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利明：胡耀邦执掌共青团中央
赴京受命
1952年8月，北京的初秋，天高云淡，繁花似锦，气候宜人。年方37岁的胡耀邦，受党中央毛泽东、刘少奇的重托，从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的任上，接替冯文彬担任团中央书记。
此前一个月，胡耀邦的顶头上司身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于7月调中央工作，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国务院前身）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他曾向中央提议受他赏识的下级胡耀邦调来北京工作。此前，时任团中央书记的冯文彬需调动工作，刘少奇提出三位接替冯文彬的人选：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他们都是红军时期的“红小鬼”，都有团的工作经验，而且都是年轻的省委干部。名单到了毛泽东手里，他大笔一挥，圈定了胡耀邦。
毛泽东找赴京上任的“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谈话，风趣地问他：“你敢不敢在知识分子面前作报告？”胡耀邦坚定地回答：“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我一定敢字当头，做好团的工作。”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对他说：“好，我就要你这样的人！”
毛泽东接着说：青年的特点是英勇积极，知识不足。面对着一个新的时期，学习是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除了党的中心是团的中心外，青年共同的普遍的经常的东西，是学习、教育。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教育。还要注意体育，一定要把青年一代的身体搞好。
胡耀邦聚精会神地听着，频频点头，将毛主席的谆谆教导铭刻在心间。
接着，刘少奇也找胡耀邦谈话，语重心长地对他寄予愿望，对他说：你年轻，曾经做过团的工作，你领导过一个省，有全面工作的经验，你当过军委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人缘好，能联系多方面的关系，能听从党的安排，选来选去就选中你。
的确，胡耀邦从来以党的需要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在川北工作时，他曾豪情满怀地在干部大会上说：“党分配到哪里，就到那里，分配什么工作，就不讲价钱，把工作做好。”如今，他身体力行，毫不犹豫地走上了青年领导工作岗位。
胡耀邦上任不久，在党中央的支持与领导下，于8月25日至9月4日，主持召开了青年团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着重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当前工作问题的决议》，特别强调指出学习是青年团今后的一个“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会议讨论了毛泽东主席在党中央会议提出的两个问题：一是党委应如何领导青年团；二是青年团应该如何工作。通过讨论，从思想上原则上基本弄清了青年团怎样开展自己的工作。会议改选和扩大了团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廖承志、蒋南翔、李昌、荣高棠、宋一平、刘导生、罗毅、许世平等9人为书记，区棠亮、高扬文、杨述、章泽、胡克实等5人为候补书记。
胡耀邦来团中央，当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建立才三年，正值我国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前夕，面对经济建设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没有直接可供借鉴的经验可循，所以，开展青年团工作困难很大，任务艰巨。胡耀邦经过慎重思考，周密调查，针对青年团工作“战线长、配合多”的特点，果断提出了“上下请示，左右求援，自我奋斗”的工作指导思想。这既表现了一个青年干部谦虚谨慎的优良品质，也表现了积极工作、努力开创新局面的革命精神。
随后，胡耀邦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确定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照顾青年特点，开展团的独立活动的工作方针，统一了全团的认识，带领全团开始创造性地开展青年工作。
在团的独立活动中，如何处理好青年团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从而服从于党的中心工作这个大局？这是胡耀邦日夜深思的问题。
胡耀邦用太阳系中地球与太阳的运行关系来生动地、形象地说明青年团和党的领导的关系。他说，青年团要像地球，既要围绕太阳公转，又要自转，要把公转和自转结合起来，既要服从党的领导和党的中心工作，又要积极主动地开展有益于青年身心健康成长的独立活动和工作，充分发挥青年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这一中国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发挥其最大能量，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助手。
胡耀邦到团中央上任的消息不胫而走，机关的同志个个喜形于色，大家得知他在中央苏区曾任湘东儿童总局局长、少共湘东南特委技术书记、湘赣省儿童局书记、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共青团中央局书记等职，是一位具有丰富革命经验的老青年工作者，大家对他寄予厚望。
一天傍晚，夕阳的余晖洒满北京东城区关东店一号的一个大四合院。进入褪了色的朱红漆大门，但见一棵参天大槐树，枝繁叶茂，浓荫蔽日，环境十分幽静。胡耀邦一家就住在这里。是夜，《中国青年报》的几位负责同志兴高采烈地来看望新来的团中央年轻的一把手。
胡耀邦留着平头，身材矮瘦，一双乌黑的眼睛闪着深邃智慧的光芒。他衣着朴素，圆口布鞋，俨然一个风尘仆仆从前线回城的战士。他热情、坦诚、健谈，给人以亲切感，连说“大家随便坐”，使来客顿感无拘无束。
来客三句话不离本行，请胡耀邦指示怎样办好团报的问题。屋里顿时寂静下来。胡耀邦吸着烟，微笑的面容显出若有所思的神色。他吞云吐雾，谦虚地说：“‘下车伊始’，怎能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哩！还是请你们先发表高见吧。”
大家感到轻松自然，以张黎群、陈模为正副总编辑的几位团报负责人便争先恐后地向胡耀邦汇报了工作概况。他认真地听着，还不时地做着记录。然后，他详尽地询问团报的组织、人员、编辑以至印刷、读者反映等情况。
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脑子在快速地思索，讲话时抑扬顿挫，谈锋犀利，出语非凡。他有见地地说，团中央之所以办《中国青年报》，是为了通过它指导青年工作，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它区别于党报和其他报纸，具有青年特点。你们办的报纸我看是有青年特点的，今后要使这个特点更加突出。办报不像上课，也不像编杂志，而是必须提出和解决实际工作问题。他还深情地说，对青年讲道理还是必要的，因为青年对很多事情是非观念不明确，需要对他们比较系统地讲些道理。但最深刻、最能感动青年、影响青年的，还是要通过具体的事例，让事实说话。必须以事感人，以情动人，晓之以理。
当谈到报纸的战斗性问题，胡耀邦不禁激动起来，他从座位上霍地站起来，猛吸了一口烟，习惯地用右手一挥，慷慨地说：“报纸是号角，要鼓舞人们前进的，因此声音必须洪亮。力量微弱，有气无力，战斗性不强，就不能很好地起到引导与鼓舞大家前进的作用。今后《中国青年报》应当加强战斗性，也就是加强指导性、鼓舞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报纸应当有声有色，有言论，争取每天有一篇社论。”
胡耀邦从报纸谈到团的建设，从革命经历谈到当前形势，谈兴甚浓，已至夜深人静。客人请他和报社全体干部见面，他欣然允诺。
不久，胡耀邦来到《中国青年报》全体干部中间。那时团中央没有礼堂，他就在团中央机关食堂与大家见面聚谈。他笑容满面地说：“不要作什么报告，请同志们提问题吧。”于是，一张又一张条子纷纷送到他的手里。他根据大家的提问，一一作答，语言亲切坦率、深刻尖锐，令人心悦诚服。最后，语惊四座：“一个人做工作，免不了犯些错误，我来团中央工作，也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有一条我不会犯，就是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的错误。”
胡耀邦刚上任不久的一天晚上，团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在正义路三号院内召开。胡耀邦精神抖擞地向席地而座的全体干部说：“中央调我来和大家一起做好团的工作，这是党中央对我的信任。就我个人来说，这副担子很重，但我有信心搞好。因为有三个依靠：一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做好我们青年团工作的根本保证；二有一批有经验的多年从事青年工作的负责同志，我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取得帮助，把工作搞好；三有我们青年团一支好的干部队伍和广大团员队伍。”他沉思片刻，接着说：“有这三条还不够，还必须请今天在座的同志们经常监督我们书记处的工作，一旦发现我们有了缺点，特别是我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请同志们毫不客气大胆地提意见嘛，批评嘛！不要有顾虑，若是打击报复，你们就向中央告状嘛！告我胡耀邦的状嘛！”他坦诚、真挚、生动的报告，激起与会者雷鸣般的掌声。
当时，胡耀邦同志与团中央机关干部同住在一个大四合院里，一日三餐与大家同坐共席。他的饭量不大，吃惯了辣椒，北京菜不合他的口味，大家劝他另开小灶。他风趣地回答：“你们不要孤立我嘛，大家同吃一锅饭，有说有笑才香啊！”他一直与大家一起吃大锅饭。每餐前后，他都无拘无束地和大家交谈，相互了解和熟悉得很快，思想感情得到及时交流，毫无隔阂和成见。特别是他参加中央的会议回来，就在这种场合把最新的消息和会议精神迅速地告诉大家，使之先听为快。当笔者访问原团中央书记刘导生时，他激动地回忆说：“当时这种愉快的情景过去四五十年了，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十分令人留恋。”
笔者于2000年9月访问原《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请他谈谈胡耀邦到团中央上任时的情景，他深情地说：“耀邦同志一来到团中央，便马不停蹄，深入青年工作系统的方方面面进行调查研究，制订工作规划。他满怀豪情地要在新中国青年事业方面有创造性的建树，将一个联系全国亿万青年的团组织办得朝气蓬勃，有声有色，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能够真正代表青年切身利益，切实保护青年权益，引导青年健康成长，从而真正成为全国人民依靠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先锋力量，成为真正鼓舞青年人奋发向前的一面鲜红的旗帜！”
受到毛泽东赞赏
胡耀邦领导团中央的工作，有他的独特风格和作风。他专抓大事，统筹全面，各个方面的工作分工由书记处成员分头去做，他及时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帮助。他的政治思想水平很高，具有远见卓识、非凡的人格魅力，但是在研究和决定工作时，他总是虚心听取和尊重大家的意见，反复切磋琢磨。尽管许多事情他都和大家交谈、商议，取得了共识，但他仍然每周照例召集一至两次书记处会议，集思广益，民主讨论决定重大事情，真正实行集体指导，从不独断专行，个人说了算。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导生回忆说：“在耀邦同志领导下，大家同心同德，团结合作，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很快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他的为人风格和领导才能，很快赢得了我们的尊敬。人生难得遇到一个知人善任、放手工作又热情支持、作风民主而亲切和蔼的领导人。大家都为自己能在他领导下的集体里工作感到高兴。”
胡耀邦在团中央任职期间，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刚刚兴起的时期。脱离了长期战争环境的中国青年，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他认为如何面向新中国从战略的高度来掌握青少年一代前进的航向，这是共产党的青年工作干部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必须学会的新本领。
胡耀邦以其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对促进青少年一代健康成长的高度责任心，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关于青年的论述，特别是深刻钻研、掌握毛泽东这方面的论述。他对毛泽东有关青年问题的讲话、批示，每次都是反复领会、琢磨，思考如何据以指导自己的言行和工作。当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在《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上写了一篇按语，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胡耀邦总是在思考和领会这段批示。他多次说，毛主席这个“四最一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青年特点最精辟的概括，把青年最本质的特点给我们指出来了，而且为我们青年团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下力气很好地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在青年团的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要好好学习领会“四最一尤其”，并且要《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大力宣传贯彻。
经过对青年在社会实践中的实际作用的认真思考和总结，胡耀邦明确指出青年是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而且是一支先锋队伍，他们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决不能低估，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够成功地领导革命与建设。胡耀邦的这种见解是有针对性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如何评价青年的地位和作用，都存在着分歧。有人批评青年冒头、先锋主义、骄傲自大，看不起领导，看不起工农干部，也有一些人散布“一代不如一代”的论调。胡耀邦通过理论和实践，用大量充分的事实证明青年确实是一支英勇的突击力量，是社会的先锋，走在时代前列，但并不是先锋主义。他指出，中国青年一代是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基本社会力量，这是对青年一代政治本质的准确把握。他利用各种不同的场合，宣传他的这一基本观点。作为团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他经常出席党的大会、人大的大会、政协的大会和其他各种全国性会议，他以团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发言，总是热情地赞颂青年一代的风貌，也帮助了全社会各界人士理解青年一代的基本政治本质和发展方向。胡耀邦对青年一代的本质和主流的论述非常及时、非常科学，至今还是评价青年一代的重要指针。
毛泽东在1953年6月3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时，作了《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的重要讲话。他说：“青年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但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中，要有自己的独立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这是从实际出发。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要搞青年团呢？”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多数，同时注意先进青年。”“重点要放在多数，不要只看到少数。”“党和团的领导机关，都要学会领导团的工作，善于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照顾青年特点，组织和教育广大青年群众。”“青年团要学会领导青年，和成年人一道，在农村把农业搞好，在城市把工业搞好，在学校把学习搞好，在机关把工作做好，在军队把国防军练好，成为现代化军队。”新中国“要为青少年设想”，“保护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长”。毛泽东主席祝贺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大会一致决定将毛泽东主席指示的“三好”作为今后青年团的工作方向。
大会听取、讨论和通过了胡耀邦所作的《团结全国青年在建设祖国伟大行列中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指出青年团在新的历史时代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的教诲下，继承和发扬中国青年运动的优良传统，团结全国各族青年为建设祖国而忘我地劳动，为建设祖国而奋发地学习。在建设祖国的伟大斗争中，协助党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团员和青年，使他们成为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有知识、守纪律、勇敢勤劳、朝气蓬勃、不怕任何困难的年轻一代，遵循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为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在青年团二届一中全会上，胡耀邦主持讨论了如何领会与贯彻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团的二大决议的问题，选举了胡耀邦等21人组成团中央常委会，胡耀邦、廖承志、刘导生、罗毅、王宗槐、荣高棠、区棠亮、章泽、胡克实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胡耀邦在青年团二大上，根据一年来的经验，再次指出：我们应该加强和改进各级团委的领导，这里最可靠的保证就是各级团委要十分尊重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一方面，青年团不要脱离各级党组织的中心任务，孤立地强调团组织的特殊任务以及过分强调团的垂直领导；另一方面，为了切实完成党和同级党委交给团组织的任务，使团真正成为党团结教育青年的亲密助手，各级团委应当在党委的监督和指导下有系统地建立自己的经常的工作，而不要撇开团的组织，放弃团在广大青年群众中的活动，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保证党在青年中的领导。
后来，他对此又进行了深刻阐述：党的领导是团的生命线。中国青年运动的全部历史证明，只有党，才能对我国青年指明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才能给我们青年最好的关怀和教育。共青团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就是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动员、组织团员和青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各项政策，积极参加中心工作，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而斗争。同时，要注意结合中心工作，建立和健全团的经常工作，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一些独立活动。只有这样，才能使团成为党的忠实助手。
胡耀邦关于青年团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的理论及实践，为青年团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胡耀邦始终认为，青年团必须巩固和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团的工作。
他刚主持团中央工作时，就提出了保证党在青年中的领导这一问题。
如何在团的工作中体现党在青年中的领导？这是胡耀邦时刻思考的问题。
胡耀邦在1952年团的二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团服从党的领导绝不是一句空话。第一，要认真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并把这些方针政策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从政治上保证党的领导。第二，不要过分强调团的系统领导，而要切切实实地尊重各地党委的领导。上级团委必须顾及各地的全面情况，切不可抛开各地区的特点，向下级团委提出自己的主观空想的硬性的千篇一律的工作指示，相反，上级团委应该经常监督下级团委切实贯彻当时党委的指示。只有这样，才能从组织上保证党的领导。第三，每个团委要服从党委的整个工作部署，特别要服从党委的中心工作，在党委的整个意图下，参照上级团委的工作方向，提出团的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只有这样，才能从工作上保证党的领导。第四，团委不懂得的东西，要随时向党委请示。对于某些地方和某些部门可能发生的缺点和错误，要采取积极的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在党的领导下协助党来克服它。
这四点意见是胡耀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青年团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问题而进行的有益探索。
胡耀邦始终要求广大青年团干部，不要只关心本部门的工作，而要关心整个工作的全局，要认真领会和理解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指示精神。遇到一些重要的问题，还要召开团中央全会，进行讨论，作出相应决议后，加以贯彻执行。这样，保证了党对团的领导，使团的工作紧紧围绕着党的中心任务去进行。
在胡耀邦出色的领导和组织下，广大青年团干部都自觉地去把握全局，了解青年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组织丰富多彩的团的独立活动。
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的成效初见端倪，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赏。他在中央一次会议上高兴地说：威信是逐渐建立的……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实践中了解，真正了解，才能相信。现在团中央威信已经相当高。有些人还不佩服，慢慢会佩服的。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不要着急，不受点批评不挨点骂是不可能的。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伤疤，让人家“小广播”，他还会说没时间，要休息了。
毛泽东的热情鼓励，字字千钧，使踌躇满志的胡耀邦，更加充满了搞好团的工作的坚定信念。
“背靠党委，面向青年”
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敢于创新，勇于开拓，深入实际，根据青年的特点，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丰富多彩的独立活动，取得显著成就。
胡耀邦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把掌握的理论知识和上级的指示精神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堪称典范。他熟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博览群书，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提倡和帮助广大团干部刻苦用功读书，更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率先垂范。因此，他在工作中敢于创新，不拘一格。
他最忌教条主义照本宣科，形式主义地贯彻上级指示。有一个暑假，团中央举办了高等学校团委书记学习会，他在会上作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报告。他有针对性地指出：“你们希望毛主席亲自来作报告，指示如何做好团的工作，这个愿望是好的。但是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国的工作，忙得很，你们提出的大都是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怎么好去麻烦他老人家呢？再说，团的工作，毛主席早已指明了原则，就是既要引导青年在党的中心工作中发挥作用，又要按照青年特点开展团的独立活动。至于具体业务上的问题、办法和经验，首先要靠我们自己去实践、去交流、去总结，不要事事都去请示党中央、毛主席。否则，还要团的干部做什么呢？”这些真知灼见，本是无可厚非，但在十年浩劫中，都成了胡耀邦的一大“罪状”，说他“煽动大家反对毛主席”。
“背靠党委，面向青年”是胡耀邦主持团中央工作时提出的青年工作口号。这个口号不仅体现了青年团的性质，而且反映了青年团的工作特点和任务。
胡耀邦认为，青年团干部应当主动到群众中去，面向广大青年，开展团的工作，他常说，“年轻人腼腆，你不主动去结交他，他才不会理你呢。”因此，他要求团的干部要“背靠党委，面向青年”。
在他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团中央机关有这样的制度：每一个书记要直接联系几个基层支部，作为了解情况的渠道和开展工作的试点。他本人就曾深入北京大学，与中文系五九级汉语专业团支部建立了联系。
五六十年代搞团的工作的人都记忆犹新，那个时候，北京团组织搞什么活动，胡耀邦几乎每请必到。有时候他连续一二十天泡在北京基层搞调研，倾听青年的心声。
与青年人交朋友，成为胡耀邦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1955年，胡耀邦出差到广东，在火车上，他走进一节满载大学生的车厢，和大学生们聊上了，彼此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谈了个把钟头。当大家知道前来交谈者是团中央书记，一下欢叫起来。
胡耀邦身体力行，带动了从团中央到地方的团干部，改变了过去某些“面向党委、背对青年”的不正确做法。
1964年，胡耀邦在共青团九大工作报告中总结道：密切联系青年群众，对于共青团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要最大限度地把青年团结和组织起来，每个团的干部，每个共青团员，都必须关心青年，接近青年，了解青年的意见和要求，做青年的知心朋友。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照顾青年特点，开展组织和教育青年的独立活动，是胡耀邦实践和总结共青团活动经验而规定的一条基本原则，它揭示了共青团工作的基本规律。
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后，始终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作为调动和吸引广大团员和青年的一种重要手段。
早在1953年，胡耀邦就指出：“在工作中不少干部还不善于领导团员正确地发挥作用，不善于按照青年的特点，采用青年所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的方法来进行工作，不懂得青年团的作风应当是既严肃而又活泼，既反对轻浮而又反对沉闷枯燥，如果我们要求青年和要求成年老年一样，就一定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他认为，青年有旺盛的精力，有着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而且青年时期又是思想感情矛盾最多的时期，少年没有出现的问题，他们已经出现，成年人已经解决的问题，他们还没有解决。正因为这样，青年团就不能用一般化的方法去带领青年，要创造一些适合青年特点的方法，去发挥青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去满足青年的各种进步要求，并且使青年干部在社会实践中增长才能。总之，要开展有益于社会主义事业又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活动。
胡耀邦深刻地认识到，青年团的独立活动能否适合青年的特点，这关系到独立活动的成败。青年思想活跃，好奇，喜欢翻新花样，团组织就根据党的中心任务的要求，不断提出新口号，采取新形式，使得活动变化多样，生动活泼；青年求知欲强，当时的文化水平又低，团组织就协同有关部门建立各种技术夜校、技术培训站、文化补习班，进行业余教育，帮助他们学习文化技术。仅1956年一年，在农村就有530万青年脱盲；青年朝气蓬勃，进取心和上进心强，团组织就在活动中通过可比性强的各种竞赛，通过宣传树立先进人物来激发青年的积极性。团中央决定1955年9月召开“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会上，胡耀邦代表团中央作了《中国青年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工业、农业、基本建设等各条战线上的青年，他们纷纷行动起来，“争做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58年团中央又召开了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会上，胡耀邦作了题为“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报告，就劳动、学习、作风、思想4个问题，向全国青年提出努力方向。他指出，为了更好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全国青年第一必须积极参加劳动，养成劳动习惯，并在劳动中刻苦钻研，提高本领；第二必须努力学习文化科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把这两种学习结合起来，向“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目标前进；第三，必须继续发扬积极性和创造性，彻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并使敢想敢干的精神同实事求是的作风密切结合起来；第四，必须自己思想上树起共产主义的红旗，不断提高共产主义思想觉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
这两个会议前，各级团组织广泛发动组织；会议期间，内外结合，扩大影响。通过这一活动，极大鼓舞了全国青年的斗志，出现了“学先进，赶先进”的群众性热潮。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团中央的做法，指出“采取召开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方法来组织和发动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是一项好经验”。
与此同时，胡耀邦对少儿工作极为关注，在1958年6月召开的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上，他主持制定了团中央常委《关于开展蓬勃的共产主义儿童运动》的报告，并作了关于少年儿童工作的总结讲话。他常说：“我们的党，从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开始，都把儿童看作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者，都要热爱我们的儿童，关心教育我们的后一代。”
笔者1993年5月5日访问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原第一副部长王照华，他激情满怀地回忆说：“五六十年代的团干部热情很高，但许多同志对青年团的工作，特别是少年儿童工作深远的战略意义认识并不深，还有的认为青年团的工作都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蹦蹦跳跳，认为做少年儿童工作低人一等，没出息， ‘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通过耀邦同志反复启发开导，打开了大家的政治眼界，从根本上提高了对团的工作、少年儿童工作重大意义的认识，明白了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从而把工作热情建立在政治觉悟之上。当年我们看到耀邦同志对团的工作那样投入、执著，对青少年那种关心、热爱，感到钦佩，受到鼓舞。现在更加明白了，他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他把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同青少年的成长联系在一起，开始就自觉地为祖国的未来而工作，自觉地从事建筑祖国的‘希望’这项伟大工程了。”
在胡耀邦的精心谋划和领导下，共青团率领全国青年全面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组织青年建立青年班组、节约岗、青年苗圃、造林队、垦荒突击队以及读书学习小组等等，广泛开展争当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向科学进军等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热气腾腾。
由于工作方针与措施得力，在五六十年代，青年团的工作相当活跃，团的独立活动多种多样，成绩巨大：在工业战线，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青年团发动和组织了青年突击队活动，极大地激发了青年人的生产热情。像李瑞环、倪志福、张百发、郝建秀等一批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杰出人才，就是当时在青年突出队活动中涌现出来的生产能手。
在农业战线，为发展农业生产，配合党和政府提出的“开展移民垦荒”任务，青年团适时发动和组织了“青年志愿垦荒队”活动，既开垦了荒地，发展了农业生产，又在青年中倡导了一种“垦荒精神”和“向困难进军”的精神；青年团发动亿万青少年开展绿化祖国、植树造林活动，使荒山秃岭披上了绿装，从而改善了生态环境，保持了水土。从1955年秋到1956年春，全国青年造林546万亩，植树22亿株。1956年3月，团中央在延安召开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河南等5省（区）青年大会，胡耀邦作动员报告，在全国青年中产生了强烈反响，迅速掀起了植树造林热潮。仅1956年，全国就有1.2亿青年参加植树造林活动。不久，又开展了绿化长江、黄河，绿化黄土高原、荒山秃岭等活动，使祖国山河逐步披上了绿装。
笔者2000年9月访问《中国青年报》原总编辑张黎群时，他满怀激情地回忆了40年前的一件往事：
1956年，他随胡耀邦到广东考察农村工作。一路上，胡耀邦就如何发挥农村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问题，与农村青年促膝谈心，和团干部交流心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当时，有一部分人认为没有必要把青年单独组织起来，让他们和中老年农民一起劳动就可以了。而胡耀邦主张，要在农村举起一面旗帜来。他提出了如何组织农村青年突击队来激励他们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设想。受到他的思想的鼓舞，回到北京，张黎群就写了一本题为《社会主义农村青年突击队》的书，当时风行全国。这本书中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胡耀邦所倡导的，通过适当的组织形式，最大限度地调动青年的积极性，使青年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胡耀邦一直非常关心农业的发展和青年农民的作用。他曾说：“中国地域广大，不同地区的土壤结构不相同，如何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副业生产，大有讲究。我们要组织青年为农业多做贡献，就要提出切实可行的口号和要求来。”经过深思熟虑，他认为要发动我国北方地区的青年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保持水土的活动。后来，在广大农村，涌现出无数战天斗地、植树造林的先进青年和先进集体。
在文教科技战线，青年团则发动和组织了青年学习文化、扫除文盲和“向科学进军”的活动，至1957年全国扫除青年文盲达2000多万人，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科学水平作出了贡献。
所有这些团的独立活动，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支持和肯定，也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
笔者于1999年访问了原中央团校干部郑洸，他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向笔者回忆了40多年前建立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北京青年垦荒队和江西德安县“共青社”时的动人情景：
1955年秋天，胡耀邦在自己家里亲切接见了北京青年垦荒队的5位发起人：杨华、庞淑英（女）、李连成、李秉衡、张生。他充分肯定了他们可贵的爱国热情，并对垦荒队的规模、地点和今后发展方向等谈了具体意见。61名首批垦荒队员出发时，他亲自为他们送行、授旗，并发表了“向困难进军”的热情洋溢的讲话。 10个月后，1956年6月6日，胡耀邦亲自去黑龙江萝北县看望垦荒队队员，勉励大家决不向困难低头，做到“劳动、团结、学习、纪律、身体五样都好”。还赠给队员8个字：“忍受、学习、团结、斗争”。当垦荒队遇到曲折和困难时，他于1959年12月和1960年10月两次亲笔写信给杨华和垦荒队员，教导他们正确对待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他在信中深情地写道：“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没有忘记响应党的号召、为祖国需要，在严寒的北大荒英勇奋斗的全体同志们，同时告诉队员们既要提高生活，又要提高思想。”语重心长的话语，温暖着队员们的心，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和精神力量。
首批垦荒队的这一壮举，引起了全国广大青年的强烈反响，相继有天津、哈尔滨、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2570名垦荒队员也来到“北大荒”。与此同时，全国先后有辽宁、黑龙江、上海、武汉、湖南、广东、浙江等16个省市及部分县组织了青年志愿垦荒队。仅一年多时间，全国组织了近20万名青年参加垦荒大军，为祖国的边疆建设做出很大的贡献。
1955年，98位上海青年响应团中央号召，豪情满怀地来到江西德安县，在荒无人烟、荆棘丛生的鄱阳湖畔，进行开垦创业。不久，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来看望大家，与垦殖队员一道住草棚、喝稀饭、嚼咸菜，白天共同开垦，晚上促膝谈心，还为队员题写了“共青社”3个字。以后每当“共青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胡耀邦就为它依次题名“共青垦殖场”、“共青城”。在1984年“共青人”扎根鄱阳湖畔30周年纪念的日子里，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又一次来到他们中间。当看到这里由不毛之地变成一座新城，他无比兴奋，挥毫写了“有志者事竟成”6个大字，以资鼓励。他与“共青城”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他去世后，他的骨灰安葬在他亲手创建的共青城的绿林之中，长眠在这块他生前眷恋的土地上，他永远地同“共青人”在一起，永远地活在青年人的心中。
指导办好团中央报刊
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第一书记期间，一直注重媒体舆论的作用，他全力以赴地指导办好团中央的报刊。这些报刊主要是《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团的工作》等。通过这些报刊，把党的方针、政策及时传达到团的干部和广大青年中，使青年团及青年工作形成了一种生动活泼、追求真理、奋发向上的氛围。
《中国青年》原总编辑邢方群向笔者详尽地介绍胡耀邦为办好团报、团刊殚精竭虑的情况。他回忆说，胡耀邦一上任，就十分强调抓好青年出版物。在主持团中央书记处的会议时，他常常谈论团的思想工作以及出版团的刊物等宣传任务。1953年秋季，胡耀邦每星期天晚上都要召集那些负责《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以及团中央宣传处的同志到他家开会，会上他总要传达党中央领导人的一些重要思想和讲话，要求他们更好地开展工作，特别是写好社论，并且检查、总结编辑和新闻处如何根据党中央的政策精神开展工作。每次谈话，胡耀邦还提出一些题目，要报刊写文章，并组织报道。
胡耀邦在加强内部管理的同时，还决定聘请两类人为青年刊物写文章。一类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学者和专家，另一类是青年通讯人员以及评选出的先进青年和有突出贡献的青年。这样做，既提高了报刊的水平，加强了趣味性和可读性，同时又加强政策、理论等的政治指导，体现了报刊的革命性、进步性和指导性，真正发挥了党的工作、党的报纸的助手的作用。
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他不仅亲自向上述两类人约稿，还要求报刊编辑人员都出去主动约稿。由于胡耀邦做工作，许多老革命家，包括毛泽东和刘少奇，还有不少作家、学者、专家，如郭沫若、钱伟长等都为《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题词，甚至亲自写文章。陶铸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陈毅谈红与专问题的《致首都高校应届毕业生讲话》、郭沫若的《天才与勤奋》、钱伟长的《中国古代科学发明》、李锐的《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等，都是为这些青年报刊写的，这对我国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一代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由于胡耀邦对青年报刊的严格要求和经常督促，报刊的文章生动、活泼，在广大青年读者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声誉。胡耀邦到团中央上任时，《中国青年》发行量不到 20万份，到1955年，发行量已超过100万份，到了60年代初，它的发行量已超过了200万份，至“文革”前，发行量已达260万份。《中国青年报》的发行量增加得也很快，“文革”前已达到100余万份。
胡耀邦一到团中央工作，就把宣传工作抓得很紧，常常作为第一位工作来安排。在胡耀邦心目中，宣传工作既是对青年的引导，也是反映青年自身对社会的看法的渠道。一次，胡耀邦直截了当地说：“团中央所以要办《中国青年报》，是为了通过它指导青年运动，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它区别于党报和其他报纸，是具有青年特点的。”他还谈了许多如何了解青年、把握青年、做好青年工作的观点。
胡耀邦对青年报刊既呵护有加，又严格要求。一方面是积极运用舆论宣传以扩大影响，另一方面，他更懂得报刊出了差错，特别是原则方向上出了问题，那就不仅仅是对青年团的影响，甚至会造成全社会的损失。所以，他对报刊宣传抓得很细，这方面，张黎群和邢方群深有同感。平时，他们经常收到胡耀邦对报道的详尽指示，从报刊方针、宣传主题、文章题目，甚至版面设计，他都做过指示，提出建议，以至有人开玩笑问：青年报的总编辑是张黎群还是胡耀邦？《中国青年》的总编辑是邢方群还是胡耀邦？在那个时期，青年团的报刊出版事业蓬勃发展，成为宣传战线上一支强大力量，当时毛泽东都说过，他很喜欢看青年报刊。《中国青年报》也是最早在报眼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引用毛主席语录的。胡耀邦从到团中央上任以来，每年都要去报社多次，或找负责同志汇报、谈话，或向编辑部、记者作报告，报社编印的《胡耀邦同志谈办中国青年报》就有4万余言，可见他对报纸倾注了多少心血。
青年报刊也培养出一大批人才，近几十年，首都许多新闻出版单位的负责人和骨干中，出自团中央的大有人在。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胡耀邦有关抓宣传、重舆论、办好报刊重要作用的教育和熏陶。青年报的社长、总编辑、主任、记者、编辑，在“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等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不少人被戴上帽子，境遇悲惨；平反后，又都振奋精神活跃在新闻战线上，没有倒下去一蹶不振的。这个现象绝非偶然。
事隔数十年，每当张黎群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对那种平等讨论切磋问题的情景，那种亲密的相互信赖的关系，总是心向往之。他说，要真正了解青年，只有真诚地和他们平等相待，不轻视他们，不高高在上以教育者自居，而是以心换心，取得青年人的信任，这样，他们才可能和你说真心话，彼此不戒备，不设防。胡耀邦曾让张黎群邀请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部分同学前来与他座谈，所谈的都是青年日常中最经常碰到、最关心的实际问题。胡耀邦耐心地听取同学们的发言，有时插上几句话，与他们共同讨论。座谈中，有一位大学生突然问胡耀邦应该怎样谈恋爱。他毫不犹豫，立刻回答说：“真心实意地追，追，追到底！”同学们爆发出满堂的笑声。胡耀邦指示，青年报要设立“青年呼声”栏目，多反映青年的要求，重视青年的呼声！要关心青少年自身的利益，要保护青少年的权益。针对当时有些人简单化地反对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胡耀邦公开说，青年人要敢于穿花衣服，爱美是人的天性嘛，更何况是青年人。
胡耀邦反复强调，青年的特殊利益是不能忽视的。他从各种角度对青年特殊利益问题进行了大量阐述。他实际上在新中国第一次提出了社会群体的特殊利益的问题，并通过实际工作作了很有启发性的探索。
胡耀邦力求保护青年的切身利益。他主张青年报刊为青年人说话、撑腰，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当时《中国青年报》上刊登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报道，涉及司法案件的，如《宋北方事件》（该文报道宋北方因受冤屈，申诉受阻，青年报为此打抱不平）、《白司长来了以后》的报道（批评地质部白司长在正定地质学校压制学生的事件）、王家英事件（批评不许流产，逼得一个女记者吃大量奎宁丸而损坏了视力）等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类保护青年的报道不一而足。如果没有胡耀邦的大力支持，书生们是不敢造次的。
他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化解报纸的困境。《中国青年报》办有《辣椒》副刊，专门揭批坏人坏事。有人不舒服，对胡耀邦表示不满，希望取消。胡耀邦听到反映后哈哈大笑，说：“苏联有《鳄鱼》杂志，是动物，专门讽刺官僚主义，我们有个《辣椒》，是植物。这叫异曲同工啊！”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党的思想宣传的一个重点就是强调新中国各个方面和各个人群的共同利益，较少提到某一个群体的特殊利益，许多人害怕特殊利益的提法会带来政治上的麻烦。而胡耀邦则以独具的胆识鲜明地提出青年的特殊利益问题。他在全团会议上指出：“青年团要善于代表和维护广大青年的利益”，“青年人是整个人民群众的一个组成部分，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特殊要求。合理地照顾青年的特殊利益，适当地满足青年的特殊要求，使青年更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也完全符合人民的整体利益”。这一段话表明，他正面确认了有青年的特殊利益的存在和它的合理性。为此，就有青年的特殊要求，这些要求与其他人群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他正面确认了这些特殊要求是需要适当地给予满足的；他正面地确认了满足青年的特殊要求的目的是为了鼓励他们更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从政治高度上确认，青年的利益是符合全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的。
从这一思想出发，胡耀邦组织报刊从各方面对青年的特殊利益和特殊要求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并根据不断的工作实践来把这一思想具体化和丰富化。他这样来阐述共青团工作的基本特点：要鼓励青年“积极参加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同时又采取了青年所喜爱的方法，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独立活动”。关于 “特殊要求”，他特别强调帮助青年增长知识，培养身体。早在1955年一次讲话中，他就提出，“关心城市青年的劳动就业是长期任务”，“要关心青年的吃饭、睡觉、休息、婚姻等问题”；在《向科学进军》的讲话中，他指出，“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从本行业入手，融会贯通，独立思考，自我努力。帮助青年解决学习上的困难”。他甚至提到了如何利用书籍、讲座、学习班等形式为青年服务的具体做法。他还指出，要“减少团的小组的会议，使大家有更多的时间用在学习上”。显然，学习是青年的特殊要求，也是青年成长并为国家做贡献的基本前提，胡耀邦是在满足青年的特殊要求以符合人民的整体利益的高度上来论述这一问题的。《中国青年》原总编辑邢方群回忆说，胡耀邦任职团中央期间，《中国青年》办得独具特色，成为中国青年的良师益友，不可须臾离开的精神食粮，这与胡耀邦的直接领导、具体指导是密不可分的。
胡耀邦多次强调，《中国青年》杂志并不是一般的刊物，而是充满着思想性和战斗性的刊物，他说：“《中国青年》第一位的工作是抓思想，根据当前中心工作，根据党的路线和政策谈思想。不是个别青年的思想修养问题，也不是某一部门、某一个短时期的偏向。当时，这也是思想问题，但我们不只限于这个问题，还要扩大，我们要搞更多人的思想问题，也就是搞那个时期的思想问题。”他在另一场合又指出：“《中国青年》的性质、任务和特点是什么呢？我觉得，《中国青年》与其他杂志相比，有它的特点和任务。《学习》杂志是个理论、政策的教育刊物，应该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文艺报》是宣传文艺政策和文艺理论的刊物，应该成为文艺政策和文艺理论的权威……而《中国青年》是个政治思想教育的综合性刊物，那么它就应该有思想的权威。这就是我们杂志的个性。我们杂志从来就是有这个历史特色的，不过有时这个特色表现得鲜明一些，有时表现得黯淡一些罢了。”他强调，刊物的思想性要比报纸的思想性来得有系统，说理性也强一些。他说： “刊物一定要结合当前政治生活、群众生活中的大事，以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青年的思想。青年最关心的是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自己往何处去。因此我们杂志的主要任务，就是应该配合国内外大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解决青年的思想问题。就是说，要抓时代的思潮……在刊物文章中，如果没有问题，不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宣传就是教条主义。”
胡耀邦主张《中国青年》宣传现代科学技术，每期刊物要有一两篇这方面的文章。他认为，这个工作很重要，在这方面教育青年是我们的历史任务。这是当前与今后在国际竞争中的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要极大地增长自己的勇气，不能因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的少知或无知而冷淡。人的能动性、人的意志，也要靠先进的科学技术。现在，敌人讥笑我们不行，但我们决不动摇。我们在这方面要提起青年的极大兴趣、愿望与决心。
胡耀邦也赞成刊物指导青年的生活，他曾对编辑人员说，提倡青年晚婚问题应大搞一下，尊敬父母的问题也可以搞。《中国青年》曾转载一篇从苏联报刊上翻译过来的文章《吸烟的害处》，文章说明，每支烟里有多少尼古丁，人们每天吸多少支烟，实际上吸进了相当数量的尼古丁，而这些尼古丁日积月累起来，对人的身体极有害处。这篇文章一发表，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个时期，全国纸烟的销售量为之下降。胡耀邦称赞了这篇文章。《中国青年》还转载过一篇苏联刊物上的文章《审判后的谈话》，文章讲一个老学者和他的夫人溺爱儿子，儿子堕落了，走了犯罪的道路，被法院判了刑。老学者后悔不迭，对记者讲了自己的痛苦教训。这个故事给我们国家的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敲了警钟。我们有些干部在全国解放后，生活条件改善了，他们对子女娇生惯养，要求不严，有的干部子女就沾染了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以至腐化的恶习。胡耀邦把这篇文章连同《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马小彦是怎样腐化堕落的？》以及其他有关文章，送给了中央一位领导同志。中央领导同志嘱咐把这几篇文章印发给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干部，作为鉴戒。《中国青年》还登载过一篇短诗，题目是《幸福像孔雀一样飞来》。胡耀邦看后，对编辑人员说，幸福要靠青年艰苦奋斗、发愤图强去争取，哪能不费一点力气，幸福就会从天上飞来？要教育青年用自己的艰苦劳动，去创造祖国人民和自己的幸福生活，不要使青年们幻想在家里闲坐着就会得到幸福。
胡耀邦一向主张《中国青年》要提高质量。1956年11月20日，他召集《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有关编委，共同研究《中国青年》的工作问题。胡耀邦在听了大家谈的情况和问题之后，谈了他的意见。他说：“总结杂志过去的经验教训，我想，首先应该要求每期刊物都要有两三篇非常切合当前广大青年在政治生活中的问题的文章，这好比是工业中的156项，没有它，就压不住，杂志的分量就显得轻飘……”1960年1月7日，胡耀邦对编辑人员讲：“《中国青年》每期要有一篇挂帅文章，立大志，力争上游。文章要做到：不看，感到可惜。这样的文章要提到书记处的办公会议上讨论。文章可上可不上的，坚决不上。当然，杂志还要定期出。要加强理论性、指导性，使人不能不看。这类文章不一定都是负责同志写，还可找青年写。要把最近10年的《中国青年》看看，究竟有哪些文章在青年中影响很大，为什么能如此？从中找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
为了提高质量，胡耀邦主张抓住青年最关心的问题。他批评《中国青年》在1956年下半年在好几个问题上没有跟上时代的潮流。如：没有深刻谈谈个人崇拜的问题，对党的八大也宣传得不够有力，波匈时局、二中全会都没有及时配合上。他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与群众同甘共苦问题，要好好谈谈；配合整风，把整风所要反对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好好加以解释；要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加一个副题《目前时事宣传的基本提纲》，把青年对时局的重大思想问题都谈一谈，并提供新材料，登出去，青年一定愿意看。”关于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他主张写一篇《二中全会的主要精神是什么？》。他说，一看这标题，就能吸引人。他还说：“你们每期都要有骨干性的文章，这就得好好设计，看应该抓哪些大问题。”1962年，《中国青年》编辑部几个同志，曾就青年提出的有关天才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去请教郭沫若。郭老谈了许多对青年极有教益的意见，编辑部把他的谈话记录加以整理，经郭老修改，以《天才与勤奋》为题在刊物上发表。胡耀邦看了，大为赞赏，嘱咐编辑部继续收集青年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再请郭老写第二篇。
胡耀邦也主张刊物要有一些轻松活泼的东西。他说：“现在有些青年愿意看轻松的东西，这方面不能没有，目前刊物不够活泼，活泼轻松的东西应多一些。刊物可分两部分，上一部，下一部。”他又说：“关于生动活泼的问题，不应该只从形式上来考虑，生动活泼务必与思想指导、战斗性相结合。”
胡耀邦强调刊物应该团结一些骨干作者，使他们能够帮助刊物写些好文章。同时也要注意培养新生力量。胡耀邦还特别强调报刊都要好好发表来自群众的东西。应该造就更多的作者，这是一件更有深远意义的事情。
胡耀邦很注意报刊改进文风，他指出：论文一定要切合青年的实际。一是青年，一是实际。不是抛开青年写其他的政治思想论文，也不是不问青年中存在着什么带普遍性的问题而乱写一通。我们过去有些时候遇上一件较大的事情，或者逢年过节，不管有没有必要，照例要写篇社论或一篇大论文，因为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究竟青年需要不需要出发，只是为了表态，为了应景，就只好硬凑。硬凑当然写不好，白白花费气力。切合青年实际的政治思想问题很多，这方面是写不完的，但是要写好，要有认真的调查研究，要有认真的写作态度。
他对文章的通俗化，讲了很精辟的见解。他说：“究竟什么是通俗化呢？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现在我们有些人对这个问题却有两个极端，认为要理论化，就得堆积一大堆概念，生造一大批离奇古怪的词汇；认为要通俗化，就把群众现在还不熟悉的马列主义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观念、概念一律砍掉，把普通的一句话当做三句话、四句话来说。这两种极端怎么能叫理论化和通俗化呢？应该说这叫庸俗化、低级化。一个能够说出深刻理论的人，一定是一个善于用通俗形式表达的人。” 他还说，我们的一些论文，应该掺合一些历史知识、科学知识来写，不要堆砌概念，不要板起面孔，更不要用大话去吓人。
胡耀邦不仅关怀《中国青年》杂志，而且十分关怀杂志社的编辑人员。每当《中国青年》编辑部总结工作、检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他总是为大家鼓劲，肯定杂志取得的成绩。他说：“现在谈改进，是因为面临着新的情况而需要改进，这就要参照过去的经验教训，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特点，把杂志提高一步。”他向大家指出，思想上不要怕改，要不断地改。他告诉大家不要骄傲，要继续前进，要虚心，要学习，要听取别人的意见，学习别人的经验，吸取别人的长处，来充实自己。他强调指出，不怕改进的人和不怕改进的党，是不可战胜的。他要求杂志社的同志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精通一门学问。要在编辑部内提倡良好的学风，要经常了解研究党的政策，对政治理论和政策要有兴趣。他指示大家要同生活联系，同实际联系。他说，人能生存就是因为他同社会保持一定的联系。如果同自然界隔绝了，就要死亡，就无生命；如果同社会隔绝了，就要在政治上死亡。同自然界、同社会生活隔绝，这是违背自然规律，违反马列主义根本原理的。所以要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生活，决不要把自己从社会中孤立起来。他要求采编人员多搞调查研究。他说：“我们是做青年工作的人，我们就要接触青年，了解他们的心理，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抓住他们在想些什么，这就会把我们的工作搞得更加生动活泼。”他还说：“人们的心情和想法并不是每天都从嘴巴里讲出来，并不是都见之于行动，要靠我们去琢磨和了解。”
青年的知心朋友
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整整14个春秋，多次强调要最大限度地把青年团结和组织起来，号召各级团干部关心青年，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做他们的知心朋友。他自己努力践行，率先垂范，时时处处做青年的知心朋友，从政治、生活、工作各方面关心他们的成长，成为他们的知音。
胡耀邦特别关心青年政治上进步，谆谆告诫他们紧跟党的战略部署，跟上时代步伐，永不落伍掉队。1956年5月7日至16日，青年团中央召开团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提出的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的精神检查了团的工作，并对下半年工作做了部署。胡耀邦作了会议总结，指出，毛泽东在4月25日关于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的讲话，是全党当前的行动方针，同样是我们青年团当前的行动方针。他说，全国青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很高的，青年们的这种积极性是一项极宝贵的财富，不但要很好地加以爱护，而且要很好地组织和引导。胡耀邦在讲了青农、青工、扫盲、统战等方面工作后，着重讲了要实事求是的问题，他提出应当提倡：一、有啥说啥，不要弄虚作假；二、调查研究，不要盲目迷信；三、尊重事实，不要随便猜测；四、有错改错，不要知错再错；五、大公无私，不要意气用事。
在1957年5月举行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代表青年团二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团结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我国青年的任务可以用三个口号来概括：积极劳动，努力学习，加强团结。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也就是要在这三个方面对全国青年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帮助青年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这次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确切地反映我们团所担负的政治任务和广大团员的意志，大会一致通过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5月26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分别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书记处第一书记、书记。胡耀邦为书记处第一书记，刘西元、罗毅、胡克实、王伟、梁步庭、项南为书记。
怎样做青年的知心朋友呢？胡耀邦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待人以诚，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他待人坦诚宽容，豁达大度，不计个人恩怨，从不在背后揭人之短，反之，喜欢道人之长，向人家的长处学习。
胡耀邦的秘书曹智雄，曾于1954年至1957年在胡耀邦身边工作了3年半，他对胡耀邦的言行极为敬佩，受益终生，永志不忘。他回忆说，1955年华东之行，胡耀邦在南昌向团员、青年作报告时，曾对会上上千青年人说：有同志问我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我可以告诉同志们：我是在家乡浏阳入的团，那时刚15岁，觉悟不高，懂得的革命道理很少，比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差多了。后来到湘赣苏区，开始时，也只是组织少年儿童识字、唱歌、站岗放哨。而你们的邵省长（指邵式平）早已担任领导工作了。在我的记忆里，胡耀邦同志，不论是在上千人的大场合，还是少数人中间，他总喜欢由衷地称道人家，真是“平生不解藏人善”啊！
胡耀邦胸无城府，为人坦直，待人真诚，秉性宽容、谦逊，好为人着想，从不为己谋。因此，革命队伍中他有许多朋友，有的堪称挚友。他们之间，既有战友之情，也有私交之谊。1955年和1956年，胡耀邦先后出差华东和东北数省，所到之处，分别看望了江渭清、陈丕显、江华、邵式平、曾希圣、黄火青、赵林、朱德海、欧阳钦等同志，同时也从他们那里了解了当地的基本情况。同样，一些地方领导同志到北京开会时，也总要来看望他。来得最多的是陶铸、曾希圣、张平化、张经武等，还有冯文彬、李昌等已分配到外地工作的团中央老书记。这些老革命相聚时，高谈阔论，谈笑风生，兴之所至，还要搓几圈麻将放松放松！
在中央工作的一些老领导、老上级，每逢节假日胡耀邦总要去看望像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元帅，罗瑞卿、王震将军等。
胡耀邦同历史学家、第二届全国青联副主席吴晗颇有交谊。1955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主持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他很快将这一喜讯告知与文物考古工作没有丝毫关系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并在打开万历帝朱翊钧棺椁的那天安排他去现场参观，吴晗亲自陪同讲解。这是一种特殊的“礼遇”，胡耀邦觉得不敢当，又不能拂吴晗的盛意，便欣然前往。那天受邀去参观的还有邓拓，他也是一位明史学家。出土文物丰富多彩，琳琅满目，而且大多数都是精品，令人目不暇接，加上这两位著名的明史专家的详细讲解，令人大开眼界，胡耀邦高兴得乐不可支。胡耀邦连声称道：“增长见闻，获益很大，精彩极了，叹为观止！” 他再三感谢吴晗给他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一次，胡耀邦开完政协会议回来，他打开公文包取出会议文件时，掉下来一张纸。只见纸上写着两行娟秀的字：“耀祖耀宗又耀邦”。尾随其后的曹秘书觉得挺有意思，问他：“这是谁写的？嵌进了你的名字。”胡耀邦笑着说：“刚才开会，孙维世坐在我侧边，她爱开玩笑，写了这个给我，说是半副对联，非要我对出下联不可。”“对上了吗？”“我也凑了7个字，她抢走了。”“嗨！可惜啦！”“没什么！”说着他拿张纸写着：“维国维家还维世”，递给曹秘书问道：“对得行不行？”曹秘书回答：“这副对联不错，意思很好，对仗也工整；如果上下联颠倒一下，就更合平仄了。”曹秘书无所顾忌地说。胡耀邦连声说：“提得好！提得好！”
胡耀邦在部下和同志们面前毫无架子，随和谦逊，大家都乐于和他交朋友，无拘无束地畅所欲言，吐露真情。
在如何对待和教育青年的问题上，胡耀邦根据几十年工作经验，认为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引导”。他说，“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宽，这是我几十年工作经验的总结。压制的方法，一个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长的办法，孔老二的办法。我们要回到引导的办法上来。
他谆谆告诫共青团的干部，要注意时时刻刻对青年作具体分析。这样，就可以找到一种正确的工作方法。青年团的干部不要坐在屋子里，冥思苦想，写什么又长又空的指示文件，而是要经常到青年中去，发现青年中的先进事例，先进典型，并且凭借这些先进的东西去引导、教育、影响其他的青年。
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上汇报青年团的工作时说，我们必须善于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发扬青年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也是我们党在过渡时期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根本方针，我们必须遵循这个方针。
他接着说，对待青年生活上，往往干涉过多，什么时候打球、看电影、唱歌、休息，都给青年加以安排，有的学生反过来讽刺我们的同志说：“中国青年太幸福了，除了睡觉的姿势没有规定，做梦的时间没有安排以外，什么都安排好了。”他分析道：“这些同志所以这样做，原是出于好心好意，希望青年能够更快地成长，可是没有了解，这种做法反而束缚了青年的积极性。”
他提出的这两个存在的问题，给许多从事青年工作的同志敲响了警钟，使他们认识到必须遵循思想教育这个方针，引导青年群众，推动青年工作的发展。这对于以后青年的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
胡耀邦对学有所长、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尤其非党同志特别尊重，乐于和他们交朋友。195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筹建时，与开明书店合营，他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开明书店有一批饱学之士和业务骨干，如胡愈之、叶圣陶、邵力子等，这些著名的党外人士，与开明书店关系密切，是进步出版事业的先驱，把他们吸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可以共同把团的出版事业办好。到正式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时，胡耀邦自任合营董事长（邵力子为副董事长），以便初创时打开局面。他多次对主持日常工作的负责人李庚说：“我就是尊重那些有知识、有学问、有业务经验、正派的、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一辈子干事业的人，我们应该重视这样的人。”
他经常对李庚说：“我们一定要和他们团结好，把他们安排得当，用其所长，让他们有职有权，能充分发挥作用。”他亲自参与讨论和决定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人事安排，并提议民主人士顾均正担任副总编辑。
这时，团中央和青年出版社有人议论，说什么“李庚要把出版社变成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太重视文化人，不重视工农干部”。胡耀邦力排众议，理直气壮地说：“知识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是好事嘛！一个文化事业没有文化人参加行吗？知识分子成堆了力量大嘛！中国不是知识分子多了，是少了，要欢迎更多的知识分子、有文化的人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就是要团结更多的人来搞社会主义。”他一再嘱咐出版社的党员负责人要注意党员和团干部，不要因为开明书店过去是私营企业，就把书店的同志看做“私方人员”，产生歧视的态度。他再三强调，在新单位要提倡：党团干部与开明同人要彼此尊重，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做他们的知心朋友，从而在业务工作中争取共同进步。
遵照胡耀邦的指导，中国青年出版社创建才几年，党和非党同志合作得很好，彼此融洽无间，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出版品种由1952年的十几种增加到1956年五六百种，每种发行量达几十万、上百万册的书已非罕见。几年工夫，中国青年出版社已发展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有重大影响的出版社，像《青春之歌》、《红岩》、《谁是最可爱的人》、《红旗谱》等一批畅销书都由该社出版发行。
胡耀邦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对人热情相待，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这也是他成为青年的知心朋友的一个先决条件。
著名作家刘绍棠曾对好友祖丁远说：“耀邦同志不仅指导过我的文学创作，也是我的道德品质之师。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对我帮助最大的人，第一个就是胡耀邦！”
胡耀邦与刘绍棠的友谊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在刘绍棠写《青枝绿叶》之前，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一次找他谈话聊了4个小时，希望他写青年题材，让他到东北采访、体验生活。胡耀邦的亲切交谈，启发了刘绍棠的灵感，指明了创作的方向，他在东北住了两个多月，把得到的素材放在家乡的背景上，换上了熟悉的人物，写出了名篇《青枝绿叶》，在全国引起轰动，此文被收入中学教材。
胡耀邦逝世后，刘绍棠写了多篇回忆文章，其中写道：“耀邦活着的时候，我不写他，他去世了，我写他。在我心里他一直都不是大官，而是我的老师，耀邦对知识分子尤其爱护。”
刘绍棠由夫人曾彩美用轮椅推着送他到文化部参加一次会议，他激动地说：“耀邦同志酷爱读书，艰苦朴素，品德高尚，光明磊落，从不懂得生活享受，他是我的道德品质之师，我们全家永远怀念他……”
李庚回忆了这样一个故事：胡耀邦经常找他和张黎群研究重要文章和讲话稿，字酌句斟，有时通宵达旦。有一次，李庚对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工作担子都很重，各有专业任务，你找我们帮你工作未必十分恰当。”他风趣而诚恳地说：“我要帮嘛！”
李庚脱口而出，开了句玩笑，说：“可不能胡要帮呀！”他不以为忤，付之一笑后爽朗地说：“谢谢你们，以后我们改变一下合作的办法好了。”
正是因为胡耀邦具有海纳百川的胸襟，他的部属、同事在他面前都敢于直言不讳，从不感到拘束。他秉性坦率，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从不说套话，多有新颖、独特之见，同志们说他是“语不惊人誓不休”。但言多必失，有时难免说话不当。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戴云有一段时间常跟他下基层调查，经常提醒他：“耀邦啊！你今天说话说走嘴了！”他立即回答：“你快说啊！哪些话说错了？”戴云有时与他的意见相左，两人争论得面红耳赤，他也不在乎。
有次他出差苏州，同行的秘书刘崇文，沿途对他的说话挑毛病，有时还抬扛，在旁的记者劝刘秘书不要那样。刘秘书笑呵呵地回答：“没关系，耀邦就是这脾气，愿意听反面意见，在他面前讲错了也不要紧。他平等待人，从不以领导者自居。”他这种兼听则明的民主作风，实属难能可贵。
胡耀邦这种从善如流、虚怀若谷的谦虚态度，赢得了青年朋友的无限崇敬。
关爱同志
胡耀邦没有官架子，作风民主，他经常教育团干部们说：领导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如同鱼和水的关系，是不能分开的。只有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畅游。他要求团干部要和青年打成一片，建立鱼水关系，不要有官气、摆官架子、别人口必称官衔，而要叫名字，最好称“同志”，同志者，志同道合之谓也。
一个老团干回忆起胡耀邦讲这段话的情景时说：“他激动地在台上跳起来，用手拍着胸脯说：‘我这个胡耀邦的名字就是要叫的嘛！大家都要叫胡耀邦，不要称书记。’从此以后，共青团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官大官小，一律都直呼其名，显得亲切感人。”
他认为，同志之情谊是人间最珍贵的东西，特别值得珍惜。他一来到团中央就反复声称：“同志们，我喜欢大家喊我老胡，或叫耀邦同志。”他在团中央工作10余年，大家都习惯叫他“耀邦同志”。
胡耀邦对同志总是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以大海一样的胸怀，去关怀、爱护他们，尤其是同志们身处逆境、遇到危难之时，他会伸出友谊之手去救助，去慰藉，去呵护。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1955年开展“肃反”运动时，因情况复杂，又有人写匿名信，把水搅浑，致使团中央错误地伤害了一些同志。在“肃反”总结会上，胡耀邦主动承担了责任。他从秘书手中接过被错误对待同志的名单，逐一宣读。接着他沉重地说：“这是书记处的责任，首先是我的责任，是我的失误。我要向这些好同志道歉！同志们，对不起你们。”说罢，他站到讲台正中，对台下深深地鞠了一躬。面对此情此景，大家深受感动。当被平反的同志得知，胡耀邦为澄清事实真相，曾进行了大量的内查外调，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心血时，不少人流下了感激的热泪。
1956年夏，胡耀邦赴黑龙江萝北县看望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后，从哈尔滨乘飞机返京途中，他看到6月13日《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题为《灵魂深处长着脓疮》，点名批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胡耀邦十分生气，说：对一个青年学生，即使犯了错误，批评当然可以，但应像列宁所说的，允许青年人犯错误，也允许青年人改正错误，不要将人“一棍子打死”嘛！他让曹秘书回去立即打电话：叫张黎群马上来见我。返京回到住所已是下午，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接到电话后，立即来到关东店胡耀邦家中，向他汇报了刊登此文的经过。胡耀邦严厉批评了他，让报社提出处理办法，并说要见见林希翎，让报社联系安排。
胡耀邦接见林希翎时，他询问了林希翎的经历、学习等方面的一些情况，说《中国青年报》那篇批评文章大过分了，已批评了报社的负责同志，报社会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他勉励林希翎不要因此背上包袱，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缺点错误也要很好地改正。最后他用毛主席的“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祝愿她。此时，已到了吃饭的时间，胡耀邦留她和家人一起用餐。
中国青年报社相继采取了几项补救措施，以“特约记者”的名义，派林希翎到陕西、青海进行采访；于7月10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一篇检讨性质的文章；8月4日又刊登了《事实与教育——关于“林希翎事件”的调查报告》，以此澄清事实真相，使林希翎放下了思想包袱。
胡耀邦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对同志不表示过分亲热；见面不谈一般应酬话，彼此相见真诚、朴实、自然，可以无话不谈。在团中央工作的曾德林，曾对“三面红旗”说了一些意见，有人要把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胡耀邦坚决不同意，认为曾德林只不过是犯了自由主义错误，检讨一下就可以了。胡耀邦从政治上、思想上、为人处世方面对他教育和关心，就是曾德林调离团中央以后，也仍然得到胡耀邦的关怀和帮助。
1972年，曾德林被军代表下放到了四川，省革委根据他长期从事青年、文教工作的经历，把他分到重庆大学任党委书记、校长。其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个接一个。学校刚开始复课，学生大部分是工农兵学员，军宣队、工宣队是实际的领导，教职工中的造反派不断兴风作浪。在这种情况下，根本难以开展工作，他心情极为苦闷。那时胡耀邦刚从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回京不久，当他听说曾德林处境困难时，托一位熟人带口信给他，意思是：目前这种情况绝不会持久，告诉老曾一定要沉着应付，不能急躁，硬顶硬碰不行，也不能完全照他们那一套搞，能拖就拖，有时不能表态也是一种态度。在那史无前例的浩劫年代，胡耀邦这些话，真是空谷足音，弥足珍贵，感人肺腑，使曾德林没齿难忘。
胡耀邦作为团中央一把手，对团的各级干部特别注意培养，关心他们在政治上不断成长。
他始终把做好青年工作与培养青年干部这两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说过，“我们团的干部担负着两重任务，一方面是把青年带领好，把工作做好；另一方面是在工作过程中积极地把自己锻炼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强干部。”他的工作实践也证明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他的领导下，共青团系统成长起来了一大批干部，他们年富力强，勇于创新，成为活跃在各条战线上的很具有特点的有生力量。
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指出，“青年干部必须不断努力学习，不断加强集体领导，不断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总结经验，修正错误。”在关于思想工作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出，“我们全团要形成这种风气，搞材料，掌握思想情况；另一方面，提倡我们的干部要多读政治理论书籍，这是我们青年团干部向科学进军的目标。”关于青年干部的作风培养，他注意得更多，他说，“各级团干部应当打掉官气，深入下层，脚踏实地，调查研究，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娱乐，切实改变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在一次团的工作观摩学习会上，他发表讲话说，“团干部应当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具体情况，把上级的指示，结合本地区的情况，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他号召：“坚决反对那种机械地、形式地、毫无生气地执行上级批示的工作态度。”
胡耀邦要求青年干部特别要在政治思想品德方面做青年人的表率，说到做到，不放空炮，脚踏实地，刻苦自律。这种严格要求，实际上是对青年干部的爱护。对那些勤于学习、有创造性、有优异表现的干部，他总是热情地赞扬和鼓励。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他也决不像当时通行的做法那样“一棍子打死”，从此划清界限，不管不问，而是毫不歧视，热情关怀。在50年代的“反右”以后，胡耀邦对待团中央系统被划为“右派”或定为“右倾”的一些人，仍然亲切地接见他们，找他们谈话。当时有100余人调出团中央和青年报刊到陕北米脂劳动锻炼，接受改造。临行前，胡耀邦接见了大家。他没有作什么疾言厉色的讲话，而是娓娓道来为大家送行，他说：“你们这次到老区陕北米脂去，这是个很重要的任务。陕西的人民是为革命立过大功的，尤其是陕北，是我们的革命根据地，是革命的摇篮。但是，现在老区的经济还不发达，老区人民的生活还很苦。你们要带着建设繁荣老区的使命去寻找老区脱贫致富之路。这是大有作为的。你们不要背思想包袱，过去种种犹如昨日死，今后种种犹如今日生。我希望听到你们的好消息。”胡耀邦的讲话，总是那么鼓舞人、感动人、振奋人，那么温暖人心，使同志们在困境中感受到莫大的希望和无穷力量。
胡耀邦深深懂得在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他的领导下，青年团系统的干部以正派、活跃、爱学习、求锐进的特点为社会称道，他常说，人是最宝贵的，事在人为。干部要干，战士要战，做领导干部的，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好干部，特别要保护好干部的“政治生命”。凡是和胡耀邦共过事的同志都能感受到他对同志的真诚和爱护。他平易近人，敢于为下属承担责任，尽全力保护干部。
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期间，经常告诉各级团干部：“引导新中国青年一代，要切实解决好四个关系，即：青少年同共产党、国家、人民的关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共产党）；青少年同学习的关系（学习知识，掌握专业本领，建设祖国）；青少年同自然的关系（保护环境，绿化大地）；青少年同社会的关系（讲究公德，遵守法纪，热心公益事业）。”他想法很多，点子不少，但是，在“左”倾指导思想统治的年代，他壮志难酬，无力回天，障碍重重。他的有关青年和青年工作的思想和理论，很难得以实现。
1956年，团中央宣传部长项南鉴于青年团活动空间太小，曾指出“四权、三化”的主张，即青年团应有人权（人事权）、财权（财务权）、活动权和自主权， “三化”即民主化、群众化、自治化。那时梁步庭也提出了相类似的“十条”。这些主张刚刚提出就传了出去，受到中央领导人的严厉批评，认为这是青年团闹独立性，向党要权。不久，就展开了对项南和梁步庭的批判。后来，项南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受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调离了团中央。
对这件事，胡耀邦受到很大的刺激，一方面，他始终感到负疚于项南，感到团中央一些他认为不错的优秀同志实际上是代他受过；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今后青年团只能是捆着手脚跳舞。正如一位熟悉当时情况的有识之士所说：共青团中央虽是全国性组织，可是“令不出宫门”，想做的不能一竿子插到底，有的只在关东店里（各书记住所）议论，有的只停留在正义路三号（团中央大院），有的也只能在报刊上宣传一通。因为，服从党的同级党委的领导，是青年团的组织原则，各省各地各县一直到基层都得听党的“一把手”的。
其所以发生这种状况，是由于50年代中后期，党的思想路线逐渐背离实事求是原则，“左”的指导思想以至极左的一套做法接踵而来。从1955年“反胡风”开始，到1957年“反右”，达到了乱整人的高峰，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所带来的损失和负面影响之大真称得上是史无前例。许多比较优秀的有独立见解、敢说敢为的有志青年被打成“右派”；不少年轻人，正处在受教育阶段的大学生，仅仅因为给党组织，甚至仅给党支部负责人提了些意见而一夜之间成为“敌我矛盾”、“异己分子”，被开除学籍，被放逐边陲劳动改造。而青年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历来是以配合党的中心任务为己任的，像“反右派” 这样声势浩大的“阶级斗争”一来，它不可能有其他选择，只能紧跟党的路线，听从领导的部署与安排，参与到运动中去。这样，青年团作为青年的组织，在大批青年面临厄运的关头，就不能独立地、公正地、有力地保护青年。
置身于大政治环境中，作为共青团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心境之矛盾可想而知，从他的本意来看，他深刻了解青年的思想状况，了解青年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情意。对于团中央的知识分子干部特别是报刊、出版社、团校宣传部门的负责干部，他是很了解的。他对这种自上而下地搞整风“反右”运动，是心怀疑虑，甚至是抵触的，他不忍心划“右派”。有位团干部说：“1957年后，正义路三号无大将了。”意思是说，中国青年报社领导班子全军覆没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领导人被整垮了，团中央宣传部长留党察看了，办公厅主任挨批评了……
在胡耀邦出国访问期间，团中央以“左”著称的掌权者大刮“反右派”风，向“知识分子成堆”的报刊和宣传部门大打出手。胡耀邦从国外回来，到新疆下飞机，就叹气道：“损失惨重。”1957年整风以后，胡耀邦在很多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政治斗争方面，是很为难的，有时不得不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他苦于无奈只能招架应付，无力回天。但是，他对青年工作并不懈怠，仍然力所能及，在其权限的有限空间，尽力缩小“左”倾错误的影响，要求各级团的干部努力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避免简单粗暴的过火斗争。
在“反右”斗争的急风暴雨中，胡耀邦尽量设法保护了一批同志。当一些同志被打成“右派”、身处逆境的艰难时日，他尽量给以慰藉，鼓励他们“重新做人”的勇气。“反右”斗争风起云涌的1957年7月16日，胡耀邦率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活动，历时两个月。其时正是 “反右”夏季高潮，胡耀邦在异国度过了中国历史上不平常的岁月。他回到新疆，便立即打电话给主持“反右”斗争的团中央负责人，询问“反右”情况，当得知中国青年报有17人被打成“右派”，其中5个正副社长和正副总编辑中有3个被打成“右派”，1个被撤职调离下放；9个部主任中有4个被打成“右派”，其余 10个“右派”大多是业务骨干。他立即命令停止“反右”扩大化，一切等他回来裁定，使不少人免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厄运。
据《中国青年报》原总编辑张黎群回忆，他因在首都第一次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作了切中时弊的发言，差点被打成了“右派”。他向笔者回忆说：“在‘反右’斗争中，我被同志、领导保护过关了。当我有如大海波涛中一叶扁舟，亟待有人拉一把之时，胡耀邦同志从国外回到新疆，了解到主管运动的书记向知识分子成堆的青年报连发重炮，正打得起劲，他大声疾呼：‘必须刹车了！’这个‘刀下留人’之令，确也起了作用。后来他亲自向中央、小平同志反映情况力保了我。”
纽约《华语快报》1985年5月20日登载《胡耀邦其人其事》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张黎群……倘在别的部门，必定被打成‘大右派’、‘极右派’、 ‘反革命’无疑，而他却仅在如火如荼的‘反右’八挂炉中打了一个滚儿，居然平安过关，未戴‘右派’帽子，诚可谓57年一大奇迹。而这显然与其顶头上司幸系宽宏大量的‘胡书记’有关。”
1979年8月23日，在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的力促下，共青团中央作出《关于为张黎群同志平反的决定》称：“反右派运动中，张黎群同志因1957年5月16日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在新闻界受到批判。之后，1958年1月共青团三届二中全会又因此对他进行了批判，并作出了《关于撤销张黎群同志共青团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决定》。最近，我们复查了张黎群同志的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张黎群同志1957年5月16日发言的基本思想、观点没有错。原《决定》说他的发言‘充满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是不实事求是的，撤销他共青团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也是不对的，应予平反，恢复张黎群同志的政治名誉。”
在此之前，即1979年2月20日中国青年报社作出《关于撤销张黎君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称：“反右运动期间，张黎群同志曾在中国青年报社受过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最近，我们参照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对1958年3月12日中国青年报社第一支部《关于张黎群同志所犯错误和给予处分的决定》进行了复查，复查意见如下：当时中共中国青年报社第一支部给张黎群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根据是，张黎群同志1957年5月16日在第一次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原决定中说他这个发言充满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离开了无产阶级报纸的党性和原则，孤立地谈如何办青年报的问题，引起了一些新闻工作人员的思想混乱，助长了新闻界中的修正主义思想，被右派分子利用来向党的新闻事业进攻，被台湾反动报纸利用，作为诋毁新中国的材料，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据查，当时张黎群同志为新闻记者协会常务理事，他在第一次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言，是事先记协几次打电话约请他讲的。那次会上，他发表了自己在青年报工作中所感受到的一些问题和看法，纯属对新闻工作问题的探讨，出发点是为了改进报纸工作。从通篇发言内容来看，基本思想、观点没有错。当时，各报发表他的发言时，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是摘登了他讲话中的某些句子，没有全面反映出他的原意，所谓‘引起了一些新闻工作人员的思想混乱’，‘被右派分子利用来向党的新闻工作事业进攻’等等，责任不能归咎于他。因此，我们认为中共中国青年报社第一支部1958年3月12日给张黎群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是不对的，不是实事求是的，应予撤销，恢复政治名誉。”
对于团中央系统直属单位划了那么多个“右派分子”这件事，胡耀邦一直感到忐忑不安，以后做过多次检讨。当笔者访问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导生时，他记忆犹新地说：“在‘反右’告一段落时，胡耀邦激动地说：总不能天天‘反右派’吧，总不能成为‘反右派’的‘专家’吧，还是要抓好团的工作，立即组织力量下去搞调查。对于被错划为‘右派’的一些同志，都较早地摘了帽子，安排了工作，有的还照常受到重用。后来1975年我去看他时，耀邦说：‘我在工作上是强调创造性的，强调不断开拓，但在人的组织处理上我是采取慎重态度的。’而有些同志则相反，‘在工作上是保守的，但对人的处理上往往过分。’我还多次讲过对待干部要 ‘历史问题看现在，家庭问题看本人’。”
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因与林希翎有恋爱关系和“林希翎事件”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由18级降为21级。他下放劳动之前，带着“负罪感”去胡耀邦家里看望他。他是做了接受严厉批评乃至责备、训斥的思想准备而去的。然而，胡耀邦并没有责备他，反倒说，几年来对他的工作有帮助，表示感谢，勉励他千万不要悲观泄气，要好好吸取教训，好好干，重新再来。他把这些意思编成两句顺口溜：“吸取教训向前看，重新再来好好干！”算是给他的临别赠言。胡耀邦还嘱咐他：下去后和他保持联系，主要用写信的方式，半年写一封给他。
1959年春节前，曹治雄从陕北回京探亲。回家放下行李包后，就去看望胡耀邦。他甚为高兴，向曹问了下放劳动和陕北农村的一些情况。
春节过后，曹治雄又赴晋南临猗农村继续劳动。到9月下旬，队领导传达团中央的决定：队中有三个“右派”摘掉帽子，曹治雄是其中一员。年底又回京探亲，他放下行李就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详细问了曹的近况和他母亲的身体状况，使曹得到莫大的安慰。
1960年春节后，组织上通知他不再下放劳动了，分配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做编辑工作。1961年，他所在的知识读物编辑室编了一套《中国历史小故事》，次年出版后，引起了胡耀邦的关注，他传话叫曹治雄去聊聊，曹如约到了关东店。胡耀邦说已看了送给他的样书，也看了吴晗的书评，说给中小学生普及历史知识很有必要，你们的书也编得很好，亦文亦图的方式更适合少儿阅读。胡耀邦还说：“你做编辑工作我看也是能胜任的，努力干吧。”胡耀邦对他的勉励、关怀和鞭策，使他感激不已。
胡耀邦即使在最倒霉的日子里，仍然十分关心同志。“文革”中胡耀邦和大家一起在河南潢川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还要接受批判。一日，胡耀邦来到曹治雄劳动的连队。
互道寒暄后，他问曹治雄母亲来干校没有。当得知曹的母亲也来到干校，他特意去看了她，还问了她和周师母的好，也问了周同志好！周师母是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老编辑周振甫的夫人，大家习惯称她“周师母”。
夜深人静，曹治雄躺在床上久久不能成眠，浮想联翩：耀邦同志身处逆境，我也并非真正的“革命群众”（有人在背后还叫他“摘帽右派”），但他还这样关心我和我的母亲。想着想着，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
《中国青年》的丁盘石，“反右”运动之前，在大鸣大放之中，对“肃反”运动的一些过“左”做法向团中央领导提了意见，后被点名批评，下放劳动。一天，《中国青年》杂志社打长途电话，要他速回北京做检讨。丁盘石忐忑不安，唯恐被补划为“右派”。他回到社里，一位领导宽慰他说：“耀邦同志已经说了，只要做了检讨就行了，你放心，不要紧张。”果真如此，他平安过关。在反“右倾”向党交心时，他交代了自己脑子里的“一闪念”：“毛主席是不是也有错误？”在那迷信盛行的年代，这种“腹诽”实属罪莫大焉，自己非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不可。不料团中央书记处主管运动的同志告诉他：“根据耀邦同志的指示，能这样向党交心，很好，这不算问题。”因此，他不但没有受任何处分，而且以后还得到信任。40年后，丁盘石回忆这场有惊无险的往事，无限感慨地说：“我曾多次想过，在我的老同学、老熟人中，有些人就因为向领导或对运动提了意见，谈了看法，或向党交了心，讲了内心深处的‘一闪念’，就被戴上帽子，受尽人间折磨。我如果不是在团中央工作，没有耀邦同志这样的好领导的关爱和保护，将会落得什么下场啊！”
1958年，团中央干部向胡耀邦汇报高校开展“红专”大辩论时，谈到“红专”与“白专”的争论中，有的同学想“利用有限人生，在青年时期打好基础，将来在科学上有所贡献”，因而不大关心政治，不愿参加班级活动。这些学生当时受到很大的压力，甚至被扣上“白专”的帽子，有些学校还因此把学生分成左、中、右，进行政治排队。胡耀邦听了这些情况后认为：这里红与白放在一起是政治概念；红是革命的，白是反革命的，如红军、白狗子等，不能乱用。一些学生专心读书是好的，应当鼓励，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需要各种专门人才；他不关心政治，我们可以做一些宣传工作，慢慢引导，但不能轻易扣上“白专”这样的政治帽子，那不是把人推到敌人一边去了吗？关于左、中、右的政治排队问题，他说学校是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学生的进步有早晚、快慢的差别，不宜搞政治排队。当汇报谈到一些学生认为“走中间道路保险”、“红透专深”的要求太高时，胡耀邦说：“红透”是指什么呢？如果要求每个大学生都熟读马克思和毛主席的著作，熟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个要求是太高了。社会是有分工的，这些是对政治工作干部的要求，学生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应当用在专业学习上，政治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就可以了。胡耀邦的独特见解，使大学的团干部在那场“红专”辩论中没有去火上浇油，保护了许多努力钻研的大学生。
胡耀邦刚到团中央时曾讲过做好团的工作有三条基本经验：上下请示，左右求援，自我奋斗。他说上下请示是上向马克思请示、向毛主席请示，向党的方针政策请示，向同级党委请示，不要自作主张。下向群众请示，深入做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做群众的小学生。左右求援是配合行政、工会、妇联工作，共同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自我奋斗是主要的。大家听了这般形象的讲话，牢记在心，工作中照着去做，效果很好。向科学进军，有些团干部不大安心工作，胡耀邦对这点表示理解，认为我们首先要减轻学生团干部的工作负担，使他们能集中较多的精力去学习。如果学习成绩不好，在群众中没有威信，也不利于工作。对于专职团干部那是另一回事，他们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应当用在工作上。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的团干部不可能一辈子做团的工作，到一定年龄要毕业，要转业的。“我也考虑这个问题。将来转业做一名将军吧？”他用手按了一下自己的头，摆摆手风趣地说：“不行，不行，个子太矮了，不合适。考虑来，考虑去，将来毕业后还是做党的工作或政府的工作。”他告诉专职团干部，为了迎接转业，从现在起要做好四方面的准备。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读毛主席的书，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从理论上、政策上做好准备。二是学会做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只有这样才能理论联系实际，做到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三要和群众交朋友，交几个知心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关心他们的爱好和要求，这也是做好党的工作的基本功。四要学会写文章、作报告，结合实际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胡耀邦这个讲话给大家以深刻的启迪，使他们受益终身，在工作实践中积累了“资本”，多数同志转业后成了党和政府工作的领导骨干。
胡耀邦对“反右”斗争有着自己的独特想法，他在无法改变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便尽可能地做了各种补救和安排：1958年3月，团中央一大批“右派”下放“劳动改造”前夕，在机关三楼会议室里，胡耀邦语重心长地送给他们12个字：“错误十分严重，前途十分光明。”他引用了陶渊明的一句话——“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以此来激励他们。此前，他曾一个个地点名，跟下属有关领导打招呼：“这些人都是有才能的，要好好帮助他们。他们改好了，可以回来工作，还可以恢复党籍嘛！”此后，他又指示下放带队的同志：“对他们政治上严格要求，生活上要一视同仁。”那时，像胡耀邦那样对待“右派”实属罕见。当时不少别的基层单位的“右派”在劳动改造中继续挨整，受伤、致残，甚至折磨至死。而团中央所属单位却没有出现这些情况，这与胡耀邦极力保护这些身处逆境的同志是分不开的。
团中央机关一共打了49个“右派”。1958年春，团中央特为打成“右派”的受害者开了一个座谈会。与会者神情沮丧，默默无语。会场凄凉，空气凝固。一向坦诚、直率的胡耀邦，快言快语，首先打破了难堪的沉闷气氛：“我先说几句，同志们！你们中间的绝大部分是有才华的，才华横溢！为党为人民曾作过不同程度的贡献，可你们这次错误犯得太大了……”他越说越激动，动情地继续说：“可有的人也太骄傲了，你们看，刘宾雁还拒绝参加今天的座谈会，连我请他都请不动！”
他沉思片刻，解开胸前的衣扣，用右手向前一挥，心情沉重地说：“今天你们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平常对你们只知使用，帮助不够，敲打得不够。你们中大多数人现在悔恨、难过，我也不好受，很不好受。可是你们要明白：党中央、毛主席认为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敌我矛盾，但可当内部矛盾处理。因此，团中央组织上对你们不作出任何处理。”
他接着说：“你们中间绝大部分同志要下去劳动锻炼，有些还要到北大荒去。你们要认真、彻底地改造思想。下去，肯定不习惯，尤其过去长期生活在南方、在大城市的同志。北大荒那儿劳动条件很苦，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希望你们能自觉地找苦头吃，自觉地好好地劳动，通过劳动彻底地改造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彻底地改造资产阶级思想，争取早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可以恢复党籍，可以入党嘛！我们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之一的恩格斯说过，劳动创造世界，也创造了人类本身。我相信你们能改造好。我坚信我们将来还有共事的机会，等你们改造好了回来时，我给你们开欢迎会。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胡耀邦的临别赠言，语重心长，温暖人心，使与会者感到莫大的慰藉，在人生的转折关头看到了前进的希望。许多人聆听了胡耀邦的话语，不禁潸然泪下。
胡耀邦在多次政治运动中竭尽全力保护一批同志，使他们免受灭顶之灾。回首往事，他在不同场合总是深怀歉疚地说：“‘文革’前对几个青年作家（指王蒙、刘绍棠等一批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笔者）的处理，我也是有错误的。当时那些同志也有才华，而作品也不够成熟，是需要帮助的，但我们对他们的方针错了。现在他们回来了，成了地地道道的作家了。假如那几位现在是中年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写上一笔，说当时有那么一位老家伙在我的问题上犯过错误，我赞成，因为这是事实。”
胡耀邦在中央一次重要会议上说：“现在我十分抱歉，1957年‘反右’时，我把团中央一批有才能的干部打成‘右派’了，我要向他们道歉。”
1979年初春，春暖花开，团中央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团的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一天上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的胡耀邦一进会场，就发现了曾被错划为“右派”已被改正的原《中国青年报》副总编陈模（他平反后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副书记、中国少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他笑着走过去与陈模亲切握手，连声说：“陈模同志，你好啊！”接着询问了他的工作和身体情况。他走到主席台上讲话时，指着陈模对大家说：“在我们团的高级干部中，谁吃的苦头最多呢？就是陈模同志，团中央在57年打‘右派’，整了一批同志，其中有陈模同志，他是受委屈了。当然，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他也受到锻炼。这件事情我是有责任的，我是第一书记，也签了字的嘛。我向陈模同志道歉，向其他同志道歉！”
中国青年出版社负责人李庚打成“右派”后，于1962年去富强胡同6号看望胡耀邦，他安慰李庚说：“工作上和作风上谁都免不了有缺点，有错误，但是给你戴上‘右派’帽子，划到党的对立面去，道理不多，是处理过重了，有意见允许提出来，组织上可以重新研究，该纠正就纠正。……你吃了苦头，但不要耿耿于怀。” 接着他郑重表示向李庚道歉。李庚说：“我知道那时你在国外，回到乌鲁木齐就打长途电话向团中央了解机关‘反右’情况，你要求先行刹住，等你回来再说。但对我的批斗会已经开过了，名字也上了《人民日报》。”李庚又说：“你不在家，你没有责任，不必由你给我道歉。”胡耀邦诚恳地回答：“我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团中央的事，我都有责任。错了就应该认错，我还是要向你道歉，请你原谅。”
好学勤思
胡耀邦用功读书，博闻强记，博览群书，早已传为佳话。
1952年在中央团校校部请了中宣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周扬来给学员上大课。当讲到青年团干部和广大团员、青年应当多多读书、勤奋学习、用全人类的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时，周扬说：“你们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就是一位喜爱读书、知识丰富的领导同志。他在延安时，就以好读书、读书多出了名。他不但读了大量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还读了许多文化知识和文学艺术作品。像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他就很熟悉。”
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在粉碎“四人帮”后曾感慨万千地对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说：“过去许多人年龄大了不想读书，也读不进去。只有很少数老干部觉悟到文化程度低了不行，下苦功读书，有很大长进。这样的人中，第一个就得算胡耀邦。他读的书真不少，很有见解。诗词歌赋也都能来几首，字也写得不错。他从‘红小鬼’成了个大知识分子。”
胡耀邦对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一卷接一卷、一篇接一篇反复学习，有的还读了好几遍，不仅作眉批，还写了许多读书笔记。他从头到尾读完了《二十四史》中的列传、世家本纪，也读了一些教育学、农学和科技著作。他主张要按毛泽东主席的教导，有分析、有批判地研究，决不囫囵吞枣。对各种流派的著作，择其善者予以借鉴。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叠《中华活叶文选》，对那些历代文学精品，他一篇篇出声朗读，有的竟能背诵如流。
有一次，他在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陪同下，视察了滁州琅琊山的醉翁亭。琅琊山管理处副处长张华盛向他讲解醉翁亭及《醉翁亭记》时，他一直静静地听着。当张华盛说到这篇文章有21个“也”、18个“者”时，胡耀邦兴趣盎然地问：“你讲得很好，文章有多少个‘也’、‘者’你都记得，那么这篇文章有多少个‘字’ 呢？”张华盛一时语塞，无言以对。这时胡耀邦打破暂时的沉默，继续问道：“那你说说《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的区别在哪里呢？”张华盛立即回答说： “《岳阳楼记》表达忧国忧民的思想，《醉翁亭记》描述寄情山水和与民同乐的情怀，这不是一类文章。”胡耀邦非常佩服这位讲解者，连连点头称是，把张华盛赞美了一番。
之后，胡耀邦意味深长地告诉身边的随从和围观者：“琅琊山为八名（名山、名亭、名文、名人、名寺、名林、名泉、名洞）胜地；《醉翁亭记》是千古名文，它词采多姿，妙用‘者’、‘也’虚词，一唱三叹，有骈有散，骈散相偕，回环往复。全文仅431个字。文章不在字的多少，而在于意境是否高远，内涵是否精深。此文意味无穷，具有上述特点，故能世代传扬。”他深思片刻，接着说：“琅琊山有极高的旅游品位，我们要尽快把它开发成中外宾客理想的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科研教学、访古探幽为一体的风景名胜。”
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和远见卓识所倾倒，尤其对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高尚情操和谦逊品德敬佩不已。
当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他不但自己从头到尾看了一篇，还向别人推荐，赞扬这是启发儿童智力的好读物。他经常引用列宁的名言告诫广大青年：“只有用人类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他自己正是这样身体力行。
1955年，中央编译局翻译的《列宁全集》开始面世，胡耀邦便叮嘱秘书务必及时买全。因此，《列宁全集》每出版一卷，秘书就立即去书店购买交给他，他拿到手就孜孜不倦地阅读。除外出开会，或批阅重要文件，他总是利用工作之余或节假日，聚精会神地阅读。白天读，晚上读，夜里靠在床头继续读，一般总要读到凌晨一两点。买一卷就读一卷，决不拖延耽搁。次年，新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开始出版，他也是出一卷就买一卷，买一卷就读一卷，如饥似渴、夜以继日地读着、思考着。
他酷爱文史书籍，当时还没有出版新版本《二十四史》，就从中国青年出版社借来一套解放前开明书店影印出版的《二十五史》。其他的书，胡耀邦只要认为是应当阅读、值得一读或可以看看的，他也找来翻阅、浏览。
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同印度、印度尼西亚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关系。印度尼赫鲁总理、印尼总统苏加诺，先后对中国进行了盛大的国事访问。为配合这两次重要的外交活动，中国出版部门翻译出版了尼赫鲁著《印度的发现》、苏加诺著《苏加诺文集》。胡耀邦就及时买回这两本书，迅速把它们读完。
1955年国庆节前后，香港出版了唐人所著《金陵春梦》。此书在内地一般书店里买不到，当时只在一些高级干部中流传。胡耀邦便借了一套阅读。这是一套分为五集、总计160多万字的大部头，他利用晚上的时间把它看完了。
他反复读了多篇古文名篇以及唐诗宋词，有些熟读得能够背诵。他坚持读完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王学文的《政治经济学》。他为青少年树立了长年手不释卷、学习上永不满足的楷模。
胡耀邦读书，总喜欢琢磨研究，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而每有会意和心得，便欣然同身边的工作人员交谈见解，这已成为他的一种习惯。
胡耀邦读书的另一习惯是从读书所得中，联系他萦绕脑际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他自己的看法和创见。读完《印度的发现》后，他发表感想说：印度1947年独立，新中国1949年诞生；印度的面积不及中国的三分之一，但可耕地面积的比例比中国大很多，人口也比中国少一些。它现在有5万公里铁路，500万纱锭。而“蒋委员长”留给我们的只有2万公里多一点的铁路；纱锭也比印度少，还不是蒋介石而是民族工业家留下来的。美国的面积比中国略小，但根据列宁的调查，美国在本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全国铁路的总长度已达30万公里。中国现在的人口已大大超过美国，我们至少该有30万公里铁路才够用。铁路太少，交通落后，许多事情就不好办，甚至干不成。所以我们得抓紧多修铁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规划、修筑，若干年后，比如到 1980年，最晚到2000年，我国的铁路达到30万公里时，那我们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就会好办多了。
胡耀邦读书还有一个习惯，即“好求甚解”。读书时碰到搞不太清楚的问题，他一定要搞清楚；不太明白的事理，他一定要弄明白；不太懂的关键处，他一定要“过五关斩六将”，探明究竟。他喜欢查参考资料，查工具书，一时查不到或没有时间找，就让秘书帮忙查找。在学习上他也不拿架子，而是不耻下问，绝不强不知以为知。
1954年，团中央召开一个小型农村青年工作座谈会，部分大区团委和省市团委书记参加，共约10来人。胡耀邦请了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来讲话。邓老在讲话中说到治理黄河、治理淮河等水利建设问题，说这是农村青年施展身手、实现抱负的大舞台。他对此寄予厚望：一定要在他们这一代手中，把黄淮治理好。否则，“俟河之清，从寿几何？”散会回来的路上，胡耀邦在车里问曹治雄秘书：“邓老刚才引的那句话，你懂不懂，是谁说的？在什么书上？”曹秘书回答：“意思懂得，是谁说的，出自何书，不知道。”“你回去后查查，把答案告诉我。”胡耀邦叮咛道。
曹秘书在北京图书馆，花了大半天工夫才查出来，答案是：“《左传?襄公八年》引古逸诗。”他回来立即向胡耀邦汇报，并把“答案”交给了他。胡耀邦一看，不无惊讶地说：“《左传》，逸诗，并不是左丘明所说，他还是引的逸诗呢。”“左丘明如果活着，都两千多岁了，他引的古逸诗，‘俟河之清，从寿几何’，产生的年代更为久远，可见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么古老，是怎样的源远流长啊！更可见黄河的水患为害又有多少历史年代了！”他不胜感叹。胡耀邦坚定地说：“一定要照邓老说的，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一定要把黄河治好，把淮河和其他‘害河’治好，也一定能治好！”他还说：“一句古话，听不懂，这是常事，要放过也就过去了；可是一查，就查出这么多学问来了。”
还是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应邀访华。访问结束前夕，毛泽东在新侨饭店为他举行送别宴会。胡耀邦出席了这次宴会。宴罢归来，他递给曹秘书一张小纸条，上面记着“暗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他告诉曹秘书：“毛主席在致词中讲‘中国有位古人说过’，往下就是这句话，是谁讲的他没指明，你晓得不？”曹秘书答：“是南朝梁?江淹《别赋》中的文句。不过，这里的‘暗’一般都写作‘黯’，消魂应写作销魂。”“啊！对了，就是‘江郎才尽’那个人吧？这回可记住了！”胡耀邦简直就像中学生解答了一道难题似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他在作报告时多次向团员、青年们说：“读书求学，研究问题，就要有贾宝玉那样一股劲头，一定要寻根究底，而决不能像蜻蜓点水那样！”
胡耀邦学历不高，上过一年初中，不满15岁就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在60年的革命生涯中，可以静下来安心读书的时间并不多。然而，他毕生勤奋好学，渴求知识，学而不倦，锲而不舍，因而能见缝插针，长期坚持利用“一余”的时间（借用三国时董遇“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中的“夜者日之余”），孜孜不倦，博览群书，且好求甚解、不耻下问，甚至连《辞海》的词语分册这样的书，他也一个条目一个条目系统地读到底，他即使在身处逆境的“五七干校”艰苦劳动之余，也不顾疲劳，读书至深更半夜。夏天蚊子咬，他就躲在蚊帐里读书；冬天寒气袭人，他就盖上被子看书。正因为他手不释卷，持之以恒，不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从而成为一名具有渊博学识和很高文化素养的领导人。
胡耀邦还有一个博学多闻的习惯，他每到一地视察工作，都要查看当地的地方志，向当地团的负责同志询问当地的山川地理、历史文化、气候名胜、物产矿藏和风俗人情等。如果这些同志答不好，他就要劝导他们注意学习，熟知本乡本土，以便搞好工作。
1959年春，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胡耀邦出席这次会议前，决定先去苏州一带进行调查研究。在苏州期间，他挤时间去参观著名的园林时，也不断向陪同的苏州同志询问园林的历史沿革、建筑特色、名花异草等等。他对园林中碑刻上的诗词和楹联，更特别留心，再三观赏吟诵，并做记录。这次他也借来《苏州府志》，在夜里阅读。他们一行去东山参观范仲淹故居、祠堂，路过木渎镇，他问随行的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丁盘石：“你是学历史的，知道这里历史上曾有什么故事？”丁盘石一时答不出来。他说：“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曾在这里激战过。”范仲淹祠堂楹联提到一个名字“纯仁”，他立刻说出：“这是范仲淹的儿子，也是宋代清正廉明的名相。”他渊博的学识，令同行者赞叹不已。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胡耀邦自己刻苦读书，他要求广大青年读书就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他认为若要使我们祖国富强起来，还要跨过两条大河，一条是贫困之河，一条是愚昧之河。青年是祖国的未来，青年人要涉过愚昧之河，自然应当注重读书学习。所以，胡耀邦大力提倡青年人要读书学习。
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胡耀邦在题为《把我国青年引向最伟大的目标》报告中就提出了青年人要读书学习的问题。
他分析说，当时我国青年大部分人还没有摆脱文盲状态，团中央要带领青年实实在在地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使我国青年不仅要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坚强的意志和强健的体魄，而且还要具有现代文化、技术、科学知识水平。他特别指出，青年团提高战斗力的关键是加强我们自己的学习。
胡耀邦在报告中说，共青团应当担负起教育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扫除文盲的重任。
他认为，青年团的同志虽然有热情，工作积极，也听党的话，但年纪轻，锻炼少，经验缺乏，思想往往存在着片面性，这是青年工作中经常产生缺点和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摆脱这个困境，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熟悉同本行有关的科学知识，因此要刻苦读书。
他深刻指出，“我们还没有深刻了解，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是革命胜利以后青年最迫切的要求。现在这一代青年，是将来建设共产主义的中坚力量，如果现在不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那时便要遇到极大的困难。”
站在这样一种高度，胡耀邦身体力行，大力在全团和广大青年中提倡读书学习之风。
大家常常看到他紧张地工作，不倦地学习，办公桌上放着书，从早到晚手不释卷。
在他的影响下，团中央机关的同志，刻苦读书学习，蔚然成风。
1959年，他针对读书之风被反掉的情况，在一次讲话中说，从1956年起，读书之风兴了一下，但有缺点。如目的有问题，方法不对，没同实际结合，要求过高。这都是在实际工作中出的问题，提倡读书之风是正确的，后来一反，就连读书之风也给反掉了，必须再来个大兴读书之风。
他号召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即使到外地出差，胡耀邦都要带一大批书，有空就读；而且每到一地，他都要寻觅当地典籍，到新华书店选购自己所需要的书。他到岳阳视察，就到岳阳楼，重温《岳阳楼记》，竟能一字不漏地将它背诵出来。在株洲酃县（现改名炎陵县）视察，路过炎帝陵，见陵庙已毁于火灾，只剩断瓦残垣，他在这里盘桓很久，说前人对我们中华民族始祖有这份感情、这样能力建造这样规模宏伟的殿宇，我们也应有这份感情、这份能力重修炎帝陵。当炎帝陵正在重建时，他挥笔写下苍劲飘逸的“炎帝神农氏之墓”7个大字。如今他的题词刻在殿宇的石碑上，引来无数中外游客驻足观瞻。杭州会议上，毛主席讲到哲学家，列举了王充、范缜等人，其中还提到一个“傅奕”。胡耀邦回到湖南整理笔记准备传达时，起先把这个“傅奕”当作了东汉的傅毅。但转念一想，傅毅是文史学家，会不会另外还有个“傅毅”？他派人到省图书馆去查，查到了“傅奕”，他是隋唐时人，无神论者，毛主席讲“傅奕”时，还放在王充之后，柳宗元之前，可见就是这个傅奕了。经过一番考证，弄清一个疑问，他非常高兴，还特地给参加杭州会议的几个朋友写信，向大家作了介绍。
胡耀邦读书广泛又重视系统攻读马列著作。他从北京带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卷卷地通读，在湘潭县楠竹山蹲点的时候，有几天空闲，他安排来专门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那几天他足不出户，除进餐和午休之外，整天披着大衣围着火盆，端坐不动，聚精会神，边读边画杠杠和做摘记。大家跟他开玩笑说，耀邦同志这样坐下去，头上要长草了。他感慨地说，光读有什么用？用不上还不是白读？要求学以致用之情，溢于言表。事实上，他总是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分析阐述事物，所以在新鲜感和理论色彩上，总有他独到之处。
胡耀邦十分注重从实际生活中、从生产实践中学习。他思想敏锐，思考问题极为认真，记忆力惊人，遇到什么新事物、新知识马上捕捉和研究，加以吸收。有一次，一个学过农业的干部谈农业生产时，提到庄稼需要“微量元素”。这“微量元素”立即吸引了他，他详细询问这其中都包括些什么，起什么作用。当时没有完全弄懂，回去又查了有关书籍，直到弄明白为止。在株洲醴陵，听到汇报瓷器生产的“釉下彩”，他也饶有兴趣地好一阵钻研，把每个细节都问了个一清二楚。
胡耀邦对团干部读书的要求，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说：“要读马、恩、列、斯的全集，要读四书五经，要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要读完《二十四史》。这些书一共有5000万字，即使一个人一天读一万字，要读完这些书，至少也得14年。20多岁的干部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到了40岁左右，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他就是这样践行的。
对于那些自己不学无术、却反对别人读书的“左”倾人物，他是不屑一顾的。1957年3月，他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左”的风气，在一次讲话中，他大声疾呼： “有人说现在许多青年埋头业务，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我认为这话要加以分析，对所谓走‘白专道路’不要横加指责。现在国内阶级斗争矛盾已基本解决，今后更长的时期是同自然界作斗争，这就需要自然科学，需要业务知识。怎么办呢？我归纳为两句话12个字：‘埋头钻研业务，抬头瞭望政治’。”他幽默风趣的一席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正因为胡耀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所以，他作报告、写文章，一般不要秘书代笔，他讲话富有极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他讲话谈锋犀利，不念稿子，随口谈来，嘻笑怒骂皆成文章，而且思想深刻，观点鲜明，条理清晰。他讲话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时而慷慨激昂，挥手振臂，声音洪亮，如劈雳闪电，令人振聋发聩；时而心平气和，幽默风趣，轻声笑语，似和风细雨，使人如沐春风。古人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听胡耀邦讲话，常使人有这种感受。
1957年11月24日，胡耀邦在株洲主持召开中南五省（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共青团省委书记座谈会后，向株洲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共青团干部作了一个题为《眼光远大，坚决前进》的报告。他不要讲稿，接连讲了三个多小时，博得阵阵掌声。讲话中，他引经据典，幽默风趣，其中谈到青年人要眼光远大，要向前看，不要像申公豹那样，被人家把头割下来，向人求饶，结果把头给安装反了，成了永远向后看的怪物。《封神演义》中的这则神话故事，被他讲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令人在笑声中受到教育。
胡耀邦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他时时关心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除了通过会议、文件、文章对全国部署各方面的工作以外，他本身就是一个出色的宣传员、报告员。由于他知识渊博，讲话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寓教育于风趣幽默之中，极富感染力，使听者如沐春风，受到教育而又不感到压抑。
1958年9月底他出差南阳，一天，他到市郊著名的卧龙岗武侯祠参观，祠内大殿前有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胡耀邦了解到，这副对联是清朝咸丰年间南阳知府顾嘉蘅为调解诸葛亮出山前到底隐居在河南南阳还是湖北襄阳这场争论而写的名联。胡耀邦看了这副对联对陪同人员说：“这副对联很有意思，我来改一改好不好？”他沉思片刻，朗声吟道：“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改出的对联，不仅通俗易懂，有时代感，还赋予了全新内容，可谓化腐朽为神奇，大家齐声夸赞改得好。
次日，给当地青年作报告时，讲到干革命要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要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无论是大事小事，一切听从党的安排，把工作做好。他说： “你们这里有一个卧龙岗，那里挂着一副对联云：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分襄阳南阳。现在借过来我把它改一下赠给大家：‘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顿时全场活跃起来，大家受到深刻的教育和文学的享受。
善抓典型
胡耀邦在教育和引导青年方面，特别重视通过先进典型引路，以榜样的力量和模范作用推动青年工作蓬勃发展，促进青年健康成长。
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的10多年里，不仅树立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活动中的典型，而且树立了造林、垦荒活动中的典型；不仅树立了扫盲活动的典型，而且树立了学毛著、学雷锋的典型；不仅树立了工农业战线的典型，而且树立了各条战线、各个行业的典型；不仅团中央树立了典型，各地方团的组织也树立了典型。比如回乡知识青年邢燕子、侯隽、赵耘、周明山、“青年鲁班”李瑞环、纺织战线上的郝建秀、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上海青年“共青社”垦荒队、雷锋、欧阳海、麦贤德、王杰等等，他们成为五六十年代广大青年学习的一面旗帜，极大地鼓舞了成千上万的青年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宣传雷锋，《中国青年》在胡耀邦的直接领导下，作出了重大贡献。
雷锋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解放军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班长，他在工作岗位上，在社会活动中，做了大量有益于国家、社会和青少年的工作，1962年8月 15日因公殉职。他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感人至深。他的先进事迹，《中国青年报》曾于1961年4月19日，以《苦孩子——好战士》为题作过报道。1963 年2月5日，《中国青年报》刊登《永生的战士》一文，介绍雷锋是怎样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怎样对待劳动、学习和生活的。同时发表经胡耀邦亲自审定的社论：《要像雷锋那样战斗和生活》。
胡耀邦高瞻远瞩，意识到学习雷锋的重大意义，组织团中央书记处成员率先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学雷锋的问题，并于2月15日以团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活动的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团组织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活动。通知指出，雷锋光辉的一生，为中国青年树立了一个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品质的榜样。团的组织要引导青少年着重学习雷锋的忠实于党，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无产阶级立场，自觉地服从祖国的需要，以人民利益为重，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关心同志，助人为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风格；坚忍不拔，勇于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克勤克俭、艰苦朴素的作风；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下苦功夫，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模范地完成工作任务。把这项活动作为当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
2月23日，共青团中央决定追认雷锋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并号召全体少先队辅导员向雷锋学习，要像雷锋那样热爱少年儿童，热爱辅导员工作，忠于党的嘱托，在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工作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1963年2月中旬，《中国青年》杂志社捷足先登，召开编委会，专门讨论如何宣传雷锋的问题。会上决定，恳请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为雷锋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题写“向雷锋同志学习”。3月5日全国各报刊在头版头条刊发了毛主席的题词。从此，3月5日成为全国学习雷锋纪念日。并派人到辽宁进一步搜集雷锋的日记和他的先进事迹，出宣传雷锋专辑。杂志社还派了一个采访组到辽宁，详细看了雷锋的日记本，将有的报纸已发表的日记摘记加以补充，还约人写了长篇通讯，一齐在杂志上刊登。
经过努力，《中国青年》将五、六期合刊办成“学习雷锋专辑”，内容非常丰富，图文并茂。因此，专辑一出版，像一声春雷震撼了大地，在青年和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家争购《中国青年》，杂志的发行量猛增，一再加印，这期杂志在北京和各地印刷总计不下700万份。专辑出版后，《中国青年》又连续作了宣传，声势之大，堪称空前。
胡耀邦深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革命家的远见卓识，亲自撰写长文，在196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以题为《把青年的无产阶级觉悟提高到新的高度——谈广泛开展学习雷锋运动的深远意义》，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着力阐明学习雷锋的深刻意义，其中一段话意味深长：“事实总是这样，在党引导着我们国家、我们的人民披荆斩棘、高歌猛进当中，总是不断哺育出许多有理想、有志气的青年，这些青年又带动起千千万万的青年朝气蓬勃地前进。先进榜样的模范作用是巨大的教育力量。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共青团善于引导广大青年向先进榜样学习，必须教育出更多的青年涌进先进分子的行列，形成青年思想觉悟的普遍高涨。”
胡耀邦在文章中着重指出：“雷锋正是这样一个以无产阶级思想武装起来的青年人。雷锋事迹的出现和大批雷锋式的青年的成长，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事情。它标志着中国青年正向着无产阶级坚强战士的目标大踏步前进，它标志着中国青年的无产阶级觉悟将要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雷锋式的青年涌现得越多，我们的伟大事业就越有希望。”
该文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引起强烈的反响。
在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下，由于各级党团组织的重视，通过各地报刊广泛、深入的宣传，一个全国性学习雷锋的高潮迅速掀起，雷锋的先进事迹深入人心，从城市到农村，各条战线上的青年男女人人都在谈雷锋、学雷锋、比雷锋，决心把雷锋平凡而伟大的革命精神接过来，传下去，像雷锋那样做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从此，人人学雷锋做好事，扶老携幼、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等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后来发展到立足学雷锋，雷锋精神造就了一代青年。雷锋成为了青年的光辉榜样。以至50余年来，全国学习雷锋的活动持续发展，成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雷锋这个典型，具有不同凡响的精神感召力，有深入千家万户的巨大亲合力和随着时代前进的持久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雷锋精神已成为融化在民族血脉中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在60年代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勇于创新，善抓典型，倡导学习雷锋的活动，功不可没。
胡耀邦不仅善于抓正面典型，采用典型引路的方法，使团的工作蓬蓬勃勃向前发展，还善于狠抓反面典型，使广大青年从反面吸取教训，走向正确的人生轨道。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极少数青年道德败坏、腐化堕落以至犯罪作案的情况，当时有些地方的团委领导主张要狠狠打击，严厉惩办，“杀鸡给猴看”，使广大青年有所震动。胡耀邦在和团中央书记处的同志研究时认为，违法犯罪的青年，是有限的几个，特别严重的要判刑，其他的可以劳动教养，改造他们；要狠狠地打击的是那些唆使他们犯罪的旧社会渣滓和坏分子。而对广大青年，则要以正面教育为主。他主张：要在青年中正面提倡关心集体，爱社爱厂，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提倡劳动朴素，提倡尊重妇女，提倡团结友爱。要教育广大青年看到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的侵蚀，提高警惕。为了使这次教育进行得生动、具体，引起广大青年的重视和警觉，胡耀邦赞成在报刊上刊载几个具有教育意义的反面典型，并推动各地团委组织广大青年进行讨论。胡耀邦强调：这种反面典型不能多，基层一般不要搞；不要只是暴露他们的罪恶，更要揭示他们堕落犯罪的原因，以唤起青年的警觉。
遵照胡耀邦的批示和部署，《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马小彦是怎样腐化堕落的》等几篇典型报道后，在青年中引起很大震动。他们从马小彦等人的身上，看到了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道德的丑恶和危害，体会到“下流娱乐场所去不得，黄色书刊看不得，流氓坏人（朋友）交不得”。有的说这次讨论是给自己“敲了警钟”，“打了预防针”。许多家长看了《中国青年》上刊载的《审判后的谈话》等文章后，也引起深思，认识到不仅要在物质生活和身体健康上关心孩子的成长，更主要的是要关心他们思想品德上的健康成长。
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道德，往往以业余生活为突破口来腐蚀青年，几个反面典型的事例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在一次研究道德教育的会议上，胡耀邦指出：青年人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却又缺乏生活经验，不会正确地生活，以致有些青年在业余时间赌博、酗酒、打架、哄闹，沾染了不良习气。而我们不少团干部对青年的业余生活关心不够，“只管8小时，不管24小时”的现象相当普遍。他强调指出，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还必须从日常生活中形成。我们青年团要改进工作，关心广大群众的业余文化活动。要充分认识到这是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年团的一项重要工作，切不可轻视小看。他指导团中央起草了《关于加强青年业余文化工作的决议》，在团的二中全会上通过，推动全国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经常工作努力做好。胡耀邦在向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应当着重进行的：一是积极组织青年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知识；二是组织和指导青年阅读书籍报刊；三是开展多种多样的业余艺术活动；四是广泛开展体育活动。他说，我们要切实帮助青年办好俱乐部、图书馆、集体宿舍和各种文艺、体育团体，使青年业余生活的各个场所，都成为共产主义教育的阵地。
1954年、1955年间开展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活动，在135个城市中进行了几个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舆论，家长、教师和社会各方面重视和关注青年在道德品质方面的成长，有些地方还提到市人民代表大会或政协会议上讨论。文化、公安、工商管理部门更是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旧书店、旧书摊和娱乐场所的管理，严厉惩办并公开审判那些毒害青年的罪犯。
在胡耀邦亲自指导下开展的那次道德教育活动，坚持正面教育为主，从多方面开展工作，同时注意改进自身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对50年代优良社会风尚的形成和一代青年的健康成长，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严于律己
胡耀邦清正廉明，严于律己，从不谋取私利。
在政治待遇上，他从不与人比高低，总觉得自己对党的贡献很小很小，而党给自己的荣誉和待遇很高很高。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胡耀邦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喜悦的心情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前，他严肃认真地准备了大会发言稿。在会上，他以《引导全国青年向最伟大的目标前进》为题作了激昂慷慨的发言。他豪迈地宣称：“至今有团员2000万人，占全国青年总数的70%。已有215万团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青年团已成为党的可靠后备军。”
每次散会回家，他都是喜形于色，还要对家人和秘书说上几句，如称赞毛主席的《开幕词》高屋建瓴，又别具一格；赞赏刘少奇同志的《政治报告》抓住了根本，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实事求是。可是到会议后期，秘书察觉到他有点反常，回家进门后什么也不说，表情严肃，心情沉重。进办公室后，就伏案疾书，写完后亲自抄好，装进公文包。第二天去开会，自己将公文包一起带走了。这种情况接连有两三次。曹秘书看在眼里，不便询问，只是猜测：一定有什么重要机密，否则，他会叫我抄写的。大会月底前闭幕，随后公布了新选举的第八届中央委员的名单，胡耀邦当选为正式中央委员，大家向他表示祝贺。他却依然神情凝重，心事重重地说： “祝贺什么，不相称啊！”“不少省委书记、中央的部长、部队的将军，他们的水平比我高、功劳比我大、资格比我老，但还只是候补中委。我向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信，请求无论如何不能安排我为中委，如果工作需要，安排个候补中委就足够了。但没有被采纳，我心情很难平静啊！”谜团解开了，原来就是为了这个，他在桌上抄抄写写，是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信啊！
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陈云、小平同志阅转
主席并原书记处同志：
今天上午我出席主席团会议，看到我的名字摆在预定的正式中央委员会里的时候，从心底发出了无限的痛苦。几次想站起来提出意见，但老是感到难为情。当快要散会的时候，算是鼓起勇气站起来了，可是又被大家说“不要谈个人问题”，就坐下来了。
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被提名为中央委员的。我决没低估过自己，我曾经量过自己的分量。我这样计算过，如果我们党把领导核心选成一个二千多人的大团，大概我可以摆得上。后来决定选成一个大连（这是我衷心拥护的），在这个连里有了我的名字，心里非常不安。但又一想，做青年工作的没有一个人也不好，所以就拼命压制着自己，没有提，也没有同别的同志讲。至于由于提得太快，又没有把工作做好，因而欠了党的债，那以后我还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去补偿。从这一点上说，我认为我这样做也是识大体的。
现在97个正式中央委员的名单中又有我，我就完全想不通了。这样做使我太没有脸面见那些无论是过去多少年和这几年，对党的贡献都比我大几倍的绝大多数的候补委员。这对我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无论如何，请主席和中央同志把我的名字摆在候补委员里去。
情绪有点激动，写得词不达意，想一定会原谅我。
敬礼！
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澜涛代表主席团同胡耀邦谈话，认为青年团里应有一名负责人为正式中央委员，他本人的资历也符合这个条件，劝他不要再提这件事，才告结束。
事后秘书们安慰他说：“中央委员会名单，想必毛主席、党中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人选都是适当的。”后来他对人说：“当选候补中委的邓拓同志，事先也向中央、毛主席写了‘请辞报告’，但中央也没有同意。”胡耀邦对邓拓一向很是尊敬和佩服，说他是个既有才气又很有才干、为人正派的优秀人才，他只当上候补中央委员，而自己当上中委，怎不感到惭愧啊！
胡耀邦就是这样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从不以己之长比人之短，反之，常常看到自己的不足，虚心学习人家的长处。
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三面红旗”和“五风”的严重危害，致使从1959年开始，中国人民在经济极端困难的岁月苦苦挣扎，度日如年。
为挽救危局，争取国民经济根本好转，于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胡耀邦参加了这次会议，他的心情异常沉重，他对农村日益严重的“五风”是痛恨的。就在这次会议期间，他的胞兄胡耀福和堂弟胡用简受家乡浏阳县文家市公社金星大队党支书记龚光繁之托来到北京找胡耀邦。当时龚光繁想为大队买一台发电机，但买不到，就请胡耀福和胡用简来向胡耀邦求助。经过党支部研究，请胡耀福和胡用简给胡耀邦带了一点家乡的土特产冬笋和芋头，以表达家乡人民的一点情意。
胡耀邦听说大队想买一台发电机搞生产，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就答应为他们买。事后由警卫员李汉平与北京有关部门联系，购买了一台发电机，运回浏阳后解决了大队的生产和生活用电。但胡耀邦对胡耀福、胡用简用公款做路费以及带来的大队购买的土特产，很不满意，当时就批评了他们。在胡用简返回时又让他带给党支部一封信，再一次提出了严肃批评。
1961年1月12日，胡耀邦叫秘书高勇到他屋子去，说：“你给我拿点信纸，我要写封信。”高秘书随即拿了一本带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字头的信笺给他，他十分认真地写了这样一封长信：
光繁同志并党支部同志：
现在用简先回去，耀福过四五天后也就回来。不久前，我曾经给公社党委详细地写了一封信，请求公社和你们一定要坚决劝止我哥哥、姐姐和一切亲属来我这里。因为：第一，要妨碍生产和工作；第二，要浪费路费；第三，我也负担不起。但是，你们却没有帮助我这么办。这件事我不高兴。我再次请求你们，今后一定不允许他们来。
这次他们来的路费，听说又是大队出的，这更不对。中央三番五次要各地坚决纠正“共产风”，坚决严格财政管理制度，坚决退赔一平二调来的社员的财物，我们怎么可以用公共积累给某些干部和社员出外作路费呢？这是违反中央的政策的啊！如果社员要追查这些事，你们是负不起这种责任的啊！请你们党支部认真议议这件事。一切违反财政开支的事，万万做不得。做了，就是犯了政治错误。
送来的冬笋和芋头，这又是社员用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特别是现在的困难时期，大家要拿来顶粮食，你们送给我也做得不对。但是已经送来了，退回去，又不方便。只好按你们那里的价值，退回24元，交用简带回，请偿还生产这些东西的社员。在这里，我一万次请求你们，今后再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如再送，我得向你们县委写信，说你们犯了法。
我哥哥带来的德滋（胡耀福次子——笔者），我这里也不能留。因为一切城市都在压缩人口回农村，这也是中央的政策。我们这些人更应该以身作则遵守这个政策。但耀福说，由于小学不健全，德滋在家里读不成书，希望到文市去上学。因为德滋年纪小，倒同情他能上学，如果在大队里的小学读不成，如果有可能去文市小学上学，就请你们加以解决。
来信说，冬季生产很好。我很高兴，但据说，你们去年整年的生产很不好，减产极大。务请你们根据中央政策认真吸取教训，兢兢业业地领导社员把今年的生产搞好。你们的生产搞不好，不但社员生活不能扭转，使我们这些在外工作的干部，脸上也感到不光彩。为了搞好今年的生产，我希望你们今年分3次（一次可在4月，一次可在8月，一次可在11月）把你们的实际情况写信告诉我一下。可写实在的情况，不许虚夸，有什么意见和不懂的东西，也可以写，可以问，绝对不要隐瞒。来信说，我对家乡有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不合乎事实。一切不合乎事实的东西，都叫虚夸。不要那么写，但我的确关心你们的工作和生产。所以请你们在可能的情况下，今年分3次把真实情况告诉一下我。
用简说耀福生产还努力，耀福说用简工作还努力，这使我高兴。耀福每次来，我母亲和我，都再三叮嘱他一定要努力生产，绝对不可做错事。这次，我们又向他作了叮嘱，希望你们经常帮助他们。
耀福、用简都说，我叔叔的儿子耀寿哥较贫困，我没有能力作更多的帮助，只送了两件旧衣服给他，由用简带回，请你们转告他，我希望他搞好生产，努力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至于其他亲属，我实在无力接济，如有人来找我，也请你们劝阻。
这封信，我请你们转给县工作组和公社党委同志看看，以便使他们知道我对上面一些问题的意见。
再三地希望你们搞好社员的生活和全队的生产。
胡耀邦
1961年1月12日
胡耀邦写完此信，交给用简带走之后，他的心情并没有平静下来，经过几天考虑，他又想到1960年7月文家市公社社长杨庆祥来京时带的东西，于是又提笔写了一张清单，交给他哥哥胡耀福带回。他写道：
托胡用简带给中和大队的信，一定要给公社工作组和公社党委看。因为有许多重要的事在那封信中提到了。
去年7月带来
1．茶油15斤，每斤0.54元，共8.1元
2．豆子10斤，每斤0.1元，共1元
3．油饼60个，每个0.08元，共4.8元
4．熏鱼20斤，每斤0.7元，共14元
5．一共27.9元，交胡耀福带回，务必退回公社。
胡耀邦
1961年1月24日
这两次带的东西，按当时的市价共折合人民币51.9元，请胡用简、胡耀福带给了党总支书记龚光繁。
当今的人们看了胡耀邦的信和清单，可能认为胡耀邦是在小题大做。寥寥一点土特产，区区51元钱，算得了什么！而当时的胡耀邦，却提高到执行党的政策和损害群众利益的高度来看待，并教育基层干部也这样来认识问题，还不厌其烦地一笔一笔把账算清楚。
胡耀邦生活朴素，自奉简约，食不贪精，衣不厌旧，从不讲究，不求闻达，知足常乐。1952年他调团中央工作时，团中央书记处的9位书记，除廖承志、王宗槐和荣高棠外，其余6人都住在大甜水井胡同一号。这是一所有四进四合院结构的大宅第，房屋都很陈旧，年久失修。第一进房间正房是胡耀邦的办公室（他习惯在住处办公）兼会客室和会议室。他的卧室在办公室的西头，呈长方形，面积狭窄，阳光照不进来，光线阴暗，地面泛潮。大半截为卧室，除了木柜别无长物；小半截隔成卫生间，条件相当差。一位6级干部，正部级待遇，却住在这里，当时有关部门曾要给他在紫竹院盖一栋房子，他坚决拒绝。公家给什么便用什么家具，窗帘、地毯、桌椅仍是50年代的旧物。墙壁没有装饰，一切是普通人家的摆设，所不同的是书桌、桌架上全放着书籍。他认为条件相当不错了，感到非常满足。
直到1955年，团中央办公厅安排胡耀邦和胡克实两位书记和秘书佘世光迁住关东店胡同（“文革”中改名富强胡同）20号，两家居住，这里是个三进的四合院，显得比较宽敞。因此胡耀邦的老母亲、老岳母、两儿一女、一个上高中的侄女，全家人才住在一起。按规定给他配了厨师，家里单独开餐。而胡耀邦有时陪老母、老岳母吃饭，许多时间是单独用餐，用托盘搁在办公室或茶几上，边看书报边吃饭。他当了中央组织部长、中央秘书长后，仍住在这里。当上党的主席、总书记后，还住在这里。一直到1983年，为了工作方便，才搬到中南海旁边的北长街会计司胡同，在墙上开了一道门，与中南海相连。这栋房子也是普通的四合院，十分陈旧。
至于穿着，他更是随便。外出开会、出差、会见贵客、接待外宾，穿的都是那套旧的深色咖啡中山装，冬天外出，加件外套。夫人李昭当时担任北京国棉二厂厂长，工作繁重，她的生活也很简朴，只在厂休回家一次，不可能有多少时间照顾胡耀邦的日常生活。
胡耀邦从来手不沾钱，工作中也不管钱。他每个月的工资，都是财务处的同志送来，由秘书代为签收。厨师的采购，警卫员经手购物的零星开支，其他临时的支出，包括李昭偶尔的急需，都从秘书手里取钱，胡耀邦从来不过问这方面的事情。他的衣袋里也从来不装钞票，只带香烟，因为他的烟瘾很大。
至于“行”，胡耀邦按制度配有专用小轿车。不过他来团中央使用的第一辆专车，是从前任冯文彬那里移交过来的一辆旧的“别克”。1954年，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谢列平来华访问，向胡耀邦赠送了一辆吉姆牌小卧车，他这才更换了座车。但从不让家人用他的公车办私事。
1954年夏季，中央办公厅安排胡耀邦去北戴河休假。他带了些书和文件，住在一所海滨别墅里，利用休假时间刻苦读书，阅读文件，接待来访者，谈论一些工作上的问题。10来天的休假，实际上他一天也没有休闲过。
胡耀邦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勇于接受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哪怕是普通工作人员批评他，他也能虚心接受，立即改正。一则“吃馒头”的故事，在共青团内传为美谈。
那是1955年5月，胡耀邦来到河南省检查青年团的工作。一向幽默风趣的胡耀邦，笑容可掬地对团省委的干部打趣地说：“今天是1955年5月，我的个子是 1米55，我与‘5’有缘啊！今天开个座谈会，大家随便谈吧。”一席亲切、幽默的话语，使大家开怀大笑。一上午的座谈会开得无拘无束，生动活泼。
中午，胡耀邦和团省委领导一起到团省委食堂就餐，吃的是中灶，伙食标准每人每天6角。早餐是馒头、稀饭、腐乳加一小盘豆芽菜；午餐是两荤两素加一碗清汤。胡耀邦首先声明不要加菜，更不喝酒。他和大家一起吃得很香，毫不特殊，按价付款。
胡耀邦吃完午饭，离开餐桌，与大家谈笑风生正往外走，突然，老炊事员发现餐桌上有一块核桃大小的馒头块，便大声喊道：“这是谁剩下的馒头？怎么这样不爱惜粮食？”
大家闻声感到愕然，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向桌上张望。唯独胡耀邦转身向桌旁走去，向老炊事员点头致意，深感歉意地说：“对不起，我个子小，饭量也小，馒头吃不完，就扔下了，很不应该，不应该啊！”说罢，拿起小块剩馒头就往嘴里塞，并对大家说：“这位老师傅有阶级觉悟，他这种勤俭节约、敢于提意见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在场的一位团干部，目睹此情此景，感到一位“高官”受到一个普通炊事员的“训斥”，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便连忙向胡耀邦解释：“他以前是为冯玉祥做饭的，受冯玉祥提倡俭朴的影响很大。”
胡耀邦满脸严肃，认真地说：“不管他受到谁的影响，他坚持节约，爱惜粮食，就应该向他学习，可我们包括我自己勤俭节约的习惯还养成得不够。”
胡耀邦勇于自责、敢于自我批评的精神，特别是他尊重劳动人民的品格，使团省委干部受到深刻的教育，至今仍被传为佳话。
求真务实
胡耀邦经常对团干部们说：实事求是是党的工作的最高原则，也是我们团的工作的最高准则。因此，他在工作中，一贯注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形式主义，力求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他提倡团的干部要成为“四无干部”，即无个人主义、无自由主义、无主观主义、无宗派主义。1960年前后组织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编注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时，都注意按照邓小平和中宣部指示的精神，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搞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与林彪主张的“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断章取义、实用主义那一套，是根本不同的。同时，注意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统一起来，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对那些不讲实效、盲目追求高指标、放“卫星”、搞浮夸风等脱离实际的做法，胡耀邦是深恶痛绝的。1960年，他到曾经工作过的川北视察，从广元到南充的几百里路上，他看到许多群众衣不蔽体，面黄肌瘦，身体羸弱，精神疲惫时，他激动地说：还不如解放初期我在川北工作时吃得好，穿得好，难道这就是“大跃进” 吗？随行者见沿途惨象，都默默无语，听胡耀邦发此感慨，从内心发出共鸣，为胡耀邦的坦露真言极为赞叹。
在一片“大跃进”声中，许多人头脑发热，不顾客观规律，做了一些劳民伤财的蠢事。一次，胡耀邦从河北、河南直下湖北视察，沿途看到大炼钢铁、深翻泥土的场面。当他看到深翻地达一丈多，便忿忿地对随行人员说：“我出生在农村，有必要挖地一丈吗？麦子的根须能扎到这么深吗？乱弹琴！”
当他看到人民公社对上级和参观者以大鱼大肉、丰盛的酒席款待，而社员都在公共食堂围绕着锅台喝稀饭、吃野菜，饿得皮包骨头时，他双眉紧锁，喟然长叹：“毛主席曾用《孟子》说的话告诉我们：‘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事实上，他老人家受包围，受蒙蔽，得不到真实情况啊！”真是语出惊人，随从者为他捏了一把汗。
在团中央工作10个春秋的原团中央候补书记曾德林，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耀邦同志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呕心沥血的献身精神，实事求是而又敢作敢为的高尚品格，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优良学风，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对同志既严格要求又热诚爱护的待人之道等等，都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曾德林在文中还写道：“最使人难于忘怀的是在河南禹县的一场经历。其时，正值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的时候。那天，包括耀邦在内，我们一行七八人都在该县最大的炼铁基地参加炼铁劳动，把一筐一筐的矿石往小高炉里面倾倒。这些矿石究竟含有几分铁质，烧出来的铁水究竟凝成了什么样的铁块，这都姑且不论。当晚住在县招待所，晚饭后耀邦就同县委的主要负责人交谈，闻知他们和北京来的记者上报禹县放了一个炼钢的大卫星，其数量超过实际产量的近百倍。这使耀邦大吃一惊，于是一场激烈的争议发生了。一方说，要实事求是，不能弄虚作假，并且用亲自参加了劳动后的材料仔细算账，认为当天全县出铁量顶多不过300吨；一方则认为，大跃进嘛，要敢想敢干，不能泼冷水，算账要算大账，并说除了县里直接掌握的基地外，全县还有数不清的群众自己建立的小高炉，是你们所不知道的；一方是苦口婆心，反复劝诫，说这样搞是非常错误的；一方则铁了心要震惊全国，态度可谓十分顽固。直至次日凌晨也谈不到一起，只好不欢而散。当天早晨6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里报道禹县放了日产铁2万吨的大卫星，《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赫然刊登了这条消息。耀邦同志听到以后，气得脸色发青，手一挥，叫 ‘走’！没和主人告别就坐上吉普车急速离开了禹县，主人也没有来送行。”
今天听来这好像是一篇神话故事，但是在那个头脑高度发热的“大跃进”的年月里，“保钢铁元帅升帐”，是何等惊天动地之事，在“气可鼓而不可泄”的盾牌下，什么瞒天过海的事情、稀奇古怪的假话都可以堂而皇之地畅行无阻，一时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而胡耀邦“不识时务”，偏要逆潮流而动，给人们泼冷水，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勇气的。
1958年9月，胡耀邦来河南视察工作时先到了新乡。在这里召开的团县委书记座谈会上，他询问了许多有关农村的情况。在回答问题时，有的团县委书记顾虑重重，讲话吞吞吐吐。胡耀邦就鼓励大家说：“不要有顾虑，是什么就是什么，青年团干部应该成为实话实说的模范。”几句话打消了团干部心头的疑虑，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当时，全国正处在“大跃进”高潮中，到处都能听到“乘卫星、驾火箭，共产主义早实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热口号，时常有红薯亩产几万斤、粮食亩产十几万斤的“卫星”飞上天。胡耀邦对这些惊人数字是不相信的，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嘛！在视察参观中，每当他看到、听到一些不科学、不切实际的做法，总是以幽默风趣的语言，婉转曲折地表示自己不赞成的态度，教导大家不要搞浮夸，凡事要实事求是，不要违背客观规律，否则，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他从新乡去开封路过封丘应集时，冒雨到场里、食堂和农户家查看，询问粮食产量。当有人回答水稻亩产2000斤时，胡耀邦怀疑地问：“有那么多吗？”回答者再不敢吭声了。
在登封县大冶前进人民公社一个大队，胡耀邦看到几个青年木匠正在把一根粗大的树干挖空，下面安装了两个轮子，轮子之间用自行车链条连接着。便问：“你们这是做什么？”一个青年回答：“做飞机。”胡耀邦打趣地问：“能飞起来吗？”“能。”那青年人不好意思地笑笑，低下了头，似乎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回答。胡耀邦笑笑幽默地说：“飞上去了，可要小心掉下来哟！”
在许昌，一位团干部向他汇报工作，说有个大队翻地达2丈1尺深。胡耀邦风趣地回答：“那样翻下去，就要把美国的土地给翻上来了。”听说有的公社大队搞生活集体化，实行男女分居。胡耀邦摇摇头：“没有必要这样做，特别不要把青年夫妻分开，不要拆散鸳鸯嘛！”
在开封，胡耀邦认真听取了地、市委同志的汇报。汇报会由开封地委书记李玉亭主持。胡耀邦一进会场就对李玉亭说：“开封古称大梁，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将有利于吾国乎？’孟子是圣人，我是凡人，但我也是一个叟，你们会问，你胡耀邦不远千里而来，对开封有什么好处呀？我是来向你们学习、了解情况的，没有带什么礼物。”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紧张气氛顿时散去。汇报进行得十分活泼自如，同志们畅所欲言，讲了许多新情况。其间，胡耀邦还不时向一些汇报的同志询问当地的历史沿革。如岳飞在朱仙镇打仗有没有留下遗址？为什么有个地方叫陈留？黄河最后一次淹开封是哪一年？有些同志一时答不上来，深感必须学习历史，扩大知识面。他还对开封的团干部说了一个寺庙的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鼓励团干部和青年人要宽宏大度，善解人意，做爱憎分明之人。
次日，胡耀邦到兰考视察，在东坝头上，他了解了黄河多次在这里决口的历史，察看了引黄灌溉的土地。仪封园艺场是在黄河故道上建立起来的，胡耀邦称赞这里人们的创业精神。园艺场的团员青年们把自己亲手培育的两个特大苹果送给胡耀邦（最大的一个1.25斤），请他带给毛主席。他高兴地接过这个苹果说：“我一定亲手把这个苹果交给毛主席。”他还对青年们说：前人为我们创业，我们为后人创业，每一代人都担负着创业的光荣任务，只有一代一代创业，社会才能不断进步，人们才能不断富裕。他建议黄河故道沙区多建立果园。
在开封期间，胡耀邦还乘飞机察看了黄河，往西到花园口，往东到入海口。在颠簸的飞机上，有几个人头晕恶心，不敢俯视。胡耀邦却一直站在俯瞰舱外，他还不时鼓励大家振奋精神。
在开封师范学院，胡耀邦给全校学生作报告，号召大家刻苦学习，成才报国。他说：我今年44岁了，你们现在都是20来岁，再过20多年就是我这个年龄了，到那时你们就是国家的栋梁。我敢断言，10年、20年后，我们的国家肯定要比现在强大得多，富裕得多。因此，我们要向前看，对未来要充满信心，但一切都要靠奋斗，果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胡耀邦的河南之行，每次都是轻车简从，食宿简单，从不搞特殊化。他在团省委食堂和大家一起吃标准餐，曾在三门峡水利工地和工人露天就着辣子吃白面条；出去参观，他和六七个人挤在一辆吉普车里，省委领导为他准备好的招待所，他婉言谢绝，坚持住在团省委干部宿舍楼。他把廉洁自律和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态度、朴素节俭的优良作风留在了中原大地。
1959年暮春，江南草长，杂花生树。胡耀邦一行到苏州东山视察，在一座小茶楼小憩。这茶楼临太湖之滨，湖光山色，风景如画，尽收眼底。对面山上一片翠绿，许多农妇一面采茶一面叽叽喳喳在说话，吴侬软语，声音清婉。大家品尝着清香的名茶碧螺春，更感到良辰美景，心旷神怡。这时，唯独胡耀邦一反常态，谈笑风生的他此刻却神情沉闷，若有所思。下午驱车回城时，中途过一村庄，他突然叫停车，并立刻快步走进村里找老乡谈话，陪同的地县同志也马上把生产队的干部找来了。胡耀邦一再问去年打了多少稻谷，粮食够不够吃？今年计划亩产多少？当天晚上，当地领导请胡耀邦看戏。随行人员都很赞赏当晚演员的精彩演唱，但胡耀邦却心不在焉，中场休息，他就叫随行人员跟他回招待所。回到住地，他问大家：这两天你们看到了什么问题？大家缄默无语。他就批评大家：“我们下来不是来游山玩水的啊！要多观察，多动脑子，看看有什么问题。今天在东山你们没有看见有那多么戴红领巾的孩子在采野菜？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室内气氛凝重，他接着沉重地说：“这不是说明缺粮吗？我问社员，有的也承认有春荒。苏州原是最富庶的鱼米之乡，还要采野菜吃，缺粮难道还不严重？但地县的干部不敢说实话，还老围着你，不让社员向你反映真实情况，生产队干部还不得不讲要继续‘大跃进’，一亩地要打好几千斤稻子。这不是在自欺欺人、搞浮夸吗？”
讲到这里，他长叹道：“这些年，有的人取得一些胜利，在胜利面前骄傲了，自满了，盲目乐观，就乱来了……这些情况怎不令人心焦，我们要为党分忧啊！”
这一席话说明他有敏锐的政治眼光，能忧国忧民，敢讲真话。这种实事求是、不为尊者讳的作风，实属难能可贵！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全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他提倡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下去搞调查研究，检查工作，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用嘴去讲，要开座谈会。
从此，在全党掀起了下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到了湖南长沙县天华大队和家乡宁乡炭子冲去调查，当众承认：“乡亲们生活很苦……根子还在中央。”周恩来、朱德也都下乡搞调查，甚至被打倒的彭德怀也被批准回到家乡乌石做调查研究。
胡耀邦在1961年下半年，来到河北唐县，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穿着塑料鞋，微服私访，走遍山乡村落，找老百姓访贫问苦，还到自由集市察询。
胡耀邦按照中央1960年11月主持制定的“农村工作紧急指示十二条”精神，指导和帮助唐县干部制定了一个“田间管理包产到户”办法，在全县迅速推广到村村户户。胡耀邦对唐县的干部说，农村要退够，要实事求是，食堂要解散，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要开放自由集市，并解决对山林、自留地、房屋的有关处理方法。这些顺应民心、符合实情的政策措施，使处于饥饿线上的唐县农民得到了复苏的转机，受到农民的欢迎。多少年后，唐县的农民回忆胡耀邦到唐县蹲点调查时深有感触地说：“中央委员胡耀邦，是个实事求是的大好人，知道咱老百姓的苦楚。”
1962年11月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后，中央领导得知安徽省的“五风”刮得最为严重，老百姓苦不堪言。刘少奇、邓小平接连两次派调查组去安徽了解“天灾人祸”的情况，被当时执行“左”倾错误的省委领导人千方百计阻拦，使他们无法与基层领导和群众接触，难于了解真实情况。于是，第三次派胡耀邦率调查组去安徽。
胡耀邦到安徽之前，胸有成竹，早已制订好自己的工作计划。来到安徽后，他在公开场合与省委有关人士周旋，然而暗地里却已开始实际调查工作。他将调查组分成两个分队，分别选取不同的路线进入安徽，悄悄地着手实际调查。当调查人员把报告送来，胡耀邦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便对省委领导说，他要去无为、全椒、天长三个县进行调查。每到一个县，他便立即召集县委成员开会，向他们亮出手中所掌握的具体材料。他们无法弄虚作假，只好一个个地交代出事情的真相。
完成了调查任务之后，胡耀邦回到了北京，向党中央写出了有理有据的“安徽报告”。刘少奇和邓小平得到了具体确凿的证据之后，便提议将原省委书记曾希圣调离安徽，由李葆华接替他的职务。毛泽东同意他们的建议，采取了果断的组织措施。
1962年夏，《中国青年》选载了描写革命先烈刘志丹光辉业迹的小说《刘志丹》的部分章节。康生信口雌黄、趾高气扬地说：“李建彤写的小说《刘志丹》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利用小说反党，为高岗翻案，习仲勋等围绕创作《刘志丹》，是个‘反党集团’。”事情牵连到《中国青年》。胡耀邦立即让《中国青年》总编辑去北戴河，问明了事情的原委后，就亲自帮助写报告给党中央，有力地说明《中国青年》根本不知内情，胡耀邦还承担了责任，从而使《中国青年》有关领导和编辑人员幸免于难。而首发该作品的《工人日报》的总编辑却在康生的追逼高压下，被活活整死。
1962年6月19日至7月9日，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期间，胡耀邦照例找了五六位与会代表到他家里座谈，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呼声。当笔者采访参加这次座谈的原上海共青团代表张浩波（时任上海共青团负责人）时，他回忆说：“耀邦同志参加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座谈会上他谈了七千人大会号召大家讲真话的情况。他说在这次大会上，党中央、毛主席带头承认了错误，作自我批评，承担领导责任。然后他问我们：‘你们看，这几年党的威信是高了还是低了？’大家一时沉默不语。胡耀邦笑了笑，打破了难堪的沉闷，问道：‘你们谁敢说党的威信降低了？’他自问自答：‘我敢实事求是地说，这几年党的威信比以前降低了。’‘过苦日子’饿死了那么多人，主要是‘人祸’造成的，刮‘五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干了那么多蠢事，以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还能违心地说党的威信高了吗？这次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坚决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将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胡耀邦无所畏惧，敢吐真言，充满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席话，使与会者都肃然起敬，从内心钦佩他的人格魅力。
创立“青年思想”
10多年来，我采访了近百名胡耀邦的上司、战友、部属以及原团中央和各省、市团组织的领导人，仅采访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就有李昌、胡克实、刘导生、罗毅、项南、王照华等人，还访问了李彦、邢方群、张黎群、陈模等原《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等报刊的负责人。以及原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参谋长杨得志，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原中顾委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原北京军区政委郑维山，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传华（原任胡耀邦秘书）、马石江（曾任中央团校常务副校长），原社科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等，他们都有发自肺腑的深刻共识：胡耀邦在1952年到 1966年这长达15个年头的时间里出任团中央书记、第一书记，是迄今在这一重要岗位上任期最长的团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共青团工作出现了全新的局面，是共青团工作最活跃、最有成效、最朝气蓬勃、最有声有色的时期。更重要的是，他在工作中，形成了独立的青年思想，其中包括对青年一代的基本评价，对青年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的确定，对青年的基本利益和特殊要求的认识，对青年工作的基本特点和方法的探索，对青年干部成长道路的把握。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
胡耀邦被称为当代青年运动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正如党中央在追悼胡耀邦的悼词中对他的高度评价：“从1952年起，胡耀邦长期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青年工作最为活跃并且积累了重要经验的时期。特别是他十分注重在实践中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倡‘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团组织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从而带领广大青年很好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光荣任务。”
《中国青年报》原总编辑张黎群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将他的一篇题为《胡耀邦与中国青年——兼谈有关耀邦同志的青年思想理论》的文章交给我参考。文章云：“我也曾有过一个设想，想写一本《胡耀邦与青年》的书，因为我也曾长期从事青年工作，同耀邦同志有过很密切的接触，很想对这个主题作些研究和阐述。我想，在世界范围内，青年运动的兴起，是与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高瞻远瞩地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在我们中国，几代领导者对青年和青年运动提出过观点，很有影响的，是我国老一代革命领导者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邓小平同志。在近代中国，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一些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也都是满怀热情地寄希望于青年，从李大钊、陈独秀到鲁迅、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他们的有关论述是非常精辟和有价值的。正是这些优秀传统培养之下，在青年运动的丰富实践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青年运动领导人，按照时代顺序，他们有任弼时、冯文彬、蒋南翔、张爱萍、萧华、胡耀邦、李昌等等。而胡耀邦同志在青年工作岗位上时间最长，从而也对青年和青年工作的思考、理解、论述最为系统、最为深刻。”
张黎群还写道：“耀邦同志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在实践中研究青年和青年工作问题。他到团中央以后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在团中央机关和中国青年报抽调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同志到他那里专职去帮助他这方面的工作，虽然没有冠以一个什么机构的名称，实际上就是研究小组。这三个人就是黄天祥同志、佘世光同志和张黎群。耀邦同志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地点交代工作，一边走着一边用手指敲着自己的脑门说：‘要多动动脑筋，多研究研究。’像是京剧老生的做派似的把我们都逗乐了。
“他始终保持一颗童心，永远是那么年轻。为什么他在晚年仍能和许多青年人一见如故，促膝谈心，谈笑风生，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就在于他的思想永远年轻，站在时代前列；还在于他透彻地了解青年的特点要求，成长的规律，同青年心心相通；他经常地、非常自然地走到青年之中，有切合青年的工作方式方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尽管耀邦同志走上了党的最高领导岗位，担任了党中央的总书记，但是，他还是他，他的心依然那么年轻，仍一如既往地关注青年的成长和他们的未来，关心各条战线青年人的思想和活动，关注他们的困难和问题。他也没有忘记在团中央工作期间那些老团干、老朋友和曾经培养起来的老劳模、老先进和那段岁月的青年突击队员，他还不忘那些到云南支边的上海青年和江西鄱阳湖边垦荒的那群青年人。以至，他去世后人们把他的尸骨安葬在江西共青城。这是李昭同志和耀邦的子女们有深远意义的安排，他们深知耀邦毕生心系青年，祝愿他身后也魂系青年，生生死死和青年同在！
“对青年的研究，当时下功夫最大，首先是对青年思想状况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可以说，耀邦同志是我们党内最早充分注意到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青年思想复杂状况的领导人之一。这种调查研究，多数是他部署安排的。在这一过程中，他尤其强调的是青年思想的特殊性，反复要求团组织在工作中注意这种特殊性，不要简单化地以一般性方法来处理青年的思想问题。
“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在1956年9月的一次讲话，他说：‘青年有着旺盛的精力，有着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而且青年时期又是思想矛盾很多的时期，少年没有发生的问题，他们可能发生；成年人已经解决的问题，他们还没有解决。正因为这样，青年团就不能用一般化的方法去带领青年，就要创造一些适合青年特点的方法，去发挥青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去满足青年的各种进步要求，并且使青年干部在干的过程当中增长才能。
“在当时的经济建设中也出现过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政治生活方面有不切实际不实事求是偏‘左’的做法，青年中不少人在思想上有很大的波动和困惑。耀邦同志十分关注青年的这些思想动态，多次在团的会议上强调要对青年思想状况作具体分析，不能一味指责青年，他反复告诫：‘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主要方面还是要防止简单、粗暴的处理，否则，就不能推动、促进更多的干部、更多的人重视思想教育工作。’青年的情况是复杂的，耀邦同志从来不回避这一点，而是根据青年的特点，积极地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当时针对一部分农村青年不安于在农村从事生产劳动的情况，耀邦同志指出：我们应该在青年中开展这么一个辩论，辩论农村究竟有没有前途？要不要热爱农业生产？应不应该用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然，进行这个辩论的方法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决不要戴帽子。他还强调：‘要搞得很细致，道理要讲得很充分，使大家心情舒畅。’
“耀邦同志也不是无原则地推崇青年，过高估计青年的优点和力量，而是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指出青年的弱点与不足。他说，青年人缺乏社会经验，热情有余，冷静不足，有时容易激动，也难免偏激，走极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有时犯冷热毛病等等。但是，他深刻认识到这些弱点是在青年成长过程中难免发生的，他一再引用列宁讲的话：‘上帝都允许青年犯错误。’耀邦同志说过：‘我们这些入党多年，受党教育几十年的老干部还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为什么对处在成长过程中的青年人那么苛刻，那么严厉，要求他们百分之百的成熟，不犯错误呢？这是不公正的，也不会得人心。’
“为着系统地研究青年问题，耀邦同志授意要对中国青年运动史做一番整理工作，以便从中探索和总结几十年来中国青年运动的特点和规律。经他同意，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负责搜集整理1915年至1949年这段时间的有关青年和青年运动的历史资料和各个历史时期青年领袖人物的论述、发言和文章，选编成集，定名为《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从1957年2月开始出版第一卷，一直编纂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共出版了10卷，每卷都有35万字到40万字，共计近400 万字的资料，这是研究中国青年运动史和青年学的一个基础。”
张黎群着重指出：“耀邦同志实际从事青年运动的领导工作不止是建国后的15年。如果精确计算的话，他革命生涯60年，其中有近一半时间从事青年工作。在红军时期、抗战时期，他都是我们党青年工作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14岁就主持儿童团少先队工作，在苏区、延安，他一直处在青年工作的第一线。他的青年工作经验积累得很多。这样的经历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他关于青年工作的一系列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当年毛主席把耀邦同志从川北调进北京，开始是准备让他担任建筑工程部部长的，后来考虑到他是领导团中央工作的最佳人选，结果，他回到了青年工作岗位上，被选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一干就是15年。这样的机遇，给了耀邦同志一个舞台，一个空间。也就是在以后多年的工作中，他在开拓青年工作新局面的同时，也逐步形成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青年工作思路。他有很多讲话和意见，提出了很多观点。现在，把这些观点整理起来看，是有理论内涵的、比较系统的、有解释力的观点，而且它很有生命力。
“对耀邦的观点怎样来理解和定位？……陆建华同志提出了胡耀邦‘青年思想’的命题，我认为可备一说。看来，‘青年思想’这个提法，可以比较完备地概括胡耀邦同志对于青年的一系列观点、论述；可以比较准确地体现他的独创精神。耀邦同志一生的实践证实了他对青年的思想理论，对青年的特点、青年的教育、青年工作、青年活动和青年问题的研究，是他多方面研究和建树中的一个有重大意义、有代表性和有突出贡献的课题。应该说，在有关青年理论的研究方面，他很有发言权，他是当之无愧的青年问题的大专家。他几十年在青年这个广阔领域的理论与实践是有关青年学的丰富财富。甚至可以说，他也是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关于青年运动的思想是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后领导青年运动的有代表性的思想。在各种社会革命和经济建设中，青年问题和青年工作一直是一个中心的问题，在19世纪和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苏联早期就有共青团。在中国的五四时期，青年就是先锋，在以后的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青年无不显示出其先锋作用。这支先锋力量如何培养，如何运用，不是所有的思想家和实际工作者都能够思考清楚的。而胡耀邦同志集思想家和实际工作者两种角色为一体，全面地完整地回答了有关青年和青年运动、青年工作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所以说，在全世界的共产党里，有理论有实践的青年运动领袖，胡耀邦是最突出的一个。因此，提出胡耀邦‘青年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青年的对外交往，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它紧紧围绕“探求真理、学习科学、爱国救亡、振兴中华”这根主线，成为近代中国青年运动的重要一翼。50年代，参加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青年对外交往的重点之一。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他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先后参加了1953年8月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四届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和1957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及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通过广泛的对外交流活动，胡耀邦为粉碎反华势力的孤立和包围，打通新中国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建立和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及亚、非、拉广大地区的人民和青年的友谊作出了重大贡献。胡耀邦在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活动中，显示了非凡的人格魅力和中华民族英雄气概，至今还广泛流传着有关他的美谈、趣闻。
胡耀邦率代表团每次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都表现了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第四届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结束后，中国青年代表团再度来莫斯科访问。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谢列平与之同行，去布加勒斯特开会，就是搭乘他的专机同往的。出访之前，谢列平在宾馆设宴欢迎，几次碰杯之后，谢列平又起身，站起来和胡耀邦并立，忽然举起手臂，从胡耀邦头顶比到自己胸前，打了个哈哈，不经意地说：“看你，和我们的少先队员一样高。”他语言傲慢，显出一种“老大哥”的自高自大态度。
胡耀邦听了他的译员翻译后，立刻移开一步，向着中国翻译理直气壮地说：“你告诉他：我做少先队工作的时候，他恐怕还没戴上红领巾呢！”翻译正犹疑中，胡耀邦又严厉地催道：“译给他听，是我说的。”
当中国代表团抵达新西伯利亚城时，当地团州委书记为中国代表团接风，餐前小坐叙谈。这位团州委书记已经喝过不少酒，红光满面，醉意十足，大夸海口，说什么 “伏特加是世界上最强的烈性酒，俄国人是天下谁也比不上的好酒量的人”。胡耀邦转过头问：“伏特加多少度？”他回答：“45度。”胡耀邦笑了笑说：“我们的二锅头就有62度吧！”接着他悄悄地附耳随行的李庚：“你不是能喝一点酒吗？”接着带点调皮的神气说：“等会我们先和他干杯，最后你再上，和他比一比。”
一路陪他们的一位苏联女译员瓦丽听见了，默默地向李庚微笑点头。就餐时她特地坐在李庚身边，拿起一片面包，满满抹了一指厚的黄油递给他，小声说：“你先吃下去，可以保护你的胃。”
当晚，宴会过后，这位团州委书记放下餐具起身，就站不稳了，没动两步就摇晃着瘫倒在地上。胡耀邦和李庚等人，若无其事地走出餐厅，保持了中国的尊严。回到卧室，李庚浑身如火烧一般，只好走进浴室，坐在淋浴喷头下面一边冲，一边就睡着了，也不知当夜自己何时和怎样上床的。次日黎明，胡耀邦来到他床前，见他好好躺着，酒已醒了，便笑道：“夜里看你睡得香，没事就好。你以后不要以为自己能喝就喝得酩酊大醉。不过昨晚多喝了几杯是一种斗争策略，也是一种工作需要。下不为例啊。”说罢，两人开心地大笑起来。
作为青运领袖，胡耀邦为青年团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及时指明前进的方向。
1956年，胡耀邦在党的八大上作了《把我国青年引向最伟大的目标》的发言。他说，回顾过去的8年，全国青年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就青年团的领导来说，我们还只解决了一个半问题。一个问题是指我们已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青年团，半个问题是指我们初步摸到了一些按照青年特点工作的方法。
胡耀邦认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了“青年团是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这一正确的建团路线，团的发展是健康的，绝大多数团员的思想是进步的，工作是有朝气的。他举例说，到1956年6月底，全国已有2000万团员，差不多占全国青年的17%。因此，他认为，青年团已成为党的一支可靠的后备队，成为吸引全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巨大力量。“在这样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上，并且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时候，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完全符合广大青年愿望的。”
胡耀邦也指出，我们才初步摸到了一些按照青年特点进行工作的方法，在青年团的独立活动中，仍然有不少的问题和缺点：由于我们有些活动没有注意同有关部门多加商量，取得它们的支持，有时就和这些部门的步调不够一致；由于我们有时提出的要求过高过急，到了下面又层层附加任务，就使得某些事情不太行得通，甚至发生一些强迫现象；由于我们有时过分强调青年打先锋，“包下来”，就使得一部分青年过分劳累，使得青年和中老年之间的关系不够协调。这些就是青年团工作中还没有解决的半个问题。
胡耀邦还指出，我们有些同志，不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不正视自己的缺点，这是不对的；另有一些同志，一听批评，不管对与不对，就赶紧“收兵回朝”，关门检讨，甚至得出这样一条“经验”，叫做“少做工作，少犯错误”。这同样是错误的。
他强调说，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一样，都是我们党在过渡时期带有根本性的任务，而且是密切相关的任务。我们相信，全党一定会更好地关注我们这未来的一代，引导他们朝着最伟大的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前进。
作为青运领袖，胡耀邦特别注重团内的作风建设，积极倡导一种良好的作风。他认为，保持和发扬团内那种朝气蓬勃、踏实苦干的优良作风，防止和反对那种个人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乃是今后开展青年工作的重要关键之一。
1964年7月，在共青团九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胡耀邦任第一书记，胡克实、王伟、杨海波、张超、王照华、路金栋、王道义、惠庶昌为书记处书记，张德华、李淑铮、徐惟诚、胡启立为候补书记。胡耀邦在共青团九大所作题为《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的工作报告中，将青年团的作风归纳为8个字：朝气勃勃，实事求是。
胡耀邦在报告中指出，党经常教导我们共青团一定要树立一种好的作风，要把广大青年的作风带好。作风是一种无声的号召，无形的精神力量。团的作风好坏，对青年的革命化有着直接的影响。这是因为，“青年看团员，团员看干部。干部要作为团员和青年的表率。”
胡耀邦总结指出朝气蓬勃，就是要有一种勇于跟困难作斗争的革命干劲。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在战胜各种各样的困难中壮大发展的，团干部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朝气蓬勃，就是开动脑筋、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有负责精神和创造精神。胡耀邦认为，一个真正对革命事业负责的人，应该把推动革命前进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特别强调说，这样的人，不是不会犯错误，而且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只有这样的人，他的工作才不是敷衍拖拉，墨守成规，而是生气勃勃，有创造性的。
朝气蓬勃，还是一种努力学习、永不自满的精神。胡耀邦指出，学习对于团的干部尤其重要，我们要善于向党学，向群众学，向实际学，向书本学，向左邻右舍学，向一切有经验有知识的人学，只有这样，经常注意吸取新鲜事物，增长新的知识，不断提高思想水平，我们才能够永远保持革命的朝气。
怎样去保持革命的朝气？胡耀邦认为，只有严格执行党和国家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永远保持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才能做到保持革命的朝气，并且永不变质。他告诫广大团干部，奢侈浪费是思想上的腐蚀剂，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就会丧失革命志气。同时，我们还要防止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沾染官僚主义的恶习。
胡耀邦进一步明确提出，朝气蓬勃是必须建立在踏踏实实了解情况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朝气蓬勃又必然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
所谓实事求是，“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既不夸大，也不缩小。采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缺点，从实际出发，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蛮干，不乱干，不弄虚作假。有认真严肃的工作态度，有实干精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胡耀邦还说，实事求是就是工作要扎扎实实，具有革命的坚持性，我们要多做打基础的工作，讲究工作实效。我们要认真学习党的政策，重视有关青年工作和青年问题的研究，把政策弄懂了，情况摸清了，问题看准了，就要发扬革命的坚持性，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有始有终。
胡耀邦认为，绝大多数团干部热情很高，干劲很大，但却往往有实事求是不够的弱点，值得广大团干部警惕。革命干劲越大越好，但是必须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我们不怕困难，藐视困难，但是对困难要做具体分析，认真对待。要有远大理想，但必须脚踏实地。
胡耀邦引用毛泽东的话，指出团干部心要热，头要冷，要冷热结合，做冷静的促进派，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
他倡议，“全团干部要有革命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不辜负党的委托，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养成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好作风。力争把工作做好，成为党的优秀的青年工作者。”
在胡耀邦的极力倡导下，“朝气蓬勃，实事求是”成为共青团的传统优良作风，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团干部，使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团内发扬光大。“八字方针”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胡耀邦为共青团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这种特别的工作方式里反映出优良的工作作风：勤奋读书之风、调查研究之风、平等商量之风、讲求实效之风。这些工作作风正是五六十年代青年团干部的工作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