜，规定了产量标准。
胡耀邦说，少种些白菜，多种些豆子吧。因为白菜的８５％是水分。他说：“干脆把地分给班，种多少都归自己。我们中国的大学生应该有农业的经验，有农业生产的经验，有农业政策的经验。农—轻—重，这是我们国家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不会改变的方针。你们不仅要关心国际大事，还要关心国家大事。”
谈话结束时已经很晚，５位大学生异常兴奋，一路谈论，总算赶上了末班车回到学校。事后，毕全忠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天晚上的谈话，“使我看到了活的马克思主义”。
反映情况要讲真话
与大学生的谈话也使胡耀邦得到了启发，他吩咐高勇，再找些同学来谈谈，听听各种反映。
“调干生”孟守介由此和魏秀琴等几个同学到胡耀邦家里去了，那是在１９６２年春天。孟守介自我介绍是浙江诸暨人。
１９６０年，胡耀邦去过诸暨，特意乘船去看了西施出生地苎萝村和西施浣纱石。他问孟守介，这两个地方你去过没有？
孟守介说，上中学的时候去过。
胡耀邦说，诸暨出名人，应该学习他们。西施就是其中的一个。
孟守介脱口而出：“可我是男的呀！”
这句话引来胡耀邦的大笑，他补充说：“我是指学习他们的精神。诸暨人中男的也有嘛，王冕不是男的吗，如今他的画是国宝。现在的中央委员中就有钱之光。”
胡耀邦问孟守介，是不是常回家乡？
孟守介回答，每个假期都回家，特别是暑假里要帮助家里干活。
胡耀邦连声说，应该应该。他还问，现在那里的农民困难不困难了？
孟守介说，前两年很困难，现在开始好起来了。不过北边的一个县似乎不行，那里来诸暨讨饭的很多。
胡耀邦问：都是些什么人？
孟守介回答：男女都有，老人居多。
胡耀邦问：你们诸暨人不讨饭吗？

孟守介说：诸暨人宁可饿死，也不会去“倒路”（当地方言，指饿死他乡）。诸暨人要面子，脾气硬。
胡耀邦听来觉得有意思，不过马上提醒说：诸暨人也不能骄傲啊！
和胡耀邦坐在一起，只觉得时间很短。胡耀邦和同学们分别时再三叮嘱：以后多向我反映情况，农村的、学校的都可以，但是有一点，要讲真话！
胡耀邦特别关心这些同学在困难时期能不能吃饱饭。１９６２年春节前，他特地通知，这个班在京同学初二上午到他家做客。
那天是２月６日，北大中文系５９级有十几名同学来到了胡耀邦的家。胡耀邦欢迎说，这是请同学们到我家来过春节。他家客厅的茶几上摆了苹果、红枣，请同学们随意享用。
胡耀邦讲了一些话，中心意思是要珍惜大学生活，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不要去当那种“空头政治家”。他说，关心国际和国家大事是好的，但是也不能过多，因为那没有完，而你们的任务是学习专业知识。胡耀邦习惯性地站了起来，双手比划着一个大口袋的样子说，还是那句话，你们要像一只大口袋，要拼命向里面装知识。“我要送你们青年学生一句话：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
此时，胡耀邦是极而言之。当时座中的李玉英还不能理解，甚至觉得有些不对头。后来日久天长，她领悟到，胡耀邦是有所指的，是针对社会上弥漫起来的极端“突出政治”而言的，虽有矫枉过正之嫌，却见用心良苦。
轻松的交谈之后，“高潮”来到了，胡耀邦向每位同学提供了普通饭碗大小的一碗连汤带水的野兔子肉。在那个饥荒年代，有一碗肉吃，让同学们激动不已。原来，为准备这顿野兔肉，胡耀邦带警卫人员，特地到远郊打了几次野兔子，将这些野味攒起来招待同学们。
实事求是地作调查
吃完了野兔肉，胡耀邦和同学们在庭院中合影留念。这两项节目，使那天没有参加的同学们深感惋惜，毕全忠就是其中一个。这年寒假，他回家乡武进农村去了，而且在家中顶撞了大队支部书记，险些惹出一场祸来。
毕全忠的父亲是无锡市第一百货公司的厨师。遭逢困难时期，他为公司养了几头猪，改善了职工生活。公司为此奖励他一头小猪崽，他把小猪带回乡下的家里饲养，养到过年前杀了，让全家人吃到了肉。可是，他没有遵循村里的不成文“规矩”，没有请大队干部来吃第一碗肉，这可把贪吃的大队干部惹恼了。
毕全忠正在家中坐着，支书破门而入，大声训斥道：我要罚你们，居然自养自吃，这是趁着国家困难搞资本主义泛滥！
毕全忠大吃一惊。他毕竟在北大读书，见过了世面，顶了支书几句说：“你有话好好说嘛。这头小猪不是我家买来的，是我父亲的公司奖励他的。如果出了问题，你也应该到无锡找我父亲的公司去说呀。”
支书在村里说话从来没有人敢顶，这回却被毕全忠噎得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这年轻人如今正在北京大学上学，不是他治下的村中草民。于是，他一边嚷着“要罚要罚”地退出门去，一边强硬地说：我要告到你学校去，让学校来处理你！
这件小事，毕全忠很快就忘记了。
寒假后返校不久，来自家乡大队党支部的告状信寄到了北京大学党委，告发毕全忠在家中鼓吹资本主义，“鼓吹自养自吃”，导致农村资本主义泛滥云云。
北大党委不同意信中的观点。有关领导批示说，此信显然夸大了事实，要中文系党总支和团支部来处理。团支部负责人将这件事报告胡耀邦。胡耀邦得知后要秘书向武进县的上级主管苏州地委发函，请他们作一个调查。
苏州的调查报告不久就寄来了，调查人显然只找了写告状信的那个支书，报告中满是一面之词。胡耀邦看过后置之一旁，表示还要听取毕全忠本人申辩。
又过了些日子，五一节到了，这回，胡耀邦请联系中的团支部全体团员于５月２日都到他家做客。
去的人多，客厅里坐不下了，年轻人就在胡家的院子里席地而坐。胡耀邦呢，走出门来也一屁股坐在台阶上，随和地与青年朋友们交谈。当时，吃饭还是头等大事，胡耀邦问大家吃些什么副食。
同学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菠菜。”
紧挨着胡耀邦左边坐着的孟守介轻声嘀咕说：“老菠菜，二尺长，都结籽了。”
胡耀邦敏锐地听到这句抱怨之声，应声说：“菠菜有营养，铁质很高。但一老就差劲了。再加上天天吃，就要厌恶了。”他招来秘书高勇，说，你有没有和北京大学联系过，要让学生多吃点黄豆。可以做豆腐，也可以生豆芽。这样既好吃，也有营养。
毕全忠作为团支部重点培养对象也去了。胡耀邦认出了他，说：“你和家乡的农村干部发生冲突了。人家写信告你了。”毕全忠还不知此事，吃了一惊。
胡耀邦接着说：“我们共产党为什么会兴旺发达起来，就靠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根据情况进行调查，了解事情的全面情况，然后再作出决定，这样才能把工作推动起来。”
胡耀邦说：“比如有的生产队干部写信，反映你们班的同学寒假回家过春节不支持生产队的工作。是否属实？他做得对不对？不要老在干部中研究来研究去，也不要老是保密，而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听听他本人的意见，再搞点调查研究，弄清情况才好说话。”
那天会见之后，团支部负责人将苏州地委的调查报告给毕全忠看了，并听取他本人意见。毕全忠将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胡耀邦知道后，又要求江苏团省委派人到毕全忠的家乡调查。此次调查显然找了不同对象，毕全忠的弟弟事后告诉哥哥：“上边”有人来村里调查了你的事。

这件事显然没有对毕全忠产生任何影响，因为他不久后就入团了。待到几十年过去，当年的团支部委员们和毕全忠本人都认为：在当时“阶级斗争”之弦日渐绷紧的气氛中，如果不是有了胡耀邦，这件事不会那样风平浪静。
这年夏天，高文元等团干部多次邀请胡耀邦来一次北大，或者为他们题词，胡耀邦都谢绝了。
胡耀邦已在准备去湖南湘潭地委挂职。他对一位前来看望的北大学生说，我要去湘潭了。湘潭是毛主席的家乡，那里有一位好书记，名字叫华国锋。北大这位年轻人还是第一次听说华国锋这个名字。
１０月，胡耀邦率领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回京已是１１月初，他收到了北大团支部的来信，说团支部和胡耀邦建立联系快一年了，希望在一周年之际，他能和大家再见一次面。１１月９日，胡耀邦亲笔回信，遗憾地说自己明天就要出发，不及相见了。他在信尾热情地写道：“再见了，同志们，我把心的一部分留给了你们，留给了正在向着我们伟大事业使劲地在准备着自己的你们。”
此信由团中央派专人于１１月１０日晚６时直接送到高文元手中。此时，胡耀邦已坐上火车到湘潭去了。
酣畅淋漓的临别赠言
胡耀邦在湘潭的工作有声有色，于１９６４年夏回京参加团的会议。这时，高文元、杨克定他们这个班的同学就要毕业了。他们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向团中央询问胡耀邦是否在京，因为胡耀邦曾经许诺在他们毕业前还要再见上一面。
真巧，胡耀邦恰在北京，而且马上安排７月１５日在团中央机关会见同学们。
消息传遍了整个中文系，５９级各班纷纷要求和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一起去。因为人员太多，于是同意其他班级派代表同行，并有北大校刊的编辑们同往。
会面在团中央的大会议室里进行，胡耀邦和北大学生一一握手。他说：“你们马上就要毕业了。祖国和人民培养了你们，应该接受祖国的挑选，不管分配到哪里，都要安心工作，兢兢业业，做出成绩来。”
胡耀邦问同学们多数将做什么工作。
回答说，有不少人将要当教师。
胡耀邦说：“当教员，到教育部门去？过去当学生，现在当先生，从坐着变成站着，从台下到台上，从学习到工作，这是一个大变化。现在二十三四岁、二十四五岁，１７年都是学习，再过１７年，就４２岁了。要好好想想，今后怎么干？这是人生的重要关头。”
胡耀邦回忆起自己的历史：“我１２岁那年报考高小，要借一块大洋报名费。向隔了几房的叔叔借。他是地主，就是不借。最后是伯伯借的，他是小学教员。高小毕业后又没有办法读书了，我就参加了革命。二三十年以前，许多同志参加革命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哪有多少觉悟和知识？可没有你们今天这样大的资本。”
当时“四清”运动即将在全国铺开，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胡耀邦若有所指地说，同学们要准备遇到风浪，要准备犯错误。他说：“错误有两类。一类是可以避免的，党说要四清，你却要搞四不清，贪污。”胡耀邦认为，只要自己具备好的品质，这种错误可以不犯。
他又说：“第二类（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从书本知识到结合实际有个过程，结合不好就会犯错误。遇到困难，犯了错误，经过磨炼，从一定意义上讲有好处。从古到今，凡是有成就的人，大多经过磨炼，不怕困难，不怕失败。”
说到这里，胡耀邦激昂起来，酣畅淋漓地大段背诵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高文元、荀春荣上前，将一枚北京大学毕业纪念章别在胡耀邦胸前。胡耀邦问：“你们班多少同学？”
“３８个。”同学们一齐回答。
“好，现在就是３９个了！”胡耀邦大声说。他又问：“我们班这３９个人是不是一条心？”
“是！”青年人回答。
胡耀邦说：“我们是一条心。我们都要跟毛主席一条心，跟党一条心。”他进一步问道：“什么是人生的最大乐趣？”
一时无人回答。
胡耀邦自己给出了答案：“为人民服务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他解释说：“这里讲的是最大乐趣，不是唯一的乐趣。还可以有别的乐趣。”
留作记录的尾声
与胡耀邦这次会面后，北大中文系５９级１班的同学纷纷走上了工作岗位。和胡耀邦建立联系的一年多，这些同学理直气壮地学习专业知识，日后涌现出一个优秀的语言学家、编辑和教师群体。进入２１世纪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勤奋工作着。
这个班同学中，孟守介、鲁启华夫妇与胡耀邦继续保持联系。“文革”后的１９７７年秋天，在大连的孟守介写信给胡耀邦，反映当地“文革”遗留了严重问题需要解决。胡耀邦接信后作了批示，将信转给新的大连市委，极大地推动了那里的工作。胡耀邦还委托秘书梁金泉于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２９日给孟守介、鲁启华夫妇去信，希望他们在国家“大治”中尽一份力量，“如以后出差来京，他（胡耀邦）欢迎你们到他家来玩”。
１９７９年２月，孟、鲁夫妇来到了北京，即致信胡耀邦希望相见一次。他们很快收到秘书梁金泉的回信：“你们２３日晚上可去耀邦同志家一下，看能否谈上。”信中特意注明：“耀邦同志仍住在原来的地方。”那就是当年胡耀邦会见北大同学的地方。
孟守介、鲁启华应约而往。但当晚胡耀邦在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家人热情地接待了这对夫妇。等啊等啊，孟、鲁夫妇深信胡耀邦讲信用，一定会回来相会。等到深夜１２点了，梁金泉从中南海打回电话，向孟、鲁两位抱歉地说，耀邦参加的会议恐怕是要开到夜里两三点钟了，还请来日再见。
孟、鲁夫妇只好抱憾离去，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胡耀邦。他们把怀念留在心间。
进入２１世纪了，当年的学生李玉英、晁继周去江西的时候，专程前往共青城拜谒胡耀邦陵园。晁继周去前给众多同学打电话，取得一致赞同后，以全班同学名义在胡耀邦墓前摆放了一个美丽的花篮。花篮缎带上写道：“耀邦同志，我们永远怀念您！”
（在本文写作中，高文元、晁继周、毕全忠、李玉英、孟守介、鲁启华、冯志伟同志提供了宝贵资料，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