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步越：随耀邦下乡

1965 年 2 月 6 日，我随耀邦到陕南下乡。因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患胆管肿瘤病危长期住院，耀邦时任西北局第三书记、代理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他从北京到陕赴任时带有两个秘书，一个叫戴云，一个叫李传华，下陕南时耀邦派他们两个去别的县调查研究去了。去陕南，由省委副秘书长白瑞生陪同，省公安厅派处长艾蕴药随从。两辆吉普车，前一辆坐耀邦、警卫员小解和我，后一辆坐白瑞生和艾蕴药。

头一站是宁陕县，其次是石泉县、汉阴县，到安康地区没有进城，即与地委书记韦明海一行乘船沿汉江顺流而下旬阳、白河，当时安康沿汉江到白河尚不通铁路和公路，结束了白河的调查，沿汉白公路经湖北省的竹溪县到陕西的平利县，于 2 月 12 日到达与安康县同城的安康地委，途经竹溪时，还到竹溪县委做了两个省区间有比较的座谈调查。短短 7 天时间，舟车并用，调查了陕鄂两省 8 个县。

当时，路况较差，百十公里的山路，小车得跑上三四个小时。耀邦每到一地，先不去下榻的招待所，一下车船，就急冲冲直奔会议室，马上听取当地县委领导的汇报，有时候只在会议室门口简单洗个脸。汇报时，最忌讳干部照本宣科，他总是让下面干部丢掉本本，撇掉秘书准备的“拐棍”，有啥说啥，敞开胸襟。他也有问必答，谈笑风生。往往三言两语，就把上下级之间拘谨呆板的空气驱散了，同志间热烈融洽的气氛骤生。应当地领导之请，几乎县县召开干部大会，他是来者不拒，每会必讲，讲话时没有稿子，顶多在手心大的一片纸上划几个字作为提纲。讲起话来充分地展现出一个政治家的雄辩之才，时而引经据典，妙语连珠，时而顿足捶胸，手舞足蹈，形象生动，滔滔不绝。不一会儿就把干部鼓动了起来，个个眉飞色舞，心领神会，赞不绝口，常常引得掌声四起。有时候会议散了，听者还依依不舍，不想离开会场。

我是专职速记员，多年给省委常委会、书记处会议作记录，从中央到地方，见过的大小领导也是够多的。 1957 年随省委书记白治民在商洛及渭北几个县下过乡， 1960 年随省委书记赵守一在长安县下过乡，象耀邦这样“火”一般的热情，“风”一样的行动，还是没有见过的，完全是别具一格，不同凡响。正象徐向前元帅总结的，胡耀邦一生，是“燃烧的生命”。

他说走就走，有时候随员还没有放下碗筷，他已坐上汽车，催着司机赶路。他天天讲话作报告，我白天记录，晚上整理，十分疲劳，一坐上汽车就打盹，可耀邦坐在车上总是问长问短，而且喜欢有问必答，最不喜欢那些“王顾左右而言他”，不着边际的木讷干部。虽然疲劳，我却从心里敬佩这位新领导，感觉四平八稳、经济滞后的陕西工作有希望了。

到安康地委后，他要白瑞生起草一个电话通讯的稿子，我把稿子呈给耀邦审阅，他表示不满意。便说，小郭，我口授，你记录。耀邦一边说，我一边记。我记完了以后，文字上顺通了一下，便送耀邦审定，耀邦召集安康地委书记和随员，从头到尾把电话通讯内容念了一遍，征询大家意见，大家表示无异意，他才签发交我传回省委。这时，已是 2 月 14 日凌晨两点钟了。

在电话通讯中，耀邦针对当时社教运动出现的左倾错误，干部处分面过宽过严，广大干部中笼罩着万马齐喑、人人自危的沉闷局面，大胆地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 1 ）凡属从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最好选择几个典型，经过大家讨论，重新作出决定，并在大会上宣布。（ 2 ）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 3 ）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在职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作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不究既往。（ 4 ）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耀邦在下乡期间，反复宣传的是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简称《二十三条》，其中最突出的是解放思想、解放人，把生产搞上去。他说：“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能称得起为人民忠诚地服了务”，“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工作好坏的最主要的标志。”

为了把生产搞上去，耀邦提出了一个十分响亮而具有影响深远的口号，那就是“两手抓，双丰收”。在关中，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在陕南，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山货土特产；在陕北，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林业畜牧业。

为了把生产搞上去，他号召干部“团结一致向前看，向前奔”。对于犯错误的干部重在教育，不要急处理、热处理，而要冷处理，先放到工作岗位上戴罪立功，将功补过。当时社教运动热火朝天，阶级斗争不仅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有的领导甚至发挥到极点，提出：“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无人不有人人有，无时不有时时有，无事不有事事有”。在西北局领导直接坐镇的长安县社教点上，区级干部受处分的面达到 45% ，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被撤换的达到 76.2% 。不反“左”，不解放思想、解放人，生产如何搞得上去？

2 月 15 日，耀邦经石泉去西乡，这时白瑞生返回省委，由省委另一位副秘书长陪耀邦，由西乡再到城固，于 17 日晚到汉中。 18 日凌晨，西北局一把手打电话给耀邦，提出安康电话通讯中的四条干部政策可能引起“翻案风”。之后，耀邦把副秘书长和我找在一起，询问电话通讯有无错误，我们表示没有发现什么错误，同时，他直接打电话给安康韦明海，征询意见，韦也认为当前主要倾向还是左。

在汉中，耀邦坚定地支持了地委书记张军关于西乡县民主革命基本上是彻底的正确意见，保护了西乡县委书记张正范等一大批干部。

对于汉中群众强烈要求修建南郑汉江大桥的意见，耀邦当天命我给省计划委员会主任石锋打电话，请他即奔汉中，石锋星夜赶到汉中后，耀邦征求石锋修建汉江大桥的意见，经石锋同意，耀邦当即拍板修建南郑汉江大桥，该桥于 1966 年 5 月建成通车。后来石锋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中，省计委造反派批斗他，硬要他交代和耀邦的“黑”关系，他说是工作关系咋样也过不了关，因为只有郭步越才能证明他与耀邦是工作关系，文化大革命乱套了，当时他也不知道在哪里才能找到郭步越来证明这件事。后来我下放到汉中，石锋也下放到汉中，才有上述的对话。

耀邦对干部群众生活关怀备至。汉中干部群众强烈反映口粮标准低，每月 27 斤粮不够吃，耀邦征得地委同意，即时将口粮标准提高到和西安市同样的标准 30 斤，干部群众皆大欢喜，有口皆碑。

耀邦原拟经由勉县、略阳到甘肃的徽县、两当再做些有比较的调查，由于西北局已发出警告信号，即取消了此行。耀邦曾多次声言要在两三个月时间里走遍全省各县，也都因电话通讯遭批而终成憾事。即使这样，当他就任总书记后，仍然走访了商洛、渭南、延安、榆林一些市县，以补先前所愿。

2 月 20 日，耀邦经留坝到达凤县。途经秦岭深山，耀邦见锦鸡竞飞，兴致所至，举枪一试，不一会打得 10 多只山鸡，论枪法，警卫员小解和艾处长都甘拜下风。晚上到凤县，请厨师烹调，凤县领导和随员美美地饱餐了一顿。耀邦问县委书记李恒顺凤县名称之来历，不等县委书记说得详细，耀邦笑迷迷地说，恐怕不是神鸟凤凰栖至，而是碧羽长尾的锦鸡落坡罢了，大家哄堂一笑，融洽之气顿生。

凤县过后，经宝鸡、武功、咸阳，于 2 月 24 日晚回到西安。

所经各地，耀邦都不遗余力地号召和发动干部群众以实际行动争取全年大丰收，并且安排各地在取得丰收后要大大奖励有贡献的干部和劳动模范，有的要奖耕牛，有的要奖农具化肥。天助人愿，不负耀邦希望，当年陕西全省粮食总产达到 125 亿斤，比上一年增长 44% ，棉花总产达 11  47 万吨，比上一年增长 72% 。

但是，始料不及的是，耀邦一回到西安，西北局就接二连三召开会议对耀邦进行批判，为了大局，为了把陕西工作搞上去，耀邦也不止一次地违心检讨和认错，但却难逃浩劫。

3 月份，张德生病逝，中央任命耀邦为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但是批胡的会议仍是一个接着一个。就连省委办公厅的秘书班子开会，西北局都要派员监督，搜集材料，要人人表态。但除了一位年长于耀邦的同志，党内阅历久，经见多，不说耀邦好，也不说耀邦坏，只是言顾左右，其他所有与会者，无一不站在耀邦一边，真是人心所向。

批胡批得实在解不开结，耀邦于 6 月 11 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做了最后陈词，既是申诉，也是答辩。为了这个发言，我当夜在耀邦的办公桌上整理了一宿，耀邦也一夜未眠，经字斟句酌之后，签批印发。

耀邦当晚对我讲，他和西北局主要领导的分歧其实只有一个“倾”字，要他承认犯了“右倾”错误，那就是路线错误，路线错误，就要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这是万万办不到的。他说：“我虽然个子小，体重轻，但骨头还是硬的”。

接着，叶剑英元帅偕张爱萍将军来西安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单独听取了耀邦的申诉，叶帅回京时，让耀邦搭乘他的专机回京治病，真是救胡于水火之中。

耀邦走后，没有耀邦参加的缺席批判，一直进行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仗义执言为耀邦鸣不平的省委常委、省政法办主任刘子义被逼自缢身亡；支持耀邦的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按“三家村”定性批判处理；送耀邦进京后又返回西安的省委办公厅秘书毛生铣按“特务”受到追查；凡是同情支持耀邦的许多领导干部，被隔离审查，专政以待。象我这样一个记录员，也不免牵连进去，成为“黑帮”。然而，历史早已证明，耀邦纠左是正确的，这些材料恰巧保留了耀邦在那个年代的哲人哲思和闪光智慧，它成了经国济世之学。有人说，那是超前改革的预演，那是“百日维新”之高论。当时，安康的群众对耀邦的评价很高，可见他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作者单位：陕西省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