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耀邦

从南充走向北京的胡耀邦

发布时间:2007-10-11 19:14 作者:《炎黄春秋》 浏览:406次

当年,胡耀邦同志用极为兴奋的口吻说,川北可能发现大的油气田,要准备修建飞机场,同时要认真研究嘉陵江从南充到重庆如何通航运货的问题;在解放初期南充的市政建设工程中,胡耀邦同志也留下了自己的智慧和心血,他力主要搞市中心广场,并把中心广场修得很宽敞,形状为五角星,每颗星的尖端都辐射出一条马路,每条路都很宽。当时少数同志认为马路太宽了,没有必要。现在南充广大干部群众都认为50年前这一杰作至今还未过时,尽管各种车辆成倍增加,车辆的行驶仍然通畅,绝少堵车现象。

从南充走向北京的胡耀邦

编者按:本文是胡耀邦同志的儿子胡德平为纪念陈丕显而写的回忆文章。文章回忆了胡耀邦在儿童团、共青团、共产党内工作、生活的一些往事。文章的第一部分着重记录了胡耀邦在南充的一些工作和思想。原文标题为《胡耀邦陈丕显倾心交往五十年》。

解放初期的1950年2月至1952年7月,胡耀邦任驻地在南充的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川北军区政委,领导川北人民开展土地改革、剿匪反霸,迅速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胡耀邦高起点、高规格设计了南充城市建设的蓝图,构建了南充的城市骨架,为南充发展成为大城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我们今天祝贺南充建成大城市时,更加赞誉胡耀邦的高瞻远瞩。本报今天特摘录转发此文,以表达南充人民对胡耀邦同志的怀念之情。

意气昂扬 从南充调北京

1952年7月,我父亲从四川南充川北区党委调北京工作,一行四人,其中有秘书曹令中、警卫员蓝天禄和我。

父亲上京时的兴致极高,意气昂扬,真有一股事事争上游、处处比先进的劲头。那时也有“小广播”,人们风传他要去中央人民政府建工部任副部长,李维汉同志也欢迎他去中央统战部。

人民掌权后的南充,一片勃勃生机,新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大家的面前。父亲作为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对经济建设十分热情,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着迷程度。我记得,我当时就听到他用极为兴奋的口吻说过,川北可能发现大的油气田,准备修建飞机场,嘉陵江从南充到重庆如何才能通航运货等问题。在南充的市政建设工程中,他也留下了自己的智慧和心血,他力主要搞市中心广场,并把中心广场修得很宽敞,形状为五角星,每颗星的尖端都辐射出一条马路,每条路都很宽。当时少数同志认为马路太宽了,有何必要。现在南充广大干部群众都认为50年前这一杰作至今还未过时,尽管各种车辆成倍增加,车辆的行驶仍然通畅,绝少堵车现象。组织部门推选他到建工部任职,也算知人善任吧!那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丁佑军等一代英烈又出自川北。这一切怎么不叫人产生一种继续为人民建功立业的豪情遐想呢,在我今天看来,又是坐飞机上京,他真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样子。

在北京翠明庄的一天,我看到父亲匆匆从外边回来,径直一人走进客房,一下坐在床上,右腿盘在床边,左脚垂落在地,半晌没有言语,沉思一会儿慢慢抬起头来,面带一丝笑意看了看我,仿佛自言自语说道:“我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还让我作青年团的工作?哼——,没有想到,真没有想到……”边说边摇头,一扫来京时的兴奋。

事后不久,听周围的同志们讲,那天是刘少奇同志找他谈话,分配他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对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人选,有两位候选人,一为胡耀邦,一为陈丕显。名单上报党中央时,毛泽东同志圈定了胡耀邦。父亲当然服从了中央的决定,但他独自一人发的轻微牢骚,恐怕只有我一人知道,同时陈丕显的名字也深深印入我的脑海。那时他正任苏南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这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毛泽东为团中央出题

父亲到团中央工作的当年,毛泽东同志就给他出了两道题目:一个是党如何领导团的工作,一个是团如何做工作。第二年,毛主席借团代会召开之际,亲自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毛主席讲话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青年团对党闹独立性的问题早已过去了。现在的问题是缺乏团的独立工作,而不是闹独立性。”他高屋建瓴的判断和气势一下子吸引了到场所有的听众。毛主席说,14岁到25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候,他们的学习和工作负担都不能过重,青年人就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蹦蹦跳跳,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以后还要恋爱结婚。他们一要身体好,二要学习好,三要工作好。怎么选拔青年干部?毛主席说,三国时期,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孙权任命他为东吴统帅,老将们不服,孙权的任命不改,结果周瑜大败曹操,火烧曹营连环战船。他认为干部的威信是逐步建立起来的。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实践中了解。团中央的威信已经相当高了,有些人还不佩服,慢慢会佩服的。“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不要着急,不受点批评不挨点骂是不可能的”。

“红小鬼”的沉浮起落

“红小鬼”在“文革”时期先由江青叫响。1966年8月她在群众大会上说胡耀邦从“红小鬼变成胆小鬼”。

1929年,胡耀邦参加革命,时年14岁,作过地方儿童团的工作。在肃反过程中被打成AB团反革命分子。1933年我父亲和陈丕显同在瑞金的中央苏区团中央儿童局工作,同吃同住,朝夕相处。我父亲负责宣传并兼《时刻准备着》杂志的主编。他们一日只能吃两餐饭,吃的菜既无油又缺盐,但革命热情很高,生活也很愉快。

当时的儿童团就是现在的少先队,儿童局就是现在的团中央少工委。我父亲曾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

抗日战争初期,共青团随之改名为青年救国会,我父亲和丕显叔叔又在延安会面。丕显叔叔任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委书记、青年部长,我父亲任西北青年救国会常务委员、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政委。解放后,父亲在团中央工作10年,后到湖南、陕西。

我父亲1971年告别了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回京家居赋闲。随着父亲的到来,家中的客人也多了起来,热闹起来,先是我们兄妹的同学来,同学又带着他们的朋友来,接着受到冲击的干部来,以后没有受到冲击的干部也来……我父亲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方方面面的信息也使他更多地了解了外面的情况,开始了新的思考,也开始他和客人、来访者的谈话。他戏称这是没有职务、主动为党做的台下工作。

正如毛主席20年前对青年特点的分析一样,青年们要玩,要娱乐,要学习,要工作,要恋爱结婚那样,我们这些青年,也到了恋爱的年龄。父亲常批评我和一些年轻人,不要认为恋爱求婚是羞于启齿的事,年轻人应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家庭。他还为4对男女青年作过红娘。

父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对事业看的很重。他对丢弃事业一味大树特树什么思想、权威、接班人的作法向来不以为然。“文革”中,他多次让我看1956年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的文章。毛主席说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制,推动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到2001年,也就是到21世纪中国应该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段话深深地感动了他。但现实和理论相距太远,我父亲说,像“文革”这样搞法,不要说建成什么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是连饭中国老百姓恐怕都吃不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逐渐明确了所要从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我父亲先是大胆为解放老干部而效力,后又为识别、选拔年轻干部、“四化”干部而努力。因为他知道改革开放的事业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中国共产党要用自己脑子想问题,走自己的路,真正建设成一个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寄希望从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年轻人。他明白自己也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事业是一个未竟的长期事业。

我父亲于1989年4月15日逝世。他的墓地在江西共青城的一座山丘上,面对开阔鄱阳湖,墓碑后是一排茂密的青松。墓碑上刻有他的头像,撰有他的生平,他双眼凝视的前方镌雕着党徽、团徽、队徽。三枚徽章代表着一个组织整体。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广大党员的成长、奋斗密不可分。共产党所以有今天的执政地位,绝不是与生俱来的,否则何以要付出这样大的代价和牺牲;同时这种执政地位也不会是一劳永逸的,否则何以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同样奋斗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会顷刻瓦解覆灭。今天的共产党人应该面向未来,重视自己的历史,让历史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能重新“复活”,让党的历史陪伴着党的生命,如影相随,继续谱写出史诗般的壮丽画卷。

(来源:《炎黄春秋》200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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