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堂：关键时刻的领路人

他在塔尖上，我不想写；

他似乎默默无闻了，

我却乐于把这沉睡多年的草页公布于世。

这几行诗句是新华社前资深编辑、记者戴煌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的题记，回忆对象是胡耀邦。1989年4月，在党内和全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胡耀邦同志猝然辞世。

时隔五年，应老同事的约稿，戴煌开始践行他上面的诗句，写作关于胡耀邦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专著。两年之后，书稿完成。初版印量达15万册，引起读者广泛关注和持续讨论，如今修订再版。

这部兼具传记、回忆、当事人口述历史、包含大量珍贵官方文献和一手材料的纪实作品，是一部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记述特殊历史事件的文本。

作者戴煌先生本人也是冤假错案受害人之一，而正是书中集中表现和讲述的主人公胡耀邦，主持了对包括作者在内大量有类似遭遇的党和国家干部、知识分子及普通民众的平反工作。进而，很多像戴煌这样经过平反解除了人身和精神枷锁的人，返身又投入到对其他平反冤假错案的调查取证工作中去。

一次大解救

1971年夏，暴雨成灾，河水倒灌，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大堤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一天暮色迷蒙，雨声淅沥，抢险的突击队都下堤吃晚饭了。时在黄湖农场“五七”干校的胡耀邦戴着斗笠，扛着铁锹，独自一人在防护堤上来回巡逻，堤外回响着激荡的涛声。

书中这番有画面感的特写，充满了象征意味。十年浩劫过后，党和国家、全民族的事业到了如何回到正常轨道和怎样往前走的关键时刻。当时大量具有专业知识和了解情况的干部离开原岗位，甚至失去个人自由，各项事业都陷于停顿状态。

局面从胡耀邦主持中组部工作，将整理、平反全国大量冤假错案提上议事议程时，开始出现转机。从1977年年底开始的三年内，全国历次运动中形成的案件逐渐得到平反，广大干部和公职人员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可以说，这千钧重担是由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中央与各省市自治区组织部门挑起来的，其本人在这浩繁艰巨的时代工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手作用。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普通民众回忆，对胡耀邦的印象大致是：此公情绪总是那样饱满，神采奕奕，讲话时肢体语言丰富，代表了一个时期党内冉冉升起的新星的形象。

在“四人帮”刚刚被粉碎不久，旧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仍然存在惯性的时期，胡耀邦身先士卒，他那共产党员的精神气度、合理运用政策和组织方式的方法、大无畏地冲破“两个凡是”坚冰的勇气，以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核心思路，感染了身边一大批干部群众，开拓了大家的视野，坚定了人们的决心。

书中所记载的冤假错案的受害人，在绝境中表现出的对党的信念和忠诚，充分展现了老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曾三先生便是其中一位。

曾三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最早的无线电通讯专家和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开辟者之一，为各部队历次关键战役的通讯联络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曾三奉命率领中央秘书处部分人员胜利地完成了中央重要档案的安全转移。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办秘书处长、秘书局长、中办副主任及新中国第一任中央档案局局长和中央档案馆馆长，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

1966年，“文革”开始后，国家档案局和很多地方的档案机构受到强烈冲击，曾三自然不能幸免，他和老伴沈义一起被押往江西进贤县农村“五七”干校种地割草。

“四人帮”被粉碎后，曾三被恢复了正部级待遇，但是按照规定应享有的住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万不得已，老两口只得到中组部找胡耀邦。

两人与胡耀邦夫妇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但他们考虑到胡耀邦日夜操劳，只留下一封说明情况的信就悄然走了。后来，在胡耀邦的亲自批示下，曾三夫妇终于解决了住房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档案系统的冤案被彻底平反，曾三恢复了原来的职务。曾三、沈义老两口在中组部传达室放下信就走的举动，引起了包括胡耀邦在内的所有知情人的感慨。

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特别注重从理论方面创造新时期各项工作开展的思想契机，是胡耀邦特有的工作方式。特别是在他实际主持中央党校校务之后，利用其丰富的理论资源，亲自部署理论创新和奠定基调。同大量的理论工作者和中央大报新闻工作者的交流和协作，成为这一时期胡耀邦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这种思想启蒙的方式先期已在全国范围内产生积极影响的背景之下，“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开始，胡耀邦及其领导的理论班底，起到了开启风气并最终奠定局面的关键作用。

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创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上，刊登了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教授等人集体撰写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通稿，转发全国。

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及不少省级党报全文予以转载。这篇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文章一问世，立即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党内理论界和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思想界引起重磅回音，可以说，真正的思想交锋便在此时拉开了序幕。

同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一讲话，无疑极大地支持了《真理标准》一文。6月6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皆在头版全文发表了这一重要讲话。

观念上的坚冰总是最难冲破的，党内“两个凡是”观念影响下的反对和批评《真理标准》一文的声音也就在这时出现了，而且直接向着胡耀邦而来。

面对压力，胡耀邦毫无退意，组织中央党校的理论工作者继续撰写一系列重申《真理标准》主要观点、反驳种种针对《真理标准》一文谬论的文章。其中尤其重要的有吴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一文。

文章批驳了十年“文革“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颠倒；阐明了“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也就是实践检验理论，使理论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的过程”。该文章得到了军委老将军罗瑞卿的支持，并经《解放军报》进行修改，仍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第二天，《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了通稿。

事实表明，胡耀邦已经看到《真理标准》一文在全国全社会范围内产生的启蒙效应，也看到了理论的力量。于是坚决走以理论宣传为导向的道路，《理论动态》此时成为一个最前沿的理论阵地。

6月30日，《理论动态》与《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署名“岳平”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批评了“两个凡是”，同时也对一切反对“真理标准”的种种议论作了总回答。

随后，胡耀邦又组织撰写了另一篇重要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9月26日的《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此文，把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回应的声音很快而来，而且来自重要的方向。据戴煌当时的统计，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前夕，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公开发表文章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正如《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历史潮流不可抗拒。

到1978年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发表了大量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讨论热潮”，舆论倾向悄然间引起了全国政治生态的焕然一新。

此时距离1978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后来被载入史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已经迫近了。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彻底平反的成功实践开始，大规模拨乱反正，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新时期，正向人们款款而来。

在马志诚、凌志军合著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一书中，将“真理标准大讨论”评价为“当代中国一次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观念的基石。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以及在此前后书写了那艰苦卓绝的平反全国冤假错案的大历史的日日夜夜，一个时代的人们总是念念不忘那位走在最前面的领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