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华淦：从胡耀邦关心黄帅看中国高考改革

又到一年一度高考时。说到高考，让人想起这样的一则故事：

文革时期，黄帅因《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刊发了她的一封信和几篇日记，使得12岁的她闻名一时。文革结束后，黄帅参加高考，并决心远离文科，以320分成绩报考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但却因文革中的问题而不能录取。

当时兼任中宣部领导的胡耀邦得知后，说了这样的话：“黄帅考了320分，不录取，小孩子犯了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有的同志就没有眼光。黄帅如果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就很了不起。”

这样，黄帅最终得以上了大学，并于1986年考入日本东京大学，后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工作。

这一事例给人的反思是，文革结束后恢复了高考，对学生的政治审查虽然现在还有，但对于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成份等，基本上是忽略了的。这就使得许多被划为地、富、反、坏、右及资本家等家庭的高考生，只有考取了，就能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高考和其他制度的改革一样，往往容易产生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

在高考制度上，一方面，我们强调公平竞争，按分数录取，一方面又对如黄帅这样的人不予以录取，搞“区别对待”。这虽然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但是，这种“区别对待”的认识误区和政策偏颇，发展成许多不合理的特例录取上：诸如外国公民子女和对境外（港、澳、台同胸）公民、对少数民族分数上的优惠等等。还有，高考中的众多的加分项目：诸如参加奥数、获取体育冠军、体育特定项目达标或某级三好学生等，如果说，这当中有合理和必须的成分，但这样的区别对待必然会产生政策漏洞和对优惠的滥用。

而从胡耀邦批示或中央高层首肯终于使得一个女孩子如愿上大学这件事看，虽然，这充分体现了中央领导的为民情怀和高瞻远瞩，但却让人深感领导批示与依法办事，照章录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种冲突的根源在于教育的行政化。而教育的行政化使得我们的大学只有副部级的大学和某一个行政级别的大学这种中国特色，而鲜有，或难以产生世界级的一流大学。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高考，到现在大学扩招，大学不断地扩张升级，学院、大专升本和中专升大专，加之民办大学和函授、党校发文凭、自考等等，及使得目前进大学和获取大专以上文凭是一件非空寻常的事。这是与教育行政化并列的另一个怪胎教育产业化的结果。而教育产业化如果不加把控，其发展方向则是教育市场化，目前的大批人才外流，大批的人出国读大学甚至读中学、小学。而在国内举办的各种国际学校，则是在与国际接轨和其他漂亮的名词下的“吸金运动”。

由此看来，检验高考是不是真正的公平、公正，是不是通过高考能真正的能发现人才、吸收人才，培育出人才，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是看，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太愿意和不太在意搞高考移民，包括出国读大学和让子女迁到某些城市参加高考，那么，高考改革，才是真正的取得实效了---当然，高考改革的最终成功，还得取决于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内容、方式方法、制度理念、学校管理乃至促进就业和等全方位的改革。