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禹：他在风华正茂时
——延安时期胡耀邦革命事迹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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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同刘志丹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会师后不久，便在直罗镇打了一仗。这次战斗全歼了当时正在对陕甘苏区进行第三次进攻的敌五十九军的一〇九师又一个团。
直罗镇战役后，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汇聚陕西安定县瓦窑堡，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把陕北红军组建成中国红军抗日先锋军，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任总司令。下编两个军团，即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
石楼县和陕北差不多一样贫穷。清代的 《石楼县志》 曾记载：“镇位于山谷，极为贫困。尤以汾地为甚。农夫不粜粮，女不事织。生计维艰。”又说，“石楼，十村九空房，十室九空堂。”此时的石楼县，人口仅万余，是吕梁山区的贫困县之一。到石楼后，胡耀邦率领工作队立即投入了抗日宣传、征兵和筹集给养的工作，同时还肩负着执行党的土地改革政策的任务。工作队没收了当地一些地主恶霸的财产，将其分给农民。工作队员们挨家挨户宣传党的政策，讲解红军干革命是为了穷人，揭露阎锡山同日本人勾结欺压百姓等事实。胡耀邦还组织工作队员们克服语言障碍，采用编顺口溜、文艺演出、办墙报、开会等多种形式，使宣传内容家喻户晓。他帮助当地群众建立起各种形式的抗日组织。当时的“红军招募中心”每天都接到穷苦青年积极要求参加红军的申请。
石楼县很快便成了红军在黄河东岸的一个活动基地。当时东征部队全军分成三线：红十五军团北上威胁太原；红一军团沿汾河流域南下；红军总部及直属部队在晋西一带运动，牵制阎锡山部队。红军渡河东征，转战山西，消灭敌人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4000余支，打破了阎锡山苦心经营的黄河封锁线，把部分围攻陕北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调”回山西，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红军则补充新兵8000人，筹款30余万银元，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对平津、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声援作用。
为了总结经验以利今后工作的开展，过河以后毛泽东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东征中各地情况的发展。由于李富春的推荐和赞扬使毛泽东提出让胡耀邦作一次汇报。这是胡耀邦第一次会见毛泽东。胡耀邦条理清楚地汇报了工作队的进展，以及在征兵和筹集资金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给毛泽东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
由于阎锡山求援，蒋介石陆续派出10万军队入晋，妄图联合聚歼红军于山西。为避免更大规模的内战，顾全联合抗日大局，毛泽东与彭德怀果断决定回师陕北。
1935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意大利法西斯入侵阿比西尼亚（现埃塞俄比亚），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共产国际据此认为，苏联正处在日本和德国从东西两面夹击的危险之中。因此，共产国际号召所有的共产党结成反法西斯的联合战线。
同年9月，国际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按照共产国际的决议，大会决定，各国共青团应当使自己成为“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青年团体”。同时，国际共青团指示中国共青团，参加到各民族解放组织和国家改革的青年组织中去，甚至要同仍受国民党影响的青年合作。
当时，中共中央对共青团的工作不甚满意。由于执行左倾关门主义，共青团的发展缓慢，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活动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红区，共青团也有一些错误倾向。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一接到共产国际和国际共青团的指示，党中央就决定彻底整顿共青团。
1936年曾经访问过延安的埃德和·斯诺，在他的《红色中国杂记》中提到当时共青团中央的领导成员有：凯丰（书记）、冯文彬（副书记）、关向应、博古、陈昌浩、陆定一、王儒程、黄林义、刘英、胡耀邦、王生平、陈士法、潘志明、高岚山和李瑞山。胡耀邦在长征之后已成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成员。
在 《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公布之后，胡耀邦即投入了团的改造工作。东征回到陕北以后，他的主要工作是组织边区“青年救国会”。这项工作到1936年冬基本完成。白区共青团组织已大部转入“中国民族解放先遣军”。青年团改组为抗日救国的青年团体，有利于吸引众多的抗日救国的热情青年，同时也大大增强了中共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和活力，使其能在白区公开地从事组织青年的活动。
统一战线战略和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共产党获得了在东征和西征后急需的生存空间。“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适应“西安事变”后迅速发展的抗日运动，
大会提出了《全国救国青年纲领》草案，并通过了《中国救国青年会组织条例》。大会还决定，建立“东北救国青年会”，合并全国救国青年团体的最高领导机构，以便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协会。大会选举的55名执行委员于
大会之后不到3个月，“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延安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人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做好了准备，在未来的对日持久战中积极开展青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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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就构思了一项重要计划，“西安事变” 之后，他决定实施这一计划，即创办军政大学，培养一大批中共的军事和政治干部。
1937年1月，毛泽东将原先位于保安的军政学院迁至延安，并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第一期学员1362人。毛泽东亲自给“抗大”学员上课，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和《论持久战》等。
1937年4月，“抗大” 第二期开学，共有学员2767人。他们绝大部分是来自一、二、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中的领导干部。一部分学员是从外地到延安来参加抗日的青年知识分子。学员共分14个队。第一队为师级干部，第二队为军级干部，其他队除知识分子外，还有营级或营级以上指挥员或干部。首届西北民族救国大会刚一结束，胡耀邦便被调到第一队学习，队长是著名的陈赓将军，胡耀邦任该队支部书记。
毛泽东非常重视对第一、二队的培养，并发动这两个队的学员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批判。作为第一队党支部书记的胡耀邦，过去就曾坚定地认为毛泽东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张国焘的南下并另立中央的方针是错误的。因而胡耀邦坚定地站在斗争前列，维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长期的政治宣传工作的锻炼使胡耀邦具有敏捷的思维，他的立论无懈可击。摆事实讲道理，不做空洞的政治说教，这是胡耀邦的风格。在同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中，他经历了在党内上层的第一次重大的思想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表明了他是捍卫毛泽东路线的先锋。毛泽东显然是赞赏胡耀邦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和机智灵活。芦沟桥事变后，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抗大”学员提前于7月毕业，
被派往前线。在2767名学员中，有28人留在“抗大”继续深造，胡耀邦就是其中之一。
正是由于在“抗大”高级培训班的学习，使胡耀邦在马列主义和哲学方面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使他在后来的岁月里能够树立起自己的自信观，并成为党的高级领导人。
1937年9月，经毛泽东亲自提名，胡耀邦升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主要负责创办“抗大”校刊《思想战线》和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当时，党中央希望“抗大”的党委做好党外学员的工作，使他们在政治上理解党的基本方针，树立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使他们具备一个专业革命者所应有的崇高理想和无私精神，并把其中的优秀分子尽可能多地吸收到党内来。经过胡耀邦繁忙而细心的工作，“抗大”第三期学员的70%以上被吸收为新党员 。
1938年4月，“抗大”招收第四期学员时胡耀邦调任“抗大”第一大队政治委员，同大队长苏振华共同负责一大队的工作。此时，抗日战争已从沿海城市扩大到内地。中共的政策已从“逼蒋抗日”转变成“助蒋抗日”。统一战线的呼声已为国人所闻，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被吸引到延安来，这是“抗大”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第四期学员共5562人。第一大队的学员大部分是一些有较高文化程度和革命经验的“幼苗”。
由于战争原因，“抗大”分成了四部分。学校大部分留在延安，第一大队则于1938年5月迁到瓦窑堡。
瓦窑堡是陕北少见的漂亮小镇，被称为荒凉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的一朵鲜花。建筑一律为砖瓦窑，错落有致而且干净。石板铺成的街道平整笔直，沿镇还有护城墙。这里的贫富之间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不是很大。毛泽东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它就成了临时的“首都”。
从1937年开始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到1940年国共发生第一次严重摩擦，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这一时期，包括延安在内的陕甘宁边区，都设有国共两党的机构。国民党在边区保持有相当的兵力和一些制造摩擦的专家。因此，确保这些富庶地区及其百姓的安宁，就成了国共两党间一场特殊的战斗。1938年5月初，胡耀邦和苏振华率“抗大”一大队的学员进入瓦窑堡，他们在那里树立了如何扩大共产党的影响的突出典范。
胡耀邦和苏振华率“抗大”一大队，以师范学校作基地，不仅开展军政训练，而且组织学员到乡下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学员不仅有了统战工作的实际经历，培养了领导才干，同时也给绥德县的民众带来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带来了同民众在一起，为民众服务的工作作风。
1939年初，绥德的国民党县长田杰生扣押了拥护共产党的县长薛南斌。胡耀邦闻知此事，立即采取两项措施：一方面，他率学员前去制止田杰生，告知其行为的严重性和其中所涉及的原则，并提出合理解决办法；另一方面他又派人紧急通知王震，让三五九旅保持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增援。田杰生既无充足理由，又无足够兵力，处于无援的境地，只好释放了县长薛南斌。
1939年3月，傅钟率“抗大”第五期第五大队到瓦窑堡，一大队返回延安。胡耀邦在瓦窑堡期间，虽然国共两党间的摩擦不断，但从未开过一枪。在同田杰生的冲突中，胡耀邦总是占上风，他在瓦窑堡的“既联合又斗争”的经验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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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延安不久，由毛泽东提议，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1942年起任部长）。年仅23岁的胡耀邦已经位居中共军队组织部门的核心地位。在胡耀邦担任军委组织部长的5年时间里，他逐渐地熟悉和了解了中共军队各部门的指挥员们，并同他们结成了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对于胡耀邦来说，这是他日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又一关键性的一步。
在此期间，胡耀邦还参加了由王稼祥主持的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除王稼祥、胡耀邦外，还有王若飞、罗瑞卿、肖劲光、肖向荣、郭化若、王鹤寿。胡耀邦参与委员会的工作，使他又一次获得参与领导工作的经历和锻炼，并且也使他扩大了人际关系。
正是在这一时期，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泽东是中国的战略天才”，并且写了一首赞扬“毛泽东思想”的诗。在后来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上，由于刘少奇等人的推动，使以毛泽东本人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化，成为党的核心的权威思想体系。胡耀邦是毛泽东思想的忠贞不渝的信仰者。
1942年，胡耀邦同延安女子大学高级研究班的毕业生李昭恋爱并结了婚。虽然1942年时胡耀邦只有27岁，但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经受过许多艰难困苦。同李昭的结合给他带来了莫大的欢乐和幸福。李昭是一位贤妻良母，她养育孩子，给胡耀邦做可口的湖南菜，使他无牵无挂，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给青年胡耀邦的革命生涯和个人生活带来极大满足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