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邓小平向胡耀邦嘱咐“有些人不能重用”
核心提示：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忘记指出，“有些人不能重用”，如“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人”、“风派”、“溜派”(指溜须拍马的人——引者注)等等，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有着相当的警惕。早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曾这样回忆过：“还在毛主席指定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时候，王洪文避到上海，在那里搞阴谋诡计。他跟赖可可说，十年后再看。这话触动了我。”正因为此，邓小平在充分强调顾全大局的同时，仍提醒全党十分注意队伍的纯洁。
自本刊1997年第4期报道邓小平一份珍贵手稿的发现以来，社会各界反应强烈。人们不仅从邓小平留下的亲笔提纲中，更深人地了解到当代中国历史性变革的思想源头，而且也为这一珍贵文物的发掘故事所吸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再次走访了著名学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起草的组织者之一于光远先生，希望能进一步了解有关邓小平这篇重要讲话形成的情况。
第三次谈话
大约两天后，新一稿改好了。邓小平同胡耀邦、于光远等人作第三次谈话。于老的记录稿大约3500字。于老回忆说，邓小平是逐字逐句地与起草者进行研究的。谈话记录也是一个证据。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已进行二十六七天，时间相当紧迫，邓小平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讲话稿的审定上来，其情其景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谈话一开始，邓小平说：“概括讲四个问题，基本可以。”说明这时的稿子已改为四个部分的结构。他要求在稿子“头子上或中间要讲一讲重点转变问题，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针”。于光远的记录稿上就有“重点转移的评价，新时期，真正反映”等字样。可见邓小平是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样一系列号召的目的，归结到工作重点转移这个“大前提”上面。这是前几稿没有谈到的。
接着，邓小平谈到华国锋在会议上作自我批评的情况，批评了把个人摆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说，“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定了，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的提法要改变”。“毛主席、党中央[的提法]就反对过，不能把个人摆在中央之外之上。我就讲了这个道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两个凡是重要。我就是这样评价。”这实际上是一段题外话，但却有相当重的分量。因为不论从反对“新式迷信”还是从确立改革取向的领导格局而言，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这个自我批评都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他在这样的问题上还一味坚持而不加以改变，那么整个改革发动的进程就会出现曲折，形势也会复杂得多。所以这是个大局问题，是比“两个凡是”争论本身更重要的问题。
由此，邓小平谈到官僚主义和制度问题：“真正是说有上层建筑的问题，官僚主义是一个内容。说权力过子集中，离开民主集中的集中，脱离了组织。离开民主集中，这才是实质。”“各级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整个组织一直到支书，权太大，不利。”“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支持人们敢想敢讲敢做，(甚至包括经济)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
“为什么僵化的原因。干得好干不好一样。(不仅不一样)要打击，而且还得全票的，不得罪人，大家却觉得可以过得去。政府制度是这样，党内制度也这样。怪现象发生。”邓小平特别提出要加写一段追查所谓谣言的问题，说这“实际上是软弱、神经衰弱的表现”，还说“打击报复的，很恶劣风气，必须制止、斗争”。显然，这些意见形成了后来正式稿分析僵化原因的文字。对于起草者作出的因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从而产生三种“怪现象”的分析，邓小平感到满意，说：“我看写得不错。”
关于经济民主问题，邓小平就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和按劳分配讲了重要的观点。他说：要加这样的意思，“搞得好的得的多，包括领导干部，不但有精神奖励，就应该多得，就应该先富起来。”“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调动不行，只讲风格，风格是不行的，对极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又说：因此，要加这个意思：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这个重要的思想，几乎原文写进了正式讲话。
关于“向前看”的问题，邓小平在谈话一开始就强调：“这个历史前提是总的东西。”他说：“问题太多，只能解决得粗一些”，“过去处理，特别是政治结论上，可宽可严宁肯从宽”。“对过去，正面解决就行了，不追查细节，从大局着眼，对过去的人可以宽一点，但应把问题讲清楚，可以等待、思索。”“我们只要把大是大非弄清了，有些小是小非一件一件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有些事，不宜多谈。有些问题不可能完满。聚精会神向前进”。
在邓小平看来，重要的是“引导向前看，向后看与向前看的关系”，以此来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工作转移。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忘记指出，“有些人不能重用”，如“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人”、“风派”、“溜派”(指溜须拍马的人——引者注)等等，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有着相当的警惕。早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曾这样回忆过：“还在毛主席指定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时候，王洪文避到上海，在那里搞阴谋诡计。他跟赖可可说，十年后再看。这话触动了我。”正因为此，邓小平在充分强调顾全大局的同时，仍提醒全党十分注意队伍的纯洁。
对责任制问题，邓小平始终给予很大的关注。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讲这个问题。”“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的就要降。”“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到具体的人，具体的集体与个人，比打屁股效果更大。”这些话正式稿基本吸收了。邓小平还谈到“培养专家”问题。
专家即指知识分子，当时“左”的偏见尚未排除，因此他说：“专家这样一用，就用下去。为社会主义事业。实际上造福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后来正式稿说：“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这就澄清了一个多年来搞乱了的重要是非。
关于“研究新情况”一节，邓小平考虑较多的，是改革马上会带来怎样的社会问题：“仅仅改革上层建筑，也可以说改革生产关系，都可以带来许多问题。涉及到大量的人，减人安置人，什么人学习，什么人改行，可麻烦了。……等待安排，工资照发，仍会不满意。”“这个改革会涉及大批人的切身问题。”对此，邓小平想到的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并且创造条件使其各得其所，是不容易，相信群众，会取得群众理解、谅解。”
他说，“震动比较大”，新的问题“并不比现在的问题简单，而且会更复杂，走群众路线，信任群众，教育群众以大局为重，可以解决。随着生产发展，社会需要方面很多。明年即使不大量出现，后年肯定大量出现。总之随着生产力发展可以得到很好解决。农村多种经营搞起来，劳力可以得到安置。”
作为一种信念，尽管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邓小平对它的光明前途却是坚信不疑的；而作为一种预见，邓小平所谈的确是最根本的困难，这在二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不能不令人赞叹他的目光如炬了。
于老对我们回忆说，这次谈话，邓小平对稿子看得更细，意见也谈得更具体。谈话之后，根据他的意见又作了修改。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当邓小平听起草者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断然说：“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起草的工作才算完成。
关于这个讲话稿的起草，于老说：讲三中全会吹响改革的号角，就集中表现在邓小平的讲话中间。讲话的内容可以说全是邓小平自己的想法。不但思路是他的，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语言也大都是他的。他对执笔人写出的稿子很仔细地看了，在审读讨论稿子时又不断深化和充实自己的思想；讲话的题目也；是他提出来的，虽然按照会议文件的统一格式，在印发给会议出席者的正式稿上没有题目。
他的思想，首先写在那三页提纲中，然后在改稿的过程中，对原先的提纲又作了不少补充，大大丰富了内容。虽然执笔写稿子的人、定稿时发表意见的人也不是一点作用不起，但是讲话中那些精辟的见解可以说完全是邓小平的。也还有些新思想、新观点在那个讲话稿上没有反映出来。
对起草这个稿子，于老谦虚地说：“我只作了这么一件事，即是遵照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意思，找到了执笔起草的人，向他们作了传达，商量了一下文章的框架，限定时间拿出来交卷这样的事。我没有提出值得讲一讲的意见，我也没有动笔起草稿子。”
在访问于老之后，我们这些晚辈对二十年前发生的这件不寻常的故事，真是神往不已。虽然我们无缘亲历这些历史场面，但老人的追忆使我们了解：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转折中，邓小平作出了非凡的贡献。这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复兴的历史里，铭刻在世代中国人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