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光彩无限——纪念胡耀邦光彩讲话发表30周年

初秋的8 月30 日，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值得浓彩重墨纪念的日子。“光彩事业，温故知新——纪念胡耀邦同志光彩讲话30 周年座谈会”在北京长富宫中心召开。

时光倒逝30 年。1983 年8 月30 日，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300 多名全国各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代表，并在怀仁堂举行座谈。在座谈会上，胡耀邦即席发表《怎样划分光彩和不光彩》的讲话，他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陈腐观念妨碍我们前进。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我认为社会上有一群从事个体劳动的同志们，他们扔掉铁饭碗，自食其力，为国分忧，他们是光彩的。什么是光彩？为人民服务最光彩，为国家分忧很光彩，自食其力最光彩；什么不光彩？好逸恶劳不光彩，投机倒把不光彩，违法乱纪最不光彩，我请同志们传个话回去，说中央的同志讲了，党中央重视干个体自食其力的人，他们都是光彩的。”著名的“光彩讲话”，是“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对个体经济发展最明确的一次表态。

作为当年讲话发表的亲历者, 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均在回忆那段历史时说，“光彩讲话”发表之后，对于“个体户”的误解和歧视不复存在，民营经济自此开始蓬勃发展。

走过30 年, 中国原来被称为“个体户”的个体劳动者以及他们的经济体系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12年底，全国私营企业达到了1085 万户，注册资金超过31 万亿元，投资者达到2200 万人；个体工商户超过4000 万，从业人员超过8000万。个体、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在就业总人口中的比重超过了75％。而且整个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的贡献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

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时至今日，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常常受到“玻璃门”、“弹簧门”的阻碍。保育钧指出：“30 年前，民营企业面临的是光彩、不光彩的问题；而今天面对的则是平等、不平等的问题。”有经济学家总结称，民营企业面临着资源占有不平等、资金使用要素不平等、寡头垄断带来的非对称竞争、市场准入门槛过高以及财产权保护不足等多方面的不平等。

因此，新的历史结点上，重温耀邦同志30 年前的光彩讲话精神，对于破解改革难题，进一步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最早的个体户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初期，“个体户”三个字曾象征着自由与希望。

1979年的2月同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知青返城大潮开始，二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这两件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之间，却有某种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一书作者、财经作家马立诚，对这段历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千万知青大返城的就业压力，终于汇集成推动城市经济改革的最初动力。”马立诚在座谈会现场对记者说，城市个体经济的诞生再次说明，中国人的求生本能，冲破了旧体制的刚性约束，创造了增量改革的最初成果——个体经济。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肇始于1955 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写道:“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76 年打倒“四人帮”之后，是否要继续再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中央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坚持“两个凡是”，继续“上山下乡”。

但知青的下派工作却变得越发艰难。“上面没有政策，知青们就自己行动起来，要返城。返不了城，就说爹妈生病了，要请病假。”保育均说。当时，甚至发生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件。东北的一位知青用尼龙绳吊铅片吞进胃里，以便通过医院的X 光检查，换取病假回城的证明。

1978 年10 月31 日，酝酿已久的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与此同时，云南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知青返城运动”。一位上海女知青的难产死亡，引发了数千人的抬尸游行。

12 月10 日会议闭幕，通过了著名的《知青工作四十条》，会议决定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今后边疆农场(兵团)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

政策松动引发了更大的风暴。1979 年2 月到5 月，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达到90% 以上。到了1980 年，云南农场的知青只剩下3000多人。返城潮随后遍及全国。1980 年，中央书记处决定，从这一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

知青返城的大潮令原本就狭窄的就业空间更显逼仄。到80 年代初，约有1400 多万知青回到城市。“待业青年”就是诞生于那时的一个新词汇，比“失业”好听——时任北京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的靳云平形容当时的情形是“根本没有就业渠道，只有号召待业者自立”。

允许人们自谋职业成了疏通就业压力的现实通道。1979 年2 月，国家工商局向中央做报告：“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这是“文革”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有关个体经济的报告。同年6 月，返城知青尹盛喜在北京前门搭起第一家大碗茶茶摊。

1980 年全国劳动就业会议的通知指出，“宪法明确规定，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1981年7 月1 日，国务院在《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中又进一步规定，“个体经营户必要时可以请一二个帮手，技术性强的或有特殊技艺的可以请两三个，最多不能超过五个学徒”。既承认“个体户”有雇工的必要，但又想防止其扩张，用一个只允许“轻微剥削”的“紧箍咒”，把“个体户”限制在小规模、边缘性、个体范围的经济活动中。至此，政策的大门被慢慢的打开。

光彩？不光彩？

尽管在政策上给个体户开了口子，个体户经济生命力旺盛，发展十分迅速。1979 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10 万户。到两年后的1981 年，统计数据变为101 万，张9倍多。但在人们的观念里，干个体仍然是件不光彩的事情，连找对象都困难。

1983 年8 月，在北京郊外的一个机关招待所里，劳动人事部培训就业局召开了一次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400 多位代表中不乏以捏面人、修自行车为业的个体户。其间，个体户代表们联名写信给大会，希望能见一见党中央的领导。一个叫成曾樾的年轻干部起草了一封信，并在信?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